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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已经整整死去了十年。她被儿子天元乔迁到新房里来,每时每刻都端端地坐在桌上,望着这屋里发生的一切。
  倥偬的人事,急迫的岁月,转眼就是二○○五年。这一年娅梅五十整岁,天元五十二岁。二○○五年的国家。说什么也不能同上一世纪相提并论,不要说最早享受特殊经济政策的深圳、珠海、海南等特区地带,以及后来者居上的上海浦东,山东青岛、烟台,黑龙江的黑河一带,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多么的繁华。就连紧靠北方的古城洛阳,也是崛起得二十分可以了。就比较而言,发展相对缓慢的中原腹地,洛阳在此已居佼佼之首,大量的引进外资,大量的市外人口输入,使这一个城市的各方各面,都急剧膨胀起来。尽管对入城人口,有一套严格的控制手续,可母亲还是眼看着她的儿子,依仗无可阻拦的幸运,顺利地办妥了这一切。在五十二岁的时候,他决计离开张家营子,到那遥远的都市去。说是去闯荡事业,未免与年龄不够般配,说是去了此一生,那又大可不必离开这生养之地,且,心里又总是漾荡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的一股热血。总之,内心的激情,促使他离开这乡土社会,与其说是去争取一种新的生活,倒不如说是为了避开旧的生活。
  母亲说:“你别走猫儿。”
  天元说:“我得走。”
  母亲说:“娅梅说她不走了。”
  天元说:“她不过说说罢了。”
  这青砖瓦舍的房屋,要算张家营子的最后一栋建造。至此,全村的庄户人家,皆算住进了不见泥土的房屋里去。立在梁顶去看,村落是水汪汪的绿着。新房里碧绿之色,早年所谓的先富人家,那瓦舍少说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房子成了一潭死水的深蓝,加上季节的树木之绿,在这春夏移交之时,颜色旺盛得深入浅出,整个村落在黄土梁上,绿成深色的一片天空了。这样说,不是说乡村已经多么的都市。乡村是永远不会成为都市的。你仔细去瞧,能分辨出那绿色中夹杂着点点滴滴的土黄。这土黄的颜色,便是上个世纪留下的纪念。浅黄的是人家不住的土瓦房,多是各户的牛棚、猪窝,或堆放杂七杂八农具的仓库。偶尔有深黄色的一间草房,那准是谁家的鸡窝,或者给狗给羊住的地方。这种东西,在都市是绝然不会有的。你走进新房里去,房子是新的不错,屋里的陈设却不一定。祖先的牌位,是成年论辈子地一成不变着,占了正堂桌上的中位。针线筐儿,永远有意无意地摆在桌上。墙上不可或缺地贴了老寿星的画像。里间屋里的木床,不是靠了后墙,便是挨了山墙。无论怎样,床头立了两个粮缸,缸上放了板箱,床边又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有以备停电时用的油灯或者蜡台,都是不消说的。连终因中国经济大潮的第二次风起云涌,导致意识形态方面放宽了政策,总算有机会出版了长篇小说《欢乐家园》、被小报称为乡村作家的天元,也未能脱去这种俗设。年老体衰,残腿坏眼的黄黄卧在门外,他坐在屋子的中央,望着桌上母亲的牌位,阳光从门口悄然而入,屋子里的新砖地上,如同铺了一层亮铮铮的黄金。一股温热的新房清气,在屋子里四散开来,流动的声音清晰可辨,就如一股微细的气流,在他的耳窝里旋转不止。去洛阳的行李,是五天前都已收拾停当,可要走时,娅梅却忽然来了。说是在省会难得有一丝清静,特意回来走走,一来看看天元和村人,收拾一下往日的记忆;二来避一避在都市的繁乱,过几天舒心雅静的日子。然话是这样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天元却是无从知的。
  细打细算,离婚已经达十五年之久。十五年,一个生活在繁华的省会,一个生活在偏僻的乡土社会,这么多的年年岁岁,人生的事该发生多少变故,怕是连往日以为终生不变的东西,比如相爱过的思念,都已不是原有的滋味。起初,分手后的年把,彼此相互关心的书信,还通过漫漫邮途,鸿雁似的来往着。继尔信就逐渐少了,内容和文字也渐次空洞短缺。后来就终于断了,应验了一个诗人的两句短诗:一旦分手,即属遥远。究竟从哪儿断了书信,谁先断的,什么缘故,如今他再也回忆不起。只记得没有了她的书信,他就像少了一本用过了多少年的旧书,并不怎么伤感,反而觉得,接不到来信,也免得回信,倒是一件省心之事。后来,无意间在一日午时,接到邮差半月一次送来的一打报纸时,读到一篇题为《真正女强人》的长篇通讯,方知她离异回到省城,从一个馄饨小摊起家,发成了著名的亚细亚大街的女老板,便对接不到她的来信更加释然。既然她已成为一个凤毛鳞角的商人,也就更加没有必要书信来往了。俗语民谚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那时候,张老师对这话的体味,实在是满怀了激情的深刻,孰料两个月之前,她忽然寄来一封快件,问他日子可好,她想回来看看,走走,歇歇,给母亲和儿子的坟上添一把黄土。他回信说,难得你还记着张家营子。还写了一些礼仪上的客套,如欢迎之类,谁知她接到信后,竟果真来了。于是,他把准备动身的行李收拾到一边,陪了她五天伤感的走东串西。原以为她旧地重游,不过三朝两日罢了,可至今已经五天,她还没有说哪天回去。这使张老师十分惶惑起来,和洛阳那边的户主说定,三日前要赶到那儿,为人家的儿子开课,尽人家的家庭教师之职。至今,娅梅却没有要走的迹象。而且她是知道,他是必须按时赶去才是。
  委实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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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不想回省会了你该咋办?”
