母亲病了。
那一段我正好在家。确切地说，是在军区通信总站代职，半年。总站离我们家乘车二十分钟的路，领导做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让我能够兼顾孩子。我通常是早出晚归，当部队有什么重要事儿时，就不归，晚上海辰由小英带着。五月下旬，母亲感到右腿膝部疼痛，后来就开始肿。去医院挂专家门诊，说是类风湿，开了些有关类风湿的药回来；母亲和我们都想，要是类风湿就不算什么了，慢性病，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只是腿疼得蹊跷，越来越疼，皮儿都疼，不能挨，手一挨就疼。六月下旬，母亲开始发烧，低烧，伴有咳嗽，但是没有任何人想到把它和腿疼联系到一起，都以为是感冒。正好之前海辰感冒过一次，就想当然认为是海辰传染了姥姥，就拿些感冒药来吃，却总也不好，烧依然是低烧，咳嗽重了，喘，呼吸困难。好不容易说服母亲去医院——母亲最不愿去医院——透视没发现问题，于是坚信就是感冒，可能由于是热伤风，不易好。当时我正在通信总站参加长话连的一次全军业务考核，那些天晚上就住在连里，我不在的日子，夜里小英由楼下搬到楼上陪着海辰，于是楼下就剩下了母亲。妹妹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回家去住了，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家。
母亲盘腿端坐床上，两手支撑在身体两侧，几天不见，脸都有些肿了。问母亲怎么回事，说是喘不上气来，憋的，夜里睡不好。拉过母亲的手来，发现由于用力支撑身体，手背关节都被凉席磨出了一层黄色硬皮。后来，后来的后来了，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妹妹告诉我，那些天母亲夜里憋得躺不下，就一直那样坐着，妹妹几次说要把我叫回来，母亲不让，说我这次是带着任务回来的，压力大，“你姐姐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我能帮帮她就尽量帮帮她。”
在我的动员下、也是母亲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又去了医院。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检查结果是，中心型肺癌，三十四厘米大，并已向纵膈转移。
母亲在医院里住了四十天。
那四十天是那一年里最热的四十天，我们姊妹六个全部地、全力以赴地扑了上去。
听说北京海军有位抗癌明星也是肺癌，从发病到现在已活了二十年，我们千方百计将电话打了去。那人说，他刚诊断出肺癌时就已是晚期，决定手术，打开胸腔后发现，已多处转移，医生什么都没做，又把胸腔关上了。后来他靠化疗，靠积极的生活态度，坚持到了今天，现在，肿瘤的原发灶都已钙化。这消息给了我们巨大鼓舞；妹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广告说有种膏药能治肺癌，五百元一贴，两贴见效，不假思索就将一千元钱寄了过去；妹妹家离医院较近就成了我们给母亲做饭的据点，妹妹家的煤气灶由于不停地炒啊，烧啊，炖啊，煮啊，加上天热，灶台的塑料开关都热熔掉了；病房里没有空调，我们轮班昼夜给母亲扇扇子，到扇扇子也无济于事时，就想法给母亲的病房里装上了空调。按说这是不允许的，但为了母亲事先我们已经打通了所有的关节，从院领导到科领导到医生护士长到护士，我们全都拜访过了关照到了。医生护士们劝我们说你们这样不行，一下子全“烀”上来不行，得做个长期安排，轮流来，否则这样下去，你们受不了。我们一一答应着，但是谁也不肯轮流来，每个人都是天天来，哪怕没什么事做，只要能跟母亲待在一起。母亲睡了，我们就静静地坐着，等她醒来，有时便会把手放在她的脚上，轻轻摩挲。从前至少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从前我特别不愿意过分地跟母亲亲昵。
