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徐泓)

附录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

作者:徐泓

中国的名人谱里不乏珠联璧合的夫妇,其中大学者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当属天

设地造的结合。夏衍老曾赞叹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北京的新闻界或许

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

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

去年初冬,根据钱老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映,又恰逢他80华诞。我原

以为这两桩大事会打破他们的宁静与淡泊,至少让他们回到世间来“曝曝光”,因

为太多的读者和荧屏前的观众渴望了解他们,结果却一切如故。他们逃名如逃役,

还是让他们逃掉了。

《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

要像他们一样!”我也深有同感。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止不住想写下点

滴印象,记一记这对博学睿智、可敬可爱的老人。

嗜书如命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

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

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

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

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现在他们依然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

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

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

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

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老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杨绛

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我看到钱老的

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

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泽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

谋面的人写的。钱老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

钱老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

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

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淡泊名利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

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

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

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

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

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

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

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

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老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

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庚·吉诃德》而获西班

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

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

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老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三个大使才请动她!”他俩也从

不做寿。去年11月钱老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

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

学术讨论全,但钱老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

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因不知钱老的生日是这个月里的哪一天,曾向钱宅打过一次电话。杨绛诙谐

地回答我:“没有那一天啦!”她接着连连诉苦:“我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

说我像挡路狗。有些人真没办法,事先不通知,敲门就进来;我们在外边散步,他

们就来捉。有时我挡了,有时我陪着,很累,干不成什么事。单位要给他过生日,

我们好不容易辞掉了。”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记钱钟书先

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

的自甘淡泊。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著作等身这几年先海外后国内,“钱学”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公认,他壁立

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

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

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

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但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老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我听说夏衍老还有一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

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

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

·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长写散文,《干

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我极喜欢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

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

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杨绛也写小说。两年前她18万字的《洗澡》问世,我曾采访过她。我觉得《洗

澡》好像《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机巧犀利,同样是一本耐读的学

者小说,只不过更多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宽容。此书已在香港、台湾出版,并有了

法文译本。

钱老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

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我好奇

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老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

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我暗暗地

想,“扔下的”大约屈指可数吧!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

《洗澡》等集子都由钱老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我也曾问过“为什么

不给《洗澡》写序呢?”他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

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

用不着我写!”智慧世界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

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

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老,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钱老

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

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

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

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

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老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

“人家写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

杨绛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给我:“这是我送的第一本!”话题

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的大谈“比

较”。钱老生平最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

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

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要拔出来!”在一旁的杨绛马

上伶俐地从书桌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

也行。”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与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我有一年多没有再见他们了,电话里问起过他们的起居与健康,杨绛说:“纸

老虎!我说身体不好,别人不相信。钟书白天见了客人很兴奋,高谈阔论,晚上就

睡不好觉了,失眠,咳嗽,血压高。”他们对门原来住着国务委员邹家华夫妇,他

们教会了杨绛做大雁功,杨再教给丈夫。现在两位老人常常做大雁功以健身,有时

他们也出去散步,但要选好时间,否则碰到熟人朋友学生,又难免一场应酬了。

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杨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