  见面初始,她这样问他时候,脸上浮着一层红晕,在村头的阳光里,宛若染了一棵柿树的红叶,仔细去瞅,也能看出一层儿真诚。他知道那只不过是心血来潮的意念而已。然若真的留下,那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最为大众的说法是:好马不吃回头草。依着她外柔内刚的性子,她是断然不会如三十余年前,迫不得已来这伏牛山坡里上山下乡。更不会如二十余年前一样,为了情爱,甘愿放弃省会郑州,而寄籍于这穷乡僻壤的张家营子。说起来,离婚达十五年之久,她肯千里迢迢,火车、汽车、拖拉机地一路颠荡,来这儿看你已经不错,难道你还有别的奢望?就是她果真风尘仆仆,为了清静再一次投奔乡里,你就肯放弃你在洛阳的努力?午时的阳光又红又亮。早上吃了一点残食的黄黄,卧在日光中,至今不见动弹一下。它也实在够老了,天元到洛阳时候,让邻人代他喂养,不知何故,曾大病一场,以为它走完了自己命运的旅程,谁知天元回来,病又轻了,及至见到十五年前的女主人娅梅,虽是瘤子、瞎子,却也又能在院里晃动。娅梅抚摸它的时候,娅梅哭了,黄黄也流了眼泪。它的老弱,总给人一种生命垂危、朝不保夕的感觉。叫人想到,人的命运,如同狗是一样,有谁能主宰了自己未来?倘若天元还在老君庙小学教书,怕这时正好是老挂钟的时针、分针合二为一时候。十二点下课的铁片儿钟声,该悠然当当地回荡在山梁的田野和沟壑之间。可惜他已不再教书达一年半之久,甚或更多一些日月。老君庙小学,也最终因为他的辞职,孩娃们不得不转学到小李村小学。究竟根梢,这一些人生的变故,大约都与房子和情爱有关。社会的发展,时局的变化,在这山里人家的日常里,并看不到所谓一日千里、欣欣向荣的景象。可离开张家营子,到三五十里外的公路沿线地带,那儿的村村落落,的确是不能与往时同日而语。
  当年极其贫穷的刘家洞,曾经有不少靠卖女儿养家糊口的住户。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政府把改革和开放四个有民族决定意义的汉字宣传得何等深入人心,可刘家洞人逃荒要饭却是相当平常。然到了八十年代末,大约是一九八九年,或者一九九○年,忽然从洛阳修来的一条公路自天而降。凭借着这条公路对交通的首先改变,刘家涧便开始经起商来,村名由涧字改为街字,继而根据政府对管辖区域的调整,街字也变为镇字。到了前年,也就是二○○三年,由于本地区特大钼矿的发现,和陆浑水库旅游区的进一步开发,行政区域的再次调整,刘镇终于被政府规划为一个新的县份。县城扎在刘镇,县名就叫刘县,城名便叫刘城了。而刘城也是不负众望,发展之神速,颇含当年国家开发深圳、珠海特区的味道。转眼之间,不仅高楼大厦鳞次起来,就连三星级宾馆,也应着旅游业的需要,于去年夏天,耸立在了三面环山,一面迎水的刘城东郊。据说这座钼矿,全部投资,都由经济可与美国和西欧抗衡的日本承担。又据说刘城将有一华侨巨富,投资一个价值五亿美元的牡丹大酒楼、牡丹跑马场、牡丹大赌场。是否会有牡丹妓院出现,据说也在提议、否定,否定、提议的反复之中。当然,这些传闻是否属实,还亦未可知。但刘城如亚细亚大街一样的崛起,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道从洛阳伸来的双轨铁路,要穿城而过,且眼下的大批民工,都已开始放炮挖山,开凿隧道,却也是铁的事实。相反的,数十年前,张家营人买东卖西,下乡上山的省会知青,要聚餐一次的简单酒宴,也必须跑几十里的老镇子,却是不得已地冷落、沦落。除了本镇和邻村人去买些油盐酱醋,赶集是再也没人往老镇上去了。同等的距离;谁不愿往相反方向的刘城去呢?加之去往刘城,固定有一日几趟的柴油拖拉机和简易汽车,来往接送着山梁上的人们。山梁以外,实在是天翻地覆了。
  可是,这老虎梁上的人家,日子却依然得很,除了家家最终都住进了新砖新瓦的房舍,姑娘们也穿裙子,小伙们也听流行歌曲以外,着实找不到一些根本的变化。而这一些所谓变化,也晚了人家三五十年之久,皮毛得不能再皮毛。说起房子,这也是变化的象征,历朝历代的繁华落后,民间百姓的富裕贫穷,倒首先体现在房舍。那时候,娅梅和天元凭借着教书的固定月薪,盖起了张家营子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瓦房。现在去看,那瓦房不仅低矮土气,粗糙简陋,还有些不堪入目。然在当时,却赢得了全村人的惊羡。在方圆数十里内,是除了他们,连村党支部书记家,也还不敢妄想三年两载住进瓦房里去。社会终归是在变着,到全村人都从土瓦房演变到青砖瓦舍,甚或有的人家,直接从草房,过渡到小楼里去的时候,张老师才忽然发现这土瓦房已经不能住了。
  漏雨了。