有一段时间母亲很好，呼吸顺畅了，腿也消了肿，不疼了。是在刚做了两次化疗的时候，正作用开始显现副作用还没出来的时候。那天中午我值班，海辰放在了妹妹家里，吃过饭后我有些困了，我说妈妈你困吗？母亲说我不困，你要困你就睡会儿。看得出母亲不想睡想说说话，我就说我也不困。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中间有一人来看母亲，母亲不耐烦她的打断就半闭上眼睛做疲惫状令那人很快离开，然后又跟我聊，兴致勃勃。在窗式空调机习习的凉风中，母亲用一种在愉快中回忆不快时的口吻说：“本来以为这条腿好不了了，都僵了；又想，好不了，就锯掉，我有六个闺女呢，不怕！……以后，一年是得来医院几次，输输液。”母亲最终不知道自己患了癌，告诉她是肺炎，这是我们姊妹六个的决定，主要是考虑到母亲心脏不好。至今我为此后悔。母亲聪明坚强，她有权利有能力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我曾力主她去北京，她不去，可是，倘若她知道了真实病情，会不会去呢？做化疗也没有征得她的同意，一切都在欺骗中进行。最终正是化疗的副作用导致了她生命力衰竭。那次母亲同我还谈到了钱，显然她的头脑始终清醒，那些日子钱在我们手里都不是钱了，只要是母亲需要，花！流水一般。母亲心里都清楚，精力稍微好一些，她就要开始安排了。她说：“把你的钱取出一半来，”我一向在母亲那里放有存折的。“把她们垫的钱都还给她们，报销之前，由咱们俩先垫支，解放一大片。”并显然地对空调也认可了，以前要给她安她一直不让，嫌用空调室内空气不好。“要安就安楼上吧，安楼下影响窗外的铁棂子。”我说要安就安分体式，分体式不会影响铁棂子，安那种一拖二的，客厅、母亲卧室各一。我说这些话时母亲眼里一直微微含笑，我说完后她没说话，默许。跟母亲说这些事时我是真诚的，投入的，同母亲一样兴致勃勃的。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在坚信奇迹，期待奇迹。
母亲很快就进入了衰竭阶段，衰竭到后来都感觉不到癌肿的疼痛了。
由于海辰还小，去医院照顾母亲的事情就多由姐妹们分担了，我每天除了去医院看母亲，大部分时间仍得同海辰一起。那一段恰逢八一建军节，干休所给老干部们分东西，有子女的由子女往家里运，没子女的由干休所的战士帮着运，到处是喜气洋洋的热闹忙碌。父亲母亲在这个干休所里口碑一向很好，与老干部、与左邻右舍关系也好。即使如此，降临在我们家的灭顶之灾于别人也不过是一番感慨嗟呀而已，什么样的个体灾难都影响不了整体生活的继续，人们该过节过节，该分东西分东西，旁人的苦难与己无干，无干到都影响不了一顿饭的食欲，我曾经也是那样的一个“己”，作为“己”时我对人人之间的那种深厚隔膜全无体会，现在体会到了，体会得痛彻、惊骇。那些日子，我开始思索一个过去从未认真思索过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几千年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重复着生产、消费、活着、死去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活着而生产、消费，为了死去——至少客观上如此——而不辞辛苦地活着。然后又是新一代人的诞生，开始新一个完全相同的轮回。跳出来看，远远地看，居高临下地看，不带偏见地看，人同动物，同植物，同一只蚂蚁一片树叶一粒微尘，有什么本质区别？人知道人的世界复杂精彩，焉知道蚂蚁的世界、树叶的世界甚至微尘的世界，就一定的不如我们？常常，看到奔碌的蚂蚁飘零的树叶我们的怜悯之心菲薄之心会油然而起：有什么意思啊它们？焉知道是不是还有一双别样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发出如我们一样的慨叹：有什么意思啊他们？
