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茅岭纪事.5

    当她问到上海音乐学院的某某某时,她脸上忽流露出一丝惆怅,放轻声音道:我进来的那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吃午饭的。停了一会儿,又说,假如我要不进来,他就会和我结婚。她眼睛看着前面墙上的地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而她又很快回过神来,说她在这里过得不错,开始在食堂,后来在小分队,她不喜欢小分队,在那里很没意思,乱哄哄的,每天早上还要练功,她就不要待了,来到这里,又看仓库,过几日要歌咏比赛,队长要她去辅导,因她是小分队来的。她说起话来左顾右盼,搔首弄姿,语气又很轻浮,听起来就像在说梦话。我们很想打击她一下,使她回到现实中来,险些儿将她哥哥来到此地终又回去的事情说出了口。可她话头很快一转,说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时,她的儿子就将上小学一年级了,九月一日那一大,她将送她儿子上学,第一天上学,总是要妈妈送的。她眼睛里有了泪光,使我们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一回,她沉默了稍长的时间,我们就问起那华亭路的商贩。她说那人五十多岁,对她很好,对她儿子也很好,时常给她钱,衣服,对她说,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来就没意思了。她很怀念地又低了低头,紧接着又左右顾盼起来。她好像很容易就进了角色,并且很胜任似的。她的话很多也很碎,打也打不断,眉飞色舞的,将她过去,眼下,以及将来的情景都描绘得很有色彩。这时我忽然很想证实一下,她是否真有一个台湾叔叔,思索了一下应怎么问起,这时她开始谈到出国的事情,说曾有人邀她出国,被她婉拒了,现在却又有点动心。我就说你自己家里是不是有亲戚在海外呢?她说,听她父亲曾经说过,她有一个叔叔,是在国民党部队开汽车的,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这时候,我们感到很难将她哥哥的话告诉她了,无论她是多么令我们讨厌,是多么矫揉造作,想入非非,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儿子,还有台湾叔叔已经来到大墙外面却又返回,她的角色意识再强烈也抵挡不住这打击的,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事来,弄得不好收场。在这里,自伤与他伤的暴烈事故时有发生,我们无权再制造一件。倘若为了我们追求戏剧效果的行为,队长们却要承担其严重的后果,那实是很轻薄的举动。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仓库。
    劳教们很狡猾,避重就轻。总是能够绕过重要的事实去说别的。但从她们的谈话中,却也不时传达出一些信息,使我们窥见到她们的那一个世界。比如,当她们面对男人的那种要求时,她们常常说:人家这样恳求,怎么好意思呢?还比如,那华亭路的商贩,劝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没意思了"。在她们的世界里,道德与价值的观念、法则是与我们这个世界里,由书刊。报纸及学校里的教育所代替的法则。观念不相同的。她们生活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们是如何抵达彼处的呢?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日子过得有些快了,白茅岭的印象似有渐渐陈旧,采访有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对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过且过。早晨与傍晚,客车走在途中,窗外的风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无际,显得荒凉,柏树总是孤独地一株两株,久久停留在视线中。在无雨而干燥的日子里,尘土便烟雾般地涌起,挡住了后窗,汽车在雨后干涸了的车辙上颠簸,摇摇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时候,第一批干警和第一批犯人来到此地时,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情景呢!据说有野狼出没,在夜晚里长声嚎叫,召唤着迷路的狼崽。明月当空。孩子们又在齐声吼叫:谢谢叔叔,小学校到了,孩子们转眼间消失在一片树丛后面,他们长大了做什么?做第三代干警吗?