  这么多年月,村里的新房一幢幢树立起来,张老师也不是没有感触。这一点母亲终日在正堂桌上,看得最为清白。一方面因为梅的离去,使他对日子颇感心灰意懒,不愿从房舍上重振人生之旗鼓,将将就就,能过也就行了。另一方面,大半生民办教师的生涯,尽管工资一再升级,他已是全县民办教师中工资最高的一位,但拿这笔工资,到刘城或洛阳吃顿便饭可以,要想以此有所积存,翻盖一座不落乡间时式的新房,那又谈何容易!可是,老房子已是尽心尽力,耗尽了木瓦之能。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后,连房脊上的一棵小榆树,旱了死去,涝了活来,也都从一棵眼瞅不见的芽儿,变成了拇指粗的一棵小树,它哪儿还能在岁月中支撑下去。终于,在去年的一场连阴雨中,一根椽子断了,屋里淋成一片汪洋。到了再也不能不翻修或者新盖的地步。翻修是毫无意义,如同补钉一件上百年前时兴的长袍大褂。而要新盖,钱又从何而来?
  不得不于前年,辞掉了小学的教师,凭借《欢乐家园》的出版所得来的点滴声誉,到洛阳健康新世纪娱乐公司,做了老板家的家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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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娅梅的来到,已经误了他四五天的起程。吃饭的桌上,怀旧的路上,她时不时地问他:
  “你入城的手续办好了?”
  “全好了。”
  “决心离开张家营子?”
  “最少离开几年。”
  “为了钱?”
  “不全是。”
  “还为啥?”
  “说不清,你那时候返城能说是为钱?”
  “不能。可我要留下你还走不走?”
  “你不会。”
  “要会呢?”
  “要会……那你又何必当初呢?所以你不会。”
  总是这么叮叮当当几句,当他逼她把话说到决断的时候,她便悄默不言,不是把目光搁在高远的天空之上,就是搁到屋里桌上母亲的牌位上。春夏之交的太阳,暖起来引人入睡,明明晃晃的镜子一样照在身上。张老师有些瞌睡。昨夜儿,他被另一个女人的情爱所乱,弄得一夜未眠,今儿醒来,已临近午时。不消说,她也是一夜未睡,要不她会早早起来烧饭,如十五年前一夜。她回来五天,已经烧过两次早饭。可是今天她没起。眼下,午饭他都烧好了。午饭照她所说,烧的是酸浆面条,煮了黄豆,炸了辣椒。十五年前她身为张家营人的媳妇,爱吃酸浆面条,是乡村的境况里,只有这样好吃。十五年后,要他到五里外的做豆腐人家舀来半桶酸浆,怕仅仅是为了换换省会华贵的口味罢了。酸浆面条盖在火上。前些天,她向是准时十二点回来吃饭。可今儿,她就是同他一样一夜未睡,想必这时候也该醒了。母亲说,猫儿你去叫她回来吃饭。他在门口的日光中慵懒不动,说一会她会回的。母亲说饭时你们好好说说,别争别吵。他说她没说她一定要留下不走,母亲说也许她要变的,我去唤她回来。张老师终于似睡非睡地合了眼皮,迷迷糊糊之间,感到一条影儿从眼前晃了过去,如同一只飞鸟的影子,从他晒暖的脸上一掠而过。他想到,是母亲去了老宅的三间旧屋。
  娅梅回来,一直住在老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毕竟半生夫妻,无论何因何故,到头来都还没有组成新家,如若二人都住在新房,不消说遭人舌议;就是自己,虽不会有什么激动不已的事情,不会让情感汪汪洋洋,满山遍野得铺天盖地,但你说不会有控制不了的事情,却是谁都不可料断。说到底是曾经和和谐谐夫妻了一场。而另一方面,老房是娅梅节衣缩食的财产,到这新的世纪之初,虽房子颇像三间草房,又没有伟人住过草房的纪念意义,却也毕竟在那三间屋里,库存了她这一生最好的韶光,最值回味的日子。母亲到了这屋里时候,娅梅已经醒来,透过睡乱的头发,正看那午时的日光,在柳条窗上跳来跳去,舞步轻柔如一条绸带在窗上随风起落。她眼睛半睁半闭,正看那省会舞台上的古典舞步似的阳光的时候,她听见母亲说梅子,天元把饭烧好了,你爱吃的酸浆面条。她浑身一个惊怔,抬起头来,看到的是满屋子空空荡荡,除了当初挂全家福照片的钉子还苍绳一样落在墙上,这屋里留下的就仅有她那满是尘灰的记忆了。她扒开枕头,看看手表,时针分针,正好合二为一。没料到,在这屋里竟能睡到中午十二点,委实在十余年来,尚数首次。她撩了一把头发,毅然地从床上坐将起来,动作之快,仿佛因为迟起,误了她一样事情,仿佛再慢下一步,她的一个决断,就无法再告诉天元。
