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黄包车把我拉到彼得家那条街时,已经接近午夜。我不能确定彼得家具体在哪个门洞,因此只得站在带阳台的那一边弄堂里,等着运气降临。也许碰上晚归的邻居,会告诉我寇恩家的门牌号。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夜晚,只是舞台调度相反。我那时真是个无救的小布尔乔亚。
    弄堂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只有一家开了盏蜡黄的灯,灯下无非是个读书或者玩儿单人牌戏的夜猫子。
    我越站越冷,脚指头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狭窄的夜空不时飞过几架飞机。我顾不得脸面了,跑到那家有灯的门口去按门铃。应门的是一个俄国男人,五六十岁,一个多毛臃肿的身体,一个多肉的脑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我灵机一动,脱口就抱歉,说自己按错了门铃,以为这是寇恩家的门。俄国男人问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我想他在胡扯什么。他却说,寇恩有两家,前面弄堂里还有一家。这条弄堂里的寇恩刚死了一个儿子。自杀身亡。彼得·寇恩吗?不,好像叫大卫·寇恩。
    我想起来了,彼得在讲到他们的奥地利故居时,总说大卫养了一只鸽子,一直跟着他们的火车飞……大卫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卫到邻居家向那对宠爱他的老夫妇告别,但他们没有开门……
    我都不知道俄国男人什么时候关上了门。也不知道我在关上的门前站了多久,面孔离门只有半尺。大卫才十八岁呀。大卫还有一大段人生没被启开,就不愿再去启开它了。大卫都不给我一个见面机会,就走了。
    我对自己猛烈谴责;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彼得,我在这两个星期里干什么?陪着杰克布瞎逛上海老城厢,逛犹太难民区,听他大而无当地发有关迫害、有关种族的宏论。这两个星期的历史应该改写:我和彼得全家相会,跟大卫聊得很开心,聊美国的拳击和篮球,聊百老汇肤浅快乐的歌舞剧和大腿女郎,聊那帕谷的葡萄园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辽阔,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圆滚滚的屁股。我可以让他看到他们家并没有那么无助,或许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条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国了,不是吗?一旦买得起船票就去,然后寇恩一家整盘棋都活了,不是吗大卫?……
    设想一下寇恩家现在的气氛吧。我该做什么?最应该做的是让人家一家子自尊地静静地把最无法忍受的忍受过去。换了我,这时有个外人来啰里啰唆地安慰我,我会对她说:饶了我,别理我吧。
    我又回到静安寺大街上。国际饭店门口也没有一辆车。这可有点不对劲。我鬼使神差地走进门,上了电梯。我不想立刻回去睡觉。彼得的弟弟自杀了,我需要定定神,理理心里的头绪。进了酒吧,我坐了一阵,希望能碰上一个不太讨厌的男人请我喝杯葡萄酒。结果我自己买了一杯最便宜的酒,紧一阵慢一阵地想着彼得一家的不幸。哪里冷清也冷清不到国际饭店,这天夜里酒吧却没几个人。美国人英国人走了,法国人日本人不会停止过日子啊。他们过日子就必须来这里消遣,交换消息,拉扯生意关系。清晨时分,我有点困了,走出饭店叫了一部黄包车。
    我记得黄包车从国际饭店跑出去两百多米的时候,身后的黄浦江边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现在我告诉你那是炮声,其实当时我根本听不出那是什么声响。天崩地裂,五雷轰顶,就是我当时的感觉。黄包车夫“哦呦”了一声,身子向后仰,两脚使劲搓着地,生怕车子在减速时翻掉。与此同时,我不知自己在叫喊什么。我一定叫喊了什么。车夫停下来,回过头看,嘴巴张得老大。炮声把我的声音压住了。我一定喊了什么,因为车夫飞奔起来,从大马路拐弯也不减速,人和路面跑成了七十五度斜角。家家户户都装聋作哑,炮声里,一条街的玻璃窗都在咯咯吱吱打战。
    炮声停止了,黄包车夫的喘息声在我知觉中越来越响。车子停在一大摊污水旁,路面陷进去一段,积下了头一天傍晚的雨水。熟悉的邻区在此时完全是陌生的。所有窗子黢黑紧闭,所有观望的、恐惧的面孔大概都藏在窗帘后面。
    还没走进家门就听见无线电寻找波段的嘈杂之声。
    见我进门,杰克布从沙发上欠起半躺的身体,两束目光拒我于千里之外。他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对我要开审。他说什么理由都不能赎回我的过失——日本刚刚轰炸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和日本开战了,这样的时候我出去找死!他急得喝下一瓶滋味如下水道污水的烹饪黄酒!
