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音乐会在刚刚竣工的万人体育馆举行。乔怡和季晓舟及宁萍萍来到入场口时,正门还没有开。时间还早,都是季晓舟催得太急,他对音乐的虔诚使他决不肯少听一个音符。所以萍萍下班,没顾上吃饭就来了,身上一股强烈的来苏味。季晓舟去零售摊买了个面包与萍萍分食,对这样的晚餐两人都习以为常。
    一个夹小提琴的姑娘走过来。她的着装在这座内地省城显得很别致:下面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半旧,上身穿一件长过臀部的松松垮垮的月白绒衫。头发上没有一根发针或饰物,轻风拂过,那头发忽而盖住半边脸,忽而飘向脑后,显得相当生动。萍萍啃着面包上前问:“你们的指挥在哪里?能不能把他叫出来!”
    姑娘吃了一惊似的一扬眉,反问道:“指挥有好几位,您问的是哪位呀?”她有些做作地用极有教养、极矜持的声音说着上边的话。尤其那口标准普通话,突出地体现了各处都在倡导的语言美。
    萍萍却毫不自惭形秽,声音仍热辣辣的:“我当然是问廖崎。”
    乔怡道:“请您进去告诉他一声,他的战友希望能尽快见他。”
    “真对不起,”姑娘说,“廖崎在演出前不希望有人打扰。他要酝酿情绪……”
    萍萍怪腔怪调地把脸转向季晓舟:“他过去有这毛病吗?”
    “——这对一个指挥是很重要的。”姑娘说。
    “萍萍,算了!”季晓舟在台阶上低声叫道。看到这些音乐宠儿们,他显出一副可怜相,此刻几乎连头都不敢抬。
    萍萍回头看他一眼,怒火中烧:“有啥了不起!”她改用方言,“我非要去蹚蹚这水有好深。走,乔怡!找‘了不起’去,问问他还认不认得我们!”
    三个人走进空无一人的环形大厅。上万个崭新的坐椅折射着天棚上的灯光,使这空间显得比它本身更大。各个角落都传来互不相干、又相互干扰的乐器声。小号的三连音似乎要穿透顶棚,长号发出沉闷有力的低吼,仿佛要钻入地下。他们四顾着,还没看演出就被这阵势慑住了。
    廖崎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躲在何处“酝酿情绪”?大概还是老习惯,等乐队全体就位,听众拭目以待时,他才露面,这是权威的首要表现。
    从他刚担任指挥时,这习惯就养成了。那时他嘴唇上刚出现一层茸茸的黑须,脸蛋还象孩子那样圆凸凸。每次排练,他要求乐队队员提前十分钟坐好位置,而他却比预定时间稍迟片刻,才阔步踏入排练场。他那急匆匆的模样,让人感到他刚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场合赶来。这时的乐队队员自然而然地向他行注目礼。这是他最满足的一刻。而当他在总谱台前指挥位置站定时,要求下属们绝对寂静,接受他的审视。假如这时有人弄出什么响动,不管是乐器还是喉咙,这位年轻的指挥都会二话不说,又转身走出排练场,三五分钟后,他显得心灰意懒地再次出现,狠狠朝刚才对他不恭的部位瞟一眼:“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好,我还可以再出去等待。”然后,他猝然抬起指挥棒,一语不发,傲视全台。他要用这种静默将大家钳制良久,方轻轻吐出“开始”二字。
    他这一套是为了所谓的“正规化”、“专业化”,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快在乐队里建立威信。他对“威信”二字看得过重。为了“威信”,他不惜践踏任何人的自尊。
    这时,宁萍萍轻声叫道,“看!了不起来了!天老爷,他比过去更了不起了!”