  她不走了。她决计不再走了。五十岁的年龄使她最终明白,省会那儿除了有她的大笔存款和一笔固定的巨额进项,剩余的,大凡人所之需,都还在张家营子。她要去告诉天元,说我不走了,你也留下吧,我们今晚就合住在一块。如同那年她从省会过年回来,在台子地的一夜一样。省会的那个世界,说到底不是她的情感所寄,以为十五年的奋斗历程,是她人生的一段华彩篇章,可到这张家营子一看,方知她人生最大的破绽,也正在这十五年之间,也正在郑州的亚细亚大街之上。终于明了那样一个如轮子无休无止旋转着的世界,轴心并不是自己和自己一样的人,而是唐豹,和豹子一样的人。可是,她又总是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把她在郑州那些人生破绽告诉天元。也许说了,他会感到恶心。如若不说,她又怕有一天天元知道,会导致一场更大的凄惨。然而,她却不知,她在省会的一切作为,天元通过母亲的双眼,已经看得十分明了。就是她第二次婚姻的失败,连她在四十多岁奇迹般地重新怀孕,又生下一个男婴的小尸,母亲也已见了多次,想母亲哪能不告诉自己的儿子,无非做儿子不敢相信,母亲所说都是实情而已。她毕竟是死过十年的人,所言所为,哪能让活人百分之百的信以为真呢。
  于是,自己不亲口说了这些,他天元又如何肯相信你娅梅是决计真的打算回到乡土社会里来?在张家营子,伴着亡母、亡儿还有黄黄了此一生呢?如此地思前想后,娅梅猛然折身坐起,穿衣时手却缓缓慢慢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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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娅梅不会知道,她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被母亲拾在眼里。不会知道,她与人再婚时候,婆母的亡灵,曾在一天夜里,追星赶月地飞往省会,到亚细亚大街的亚细亚酒楼找到了她。那时候她正睡着,那个她在郊区碧沙岗找到的男人躺在她的身边。三天之后,他们将在亚细亚大街举行震动半个省会的豪华婚礼。夜深了,他说他想睡这,她就让他睡在了酒楼。突然到来的爱情,火炭一样烤得她浑身酥软,精疲力竭。她原没想到,他对床上的事情,竟那么谙熟通达。他小她十岁,是省会一家大厂的工会主席,酷爱绘画艺术,曾经有画册出版。当然,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他给出版社拉了大量广告。那些作品,放在书店的书架上,无人问津也很正常。人们不需要关心这些事情。然若作者拿着这些东西送人,对方便会对那些作品津津乐道,对作者起敬而肃然。梅是在日蚀以后看见他的,他原来就在碧沙岗一角坐着,面前放了写生的画架。在渐次退去日蚀的黑色之后,正是午时十二点整,阳光灿烂纯净,市内响起了一阵阵雀跃的呼唤。这时候,他朝她走了过来。他说你是亚细亚酒楼的李经理?她说我是李娅梅。他说我每个星期天都在这儿等你。他们便如此认识了。他对她的痴情使她受宠若惊。他把他的画册送她的时候,她翻着那些碧沙岗的风景素描,虽说不出好在哪儿,可也说不出不好在哪儿,只是油墨的香味,一页一页地在她面前风风雨雨。她想到了她与天元合写的《欢乐家园》,被一场大火化为淡白的灰烬。等第二次将近完稿时候,早已时过境迁,社会上正开展一场前所未有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省里的出版社被一刀砍了,出版计划自然搁浅。拿着那本中国画的画册,她虽然没有表现出对情人才华的惊讶,但她小心翼翼地将画册收藏起来,事实上已被人家所征服。床上的事情,一旦如火如茶,不消说谁都顾不了对那些技巧来源的追寻,只渴望他们真的置身于沙漠之中,世界在他们面前骤然消失,只留下赤裸裸两条身子,紧紧厮连,分他们不开。可一旦过去了情欲的风雨,男的获得了一种满足,安安然然睡得香熟,女的便要睁着双眼,要么望着空洞的人生,去刨根问底地思索那些陌生的快活,到底是什么一个源头;要么,蒙着那暖暖和和的被子,回味刚刚过去那一瞬间的享受,尽可能拉住那快活的尾巴,长时间的让快活留在身边。那一年娅梅已经四十四岁,太阳月亮、冷冷热热,实在经过了太多太多。去回忆刚刚过去的一场风雨,一是被他点燃的欲火烧得口干舌燥;二是对他于床第之事的通达不寒而栗。于是,她一夜睁着双眼,死死盯着头顶的蓝色吊灯。至天亮时分,她想睡了,婆母忽地飘然而至,坐在她的身边。深秋的天气,婆母的脸被冻成一种紫青。她说天元好吧?她说他还在教书。她说他成家没有?婆说他死也不成家了。这时刻,便有两行热泪,秋风落叶一样凄然而下。婆母去她脸上擦了一把眼泪,绕床走了半圈,望着睡熟的男人。
  她说:“就是他吧?”