    星期一的早晨,队部又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干部们商量,要送那位严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做鉴定,这是通过一位学校老师的哥哥联络的关系。那女孩在严管其间依然如旧,严管对她没有明显的效果,干部们说:如真有精神病,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挫伤了管教干部的权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们情绪低落兴味索然的这一天里,很幸运地遇到了那个气质最高贵的劳教,她使我们保持了美好的观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气度,她的自尊与自爱,她直到如今尚具有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们之间能够进行一场至今为止最为平等和诚恳的谈话。由于她的这一切素质都是历经了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稳定和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们选择她来做采访对象的原因,是她出生于一个军队干部共产党员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卖淫。曾有一次,她的父亲,一名老共产党员,带了她的长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开办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迢地来到枫树林看她,这是一个意外的情节,她经过我们的窗口然后才走进房门,至今还记得她挺拔的身姿从窗前掠过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阳又特别清新。她穿了一件湖蓝色的确凉短袖衬衫,一条蓝色的线裤,脚下是一双浅黄色有网眼的浅帮平跟鞋,这双鞋能使我们想象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里是如何光华照人地出场。她有一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儿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态凝重而安静。她使我们静止了有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钟,觉得以往的所有问题对于她都将是不够尊重的,也将损害我们自己的形象,她是众多的劳教中唯一一个使我们想起并注意到我们自己形象的,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开始她垂着眼睛,后来她抬起眼睛笑了,说: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好了。我们不由也笑了,气氛这才轻松了一些。不久我们将发现,在这场谈话中,她其实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她是第二次劳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对于上一次的处理,她是不服的,她说:哪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是谈一次就成的呢?这次我服的——她说。她服的是什么?她又错在哪里呢?她说话很含蓄也很得体,头脑清楚,使我们不好穷加追究。她说她中学毕业在某个单位工作,厂里有个中年人,是个画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们的歧视。而她总是待他很好,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回避对他的好感,比如在医疗室看病时,让座位给他。然后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还教她画画,——我们想起黑板报上的题图,问是不是她画的,她说:是的。渐渐,就有了议论,她无视这种议论,依然与他接近。提起他时,她依然充满了温存的心情,她怀恋他说: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许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结婚,再生个小孩……他对她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使她走的是什么样的另一条生活道路?这条生活道路带给她的是幸还是不幸呢?当她结束第一次教养,回到单位,人事干部劈头就一顿训斥,这使她无法忍受。正好有个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写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次,她发现深圳是个适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帮她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回上海办理辞职手续,人们问她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她只说是去做水产生意,然后她就飞到了深圳,在那里就遇到了那个香港人,他们公司的老板。你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问。她说,帮助老板做生意。他教我,开支票,谈买卖,他都教我。他好吗?我问。过去我不认为他好,而到了这里以后,我觉得他很好,他对我父母很好,为他们买东西,寄钱给他们,打电话安慰他们,他对我父母好就是对我好。听说他来看过你一次?我说。是的,他来了,没有被同意会见,我出来会见爸爸时,走过那里——她指了指窗外,那里有一棵柏树,在阳光下——看见他,我没有哭,他哭了,我对他说:我已经三十二岁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说完,她沉默了。我问,他能不能和你结婚呢?这样的话我也不好多说,在香港,离婚是件复杂的事,财产,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却红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泪,轻声说:这些事想起来就很难过,平时我从不多想。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她,她的父亲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她说: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把爸爸带坏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我们又问她在这里生活怎么样?她说这里比妇女教养所好。为什么?是因为你在这里比较受重用?她在这里是小分队的,又是缝纫组,屡次受表扬嘉奖。她说并不因为这个,在妇女教养所我也是做大组长,反正我喜欢这里。她站起身走的时候,我想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感情,我们目送她沿了队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门内。太阳始终是那样光艳耀人,深圳是多么遥远。那香港人是什么模样的?人品如何?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情景又是怎样?她平时里不敢多想,想起未就会难过的,究竟是些什么?是过去的事还是现在的事,抑或是将来的事?过后,我始终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后,我还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话:"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子一样,结婚,生个孩子……"听她口气,对现今的状况非但不后悔,还有几分庆幸的意思。