我买了一本厚厚的《内科学》，书说：“少数肺癌患者，有时可伴有一种或多种肺外症状，其中以骨、关节病变和内分泌紊乱引起的综合症较为常见”，具有“发生快、疼痛剧烈、关节肿胀疼痛等特点……”这知识我肯定是学过的，但具体到临床上，就很难从腿关节的疼痛肿胀联想到肺，就是为母亲看病的那位专家不也就腿看腿看出了一个类风湿吗？当然我们挂号挂的就是风湿科，但是，我敢说，没有哪一个腿疼的病人会想到去看呼吸科。让病人根据自觉症状做出自我诊断后选科挂号的方法弊端太大，应由院方统一先做初诊；可是，哪里去找这种全科全通的医生胜任这样的初诊工作？医学在疾病面前，常常是无可奈何。
一天夜里，我见到了父亲。父亲穿着他那身浅驼色的中山装，站在院子中间，面向楼房，垂首而立，无语。我一连声地呼唤爸爸爸爸爸爸，父亲不应，不动，亦不抬头，令我始终没能看到他的脸。后来我醒了，醒来后心怦怦直跳，想，是爸爸来叫妈妈了吗？
母亲离去那天夜里，妹妹和小英在医院值班。那时家里住着我和海辰以及从外地回来的二姐一家三口。没有母亲的家是那样的空旷，清冷，凄凉，没有意思，家里人再多也抵不过一个母亲所能产生的温暖。为了打发那些无聊多余的时间，我们只好做一些最简单的、能磨掉时间又不必动脑子的娱乐，比如打打扑克下下军棋。那天晚饭后，我们聚在餐桌上下军棋，两个孩子下，两个妈妈各给自己的孩子支招，差不多到时间了，就洗洗上床睡觉，准备第二天再去医院。夏天，不到五点天就亮了，天一亮我就醒了，海辰在我身边熟睡，这时，我听到房头方向传来了嗵嗵嗵的脚步声。像是有预感似的，心突地一跳，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谛听。那其间由于修路，电话一直不通，家和医院无法联系。……脚步声进了院子，窗外出现了小英的脸，我和海辰睡的是楼下母亲的房间。小英说：“姥姥不行了！”几分钟内我们就都起来了，大人，孩子，向外走时我瞥见了散乱在餐桌上的军棋棋子，立刻把目光转了开来，但那一瞥已然刻在了心上，冰冷冷的……
病区走廊洁净如镜，还不到起床时间，病人们都还在熟睡，到处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几个人参差急促的脚步，快到了，就要到了，妈妈，我们来了！大概是听到了脚步声，妹妹从病房里探出来半个身子一张脸，那脸苍白如霜，唯眼睛通红。妹妹冲我们压低嗓门喊了一声，喊完就把身子缩了回去，声音喑哑。她喊得是：
“不许哭！哭人家就要把妈妈拉走！”
病房里聚齐了我们姊妹六个，那一刻唯一令我们安慰的是，母亲的脸。此前那脸由于病痛折磨眉头一直紧蹙，这时完全舒展了开来，嘴角挂着一丝明显的笑意。为什么，妈妈？肯定不是因为终于摆脱了病痛，至死，母亲是想活的；至死，母亲在疾病面前是顽强的。母亲于夜间三点多离去，一点多时，要求下床解手。那时她的腿已经肿得打不了弯了，全身衰竭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了，但是，坚持下床解手。解完手后，问妹妹：“海辰呢？”妹妹说：“怎么想起海辰来了妈妈？”已经夜里一点多了海辰不可能还在医院，妹妹担心的是母亲是否神志不清了。不料母亲不满地道：“怎么想起海辰来了——海辰现在交给谁了？”那一段为了能多在医院同母亲待会儿我常把海辰东交西交逮谁交谁，令母亲不安、不满。海辰是第三代里最小的一个，也是母亲为最喜爱挂牵的一个，除了他的懂事聪明，我想，他的没有父亲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妹妹这时方才肯定母亲神志是清醒的，不过是由于一段儿一段儿的衰竭、昏睡没有了时间概念而已，便道：“海辰跟姐姐回家了。走时跟你告别来着，你睡了。”母亲道：“噢。”自此无话，直到离去。这证明母亲心里分明是有我们的，是舍不得我们不放心我们的，那么，她脸上的那份舒心，那份惬意，是为了什么？