  梅说:“是他。”
  她说:“这人面色阴沉,心里藏有东西。”
  梅说:“他人不坏,我们认识了二年。”
  她说:“你要小心,不能和他结婚。”
  说完这些,她便起程回家,说赶至天亮以前,还要回到张家营去。梅让她拿些钱去,她说天元不要,她和孙子强强又用不了这边的钱。又问些强强的日常情况,她又说满好,读书识字去了,说奶孙俩在那边相依为命,日子顺顺当当。送她下楼时候,娅梅左看右看,想让婆婆捎上一样东西,婆婆却说,你这些东西,都是那男人看上了的,如何也不肯拿上一件。第二天,娅梅从床上醒来,那人已经洗涮一毕。西装领带,齐齐整整,立在窗前,正朝亚细亚大街出神。临冬的清风,从半开的窗户蜂拥而至,屋里墙上他精心画的碧沙岗国画,在微微动着,极如响过的琴弦在最后颤抖。他看她醒了,慌忙关上窗户,过来坐在昨晚婆婆坐过的地方,说娅梅,你可真不容易,一个女人家混到有这份家产。
  她说:“结完婚这些都归你管吧。”
  他说:“可以帮你一些,但我想自己办一家康华文化公司。”
  她说:“要办也成,需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他说:“你的钱我一分不要,我是敬重你的人品才情,不是看上了你是亚细亚大街的名富。”
  这样说的时候,他一脸平静,表情如是一湖不见风雨的清水。于是,她想到婆婆毕竟是死去的人,如何能洞悉了活人之心?既然他能在这样充斥金钱的社会里,十余年地坚持每个星期天都到碧沙岗写生画画,那当然是与常人有着不同之处。当今之世,钱的地位高尚无比,不论搞政治还是搞实业,离开金钱确实寸步难行。回忆入城以后,所亲历的那些人和事情,又有哪个哪件,不是以金钱做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床上的事情,夜晚如何胡思乱想都在情理之中,若一旦窗前有了白亮,再去追忆思索,便都显得无聊低俗。既然他不是那种人生途中,一味追寻金钱的平民百姓,脉管里、气质上,不能说流动的和内在的是一个画家的血液和力量,可也到底是一位对艺术、人生、爱情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的人。比起来,尽管和唐豹的形貌不能共论,实在说他又瘦又小,猛地看去,甚或有些丑陋,可在社会中表现的人格,却是唐豹骑上快马,也是追赶不上的。
  也许和他结婚,也正是自己的归宿?谁知道呢,是与不是,都不得而知,事已至此,自己既不是风华年少女子,有年龄为本钱去探险另一个人是否纯正,又不是放荡不羁,或洒脱解放的女人,坐在时代班车的前面或者正中,快快活活的人生,便是人世的目的,那怕快活一次,也感到是人生的莫大收获。年纪已过了不惑中年,却又做了这样合床的暗事,那就只好结婚算了,何况二年交往,丝毫没有觉察人家对你手里的款项,有猫之于鼠的偏好,又如何能料断人家就是那种心里阴暗的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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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近时,娅梅才终于知道,男人所谓的工会主席,是很久以前曾经有过的事情。在工会的年月,他并没有去认真做工会事情。那时期的国家与民族,正被对兴旺与发达的渴盼,弄得晕头晕脑。而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家干部,自恃清高和权力,对经济问题,大多有一套自己的不实用见解。一方面别人给他请客送礼,他绝然不会不接,不会不参加当时人民币为千元一桌的上等宴席。另一方面,读书不多,对金钱本身爱到赤裸裸的田地,手里同样有各式各样权力的干部,借助着西方发达国家对金钱的一些论述,建立了一套十分流行的理论,为自己挣钱鸣锣开道。加上深圳、珠海、广州等地的一些经验点拨,便先行一步跳进了经济大海,利用国家对商品经济还不十分明了之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大作文章,终于饱了私囊。尽管曾经有一时期,对所谓的官倒,实行过笼统的制裁。但这一被西方人嘲笑再三的运动,最终应了法不责众的千古民谚,而收效极微。到了后来,被经济形势所迫,政府不仅鼓励自己的公务人员下海经商,甚或采取一些措施,逼迫他们到经济一线时候,那些素养不高之徒,对金钱的认识,也正是捷足先登,一迈便畸形地迈到了西方国家的境界。另一些人,走着中国文人的悠闲脚步,说起金钱,有一套又一套的理论把戏,可真的付诸实施,却又书生气十足,不肯丢了中国文人所谓的面子,待到了最终明了时候,不知已时过境迁了多少年月。那些不能书信的文盲,做起文化生意来,可以把中国书市办到香港、澳门、新加坡、日本、美国的唐人街等地,而自誉为是文化人的知识分子,却是连一本挂历也卖不出去。但是,尽管他们有过自费或嫁祸于他人、谋利于别人的出书、出集、出册的历史,自己也知道那些出版物毫无艺术可言,无非于拿一册出版的物品,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然后再去蒙骗一下那些对文化还藏着敬仰的商人罢了。反过来说,仰仗着文化的修养,去导演一些当时时势下满目皆是的骗局,却使你不到头破血流之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清醒过来他是戏剧导演。