    廖崎从表演场一侧的门里走出来,头上套着耳机,一根导线从他衣兜里伸出来,大概那里面装着袖珍收音机或录音机。他旁若无人,走路急匆匆的。战争中的脊柱重创,倒未给他留任何残疾。不象季晓舟,嘴唇上落个发亮的疤痕,一说话就令人担忧,仿佛会再豁开似的。从前线回来不久,廖崎父母都赶来了,坚持把儿子弄回首都,说是请了一位最高明的骨科大夫给他治疗。果然,三个月以后,廖崎重新站立起来,直接从医院走进了音乐学院。
    廖崎找了个居中的位子坐下来,仰在椅背上,两手捧着后脑勺。
    “架势太吓人!”萍萍说。
    “他在听什么?”乔怡对这个感兴趣。
    “那还用问?——‘老柴’的,要不就是‘老贝’的……反正都是他老熟人的!”萍萍冷笑。
    乔怡捅捅萍萍:“走,咱们过去踹他两脚,让他酝酿的情绪见鬼去!”
    但季晓舟不准她们惊动他。
    “你们别胡闹吧。人家现在指挥的是一百多人的大乐团,不是闹着玩的……”
    他赞美地从大老远眺望着那颗智慧的脑袋,那修长的、艺术型的双臂。他在距他五十米的斜后方找了个位置,轻轻坐下来,并坐得笔直,似乎对这个音乐骄子的背影也不能造次。不用说,他对他充满羡慕,在音乐王国里,他是王子,而他却相当一个弃儿——不公道在于他和他都把音乐视若神圣,他对音乐的爱与理解毫不亚于他。
    此时,乐队队员们已陆续从各个角落走进后台,他们需要换上笔挺的西服,就象廖崎身上那件……
    —九七五年,军区举行军一级宣传队会演。为会演,军部开销一笔钱,为他们每人订做了一套演出服。幕启之前,乐队全体穿着一新,提前就位。合唱队也比以往积极,列好了队形。这动力来自新军装(而且是毛涤料子的)。然而第一遍铃响之后,廖崎却穿着一件圆领海魂衫走上来。黎队长急了,问:“什么时间了,你怎么还不换演出服?!”
    “演出服没有熨平,我拿回去重熨,今天忘了带。”他神情自若地答道。
    “那你就这身打扮?……”
    他胸有成竹地一笑:“当然不行。我可以穿别人的。”
    “穿谁的?一人一套!”
    廖崎的目光直接投向坐在角落里的季晓舟,后者正埋头往琴弓上一遍又一遍地抹松香,抹得那么认真,那么卖力,他的心思早进入紧张的预备状态,以至廖崎叫了他三遍,他才惶然抬头。
    “只能这么着——我穿季晓舟的演出服。”廖崎口气笃定,毫无商榷意味,“乐队不能没指挥,大提琴少一把没关系。”
    季晓舟屁股欠在椅子上:“那我……我穿什么呢?”
    “我不是说了吗,大提琴少一把没关系。”
    “胡说!一共三把大提琴,怎么能没有关系呢?”说话的是杨燹,其他人用不满的嗡嗡声“协奏”,“从整体感到音量,一把琴也不能少!”
    “音量?我从来就没发现季晓舟的音量对乐队产生过作用。”廖崎双手插在裤兜里,象是在存心激怒这个集体。
    “你没有权力说这种话!”杨燹带着威胁意味站起来:“攻击”的架势已拉开。
    “我当然有权力!”廖崎知道有领导在场,他吃不了亏,“我要求的最低质量他从来都没达到。他常常跟乐队脱离几小节,这我最清楚。”
    季晓舟已将崭新的演出服脱下来。他里面穿着一件颜色褪尽的蓝运动衫,溜肩膀上还套着用松紧带绾住的白布假领,加上他进退维谷的尴尬面孔,实在狼狈……乐队倾向杨燹的越来越多!
    “指挥就那么了不起?今晚咱们试试,没有指挥咱们弄得响不!……”
    “谁说少一把大提琴没关系?我看少了指挥才没关系呐!”