我们把脸贴在母亲的脸上，贴在母亲的手上，胳膊上，腿上，六个女儿的泪水把母亲的身体都打湿了，病房里却一直是静静的。静静地，姐姐说了：
“你们看妈妈的脸，多舒服啊。……妈妈肯定是见到爸爸了！”
……
妹妹送我和海辰回北京，就是在那次，妹妹告诉我：“妈妈不让我叫你回来，说你姐姐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我能帮帮她就尽量帮帮她。”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母亲怎么会知道我是“一个人带着个孩子”，因为我不在她身边，我不说，就没人会知道。我从来不说，只有在春节这样不得已的日子里才解释一句：“妈妈，彭湛回兰州了回不来，他那边生意出了点问题。”“噢。”母亲每次只这样应一句，并不多问。小时候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很唠叨的，按常规人越老越爱唠叨，母亲不，尤其在父亲去世以后。父亲去世后母亲有了很大变化，比如从前对于新闻联播和报纸，母亲是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的，感觉上好像父亲看了就等于她也看了；从前，我们工作上的事情都跟父亲说，跟母亲说的多是个人家庭的情感琐事。父亲走后母亲开始每天看新闻看报，一丝不苟。是在我也当了母亲——单身母亲之后，才体会到了母亲变化的心情，她是想尽量承当起我们对于父亲的那部分需要，在各方面都对我们能有一些帮助。
母亲确诊之后我给彭湛拍了电报，没说要他来或不来，只告诉了他这个事实。心里是希望他来的，深知母亲对我们的现状是有怀疑的，他若能来会使她放心，这是其一；其二，母亲是爱他的，至少从前，在所有的女婿里，最爱的是他。作为回报，老人临终前他应当来看一下。当然，我不会因此背着母亲向他乞讨，母亲的自尊就是我的自尊。他拍来了一封长长的电报：惊闻妈妈患病深感痛心老天爷如此对待好人太不公平企望妈妈早日康复儿日日祈祷夜夜祈祷。我把那封电报撕成碎渣儿扔进了垃圾桶里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包括小英，心里头的全部感受只有三个字可以概括：伪君子。让我深感安慰的是，自始至终，母亲不提他，拿他当没有一样。感觉上并不是为了怕刺激我，是真觉不值一提。现在想，母亲知道一切。看到我没有哭哭啼啼，没有怨天尤人，工作、带孩子努力勤奋，母亲就知道了我需要的是什么，不需要的是什么。直到今天，我感谢母亲无言的信任、支持，无言的同仇敌忾。
彭湛来了信，第一次就离婚问题正式摊牌，全文如下：
韩琳：
你好。海辰好。现在是凌晨一时，提笔给你写这封信，很难，但得写。
最近我去省内各地跑了一圈，还是为债务的事，经历了不少小的成功和大的失败。
我发觉我的心是彻底死了，是在这次挫折之后不久的事，想一笑置之，却连“一笑”都不可能。在北京时你对我的分析和指责，极诚恳，极正确，我的确是个自私、轻率的人，为自己想的少，为别人想的更少。结婚几年了，现在很冷静地想，你在我心中究竟占了多大的位置？想起来很寒心，冉占的位置稍大些。但我现在对冉也是动辄训斥和打骂，有时打骂毫无道理，但就是忍不住。包括彭澄，你知道我是很爱她的，但在她走前的头几年里，我与她的信件往来就已是只言片语聊胜于无了。
我是自己把自己搞糟的，糟到极点，轻率到极点，包括我们的婚姻。韩琳，我在你身上找不出一点毛病，却极深地伤害了你。我也曾无数次下决心，抛弃这里的一切，甚至工作，去北京，哪怕当一个摆摊的个体户。但是想远一点，以我的德性、脾气，会更近、更直接地伤害你和海辰。我们婚姻的失败责任全在我身上，我现在一想起彭澄的热心和虔诚，就无地自容。我已下决心去海南，冉准备给他妈。实在不行，我就带上冉走。
我是个极不称职的丈夫、父亲和哥哥，有时半夜三更恨起自己来也是腮帮子发酸。我是很真诚地说以下这些话：我们分手吧！对于海辰，我会尽量尽义务，但也是经济上，我的心中，早就没有爱了，一点都没有了！