  与娅梅再婚的男人,正是这样的一位。
  料不到的事情,是娅梅在四十多岁的年龄上,一不小心又怀了身孕。原以为这个年龄不会怀孕,加上采取了严密的避孕措施。然而最终,医生还是告诉她身体不适是因为有了身孕。她被这一诊断弄得又惊又喜,从医院回去,整整三天不知所措。想要下孩子,又怕在后半生受孩子所累。不要孩子,又怕再过些年月,人至老寿,从风风火火的商业上退将下来,孤独无靠,会对死去的强强产生无尽的思念。男人到武汉办理他的康华文化公司业务去了,苦苦等了半月,男人回来,一人卧室,娅梅说我怀孕了,原来还以为是我有了胃病。那时候男人正在洗脸,她把毛巾递给他。他接过毛巾,僵了一会,也不去擦脸,任脸上的热水哗哗啦啦,一地响声。他说:“娅梅,你别开这种玩笑。”
  她说:“真的,医生说的。”
  他说:“这不可能,每次我都小心再三。”
  她把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证明给他。
  他看了一眼那诊断单儿,脸上的呆怔渐渐成了浅青,如同黑夜里的一张天空,既阔大,又深邃。草草擦了脸上的热水,将毛巾搭在洗刷间的钩上,出来望着娅梅那张半是喜悦、半是迷惘的脸。他说:
  “你打算咋办?”
  “争取争取你的意见。”
  “拿掉。”
  也是真的要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愿不愿做父亲是人家的一种权力。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从南方刮向北方,从大都市刮向中等城市的一股风是:年轻人不愿结婚的比例和离婚的比例直线上升,而结了婚不要孩子的家庭也是与日剧增,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不结婚不要孩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人家都是风华正茂之时,更不要说自己到了这不宜生育的年龄,自然不要也有不要的许多益处。可是,就在亚细亚后街自己购置的平房屋里,她借着窗光灯光,看见男人说拿掉二字的时候,脸上是斩钉截铁的颜色,不给人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就在这一瞬之间,娅梅看见男人目细鼻小,嘴巴偏大,后影因他单瘦利索,还见几分潇洒,前面温和时候,常有笑意浮着,说起来五官不算匀称,引不起人们多大好感,但因为那笑,也就引不起了多大反感。可是,在他半是温怒时候,那笑便烟消云散,只剩下五官的丑陋画在脸上。也不知他彻底恼怒时候是什么模样。同天元一块生活的十余年里,她受天元敬重惯了,这时候,哪能受得了他这样横眉冷对的断然拒绝。就在这两眼相望之间,她拿定主意,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一定要实实在在成为人母。
  她说:“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了,你愿怎样就怎样吧。”
  男人是二话没说,拿上他的衣服,出门到他的康华文化公司去了。那时候,他的文化公司,主要经营名人字画和文物古董,半是柜台上的生意,半是关门的生意,连有些文物、古董的来源出价,娅梅也不知道。虽才开张不到半年,分公司已经办到外省外市。说起来从手无分文起家,生意却闹得很大,在同行中已站稳脚跟,自然也不把娅梅的强硬放在心上。然而,他这一摔手而去,一场悲剧便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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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是说不回家便不回的,态度的强硬大出娅梅所料,这种作派和他婚前的百依百顺,简直判若两人。就是婚后他着手操办康华公司那一阶段,也还是对她体贴入微,早上起床,不等娅梅睡醒,洗脸水倒进了盆里,牙膏挤在牙刷的毛上。出门时,不是在她脸上亲吻一下,就是在床头留下一个纸条,写上令人肉麻的亲爱的什么什么,其亲热程度,总使娅梅感到一种做作,似乎是一种佯装,或者是从西方影视节目中学的一套而已。然而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年纪,审慎再三地组织家庭,对家庭里的一切,自然比常人敏感,生怕困了只言片语,而在夫妻之间投下阴影,也就由他亲昵罢了,看他到底能持续多久。这样一方面细心观察,一方面又自得其乐地沉溺于情爱之中,到他终于办好康华文化公司的一切经营手续以后,有天夜里,他突然在她耳边长嘘短叹,问说为了什么,他说不为什么,说不为什么有啥儿值得感叹。这样再三逼问,他才说银行不给贷款,公司无法营业。
  “需要多少资金?”
