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第五次“围剿”以来推行的堡垒主义，这种作战方法并非是蒋介石以及他的幕僚的臆想，而是来自于德国的高级顾问——冯·塞克特。最有意味的是，红军的顾问李德也来自德国，李德推行的也是堡垒主义，短促突击。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可以说是两个德国人在较量，然而却是两种不同的结局，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
冯·塞克特出身于普鲁士一个贵族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历任麦肯森第11军团、卡尔大公军团、约瑟夫大公军团及土耳其军团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又任巴黎和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到1926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并实施了建立10万“袖珍陆军”的计划，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1926年晋升一级上将并退休。他奉希特勒之命担任了蒋介石的军事高级顾问，不仅仅因为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更主要的是，他是希特勒法西斯独裁主义的追随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纳粹。他要把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主义推遍全球。
冯·塞克特一到中国，便向蒋介石灌输希特勒的独裁主义。在冯·塞克特眼里，希特勒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是由第一帝国到第二帝国的思想继承和发展而来。
冯·塞克特一遍遍向蒋介石贩卖希特勒的独裁主义——决不能让多数人决定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来作决定，当然每个人的身边都要有顾问，顾问是为了你，最后靠你个人的意志下最后的决心，由一个人单独作决定的原则是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的结合，权威是在独裁下产生的。有的重大问题，是无法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这样会使事情的本身变得一团糟，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
冯·塞克特刚到中国时，蒋介石便请他到庐山为军官训练团训话。冯·塞克特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身后有为他预备的椅子，可他并不坐下，他觉得站着讲话本身就是一种威严，而坐下讲话那是一种谈心，此时，他来到中国不是在和中国人谈心，而是向中国人宣扬希特勒的独裁主义。他讲话的开场白竟引用了一个下级军官一篇题目叫《领导德国恢复旧日辉煌的应该是怎样一个人》论文中的一句话，他一口气说下去：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那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独裁者的根应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之中，便知道怎样去对待他们，他本人与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因为他是伟人，具有着伟大的人格和独裁者的魅力，在流血面前不退缩，在死亡面前不发抖，为了目标，不惜践踏亲人密友，胜利是用汪洋的血水换来的……
冯·塞克特这次演讲，在军官训练团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掀起了一股崇拜领袖的热潮。冯·塞克特的狂想曲也激起了蒋介石心中的阵阵波澜，无形中，有很多东西他与希特勒的思想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他为了强化自己的思想，把这句口号刻在了每个军官训练团成员那把短剑的剑柄上。
冯·塞克特在与蒋介石的交谈中还大量引证了黑格尔有关对战争的论述：……
世界战争历史不是幸福的天国，幸福时期是历史上空白的篇章，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的，没有冲突的时期……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为长期的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丧健康……凡干大事业的人，绝不能以卑辱的方式呼唤——谦虚，仁爱，宽容——用此来反对世界性的功业及其实现发生的冲突，建立强大的国家，必须要践踏许多无辜的子民，碾碎前进路上一切绊脚石……
冯·塞克特推行的这些理论，无疑对蒋介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一次给军官训练团的训话上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以外，共和国体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他不是博古。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知道照搬法西斯的东西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吸取适用他的一部分，希特勒就是希特勒，他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可以说蒋介石是深深了解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他知道孔孟之道浸透了整个民族的各个角落。可以说，他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很了解中国这块土地的，然而他们最后走的路却是那么不一样，一个是革命，另一个是镇压革命，结局也就各不相同了。另外一个就是，蒋介石并没有吃透中国人一大部分的民心，失去了民心，同时也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冯·塞克特人生的四大信条是：“爱情，仇恨和祖国，利益”。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他万没有料到的是，在红军队伍中，还有一个叫李德的德国人在和他做殊死的较量。他们不谋而合地用了同一种战术，打的却是两种心情的战争，一个是法西斯，另一个则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两支中国的军队在进行相互拼杀。
早在慕尼黑的街垒战中，两人已经较量过了。不过那时两个人的身份不同，冯·塞克特那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国防军总司令，而李德则是一个起义的战士。
到了中国，两个德国顾问不遗余力地对抗，一方面是为了他们不同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为了他们不同的信仰，一个是无产阶级的虯E行者，另一个则是把共产主义当成头号敌人，推行扩张主义的独裁者。冯·塞克特眼看着红军的根据地在他的堡垒主义围攻下正节节溃退，曾有过短暂的兴奋，直到后来看到红军放弃根据地西进，也没能使他的兴奋持续多久，他终于发现这一点点眼前的胜利并不像他们追求的那样辉煌。
冯·塞克特所崇敬的和追求的是帝国的荣耀和形象，他追求的是第一帝国的荣耀。中世纪的罗马帝国，那是多么的神圣，可历史无情地使这种神圣很快衰落下去了。他梦想，经过自己的努力，把德国也建成一个第一帝国的形象，他崇尚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毅志，那就是扩张和独裁，可他的身体愈来愈差了，自己也许看不到德国在世界称帝的时刻了，自己的理想和夙愿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他这次到中国来，就是推行德国称帝计划的一部分，眼前小小的胜利，使他没能看到这一曙光，距德国称帝的目标还很遥远，遥远得似乎没有了尽头，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希特勒的话：要取得新的土地，只有东方才有可能……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冯·塞克特没有来得及等待他那光荣梦想的实现，便于1935年回国，不久便病逝了。他传播关于“独裁”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着蒋介石。
