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我们往公园外面走。一个犹太难民小男孩上来给我们擦皮鞋,杰克布用德语跟他说了句什么,男孩看看他,失望地让开路,杰克布给了他一点零钱。
    走到一个街口,又有两个小男孩上来,都是七八岁左右,要拉我们去理发。
    杰克布跟他们对了几句话,转过头来对我说:为了全家不饿死,学都不上了,出来挣钱,晚上由父母教他们简单的功课和希伯来文。物价上涨得太可怕了,难民营有的老人得了腹水。
    他还是老一套,掏出零钱给那两个男孩。但男孩不放过我们,硬把我们拉到一个新搭的棚子里。棚子四周插满色彩鲜艳的纸风车,表示开张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个大铁皮灶,竖着长长的烟囱。灶上坐了四个铁皮水壶,蒸汽在落山的太阳中成了粉红的。
    这是难民们自己开设的低价理发店。难民们试图让自己的钱财和技能形成个内循环。用中国语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发师们是他们自己开设的职业训练班培训的。一个前律师穿的工作服就是一个完整的面粉口袋,上端和左右两端各掏出三个洞,成了领口和袖口,背后,一个红艳艳的国际红十字会徽章。另外两个理发师有六十多岁,背弓下来,从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标本。
    年岁大的一个理发师态度极其认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张开,吐露一截舌头,每动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里站了两分钟,才认出那个老理发师是寇恩先生。前银行家对着密密麻麻的账目,一定不会如此紧张。
    我赶紧从理发棚转身。寇恩一家,过得远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苦。
    杰克布跟上我,问我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我满脑子都是老寇恩那直眼吐舌的样子,还有顶在面粉口袋工作服下的那一串脊椎骨。他的昏厥症如果在他手持剃头推子时发作,面前的脑袋会怎样……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杰克布问是谁。
    我摇摇头,接着我来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说:犹太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触很多,是吗?杰克布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又来了,跟老寇恩默默的承受、极端认真的模样相比,我特别讨厌他现在这笑容。我原来想跟他感叹难民们的韧性,在“终极解决方案”的阴影下,该开张还在开张,暂时不被“解决”掉,总得理发呀。但我突然什么都懒得说,老寇恩把他的形象侵蚀在我的脑子里。
    到底是什么熟人?杰克布又问一句。他稍微正经了一些。
    一个老头,我毫无谈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逃了呢?他说。
    我欠他债。我说。
    杰克布突然煞住脚,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么跟我一样,动不动需要躲债主呢?
    我本想说,谁和你一样?贿赂行帮,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难道你不记得有人为你使了钱?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吗?那么我是否应该代杰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犹太老头?杰克布问。他的笑容在那最后的淤青上舞动,缝针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线结,这个杰克布比旧金山的杰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顺眼的。某种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盘的性格凝聚起来。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长了,保不准会认识谁。这话等于没说。我的意思该这么理解: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和杰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准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块,所有冤家撞在一条窄弄堂里。
    我们走到舟山路时,一个摆杂志摊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卖。他缩作一团,一巴掌宽的瘦脸上布满冷汗。破旧的衬衫领口还打着败色的领带。
    杰克布走上去,买了一份犹太社区报,轻声和中年男人交谈了几句。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杰克布无非在问他的病情。果然,杰克布跟我说,中年男人得了疟疾,在八月下旬冷得发抖。
    他刚来上海时办过一份报纸呢,杰克布说,后来倒闭了,他就靠这个书报摊子养家。
    他站下来,回过头,又长长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里说:这个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没在三三年把我带去美国的话,守着这个书报摊在暑气里搂抱着自己御寒的家伙也许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马路对面排长队领每天唯一一餐饭的任何一个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丢在欧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数犹太人……
    你和这人熟吗?我问道。
    熟。杰克布说。
    我心想,反正只需三分钟他就能把这条马路上任何人变成熟人。
    他也是柏林人。他把视线从那个中年男人身上慢慢抽回。我是看着他被病魔、饥饿一点一点吃掉的。能相信吗?半年前他还在足球场上当过裁判。
    我问他们刚才谈了什么。
    他说中年男人问他听说“终极解决方案”事端的进展没有。杰克布笑了一下。这个笑我现在也懂了。它一般发生在他要讲一句残忍的话之前。他说:他还担心那个?好像他活得到那一天似的。
    我们走进一家糕点铺。
    听着,May,杰克布说,今天是我们的订婚日。
    我打断他,说假如那枚戒指是为了昨天夜里那桩事的补偿,大可不必。
    他又来了,装得情场老杀手那样一笑,说有补偿比没有补偿好,不是吗?