  “反正我不用亚细亚酒楼资助。”
  “你这样是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
  “我不能让人议论我娶你是为了你的钱。”
  “只要我不这样以为,你怕别人干啥。”
  这样说到深夜,自然少不了一场狂风暴雨的亲热。最后问他到底需要多少钱时,他说这哪能说得清楚,不说需要库存一些名贵商品,就是营业厅的柜台,现在除了一些朋友的字画,还有四分之三都还空着,要想开张,至少得把柜台摆满。于是,娅梅便说,我明天去给出纳交待一声,需要多少钱,你去她那取,再不够,让她去银行调款。这时候的亚细亚酒楼,也是家大业大,日进日出万元以上便属于生意萧条,遇到政府有大的会议在酒楼吃饭,一天营业额高达三万五万,也都显得十分平常。有了她的交待,男人去帐上取钱,自然是一路绿灯。有时候,人家压根不出面儿,只一个电话,出纳便从银行取出几万元存款现金,用皮兜装上送到康华公司里去。等终于到了公司又一个营业楼开张那天,娅梅去字号为京古斋的营业厅致喜,推开旋转彩灯的豪华门进去,顿时惊愕不已了。不说柜台里的字画、碑文帖、有关出版物及笔墨纸砚,各类齐全,就连南阳的高级玉器、洛阳的唐三彩、禹州钧瓷和景德镇的一些仿宫廷瓷器,都整整摆了两间屋子。标价最贵的一件青玉龙雕,价钱高达三万五千多元。从这个数目去看,进价少说也在一万五千元以上。当然,经商是本大利大,怕就怕小本买卖,赔不起也赚不起。无论价钱高低,是商品都有赚的可能。想不到的是,营业厅里,柜台外的地面是大理石地板,柜台内的,又铺了针织地毯,墙上贴了豪华壁纸不说,且还挂了一圈从日本进口的跳动壁灯。整个儿的气派,不要说顾客来这儿购买物品,就是随便走走,也是舒心得很。来恭贺开张的人非常之多,而又大都是本市的社会名流,省内的画家、书法家、作家、根雕家及硬笔书法协会的主席、豫剧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有省委宣传部主抓文化的副部长、文化厅长等等,都到厅内致贺,都在门口的签到册上用毛笔签字。说起来,到这儿的倒数娅梅最为平民百姓了。男人已经十三天没有回家,也没有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这一会他立在门口,一一接待各位来宾,不停地握手,似乎和哪一位都十分熟悉。至此,娅梅终于明白自己委实是小看了自家的丈夫。如同把微服私访的君主,错当做了普通百姓。
  实际上,这时候的娅梅,再也不是初回省会卖馄饨的摊主。亚细亚大酒楼的成功,增长了许多的人生阅历。对于这样的社会名流,她实在见了太多太多。在有些场合,说出他们的名字,动地摇山也都是可能的。然到了亚细亚酒楼,他们自己为拿不起一桌饭钱时候,那种窘像,娅梅是每月都要见到。所谓的作家、艺术家,实则是个徒有虚名的称谓罢了。经理、老板、董事长,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作家、艺术家只是一个时代的点缀。任何人都不会在商品面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惊讶。使娅梅惊讶的是,丈夫貌不惊人,居然能在一年半年之内,办成一个康华公司,而且有这么大的经营气派。她不为他有这样胆略而自豪,而在忽然之间,依着一个历经挫折的女人的本能,她感到了亚细亚酒楼的动摇。她没有从男人面前过去,她从侧门走进营业厅,在人群中夹杂着浏览一遍,站到了玉器柜台前,向营业小姐问了几样玉器装饰品的价格,又问了这大厅一共投资多少金额,聘请她们每月给多少月薪,最后问她们是否吃住都在公司。营业小姐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她问,你们经理还每夜住在京古斋看门吗?
  现在回想起来,那位营业小姐的表情,半呆半愠,是一种浅白之色,很像突然有人无礼地砰砰敲门,打开一看,门前站的却是查户口的户籍警。她不说话,只是看着娅梅的一张平平静静的瘦脸,日日常常的装饰,那脸上分明写了你不该打听这些的愠怒。娅梅没有再说什么,依照经营上十分普遍的流行做法,取出五张一百元的大票,从玻璃柜台上推将过去,说我是你们经理的妻子,亚细亚酒楼的老板。听了这话,营业小姐脸上立刻白了一下,慌忙把钱收进口袋,动作之快,似乎不是为了那五百块的小费,而是怕有人看见她们这笔买卖。接下,营业小姐一手拿着一样玉器,很像在向顾客介绍商品,一面说她的经理同一位姑娘在豫苑大厦包了一个房间,十二楼,一二○四号房,电话号码是9194677。
  娅梅问:“他说过他家里的事情没?”