庆幸她脱离了那种常规世界的生活,尽管有些事她想起来很难过,那香港人路远迢迢前来探访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来谈话的是几位队长都极力推荐的一位劳教。她曾在劳教大会上做过讲话,讲关于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她的生平具有传奇色彩,甚至使我们怀疑:这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她已临近解教,这几日在队部服务,每日都看见她头戴草帽勤勉劳动的身影,一个美国老板要娶她为妻的故事便显得极不可信。可最终因为不忍辜负队长们的好意还是请了她来,她已有三十八岁的年龄,身体有些粗重,皮肤还算白皙,可却有坚牢的皱纹,她穿了一身劳作的衣服,想不出她还能有其他妆扮。她忙着为我们张罗茶水,除了殷勤讨好也不乏有诚实的关切和热情。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粗爽,不经我们多问,便如俗话所说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来。她说她的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去了美国——据干部们说,她的母亲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亲走后,父亲又另结婚,去了常州,她跟奶奶长大。小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那时,她长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乐。十六岁那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奶奶死了。奶奶死后,房子被叔叔们收回,她无家可归,日夜流浪,在一个夜晚,她来到黄浦江边,想来想去想不出有什么出路,便跳江了。刚跳下去,便被一个船民捞起,她湿淋淋地躺在江边,啼哭着。天渐渐亮了,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了她的身边,那是一个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人们并不问长问短,只啧叹着她的年轻和可怜。这时,江边走过一个妇女,一眼认出她来,说:这不是我家女儿的同学吗?曾经到我们家来玩过。于是,那女人便将她带回家,让她换了干净衣服,又让她休息。她睡不着,只坐在里屋床沿上发愁。这天,这家来了一个客人,是一个车床工人,自十三岁做徒工,至那时已有二十年工龄,一手好活,是个八级金工。人却很老实,还是孑然一身。这家的母亲正在为他做媒,介绍了一个女人,却不中他意,他正是来拒绝的。那家母亲先是不乐意,觉得被拂了面子,紧接着却心头一备便向里屋指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进门里,见一位愁容满面的女孩坐在屋内,退出门来时,只说了一句:问问她的意见。她并没有什么意见,跟了这男人,就将有住有吃有人养,她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跟了这男人去到他家乡成了婚,后来有了三个儿子,她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她想离婚了。他有什么不好呢?我们问。他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好,可是我不喜欢。她说,他只喜欢这世界上两件事,一是车床,二是钓鱼,除此,他对什么都没兴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看钓鱼竿,什么商店都不肯进,我想和他聊天,他说我为什么那样话多,我要给儿子买几件衬衫,他说买几尺龙头细布做两件就行了……离婚那年,她是二十四岁,她把儿子全都要了过来,住在市郊的小镇上,做些临时工。这段日子,是艰苦异常,总算平安度过。到了一九七六年,有一个晚上,镇上的政府办公室有一个秘书冒了雨匆匆赶来,说有一个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找她,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听电话,电话还没挂断。她跟了秘书跑到镇办公室,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夹带着啜位的说话声,说是她的母亲,她只感到茫然和惊愕。放下电话时,那秘书说你怎么那么冷静?她奇怪他说:为什么要激动?过后不久,母亲给她寄来了钱,共有两千元人民币,她这才激动起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钱,她数来数去数了多少遍,最终也没有数清楚,总是两千元多一点,或者两千元不到。她挑了一个星期日,带了三个儿子来到上海南京路上,对儿子们说:你们要什么,快说,我都给你们买,儿子们一向只习惯约束自己的欲望,这时几乎提不出要求。她便自己下手了,买了一大堆的玩具,儿子说:妈妈,我们已经大了!她说,不管,这都是你们小时妈妈欠你们的。然后母子四人又去国际饭店吃饭,尽兴而归。这一日在他们四个人记忆中至今仍是美好而激动人心的,后来,她的母亲为她办理了香港签证,与她在香港会面了。这一对阔别多年的母女相见的情景有一些滑稽,母亲抱住她就哭了,而她无动于衷,母亲说:你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有呢?她说:我实在是哭不出来,我实在是对你很陌生,你走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也希望自己能哭,可是哭不出来,怎么办呢!弄得母亲很扫兴。母亲在香港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在美国有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企业,也重新结了婚,有了子女,其中最大的妹妹,是当年出去时怀在肚里的。这期间,母亲的一个朋友,一个在美国的华人老板看上了她,希望娶她为妻,母亲也极力促成,因这桩婚姻将带给她生意上的好处,她却执意不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喜欢。母亲对她说:如你应了这婚事,我将给你和孩子许多钱,如不应,我从此不给你任何支援。她说不应,然后从香港回了上海,生活重新陷入困境,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有了两套房子,是母亲为她买的。她便开始动房子的念头,指望这能生出钱来。她被判处三年劳教的罪行是:提供卖淫地点。她不愿意多谈她的案情,将话题转到这三年的劳教生活,说这三年全凭了几个儿子才使她顺利地度过。天下再没比这几个儿子更好的儿子啦!她说。阿大老实,阿二精明,阿三糊涂,可阿大阿二阿三都很孝顺,三人每星期都要写很长的信给她,这些信是她最宝贵的东西,别的都是假的,唯有儿子是真的!她说。有一次,阿二来探望,她跑到招待所,就有人告诉她:那个青年是你的儿子吗?他带了个大蛋糕,一路上可不容易了,挤得要命,他拼命保护那个蛋糕。她跑进房间,对阿二说:阿二你为什么要带蛋糕呢?阿二微笑着说:妈妈你说今天是几号?今天是五月二十五日。是你的生日呀!是你三十八岁生日。你看看,这就是儿子,要知道,这不是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呀!多么难得啊!儿子给我看他在交谊舞比赛中得到的一等奖状,我看了就急了,说:阿二,跳舞这样的事情弄不好就要出问题。阿二说:妈妈,你不要急啊,你再看!他又摊开了一张奖状,是区的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证书,这就是儿子!她笑着,眼泪却滚下了脸颊!有这样的儿子,我怎么还能够去美国结婚?她问我们,我们无语。我想,在这因重复讲叙而已经得到整理的通篇故事里,终究还有一点真实的流露,我相信自己能够从面对面坐着的这人身上,识别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她离开我们之后,我们都改变了对她的最初印象,她所以一生坎坷,全由于一些性情的缘由: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这里的女人,似乎都缺乏一些理性,太随性情,还喜欢做梦。

《我爱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