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和……

    大约四十五年后。夏季的一天,老有上了火车。他找到了他的包厢,他的铺位。
    这包厢里数他上车最晚。他看了一下手表,可不,再过一刻钟就要开车了。他想起行前老伴和女儿送他出门的情景,她们轮番往他的箱子里、旅行袋里装衣物,生嫌他带的衣服少。老伴说,海边早晚凉,去年她去疗养,患了感冒不得不提前回来。老伴说着海边,他的大龄小女儿又往他箱子里塞了一条尼龙短裤,说是刚从个体户摊上给他买的。葱绿底儿,印着黑条纹,条纹上还有十字花点。老有想:多余,莫非我还能下海游泳?又这么花哨。可他还是夸了女儿的周到,心想如今说话都得有保留,女儿和游泳裤也不能例外。一句话说不对付,女儿也许就会冲他使性子。老有夸了女儿的周到,又夸了这游泳裤的花色。
    衣物总算打点停当,老伴和女儿又要送他去车站。老有拦住了她们,他愿意保持晚节:自己的车自己坐,家里正厅级就他一个人。
    老有离休了,要到一个海滨城市去度假。
    目前老有自有别的名字,老伴和女儿都不知他曾经叫过老有。当年他脱产后先在区里当教育助理,抗战胜利后调县教育科当督学。解放初,他不顾近五十岁的年纪又进省城插班上了速成中学,然后考上了医学院,毕业时只在实习中接触了临床,便留校当了政工干部。先是团委书记,再是系总支书记,离休前是院党委书记。老同志跟老有开玩笑,说他老干部、知识分子全占了,老有说他一辈子就盼拿手术刀,可惜只拉过俩疖子。
    软包的行李龛上已放满东西,老有把一个不大的箱子和旅行袋塞到铺位底下,只在洁白的小桌上留些零星,老有是下铺。
    老有放好东西,腾出眼睛打量了一下包厢里的旅客:对面是一位比他年龄还大的男人,上铺是两位妇女。老有这代人习惯称女同志,不管年龄、职业一律称女同志。现在她们一字排开却坐在老有的铺位上。
    车刚开,对面的旅客便把自己的旅行杯伸向桌下的气压水瓶,老有也忙把茶杯伸过去“排队”。排队的观念原来总使人变得计较。老有往茶杯里注满水,又打量对面的旅客。对面已把腿伸上床铺,脚上是一双灰尼龙袜,铺前是一双老式皮凉鞋。老有穿凉鞋却不穿袜子,女儿说这倒文明,穿尼龙袜子倒“土”。
    两位女同志也光脚穿凉鞋,她们把脚从凉鞋里脱出来再踩上去。老有一时看不准她们的年龄,便想:如今的女同志看不出年龄的居多,又有染发剂。那东西尽管破坏头发的蛋白质,也经常脱销。
    老有伸手胡噜一下自己的头发,他的头发是本色,花白,但不秃顶。
    对面的旅客秃顶。
    没人说话,只有广播,有人唱《三百六十五里路》。
    对面的旅客正喝茶,茶叶在杯子里一片一片地下沉。是好茶,新龙井。老有也喝茶,他也有龙井。老有不吸烟不喝酒,喝龙井。如今的“梅特”虽然涨到五百克一百元。可他喝。
    两位女同志不喝茶,她们看衣服,看新买的衣服,一位从尼龙袋里抽出一件给另一位看。这是一件分不清男女的衬衫,自底细黄条。她们把它展开并着的四条腿上,看得仔细,连个扣子、针脚都不放过。看一阵,又分析起缀在领子下的商标,一位念着“百分之百考特恩(Cotton)”说:“纯棉,百分之百的棉啊,好不容易抢到手。”
    老有也常听女儿说百分之百纯棉什么的。他下意识拽拽自己的衬衫,一件白特丽灵,便觉出有些背时。莫非尼龙时代已过去?虽然中国的尼龙时代比国外晚了二十年。
    “考特恩”,棉。纯棉。纯棉不就是百分之百的棉花么?棉花——花。
    纯的花。
    一位女同志又举出一件连衣裙开始辨认。这裙子没商标,两人便有所争论。这位说是纯棉,那位说是混纺,她们都用自己的经验说服着对方,还显出些激动。这争论也吸引了老有,他说:“对不起,我能看看吗?”
    一位立刻把老有当熟人似地说:“您说,这是不是纯棉?”