  小姐答:“谁都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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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向儿子述说这些情况,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冷到不能再冷。张家营人有一半人家,水缸都冻裂开了一条大缝。天元从学校回来,没有烧饭,独自在屋里坐了一阵,便上床围了被子。油灯光昏黄一片,在屋里是泥土的颜色。他一边依着床头,脚蹬着床头的黄黄取暖,一边望着脚头墙上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浅黑淡淡,一动不动,忧伤而又僵呆,倒很像了这些年他日子的一种写照。算起来也就几年时间,儿子死了,妻子返城去了。母亲因此一病再病,最终于那年春上告离人世。好端端一个三邻五村,人人称羡的家庭,在眨眼之间,便妻离子散,飘零凋散了。剩下他与老年的黄黄,相依为命地度日度月,也是一副衰败的图景,光景的苦难艰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死的终归死了,去的终归去了,活的,终归还要在张家营活着。每逢这样寒冷的天气,他便随意给黄黄弄点吃食,自己饿着肚子,也懒得去生火烧饭,围着被子,望着影,想想流水岁月,飘零人生,也不失为是一种苦难的享受。待想到久时,母亲便会从那边回来给他一番安慰,甚或把儿子带回,让他望上一眼。那时,母亲总是说,猫儿,你再成个家吧,找个女人烧烧饭也好。娅梅她都结婚了。你不能老是想她。他用手摸着儿子的头。儿子的头发同离开这个世界时一样光滑油亮。他说:
  “她不会的,她和别人过不好日子。”
  母亲说我眼看着她和人家举行婚礼,那仪式和张家营子压根没有一样的地方,光山珍海味的酒宴都摆了五十四桌,亚细亚的酒楼不够,又包了一家叫白云宾馆的大厅。凡参加婚礼的人,每个人送了一个红包,最不济的,里边也包着二百块钱,每个红纸包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包一千块钱的,少说也有三个五个。有个叫唐豹的人,红包里竟有五千块钱,听说那人是星光大商场老板,曾经喜欢过娅梅,可娅梅看不上他,找了这个有文化的人,算得上一个画家兼商人。其余别的,都是亚细亚大街的老板、经理、医生、董事和政府的工商、税务、银行、卫生、公安等部门掌事的人。人家说娅梅为这场婚礼花了一大笔钱,给每个男客点烟时,都送一个火机,每个火机都是三百块钱。给每个女客递的糖里,都有一个白珠子,还有……天元便不想再听下去,从床头取出那张《真正女强人》的报纸,读上,遍半遮,用被子蒙头睡了。他睡了,母亲便坐在他的床边,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千遍万遍地求他再找一个女人,不要为娅梅死心眼儿。这种劝告几乎日日都有,只要他到寂寞的时候,母亲便如期而至,来说一些娅梅新的情况,说一些他孤身一人的难处。总之,都是为了劝他结婚,直弄到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影子,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劝诫,天元也就终于打算,再组织一个新的家庭。说到底,后半世还人生漫漫,心也不能总是挂着离去的娅梅。
  母亲托了村长给天元张罗媳妇。比起来,张家营人当数村长见多识广,接触人多。熟识的人中,又多是乡土社会里一些上层人物。那些一辈子在山梁上爬着种地的人,无论怎样,也进不了村长的亲戚朋友的人圈。在一次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村长认识了三十里外赵梁村的副村长。副村长是全县很有名望的基层干部,丈夫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小天元几岁。由于她是村长,又有名望,对再婚的事自然是很为挑剔,不说再找一个如前夫那样的刘城有权有势的干部,可也不能找一个地地道道,又不会做生意赚钱的农民。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环境,在乡村是十有八九要竹篮打水。到了村长向她介绍天元的情况时,她便欣然应诺。村长回来给天元说了,天元说让我想想。
  “没什么好想”,村长说,“就这样定了。”
  “我还没见到她的人样。”
  “我替你见了你还不信我村长?”
  “我总得摸摸她的脾气,能不能合来。”
  “是个女人,哪有合不来的道理。”
  “结婚过日子,这是大事。”
  “我已经答应了,见了面你也不能不同意。”
  “村长……”
  “难道我村长还做不了这个主?”
  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村长说一不二的态度,使你感到又亲近又无可选择。这当然不能说是包办,但是村长说定了也就只能定了。见面那天太阳很好,她扯着她四岁的女儿,在他家前后看了一遍,最后坐到屋里时候,脸上有一层红光,说我看你还是和我到赵梁教书吧,那边我家房子好,我又是副村长,说话办事都方便。她说村长有了不治之症,只要村长一死,我就当村长了。当了村长,我把赵梁小学的校长换下来,由你当校长,三朝两日,凭着我在县里的关系,给你转个正式教师不是问题。
  他说:“你不想嫁到张家营来?”
  她说:“张家营能让我当村长?”
  他说:“难道非当村长不可?”
  她说你这话成了笑话,能当村长我不当村长干啥儿。由此也就知道,尽管社会急剧变化,二十年前,南方人都把官的意思降得很低,以为钱才是时代的正宗。可在北方农村,村长这个政府最为基层的代理,却对人还有极大的引诱。不过,能当上村长,自然和经济的宽余总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大凡说来,北方农村的村长家里,日子总比百姓家里好出许多。这一点天元也是知道。不过天元由于长期和娅梅生活形成的习惯,颇像一池有鱼有虾的清水,并不渴望那水中突然有龙腾起。或说,他怕把日子的平静清洁,搅得浑浑浊浊。副村长的女儿,说话、穿戴和所受教育,是同一般农民不同,天元见了,随即便生出一颗爱心。他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嫁过来,也到老君庙小学教书,我们过安安静静的日子,可以好好培养培养女儿,我不喜欢乡村干部终日风风火火,欺天霸地,像上一辈人说地主老财似的。女人冷冷地笑笑,说:
  “料不到,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有。你一个保姆样教学生娃儿的民办教师,竟还瞧不起我们村长。”

《最后一名女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