    凯瑟琳和顾妈都帮他的腔。炮响的时候她们发现我不在卧室里,都急疯了。两个女人见我毫发未损地回来,叫着说天真冷啊,同时缩起身体抱紧胳膊各自回去睡了。世界大战发生在这一刻,但她们看不出它的重大意义,也看不出事情还能往哪里恶化,米价还能往哪里涨。
    我也正要上楼,杰克布走上来。他的劲头加酒的劲头,一下子全在那一搂抱上。他重手重脚地紧紧抱着我,就像扳手拧紧镙丝帽那样,紧得微微哆嗦。他和我都穿着厚厚的冬衣,但那哆嗦还是哆嗦到我肉体里。杰克布的表白就是这样,没有甜美语言,但让你从骨头缝里都明白他表白了什么。他问我怎么能在如此危险的夜里跑出去。我说美国总统一定都让日本的突袭弄得措手不及,谁会预知这个夜晚藏着那么大的祸心。他不放过我,说这是个天天有人莫名其妙被捕或失踪的邪恶城市,难道一个年轻正派、精神正常的女人可以只身来往的吗?我说我有爸爸,不需要第二个爸爸。
    这种时刻,一切都大乱。有些东西是扯不清的,意愿非意愿,理性或感官,你以为你恪守心灵的从一,但心灵也是肉体的一部分,心灵首先是血肉组成,到了杰克布和我紧密相偎的一刻,什么也扯不清了。
    我最不懂得自己的,是常常在杰克布面前流眼泪。这时他任凭我流泪。我不告诉他我为什么流眼泪,但他知道我的泪水是为夜里外出得到的某个消息而流。无非是某人死了。每天都在死人,死人是项不新鲜的事,门口街上刚刚看到一只手伸上来接你施舍的一个铜板,等你一个差事办完回来,拿着铜板的手已变了色。难民营里常常有人死去,草席摆出的零售摊子,某天换了主人,新主人告诉你摊位被他买下因为老摊主死于阿米巴或伤寒或猩红热。
    我昏昏地睡在杰克布怀里,他靠在沙发上,一个肩尽量给我做个好枕头。这个肩被我睡得麻木僵硬,睡得一摊口水。
    天亮后,外面马路上有无数只脚在走动,走得急促整齐,似乎整个上海都是操场,所有人都在操步。后来知道,那是日本兵正在开进租界。
    杰克布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后从外面进来。他早上没有洗漱修面,隔夜的胡子长黑了他半张脸。他手上拿了几张纸,上面有皮鞋、布鞋的脚印。我发现那是日本人撒的传单。“因为同盟国的错误以及日本方面的处事不当,日本与同盟国之间已十分不幸地拉开战幕。”
    我第一个念头是,必须马上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带着彼得逃走。不然就太晚了。也许已经太晚。我白费心机,把杰克布带回来,一切都成了一场荒唐玩闹。
    我再次出了门。杰克布坚持陪我出去,我哀求他别管我。他突然问:是谁死了?我一愣,然后说:一个朋友。我以为他还会问下去,但他只嘟哝了一句“sorry”。我又说:是自杀的。
    他看着我。
    街上的人个个眼发直,看着日本兵一列一列走过,打着他们难看的旗子。一时还看不出今天比昨天更坏。满地都是传单,白色纸张落在屋顶上,树梢上,大街小巷,在服丧似的。一架直升飞机朝着人们扬起的脸转动着螺旋桨,同时飘出一个白色条幅:不准混乱!……不准制造传播谣言!……制造混乱者必当法办!……
    奇怪的是照样有卖大饼油条的摊子在路边摆开。也有黄包车上来向我揽生意。路面上的粪迹也证明马桶车刚刚通过,昨夜降临的世界性大灾难并没有阻塞上海的新陈代谢。不知为什么,这些给上海带来恶名的马桶车辙使我感动,给了我一切都还活着都还在蠕动的证明。
    我跟彼得见面是租界沦陷的第二天。那天发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毁了一艘英国军舰,降了一艘美国军舰,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战时俘虏)。日本兵占领了沙逊大厦,占领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动产业。我在早晨七点多来到彼得家的弄堂,用传呼电话把他叫了下来。我们相拥而立,无言了很久。