    一个小提琴手用女高音叫喊。她是上海兵,平时极腼腆,这会却一嚷再嚷:“我看我们全体走光,让他一个人表演好了!……”
    这姑娘有一次穿了件新从上海捎回的白的确良绣花衬衫,兴冲冲美滋滋地来参加排练。廖崎临时抓着自来水笔当指挥棒,打了一声响亮的榧子,表示“开始”。那天他情绪很好,拼足全身力气挥舞手臂,钢笔帽被甩了出去,笔囊里的炭素墨水至少有一半落在小提琴手的新衬衫上,那一向洗得搽得很白净的脸上也未曾幸免。她摔下提琴哭着跑了。
    事后廖崎找她表示“歉意”,道歉的话是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引来的:“我们都要爱自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你缺少的就是艺术中的忘我啊!”
    廖崎并不因他的全体下属造反而气馁。他习惯在对立情绪中生活。他把人们的这种情绪统统视为嫉妒。他渐渐学会从敌意中获得快感。但自从他挨了杨燹那两拳之后,对这个黑大个至少是避其锋芒,他不承认自己怕他,只是不屑与他一般见识。
    第二遍铃声响了。黎队长发火了:“你们乐队搞什么名堂?!”
    廖崎在众人的示威中悠然地一下一下欠着脚后跟,并把宽容大度的脸转向黎队长,那意思在说:请您裁决吧,是谁在无理取闹,是我还是他们?
    季晓舟聋拉着一双溜肩膀,似乎很为大家的骚乱对廖崎表示歉意。
    剧场灯暗下来,廖崎微微一笑。
    “大家肃静!今天……我看也只有照小廖的法子办了。这件事小廖应该受批评。当然,我这个业务领导也应负一半责任……”各打五十大板,伤的却是季晓舟。
    报幕员等在幕里,预先准备好笑容。观众席已静下来。
    而肃静了不到五秒钟的乐队又哄起来:“那我们今后是不是也可以不带演出服?我们是不是临时也去逼着别人脱下来给自己穿?……季晓舟不能下台!……要穿穿我的,他怎么不敢穿别人的,就知道拣烂柿子捏!……”
    “曜——”一声长哨,黎队长打了个果决的手势,“谁再吵谁出去!”
    没人吱声了。杨燹那把中提琴发出“嘣嘣”的拨弦声。这是这堆火里最后的几粒火星。廖崎懒洋洋地走到季哓舟面前,抓起搭在椅背上的演出服。大家眼巴巴看着他大模大样地把一个个纽扣扣整齐。季晓舟搬起属于他的一套家什:谱架、琴、椅子。众人向他投去近乎永别的目光,看他向后台蹒跚走去。
    穿着舞蹈彩服的萍萍立在侧幕里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等晓舟走过去,她蓦然哭了……
    环形体育馆瞬时增加三倍亮光:顶棚上华灯齐放,意味着观众即将入场了。廖崎看看表,摘下耳机,快步走进后台。过了一会,他搬出一摞折叠椅。
    季晓舟等人奇怪地注视他的举动。
    他将椅子放好,又仔细调整着距离。然后站在指挥位置上审视一番,不满意,再去调整。更奇怪的是,他居然把每个谱架上的谱子都打开,把有的谱架升高,有的降低,似乎他了解每个乐队成员的身高和阅谱习惯。
    “……他怎么啦?”萍萍左右看看,瞪着眼。
    季晓舟也表示他无法理解这一奇怪现象。一个了不起的、位于百人之上的指挥,能为下属们扛椅子、摆乐谱?他通常是在观众肃然起敬的注目下,在女报幕员陪同下,在全体乐队成员的期待下,昂然走出。那威仪不亚于走在红地毯上的国王……廖崎不是一向在乎那样的威仪吗?