现在大约有五万多的债务，朋友们帮衬了一下，目前几个月还支应得过去，往后，就不敢想了。在海南再失败，我就用极端措施制裁自己，当然说不定到时候又会改变主意。我是个多变的乱七八糟的人，你对这一点早就看清了，我也看清了，只是比你稍晚些。
韩琳，我是极认真地希望你幸福的，你应该尝试寻找新人，也许现在是晚了点，但是你比我冷静、成熟得多，也透彻得多，我想你能从我这里汲取很多很多的教训。
我的思路很乱，再加上喝了点酒，酒后是真言和肺腑之言。
彭湛
这封信将一个男人想和一个女人分手时的理由、借口说得全面到位：不爱了；自己不好；自己的境遇不好。当然这一切有可能全是真的，我是说他的境遇，可惜对我毫无用处。我愿意尽力理解体谅对方，更何况他的愿望也正是我的愿望？但是，没有办法，在海辰还理解接受不了的时候，我们都必须等。这一等，就是两年。深知这两年里彭湛和小吕对我的怨恨。据说，他们认为我是在报复。又说，我是为了用这种方法要一笔巨款。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不解释。我不能仅为了解释的需要就捧出海辰单方面的不舍——他的父亲说，对他“早就没有爱了，一点都没有了”。
两年里，彭湛多次同我就离婚问题交涉。由于海辰的不同意我就也不能同意。谁说婚姻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有了孩子，婚姻就属三方，尤其在这个孩子尚未成年的时候。而只要我不同意，彭湛和我离婚就断无可能。《婚姻法》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在此我很抱歉，我不得不利用《婚姻法》对我的那些驻守海防边防、长年甚至一生都与配偶分居的战友们的特殊保护。
这两年里，我努力工作，成绩卓著，经济状况因之大为改观，母亲和海辰是我的重要动力。我爱以我幼年时的感受去体会海辰的心情，幼年时的我，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是关心和温暖，希望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是强大和骄傲。而今海辰只有我，我唯有像母亲那样兼具了母亲和父亲的职能，才会使他感到安全，没有更多缺憾，人格更趋健全。
这两年里，海辰也没闲着，他迅速长大。终于有一天，我想我们有条件再次讨论关于离婚的事儿了，那年海辰五岁。
“海辰，你看你爸爸总也调不来北京，还是离婚算了。”
“为什么呢？”
“如果不离婚，万一哪天妈妈出了什么事，不在了，你就得归你爸爸，得随他去兰州。兰州在大西北，周围到处都是沙漠什么的，远不如北京。”
“哪里都不如北京！”他插了一句，深为自己是一名北京儿童自豪。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感到抱歉，为达目的，不惜扬北京而抑兰州，不惜利用、纵容孩子的虚荣，有的时候，母亲的心真的是又功利又狡猾。顺着他的话茬儿，我又说：“至少在中国，是这样，首都嘛。……怎么样，跟他离婚吧？”
“那他还是我的爸爸吗？”在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后，他爽快答道：那好吧。
我和彭湛协议离婚，我不仅没要他的一分钱，连例行的抚养费都主动提出来不要。看得出这使他迷惑，不明白我拖了这么长时间才离婚到底是为了什么——就算是为了报复，要钱不也是一种报复？我仍是没有解释，仍是无法解释，我们之间由于缺少沟通导致了最终无法沟通。下决心倘有一天再为人妻，一定要接受这次婚姻的教训，要像申申说的那样去做，“该哭的时候，哭；该要的时候要；该撒娇撒娇该撒泼撒泼该吃醋吃醋”，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当然，前提必须是，得遇到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不要抚养费不是为了作态，是有条件的。那条件就是，如果我有什么意外，海辰不能归彭湛，得归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没有孩子，视海辰如同己出。之所以想到要立下这样的协议，是因为想到了冉。
