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彼得。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飚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干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交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干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彼得与其在跟我说话,不如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得勒。他那一阵忙得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的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干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有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萨巴士。那个萨巴士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给我买了一本美国护照?
    没有卖的。就是有,我也买不起。但我给你弄到了一本护照。
    他把手抽开,说:你得给我点心理准备。到底是怎么弄来的护照?我连相片都没给过你呀!
    他的黑眼睛越睁越大,黑色放射开来,恐怖似乎散布到周围。
    彼得,听着。我用干练的口气说道。我的口气是那种干缺德事的人,颠倒是非,头头是道。有个人叫杰克布·艾得勒,美国公民,三三年从德国逃亡的难民。你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就是杰克布·艾得勒。他和你长得很像,就是眼睛和头发颜色不一样,但相片上看不出来。你把头发染得浅一点,一定没人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人的。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说。
    我没办法,只好把事情再讲清楚些,否则他以为我谋害了艾得勒先生。我告诉他,我如何千辛万苦地把杰克布哄上船,哄到了上海,就是谋取他的护照。在我讲到艾得勒先生在爱尔兰酒吧如何跟人赖赌债,又如何偷窃意大利厂主的罐头,我尽量把艾得勒讲成一个喜剧人物,可悲可恶的丑角,暗示彼得:跟这么个丑角,像我这样的女子只能毫不留情地利用。
    他说:他真的非常像我?
    原来他不放心的只有这一点。
    万一被美国移民官看出来怎么办?他盯着我。风险会很大吗?
    冒这种风险远比冒风险留在上海,被“终级解决”掉要好得多啊,我说。为了消除他的恐怖,我告诉他,唐人街的许多人都用一张医疗保险卡看病,我小时候就把自己的医疗保险卡给我几个表姐们用。她们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我的保险卡出入大医院小诊所,护士看看身份证上的相片,最多说一句:这是你几年前的照片吧?
    彼得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却基本被我说服了。他这样一个医科大学优秀生能干出囤积粮食,投机倒把的事,非但不让我吃惊,反而让我心疼。我本性就不安分,爱犯规,但彼得不是。我牺牲杰克布和我自己,为的就是保住彼得的纯正。那略带书呆子气,略有些古板的纯正。
    他终于恍悟过来,问道:那这位艾得勒先生没了护照,怎么办呢?
    我耸耸肩。
    他说:这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吧?
    我又耸耸肩,抿嘴一笑。他对这个叫艾得勒的牺牲品于心不忍。
    彼得说:丢了护照,他会设法跟美国方面取得联络,挂失什么的。万一他这么干了,可能对我不利。我拿了他的护照也没用,号码已经挂失了,我登上美国海岸,不成了上门投案?
    我暗暗地出了口气。原来他并不是担忧杰克布·艾得勒没名没姓没身份,一旦从上海和中国逃走该怎么活。他担忧的是这个金蝉脱壳阴谋不够完善。别忘了,不做到尽善尽美的事,彼得宁可不去着手。
    我说做什么事都会冒险,全看值得不值得。梅辛格和日本人要在犹太新年之前实施“终极解决方案”,与此相比,还有什么风险算得上风险?只要你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拿到他的护照。然后我们就消失掉。
    我一边设想编排,一边吃惊自己阴险残忍。
    彼得的眼睛大睁着半天不眨。他一定也在想,面前这个年轻女子还是他认识的那个May吗?她是多么铁腕冷血。
    艾得勒会动用警方找你的。彼得说。
    他并不是在重新认识我,认识一个干得出缺德丧良的事情的我。他还是在吹毛求疵,把阴谋进一步完善。
    不可能。我说。
    怎么不可能?
    你会吗?假如我突然消失了,你会马上想到我和你一切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个套子?
    彼得说: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爱你。
    我说:杰克布也爱我。
    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痛了一下。杰克布比彼得更爱我,是这个事实,以及我对于这事实的承认让我心痛了?
    他说:好吧。那么我们再回到那个点上:艾得勒发现你不见了,警察也找不到你,然后呢?
    彼得看着我。他在做论文答辩,一丝不严谨都有可能被挡关,所以他必须提前给自己层层设障。
    我说:然后我们先躲藏起来,等待时机逃到澳门。
    他说:他一旦向警方报案,你在上海就可能非常危险。万一一时去不了澳门的话,你就成在逃犯了。那怎么办?
    我耸耸肩。我的意思是走一步说一步,你彼得的小命都捏在梅辛格和日本人手里,除了鱼死网破,还有什么选择?
    彼得咂了一口德国白葡萄酒,吞咽得很慢,一边转头看看窗外的雨。
    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桌旁,问菜肴是否合我们的口味。他看见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几乎是原先的分量,飞快地看了看彼得的脸色,小声说,犹太人中间竟有日本人的内奸,真不是东西!那几个闯进大拉比会议的犹太英雄刚从华德路会堂出来,就被捕了。一辆神秘的大型吉普突然开过来,跳下来几个亚洲人,用棒子一阵乱打,然后就把他们绑上了车。
    彼得看着前喜剧明星的老板,眼睛几乎不眨不动。一双眼睛能盛得下那么多无助和恐怖。
    我问老板,在这里聚会的人是否知道正在飞速恶化的局势。
    老板说谁也搞不清这群人里有没有暗探,所以他只跟他的至交谈论这件事。其他人也在交头接耳,但只跟自己彻底了解的人交头接耳。这年头货币贬值,食品昂贵,每个人的体重都在下降,所以为了每天一顿丰足的晚餐,个别犹太瘪三人不做了,去做狗。
    做日本狗的中国人多得是,我说。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老板用耳语问彼得。我和我妻子都在谈论偷渡澳门,再从那里绕道,去美国或者澳洲。我们在求美国和澳洲的亲戚,希望他们能帮忙,真是难为情得很,这些亲戚我们从来没见过!
    彼得说:即使有经济担保书也不行,美国移民局还要看你在奥地利的纳税证明,还要警察局开的五年内无犯罪记录。
    前喜剧演员说:早就知道美国人不怎么样,没把我们这些犹太佬当回事,这种时候了还刁难?我们给杀光了关他们屁事,他们的国门还是只对我们开一条缝!
    老板娘从他背后拍一巴掌,说他疯了,喊什么?喊给内奸听吗?
    那就在这里让他们解决?老板对老板娘张着两只手,然后又转过来,面向彼得,这个姿态蛮有喜剧感。
    彼得说八千英里,花一大笔船票钱,到了这里来,被“终极解决”,呵呵呵……
    老板娘那双极具表现力的眼睛瞪了一下彼得。彼得说没事,暗探们都是下三烂,不懂英语。晚上好,他对着远处招招手:你们这些吃屎的犹太蛆!接着又是一阵毫不快乐的大笑。
    彼得忙得一天都没吃饭,酒量酒风又都不好,这会儿一杯酒就在他空空的腹内兴妖作怪了。
    我赶紧拉着他离开餐馆。马路上的水已经涨起来。彼得看见一个打伞的犹太男人站在门廊里,便叫出他的名字,请他用车把我们送到毕勋路上的犹太俱乐部。男人问他肯付多少钱。彼得请他先开价。这么大的雨,双倍车钱。好的,没问题。
    五分钟之后,男人把一辆黑色汽车开到餐馆门口。已经看不出它是什么牌子,什么年头的产品,因为它是肢解了好几辆车拼凑的。

《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