    乔怡却在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廖崎或许不再是昔日那个“了不起”了。
    喧嚣声从敞开的门哗然涌进。观众入场了。
    廖崎正想退进后台,忽然看见了他们——
    “喂——”他跑过来,“嘿!他妈的……”
    从他优雅的嘴里喊出这句粗话,倒别有一番动人意味。他艰难地穿过椅子夹缝,一路乒乓作响。他显得比过去更漂亮,但脸色有些憔悴,显出睡眠不足的浮肿。西装穿在身上很配套,一点也不做作。头发比过去留得长了些,在那样的学府,可谓“入乡随俗”。天生浓密卷曲的头发无论什么发型都显得合理,那半掩半露的宽阔前额,仿佛昭告他将有怎样广阔的前程……
    前面的路堵塞着稠浊的雾。雾把天与地的空间灌注成灰蒙蒙的固体。天完全亮了。没有风,风吹不动这块无限厚的灰色帏幕。树象化石那样僵立着。
    了不起浑身透湿,刚才他爬过一片洼地时被那瘟臭的水浸泡了一遍。两只衣袖已磨破,身上挂着苔藓和腐草败叶。他整个感觉象在经历一场恶梦。这呆然的树,这浓浓的雾,象恶梦一样难以摆脱。他一个劲往前爬,往树林密处爬,希望能爬得很远,当三毛醒来时,没有一点指望再找到他。那么三毛就会增添一倍的生存把握……
    树林越来越密,有的地方几乎只剩了个夹缝,将就着容他挤过去。疼痛已经适应,他能爬得比较快了。这都是些什么树啊?叶子这样阔大,干子却并不粗壮。它们亲亲热热,挤挤捱捱,一副自生自灭的无赖样,一副无人问津的可怜相,而它们竟然也组成了这样一片颇壮观的林子。
    他爬着,军装衣兜里掉出一个闪光的东西。他想回去捡,然而几次三番扭转不了身体。
    不,那东西非拾回来不可。它是一件宝物。他倒退着往后爬!,脊椎的疼痛直逼后脑勺,但他毕竟把这件宝物捏在了手里。它仍是闪亮的,冰冷的,对于污秽不堪的他来说,彼此不知是谁在嘲笑谁。一阵极度的悲哀袭来,他双手攥着它哭了……
    演出就要开始,廖崎匆匆告别老战友。
    他一边走下观众席的甬道,一边从上衣袋里拔下貌似钢笔的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很特别,它能一节套一节地伸缩,缩到最短便可插在衣袋里。
    响了最后一遍铃。
    一束追光打在这个年轻的指挥身上。观众顿时为他咄咄逼人的风采倾倒,包括他的战友,也头一次象陌生人一样客观地欣赏他。
    他老练,沉着,挥洒自如。一刹那,他似乎已化为音乐本身。
    他抬起熠熠发光的指挥棒。
    全部乐器在这根指挥棒下齐刷刷抬起。指挥棒是无数双信赖的眼睛的焦点……音乐从这根指挥棒挑破的决口中涌流出来……音乐,荣誉,指挥棒,几乎从他记事起就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八岁那年,在人民大会堂,他指挥过全北京市少年大合唱。那次他得了奖,奖品是一棵松树。这奖品真可谓别出心裁,寓意深长。那松树种在一个六棱形的紫沙盆里,精心剪修过的树型象宝塔,远比一束鲜花、一枚奖章来得堂皇。当时他只比钢琴略高,自然捧不动这沉重的奖品。爸爸和妈妈在一片掌声中走上台,两人合力将松树举起来,面对四面八方此明彼陪的镁光灯。
    其实他本身就是父母的奖品。每回参加演出,父母都按时到场,坐在最显目的位置上。有时母亲心血来潮,甚至将他抱上舞台——这样更显得他年龄小。一次演出后,他被—群记者簇拥,有位记者问起他的岁数,母亲急忙替他回答:“他才六岁。”他不懂为什么母亲要替他瞒去两岁。而且每回演出,必须穿上母亲为他设计的服装,他腻透了那件背带裤和胸前别着的大手帕。那种打扮早在幼儿园大班就淘汰了。
    他终于反抗这种玩偶式的表演了。无论再隆重的晚会,再恳切的邀请,他一概拒不参加。母亲急得几乎要揍他。“你不想做音乐家了吗?你想想,你六岁就能指挥三百人的大合唱,将来还了得吗?……”
    他嫌恶地嚷嚷:“我不是六岁!是八岁零四个月,马上就九岁,九岁了!明年我就要和你一般高了,谁还相信你的谎话?!”