    我瞪着他说:我不要补偿!
    他才不生气,说:那我要补偿。我的肩膀险些就让那些牙咬穿。
    又是那副可亲而讨厌的自家表兄模样。他把你逗急,为的是捞到把你哄好的机会。
    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人?福州路上“咸肉庄”女人?让个小毛孩来打发我走!
    他说:我跟他说,你去叫我太太起床,把她送到渡口去。他笑嘻嘻的,把杰克布惹生气不大容易。
    接下来的对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是那样的,我们表面在拌嘴,实际上呢,在掩盖我和他对一个事实的认清,就是我们的关系已经过渡到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说:谁会把太太丢在那个臭烘烘的圈里?
    他说:你们中国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住在圈里,你只好跟着住。
    “咸肉庄”站马路的都不会跟你去那里,卖肉的也会挑个好点的地方!
    别这么说她们。
    你跟她们来往过?
    不是在上海。
    在哪里?
    他耸耸肩。
    你真让我恶心!
    男孩子很多都是从妓女那儿变成男人的。
    你脏得像猪!
    那是人对猪的误解。其实猪更喜欢在雪白的天鹅绒里打滚。
    我恶毒地瞪着他,嘴唇绷紧,一松口就会朝他伤疤累累的脸啐过去。
    请不要剥夺一只猪对一只天鹅爱的权利。
    我绷紧的嘴唇喷出的是一个哈哈大笑,连我自己都意外,我的火气怎么就被泄了出去。
    走出糕点铺我们步行去剧场。我用不着认路和辨别方向,杰克布走在这一带驾轻就熟,就像走在他少年时期的柏林社区。
    爱尔考克区有一座犹太难民的收容所,今天的话剧演出就在那里举行。一间巨大的寝室容纳了几百张床,因此就有几百人相互做室友。现在上下铺排整齐后,变成了剧场的座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犹太人的大集会。一个青年男演员走上台,站在幕前,领诵经文。我转过脸,悄悄注视杰克布,他微微抬起下颏,双眼紧闭,不是在听经文,而是在嗅经文。
    诵经结束后,他对我耳语,说他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德国和美国很少去犹太会堂。在上海却不一样,他第一次感到跟犹太种族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也许他感到寄居客必须紧相依偎。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
    不止杰克布一人到这里来壮胆,大多数人都从别人均等的恐惧中找到了安全感。均等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是温馨。这样的集会上,大家热切交流着各种消息:有一个中国人的秘密组织,正在犹太难民中征集志愿者,逃亡到内地。尽管路途上凶吉未卜,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跟上海相比,更难以适应,还是有千余人悄悄报了名,因为这是唯一能逃出“终极解决”的途径。
    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晚上的话剧演出。台词是德文的,旁边竖起的白布帘上打出英文字迹,所以我完全能看懂剧情。彼得母亲的朋友(那对开餐馆的夫妇)扮演剧中的男女主角,让你想到纳粹有多活该,让奥地利戏剧损失了这两颗明星。
    杰克布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每到一个精彩片段,我们的手就热切交流一番。我们的座位是一张上下铺的上铺,和我们同坐的一对男女四十来岁,一面看戏一面从一只扁酒瓶里呷威士忌。“终极解决”说时迟那时快就要来了,但该喝威士忌还要喝,该看戏还得看。奥地利的话剧明星毫不因为莫测诡异的命运而省一点嗓门,减一点动作。这是一个习惯在末日前照常过活的民族。死亡和灾难留下一个个缝隙,他们在其中独善其身,学十八般手艺。
    话剧演完后,杰克布看见了罗恩伯格一家,把我拉过去。我眼睛盯着从后台走出来的男女主角。一大群人围住他们,献的花层层叠叠。女主角走到观众席,跟一个女观众拥抱起来。那个女观众穿着黑色长裙,戴黑色小帽,稍稍一转脸,我看出那跟彼得一模一样的侧面轮廓。紧接着,彼得的妹妹、父亲都从人群里一一浮现。装束讲究的寇恩家成员在昭示着每一个人,他们有过怎样辉煌的往昔。彼得晚上在医院值班。不然所有冤家真的要聚头了。
    我在人群里东钻西钻,怕五米外的寇恩一家发现我。这个难民大营地对我有利,几百张上下铺可以障眼,所以他们陪着男女明星往外走时,没有看见我。

《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