    彼得还没有梳洗,睡得一侧面颊上全是枕头的褶皱。我看着那一半面颊,好心动。似乎只有爱人才会看见这片脸颊,因为它不会公开,是体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诉他,什么都怪我,我该早点来安慰他的家人,让大卫不至于想得太绝,对自己干得太绝。现在想来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岁的我真觉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千万别急,我从没来得及撤走的美国女同学那里打听到,即便上海和美国的航路中断,我们也可以溜到澳门,从哪里乘船去葡萄牙,再转道去美国。然后我说:我知道大卫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点吃惊,似乎想问我是听谁说的,但马上又抿紧了嘴。谁告诉我的有什么重要呢?我们慢慢往里弄口走。里弄尽头的光线好得多。
    彼得说全家没一个人意识到大卫会想到绝处。大卫一直安安静静,用推车帮母亲把加工成的绸伞从杨浦区作坊运回来,仔细地一个个地检验瑕疵。十八岁的大卫从母亲那儿挣零花钱,拉一车阳伞,挣五根烟钱。
    大卫是在难民大宿舍养出的烟瘾。
    谁也想不起大卫显露过任何异常。父亲从轮船底舱出来之后,就一直患有神秘的晕厥病,无论是过马路,坐马桶还是登楼梯都会随时晕倒,所以大卫尽量不离父亲左右。
    大卫每天下午六点左右,都拿一个竹篮去不远的菜市场买菜,那时蔬菜都是残枝败叶,非常便宜。他每天走到菜市场中段,都会碰到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卖一种梗子又厚又长的绿叶菜,一棵就差不多一斤。大卫有时从菜场一头走到另一头,竹篮仍空着,不是菜太贵,就是菜太糟,或是一些菜他不认识。走过去走过来,老人筐里的菜还是卖不掉。这天老人对他招招手,说他的菜横竖卖不出去,不如送给大卫。大卫问他,为什么他的菜卖不出去,老人说上海人吃不惯这种阴沟里都能活、冬天也冻不死的长梗青菜。他和老伴逃难逃到上海,住在一个炸塌的房院里。没有足够的土地种其他东西,只能种最好活的。老人每天挑着两筐菜来,运气好的话他能卖点钱。到了市场落市,他无论如何挑不动剩下的菜走回闸北。大卫的上海话只够他和老人聊这些,关于老人的孩子们怎样了,是活是死,他都没听懂。
    老人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大卫,用下巴点一点破烂棉鞋前面蔫头蔫脑的菜,要他全都作礼物收下。大卫若放下几枚零钱,老人便做出一张老虎脸,奓起脏兮兮的胡子。老人的这些礼物给彼得母亲做成各种炖菜,只需薄得透亮的一片黄油,阴沟里都能成活的菜也挺可口。大卫自杀的那天晚上,他仍然带了一篮菜回来,什么异常也没有。
    谁都无法猜想,大卫怎样对父母“就会好的,只是暂时的”这类话听够了。或许,他自杀的念头产生得很早。也许在奥地利至意大利的火车上就产生了。他看着他的鸽子一程一程跟着火车飞,便萌发了不如一死的闪念。或者,在他认识一个中国的卖菜老人之后,他才明白他是不可能像中国老人那样忍下去,把日子挨下去的。老人让他明白,他的忍受仅仅是开始,还有多大的余地。人对于忍受原来有如此惊人的潜力。他可不要发掘自己的潜力。老人对他那样笑眯眯地招招手,他想,他不可能笑得出这样的微笑,对所有忍受下来的和将要忍受的如此宽厚不计。
    彼得把他弟弟的照片从皮夹子里拿出来,递到我手里,只说了一句话:大卫是服毒死的,为了防止蚊子消灭臭虫,彼得母亲的六六粉储存非常丰厚。他从家里拿了足够的毒药,独自去黄浦江边饮尽了它。

《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