    父亲哭丧着脸:“那你想怎样呢?从此不学音乐了?”
    “……我要学真正的音乐!”他老气横秋地对父母宣布。
    终于,为满足他的要求,父亲把他带到音乐学院一位老教授那里去求教。这位教授是音乐界的巨星,气派十足,架子也大得骇人。未来的乐队指挥夹在父母中间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半个时辰内未受到老教授正眼一瞥。他从侧面瞻仰老头儿的风采,看见他那结实的身体端坐在琴凳上,简直象那架三角钢琴一样敦实。他已谢顶,脑门上仔细盖着薄薄一层白发。他在钢琴上弹奏一阕曲子,嘴里叼着个弯弯曲曲的大烟斗,不知是烟熏还是有什么烦心事,他微皱着眉,眼也半闭着。他认为老教授弹得并不比妈妈好,可妈妈却全神贯注地盯着,完全象个外行那样充满神秘的景仰。
    父母几次催促他去为老教授翻谱,而他动也不动,客厅里还有几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这时全围拢过来,七手八脚地为教授翻谱,相互间毫不掩饰地争宠。父亲轻轻拧了一下他的耳朵,责怪他把献殷勤的好机会让给了别人。老头儿弹的是一支节奏相当古怪的曲子。他突然停下来问学生们:“我弹的是什么呀?”
    几个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小伙子冒失地答道:“象舒伯特……”
    “到底是‘象’,还是‘是’?”学生不敢肯定回答。
    而那个坐在父母中间的孩子却蓦地站起来:“您一定弹错了节奏!”
    老头儿顺着这尖细的童音寻去,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滑稽样子,同时“啊”了一声。
    或许因为被冷落得太久,孩子几乎带着愤怒地指出:“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是这样——”他忘乎所以地哼起来。
    老头儿颇感兴趣地看了他一会,笑起来,接着爽声大笑,仿佛这样的名望非得有这样的笑法不可。孩子窘了,但依然不屈不挠地迎着老头儿的目光。老头儿笑够了,慢慢道:“自作聪明的小朋友,干吗一定要认为我弹的是‘舒伯特’呢?假如刚才的曲子是我自己设计的,你觉得怎样?”
    孩子不吭气,感到受了捉弄后的懊恼。而老头儿却离开钢琴走到他面前说:“你能把我刚才弹的那一小段复述一遍吗?”
    “用钢琴吗?”
    “不,你就哼一哼,象你刚才那样。”
    “您的曲子半音太多,我怕唱不准……”
    “没关系,试试看。”
    孩子回头看了看父母的脸色,他们大气不出地正为他担忧。老头儿对孩子诡秘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来,跟我来,到这儿来。孩子想出息,首先得挣脱父母的怀抱。来吧。”
    他在众目瞠然下把他带出客厅。在灯光暗淡的过道里,老头儿按了按他的肩膀;“现在好了,你哼吧,小伙子!”他闭上眼,微微翘首。
    孩子用固定调把他刚才弹的那支古怪的曲子哼了一遍。老头儿睁开眼:“好极啦,再来一遍,能用手势把节奏表示出来吗?”
    他又唱一遍,同时竖起右手的食指比划着。
    “对极啦!……”老头儿突然在他脸上狠狠拧了一下,便大步回客厅去了。他怯生生跟在后面,尚不知从这个时候起,他辉煌的音乐生涯已定了调。
    老头儿走到孩子的父母面前,大声说道:“看看你们的孩子——是你们的孩子吗?你们干吗把他打扮成这样?这衣裳是为了见我才穿上的吧?这多做作!你们无非想提醒我注意到这个神童。可我首先是讨厌神童,其次不相信神童。小时候被人称作神童的,长大多半没大出息!”
    父母陪着笑,面红耳赤。
    而老教授却笑起来:“让我来宣布一下吧——过来呀,孩子,你不是神童,但你是个具备惊人音乐天赋的孩子!只需要刚才那一点儿了解,我就敢下这个定论。记住了,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什么神童。神童这词儿谁创造的?见鬼!”