领导命令我去抗洪一线生活。
此前，有段日子了，我和海辰天天看新闻联播，看哪哪又被淹了，哪哪的干部因不负责任或临阵脱逃被撤职了被处分了，哪哪还在下雨或将又要下雨，哪哪又上去了多少部队，看水位报告，看危机四伏的铁路干线，看坍塌的房屋，看失去了家园的农民……那段日子，由军人跑动的腿、洪水和摄像机组成的《焦点访谈》的片头，以及所配悲壮、激昂、震撼力极强的音乐每每使我的心怦怦直跳。海辰也不无担心：“妈妈，洪水不会淹到咱们北京来吧？”显然这事已引起了他异乎寻常的关注，他头脑里的国家领导人都因此由三个变成了四个，此前只有江泽民朱基李鹏，现在，加上了一个温家宝。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领导通知我去抗洪一线。我首先的反应是，我不能去。基于这样的考虑：那里多我一个少我一个实在无关大局，而我的儿子一旦没有了我，天就塌了。我去找领导交涉。“抗洪是一件大事。”领导说。我解释：“我的意思是，我去不去，对抗洪是一件小事。”“上级就这么通知的，我们也没办法。”领导两手一摊，做无奈状。现在的领导很会做工作了，远不是我在连队时那样的简单直率。“上级通知说必须我去了吗？”我问。“那你说叫谁去呢？”他伸出右手，弯着指头一一点了另外几个合乎上级通知条件的人的名字，这个有这种情况，那个有那种情况，比较起来，我的情况最不算情况。“不要想太多，不会有什么事儿，上级领导为你们考虑得很周到，给你们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九江。”
我明白我必须去了，也是在这一刻明白了领导那句“抗洪是一件大事”的本质含义。并不是害怕批评处分，以我的工作性质，让我转业离开部队都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只是在这样的局势、氛围下，即使我能坚持不去，恐怕也不会愉快，会否成为心中一个终生的阴影，都未可知。回到家里，我跟海辰说了这事，并说了我曾经为了他跟领导专门交涉过，我必须让他知道他在我心中是很重要的。他瞪大着眼睛听完后说：
“他们怎么这么坏！”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也不能这么说，这也是他们的工作。”
“不去不行吗？”
“不行。”
然后我就把出发时间、同行人员以及这几日的安排跟他细细说了一遍：出发日期是后天，与另外三个单位的三个人一起。我已跟妹妹通过电话，妹妹乘明天早晨的Ｋ３６特快中午到京，接了海辰后一块乘原车返回。今天下午我要去商场里买一些必需的东西。我去买东西时海辰可以在家里玩电脑，也可以找同学。这时海辰已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十岁了。
海辰说：“我跟你一块买东西！”我警告他要买的东西很多。他一向最烦逛商场，除非是专门给他买玩具。“我跟你一块！”他固执地重复。
要买的东西的确多，主要是琐碎，得在商场里跑来跑去。防晒霜，避蚊油，纸短裤，纸扇子，胶卷，录音磁带，手电筒，电池，手电筒和电池这样联系紧密的两样东西都不在一块卖，甚至不在一个楼层，还要给海辰买乘火车路上要带的吃的。海辰始终跟着我跑来跑去，看我挑选，帮我拿挑好的东西，提示我该去的楼层，表现出前所未有过的耐心和安静。买齐东西出来已是晚上，我们进了商店旁边的麦当劳，他要了巨无霸套餐，我又给他单要了一个中薯条两个苹果派，自己什么都不要，我不喜欢麦当劳，宁肯回家下面条，但喜欢看他吃。麦当劳店里到处可见这种看着孩子吃的妈妈或爸爸，有的是不愿意吃，有的是舍不得吃，神情是一样的，通常比孩子更津津有味。海辰显然是饿了，喝了两口可乐，就从盒子里取出厚厚的巨无霸狠狠咬了一大口，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嘴里还嚼着就急急地把已咬了一口的汉堡包又放回了盒子：“妈妈咱们拿回家吃新闻联播快开始了！”
