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断想

我回来了,从美国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结束了十个月的国外生活,或叫它访问、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着我回来了:创作时固有的生活习惯、生命状态、生物钟点。我的早晨是许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气要在半小时后才会来。长久以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地道的笨鸟,除了头一个飞出林子别无指望。第一件事是关掉电话铃,到午饭前,无论火警匪警我都是浑然。我在十几平米的空间踱步,像那种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上班的人,还像一头心事重重、尽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驴。我极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极怕拾起那支笔,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进了练功房却极怕换上舞鞋,极怕把腿搁上把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一旦穿上舞鞋,我就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再也抡不动一下腿。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去领免费但需排大半天队的军用罐头呢?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
    同时又懊悔得要命:在镜子前多站了几次;晚饭吃掉一小时,因为在会堂与人陷入了一个兴奋的话题;本来只看新闻却顺势看了个挺恶心的电视剧;原想学“托福”结果捧了本英文小说直读到睡觉。精打细算的一天时间全砸了,这个人貌似勤奋刻苦却仍是个浑浑噩噩的东西。每时每刻我都对自己有这样多的不满,搞得本来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难与自己相处。
    有人曾经跑来对我说:你呀,你知道你怎么回事吗?”他犹豫着,一面判断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话,“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太想出名!”
    “对极了!”我立刻说。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话一下子没了揭露性。接着我告诉他我从四岁就醉心功名。那时我的母亲常带我去参加一周一度的诗歌会,那是个云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当一个著名诗人上场时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笑都显得可怜巴巴,每个人明明在捧场却都含着微量的敌意。当时我想,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起码比当我父亲这样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为一个中流名人暗里追求成功,明里却得追求淡泊,必须掌握大量哲理,摆出大量姿态,向自己和向别人否定这个追求,最终剩下的精力和时间只够让他位居中流。
    一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今天我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这些成功的可能性里包括我被竞选为总统。”一个台湾少妇告诉我:“为了做一个最成功的太太,有时我都累得没有命了!”一个新加坡华人说:“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无数个人成功相加起来的。”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们始终被教育着去尽量忽略个人成功,但面对着无论是相同人种还是不同人种,我都生怕讲不清。
    写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件太偶然的事。编辑马马虎虎地约稿,我就嘻嘻哈哈答应了。但我心里却是十分当真的。至今我仍对任何编辑的约稿感到受宠若惊,包括那挡毫无诚意的。我所说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这事当真的编辑,他的马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过都是存心给自己留余地、留退路。这样我才认真干起来。什么事都是在你不知怎么干时干得特别顺手,三个月时间我就完成了《绿血》三十万字的初稿。这速度快得简直让我难为情。
    我断定再甭想从自己脑子里榨出一个字的时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什么都凉了,手、脚、血液,包括胸前绑着的大热水袋。虽然我把日历、钟表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午饭时间。
    钱和时间在这年头都极不禁花,但钱好歹还能储蓄。有时我甚至想,失眠就让它失吧,不必花许多时间跑卫生所,花许多时间说服医生开给我大剂量的安眠药。把失眠的时间用来读书没准倒读出个学者来了。但别人不同意,我的亲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在人人皆睡的时间独她醒着,所以我还是去睡。先是仔细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后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无,大汗淋漓。一次最长的失眠是三十四个通宵,当我硬撑着坐到稿纸前时,不得不承认脑子已接近一个白痴。这时,眼泪哗哗地在我脸上流,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非但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作家,我恐怕连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当我把长篇小说稿扛到编辑面前时,只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种种病症,诸如突发性头痛,它痛得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临盆时的阵痛,痛得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娩出似的。交稿后,我一连许多天不敢见编辑,我又是失眠又是头痛地写掉了偌大一摞稿笺,若不成,我只有自杀去了。幸而它们都成了。之后,有人向我谈起我的小说文字之流畅,结构之整体,什么一气呵成之类的话时,我就在心里说:“天晓得!”
    我的午饭通常是苏打饼干、牛奶,阔的时候吃点水果。不能吃饱,吃个太饱午饭的恶劣后果是个大长午觉。失眠人往往在没希望睡的时候闹瞌睡。在美国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出去,你们就有希望了。”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电话里传出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我说是。心想这人有什么病。他说他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感兴趣,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我说当然。“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
    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具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我从不结交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连续几天,我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十九岁那年,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我瞄准了,或许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
    直到我到了美国,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我才进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成功,实在有些可怜。
    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战国时的大夫们,若三个月闲居,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来安慰他了,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而是驱车出走,到别国寻求重视。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美德。
    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道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慰感情上有伤的母亲,而这次却长达三个月我没给她一封像样的信。甚至她提出要来看我,也被我硬着心拒绝了。在这部小说里我为自己设计的难度,使我无力再顾及别的什么,连去美国的访问都变得不重要起来,访问日期被我几次申请推迟。看见妈妈信上写:“年轻时,我以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总以为女儿会需要我,实际上,我始终在自作多情。”我为这些词句流泪,心里既烦恼又委屈。
    当我从国外回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人把这归结为聪明。我却说:“聪明是顶靠不住的东西。”我真的这样想,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是顽强、坚韧。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记得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出东西吃,就喝两包板蓝根。一时想起韩愈说的“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但愿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该;但愿有一日无数成功的个体相加成一个成功的民族。
    天暗下来了。我也想歇下来,不阅读,不看英语,不做任何正儿八经的思考。想找谁聊聊天,想让谁用些散淡的话题来按摩一下我紧张得抽了筋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日子真的是很苦。我可以永远吃苦,但我不可能永远年轻……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内容)

《波西米亚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