    这个“具备惊人音乐天赋的孩子”当晚被老教授收为第七个私人弟子。老头儿毫不掩饰他的宠爱,很快走进卧室,取来一个满是樟脑球气味的缎盒。他打开盒子,郑重地捧到孩子面前。
    孩子惊呆了,在黑色丝绒的里衬上,躺着一根漂亮的指挥棒。它是用某种昂贵的金属制成的,通身闪着与它价值相符的光泽……
    他凝视着这件闪闪发光的馈赠,它仍象昔日一样夺目。只是那行法文被磨得模糊了:“Vousetesfier”。意为“你是了不起的”。
    他苦笑了……
    他继续在树林里缓慢爬行。额上的汗流进眼角,蜇得眼睛发疼。树林仿佛没有边际,越来越密,越来越幽暗,象由此可通往另一个世界。他的脸被蒺藜划出无数道血口,血口又渗进咸涩的汗。双肘全破了。他再也没有力气了,这副残破的躯体将听凭大自然来处置。
    他又费尽周折使身体翻过来,仰面躺着,大喘着气。在这里,树叶铺成厚厚的褥垫,一股温热潮湿的腐殖气味。一会儿,成千上万的蚊蚋,带着等待太久的愤怒,“敢死队”一般叫喊着,向他扑来。他已经没有精力理会它们了。
    雾正往高处升,大槪是早上八九点钟了吧?三毛这时一定醒了,他大概在四处寻找——不过你再也找不着那个不可一世的“了不起”了。那个可恶的家伙,那个曾多次捉弄你、辱没你的家伙现在正舒舒服服地躺着哩!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别去打搅他,把这时间留给他,去做一生中唯一一次反省吧……
    音乐随着他的手势变得激越起来。好!廖崎想。我预期的,他们都达到了。他对整个乐队充满感激。
    暴雨,台风,泥石流,雪山崩塌……音乐体现着他的幻觉,他的追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身傲骨的老教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终于被人踏上千万只脚。教授夫人素来温雅,这场大海啸顺理成章地卷走了她的生命。教授的两个女儿结伴去内蒙古插队,撇下了渐趋龙钟的父亲。因为他的傲气,工宣队将他从音乐学院、从首都驱逐,他只身前往遥远的北疆。那时只有十三岁的廖崎,赶到车站为恩师送行。那天是冬至,飞雪扬花,老头儿穿着一件破旧的呢大衣,迎着风,依然挺得巍然峨然。十三岁的孩子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踮起脚跟围在老头儿脖子上,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老头儿一动不动,慢慢垂下头,他的眼泪先流了出来,滴在那条孩子气的围巾上。但当他抬起头时,又恢复了平素那种笑容:“小东西,连你也来怜悯我了吗?”他的声音充满痛苦、自嘲,然而不减骄傲。孩子被老头儿冷酷的声音刺痛了,把预先准备的安慰话统统忘了。火车开动,他委屈而伤感地独自站在月台上哭了很久……
    两年后,老教授重返北京。那时“样板戏”风起云涌,须集中全国精英大壮声势。音乐学院的新贵给了老头儿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要他培养“样板戏”急用的人材。
    廖崎去拜望老头儿时,见他穿一身黑布袄裤,头发全秃了,正伏在桌边很响地啜着一碗豆浆,一边把油饼往豆浆里蘸,连手指也一起蘸进去!。他立刻发现老头儿的手不再是那样白晳修长——带着贵族的病态,变得和油饼及黑棉袄很和谐,而昔日曾是多么典雅地抿着小杯的浓咖啡!见他进来,老头儿恍惚地看他一眼,似乎并不吃惊,并不兴奋,也不热情,仿佛精力全集中在这顿早餐上。他的手已出现了老年性震颤,不会再象当年那样轻拂琴键了。十五岁的少年再一次冒出眼泪,老头儿却似乎觉得他哭起来很好玩,专注地盯了他半晌。
    他掏出指挥棒,想让老头儿想起亲密的往事。而老头儿倒显出些许不耐烦,应付地笑笑。他不甘心,结巴巴回述着那些他视若珍宝的趣事,而老头儿仍打不起精神。他怀疑他是否丧失了记忆力,但他坚信他不会忘记音乐。他谈起贝多芬、舒伯特、柏辽兹、葛里格……而老头将最后一口油饼咽下(他竟吃了三张油饼),打了个嗝,说:“拉倒吧!我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把音乐看得比油饼重要。”
    于是他滔滔不绝地、逻辑混乱地谈起他往日的信念,以至信念的破碎,并用这破碎的信念来摧毁这孩子的信念。他断言没有人理解音乐,正象无人理解他一样。
    孩子冒失而兴奋地接话:“可……有我呀!”