这天晚上的新闻里，一位陆军少将被洪水冲得不见了踪影，一位空军上尉牺牲了，均在湖北方向。海辰马上掉过头来问我：
“妈妈你们是去哪儿来着？”
“九江。江西那边。”
“噢。”他略略松了口气，重新回过头去看电视。才发现，从前，我们对这一切的关注全然是旁观者的，带着旁观者事不关己的超然。
次日上午，我和海辰在家里待了一上午。收拾好我和他的东西后，就开始打印计划中要打印的东西，先是我们家所有银行存款的存单，再是借有我们家钱的两个人的名字以及她们的住址、电话。打完后印了两份，一份藏在了餐桌的夹层，让海辰记住；另一份连同海辰的户口本、我和彭湛的离婚协议书一起装在一个纸袋里，准备交给来接海辰的我的妹妹。我必须做好最后的、最周密的准备，否则，无法心安。中午，吃了简单的午餐，我送海辰去北京站，他坚持要自己背他的小背包，自己拎路上吃的东西，只让我拿着我的遮阳伞。那是一个干热的天，到处是轰轰烈烈的阳光，出租车不让进站，下车后，还有一段不短的路需步行。我撑着遮阳伞，他裸露着走在我的身边，小眉头由于强烈阳光的照射而微微蹙起。我要给他遮阳来着，他不让，由于我们俩身高的不一，一把遮阳伞顾了此就会失彼。
我们来到了北京站广场，广场上永远拥塞的人群都被太阳晒疏落了。进站后，妹妹已等在了那里，我送他们上车，直到广播让下车时才下来，下来后就跑到了他们坐席所在的窗下，等待车开，才待了不过几秒，就见海辰在车窗里同我打手势让我到车厢门口去，我去了，我到的时候他也到了，我们俩一个站在车厢里，一个站在车厢下，列车员隔在我们中间做着车开前的准备工作。海辰说：
“妈妈，到了那就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不过万一打不通，你也别着急。”
“你尽量给我打一个！”
“能打我肯定会打。你不能要求一定怎么样，万一做不到我会有压力。”
“知道了。妈妈，到了那你千万记住不要住一层！”一路上，他一直很少说话，要说，就是这几句，翻来覆去。这时候，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此前他一直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说：“妈妈，注意安全……”
我垂下眼睛，表示我不愿看到他的这个样子。这时我听到了列车员咣咣的关门声，同时听到海辰在关门前发出的一声急促的尖叫：
“妈妈再见！”
我抬起头，看到他隔着门玻璃同我招手，脸上没有泪，只有一脸如天上日头般灿烂的假笑。
……
那年他四岁。
那年他一直光洁如玉的皮肤上开始生出了茸茸的小汗毛。晚上，我坐在被窝里，他坐在我的怀里，听我讲画书。正讲着，他突然说：“妈妈，怎么我一看到光身子的小鸡鸡就直？”我问：“哪里有光身子的？”他用小指头点着画书上一群不穿衣服的土人，其实土人的私处画家全都很负责任地用植物叶子遮住了，前后都没有露着。他说：“这不是吗？”说着还把身前的被子推开，让我看他的小鸡鸡，自己也低下头看，一脸的纳闷。那一次我没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我已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搂着他的小身体，下巴颏搁在他香喷喷的头发里，低吟浅唱般道：“海辰，不要长大了，永远就这么大，跟着妈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