自第五次“围侧”以来，蒋介石觉得自己统一中国的雄心正在一点点地变成现实。那一段时间，不论走到哪里，他都会让随从给他带上那份放大的中国地图，那张地图有一面墙壁大小，他时常站在那张中国地图前畅想着统一中国的大业。
中国的古代皇帝中，他崇尚的是秦始皇、李世民、成吉思汗这些有雄心又有胆略的皇帝，他一站在那张地图前，就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内心勃发喷涌的是气吞山河之势，这种强大的胜利感，常使他感受到一种微醺，酒醉一样的快慰。
在1936年7月，陕北的白家坪，周恩来与斯诺有一段谈话，对那时的蒋介石有一段评价。
斯诺：你认为蒋介石的势力比前几年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周恩来：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而现在正在迅速地衰落，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他能够动员50万军队发起进攻和进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在他粉碎了19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变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斯诺；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你对他作何评价？
周恩来：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一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作为战术家，蒋介石采用了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鼓励士兵的高昂的士气和战斗精神，领先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英雄，他带一个团或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通过猛攻夺取阵地。1927年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了全部的力量进入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
在南昌，蒋介石又重蹈覆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一师向这个被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芳后撤，让蒋介石进入部分阵地，然后反击，把蒋介石带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起伏地带，最后使蒋军大败。
不过蒋介石在战略上要比战术上强一些，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强，这就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能相当老练地全面策划一次战役。
斯诺：从军事角度看，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恩来：有两个重要因素致使蒋介石第一次取得胜利，第一，他采纳了德国人的建议，在纵深构筑堡垒群，步步为营，以短促突击向前推进，最后以优势兵力，对红军逐步实施有效的包围。第二，我们未能在军事上同国民党19路军发动的福建起义相配合，没有支持这支牵制蒋的力量。我们本来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起义部队相互配合的，但听从了李德和上海国际顾问的建议，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撤退，去攻打蒋介石集结在瑞金附近的部队，这就使蒋介石得以从侧翼包剿19路军而把它打垮。
此时，蒋介石站在南昌行营的军事地图前，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印江、德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阳。这是红2、6军团所在的地方。当初6军团突破湘江，向湘、鄂、川方向“流窜”时，蒋介石就意识到了什么，他想到也许这是红军大部队的一支先头部队，他想到了红军企图撤离的计划，但他万没料到红军会走得这么快。
那时他就命令何键，一面追堵6军团，一面防堵红军大部队西窜。他已部署好了重兵，不让大股红军与汀西的贺龙联起手来。他为这一计划有些得意起来。
当他的目光离开印江、德江一带移到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时，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他心里清楚，这是一支并不比朱毛的队伍好对付的力量，他觉得此时消灭赤匪统一中国大业的理想变得遥远起来。在1933年底，那里的红军曾粉碎过川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撤走后，到了陕北，主力很快西渡黄河。
就在红军主力紧锣密鼓准备西征的前夕，蒋介石于1934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偕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少帅张学良等一行，从汉口抵达洛阳，参加了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的开学典礼。
他同夫人站在检阅台上，看着一个个学员方队在他眼前走过，强大的军乐队演奏出的音乐和方队里喊出的口号声，震耳欲聋，那一刻，蒋介石又领略到了那种微醺的感觉。检阅完毕之后，3000多名学员仍然排着方阵站在检阅台前，聆听蒋介石的教诲——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内战频繁而对外用兵者！不安内则不能攘外，日寇是疥癣之疾，共匪则是心腹大患，共产党的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为抗日，实为威胁我南京……共匪不除，国无宁日！
蒋介石在洛阳停留几日后，于14日到达了古都西安，迈出了他西北之行的第一步，当日的《华北日报》记述了蒋介石的西安之行：
……舆论认为蒋介石西安之行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因为国共的任何行动都会变该省为一主要战线，但蒋委员长暨夫人却大肆鼓吹新生运动……
蒋将军、蒋夫人行后做即席演说，前者用中文，后者用准确美妙的英文。在座的无不赞叹蒋委员长及夫人的尊严和风度，深为中国首脑层中能有这般才智、活力和献身精神的人物而欣慰不已。
蒋介石又到了兰州、宁夏等地，《华北日报》于10月21日报道了蒋介石宁夏之行：
方圆百里左右，只有绵延无尽的尖顶浅褐色的黄土山丘，山丘四围冲蚀成干裂的溪谷。
号角吹响了。民众开始欢呼，乐队开始奏乐，欢迎蒋介石夫妇和张少帅，客人们走下飞机，马鸿逵将军和其曾任山东省主席的兄弟马鸿宾将军走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表明宁夏仍在党国手中……
当时的内蒙古也发电邀请蒋介石去视察，蒋介石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派一位好友去了内蒙，而他偕大队人马来到了张家口，随后又去了太原。
蒋介石此次之行，被认为是危险的，由于随行的张少帅和端纳等人未加阻拦，事后受到了许多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批评。
从蒋介石这次西北之行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虽认为红军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他也料到红军穷途末路时会逃窜，但决没料到会那么快，直到南昌行营电话告之中央红军已经西征，蒋介石才偕高级幕僚急慌慌地飞赴南昌，去指挥追堵红军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