    “你?你将来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因为这是你唯一能获得成功的途径,你得去弄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如果那叫音乐的话,我不如去听拉拉蛄叫唤!”
    他们的久别重逢很不愉快地结束了。一个星期后,他获悉老教授病重,急忙赶到医院。教授的两个女儿也从内蒙赶回,正抱头痛哭。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景仰的恩师,带着他一生的骄傲去了……
    老教授在临终时,用震颤的手写了一封信,把他推荐给一位朋友。他们曾经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虽相互仰慕,却碍于各自的骄傲而几乎不往来,如两座对峙的山峰。他在信中委婉地说:“请收下这个颇具才分的孩子!为了这个孩子,也为音乐后继有人,我愿意与你讲和……”
    他不喜欢新老师,或许因为他太喜欢故去的老头儿了。新老师正得意,而“老”老师终生都太不得意。他对老师的感情只能有那么一次,再把同样的感情给另一个人,他受不了。他不否认自己对新老师过于挑剔。所以他得走,走得远远的。他拒绝了新老师的苦苦挽留,登上接兵的列车……
    一声长而低沉的尾音,在万人体育馆上空回旋。年轻的指挥仰着头,整个身体仿佛要向后倾倒。他那雪亮的指挥棒在头顶划出一个光环——漂亮之极的收势,音乐止住了……
    音乐消失了……
    一时间这个万人体育馆多静啊……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的乐队呐?他那个被他轻视的集体呐?此一时,彼一时。他端详着指挥棒,它太华丽了。他将它一节节抽出,抽到最应手的长度,象过去那样把握它——它现在也是孤零零的,去指挥谁呢?离开了乐队,它没有丝毫价值;离开集体,指挥是不存在的。他依赖集体,而不是集体依赖他,指挥棒是发不出任何声响的。他即或有超等能量,也必须靠那个集体才可释放,他的智慧需要众人来体现,否则便等于零。奇怪,命运把他抛在这荒僻的山林里,就是要他领略这么简单的道理吗?既然简单,他为何从未领略过?为什么要等一切都不可挽回时,命运才把做人的真谛告诉他呢?
    ……这是一根精致、高档的指挥棒,他曾经多次向人们讲起它的来历。这故事后来被众人听腻了,而只有一位听众始终是忠实的,就是那个笨拙的大提琴手。每次听他用一模一样的语言复述这个故事时,大提琴手总是惊羡地眨着眼……
    大提琴手那样善良,毫不因他的骄横记恨他——可现在醒悟到这些太晚啦!
    静默了一刹那的观众沸腾了。
    季晓舟和乔怡从座位上站起来,希望廖崎能看见他们在为他鼓掌,为他骄傲。季晓舟的眼睛里甚至噙着泪水。
    而这时的廖崎却什么也看不见,他重重地从指挥台上坠落下来,眼神困惑,象在吃力地追索一个即刻就要消失的东西。他似乎不明白眼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攒动的、热烈的脸。他有些倦意或遗憾。
    萍萍也慢慢站起身,鼓着掌。她似乎也意识到,这不是那个心安理得接受人们捧场的神童了。乔怡忽然捅捅她,朝前面两个空座位努努嘴:“丁万没来呀?……”

《绿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