    老有拽过那裙子,两手摩挲了一阵说:“不见得是。”
    一位说:“看来您很内行,一定是这方面专家。是服装专家?”
    老有说:“不是,我只认识棉花。”
    一位说:“您经营棉花?”
    老有说:“不,目前我离棉花很远,可我懂,我小时候种过花。对。我们那个地方管棉花叫花。”
    火车正经过一个小镇,闪过一家紧贴铁路的轧花厂。在一带红砖墙内,籽棉垛成了垛,像楼房。老有指着那花垛说:“棉花垛,洋花。噢,过去人们管美棉叫洋花,好品种。现在有许多新品种,我想都应该属洋花。你们再看看那近处花地,也是洋花。”
    一片棉花地从窗外闪过,棉花正放铃,淡藕荷的花铃,温馨着大地和列车。
    两位女同志听老有说花,却没显出多大兴致。她们把展开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收起来。
    对面的旅客在喝茶,老有在喝茶,老有和对面旅客的目光相遇,发现那人赤红脸,短脖子,刷子眉总是一挑一挑。他喝口茶放下茶杯,打开一只小箱子,从里面捡出两个药瓶摆上小桌,却并不吃。
    老有想,好面熟。熟。那时候我脱产他调分区;我进城,听说他南下。四十多年为什么连做梦都没梦见过,今天却喝起了一个壶里的水。现在是认他还是躲他?躲吧,对,躲。老有拿起一张随身带的小报半遮半掩地看,看不见报上的大块文章,却盯住了报缝里一则寻人启事:“某男,戴旧军帽,离家七日不归……”那么得找,不能躲。找就得引他说话,一说话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说说花,拿花引他。
    老有对身边的女同志说:“现在许多花种都失传了。我们那地方的花分三种,除了洋花还有笨花和紫花。”
    女同志似听非听。
    老有看看对面,对面在研究药瓶上的字。
    老有说:“那紫花也并非是紫,是土黄,先前我们那地方的人都穿。”
    女同志似听非听。
    老有看看对面,对面放下药瓶哪儿也不看,摘下花镜散着眼光呆起来。
    老有又对女同志说:“我给你们唱个歌吧,也是关于棉花的。那时候日本人强迫种棉,抗日政府抵制,这歌是青联抗教的:棉花籽,两头尖,城里的公事往外传……”
    老有只唱了两句就扭脸看对面,对面的眼光更散,像不知有人唱歌。
    女同志倒笑起来。一位说:“没想到你还会唱歌,有个通俗歌曲就是这个调儿,一定是根据这首歌改编的。”她们开始往上铺爬,要睡觉。上铺一阵窸窣,包厢里静下来。
    火车停了一站,又走。
    已是晚上,包厢里有广播说火车要经过一个大站。这广播却招呼起对面开始收拾东西了。这是老有没料到的,他原以为对面也在终点下车。
    对面的收拾也带动起老有。
    车停了,对面出了包厢下了车,老有也出了包厢下了车。
    站台上早有人接过了对面手里的东西,几个人簇拥着他向前走。
    老有在后边走,只觉得那人的脖子更短了。他想,你也有七十出头了吧。
    出了站,有人殷勤地为那人打开一辆“尼桑”的车门。老有上了一辆“TAXI”。
    尼桑在一所独门独院的旧洋房前停下。
    老有也停在这洋房百米以远。
    那人进了门,楼上一个大窗子亮了,传出些欢欣的人声,分明是一个大家庭的欢欣。
    老有看了一阵听了一阵,就像刚发现眼前有房子,身后有树,脚下是柏油路。这使他终归想起了自己。我这是在哪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梦游一般。莫不是在寻人?寻谁,一个老熟人?一个老同志?一个老……?他就一准是?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他忽然想起百舍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是的吧,四十多年为什么没想起这人、这话。
    现在老有去哪儿?回车站,去度假。他身旁闪过许多灯,无论如何他是见过灯笼鬼儿的。那天黄昏,鬼在花尖上狠飘一阵子。后来鬼走了,老有才走进花地。他看见小臭子身下有几棵青花柴,港绿的花桃硌着她的肉。
    老有往车站走,身旁闪过许多灯。他想这分明是灯,只能是灯。为什么非要有青花柴、绿花桃,还有赤红脸、短脖子什么的不可。一切都是因了火车上那个“考特恩”,百分之百的“考特恩”。
    对面那个人的个子也许并不矮,进轿车时,老有分明看见他深深地弯了一下腰。
    1988年12月7日初稿
    12月30日改毕

《棉花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