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
严歌苓接连推出的两部长篇都是以“躲藏”为主题，《第九个寡妇》写一个女人将公公藏在红薯窖十几年的传奇；《小姨多鹤》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中国家庭怎样将一个战后日本孤女藏匿几十年，以及她与这个家庭的恩怨一生。这两个长篇的操作手段基本类似，都是既要了传奇的外壳，又舍了传奇的惊险紧张，反而将传奇融入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里，用严歌苓自己的话来说，是“浓极而淡”。
很多人不明白她何以这样概括自己的写作近况，其实只要看看她去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就会明白。这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小说，既没有为她赢得奖项，也好像没机会被改编成电影，却是严歌苓自己最喜欢、认为写得最好的小说。事实也确实如此。严歌苓这么多小说，不管是从成长记忆中提取线索的，还是海外移民题材，或新近出来的这两部长篇力作，说到文学上最华丽的绽放，还是《雌性的草地》。
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最早、最集中地释放了她写作中的两个重要母题：躲藏、雌（母）性。而这两个母题也始终纠葛在一起，从《雌性的草地》开始到《小姨多鹤》，严歌苓始终放不下的文学情结每每被这两个母题点燃、贯穿。接连推出两部躲藏为内容的长篇绝不是偶然，是严歌苓早年就情所独钟、深埋心中的母题情结使然。
《雌性的草地》就像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也像《茉莉香片》——“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再往后，情结还是这个情结，即使篇幅再长、语言再讲究、设计再精心，终究还是原来的茉莉香片又续了水，一杯比一杯淡，就是她所谓的“浓极而淡”了。严歌苓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比之一般的作家，她对自己作品的理性认识要精准得多。
人们会觉得严歌苓的两部新长篇与她以前的国内题材不同，抛弃了个人体验式，转向了宏大史诗式。其实她并没有大变。对很多作家来说，大变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倒是一生的写作就围绕一两个不多的情结而展开。在严歌苓小说群中，除却海外移民题材，明白无误写躲藏的就有这三部，而这三部又是严歌苓小说的重要作品。
由当初敏感、压抑的本能性发现，到目前《小姨多鹤》的焦点转移，严歌苓对于这一母题的体认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也越来越只能靠技术手段来弥补早期生命感觉的缺失和隔膜。这也是为什么《第九个寡妇》等看上去华丽无比，技术娴熟，语言地道，但由于并没有贯注作者本人的生命感觉，而导致文学性让位于影像性、诗性让位于故事性。她真的是浓极而淡了。
当然，《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其实都偏离了她的初衷，她只是拿了躲藏的主题作了一个故事引子。《第九个寡妇》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人性以及维护正义的故事。尽管如此归结有失之简单的嫌疑，但问题是看完这部小说，人们达到的阅读效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顶着巨大的压力救了她的公公，她在向全体社会挑战，在与整个时代斗争。这个已经先验地进入人们意识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主人公，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明晰是她的弱点。怎么办呢？严歌苓只好把这个女人的另一面张扬出来，一个寡妇艰难却不失风流的生命美感最后救赎了她。这个女英雄终于有了一点根基，多了些人味儿，有了活气儿。
在《小姨多鹤》中，躲藏的焦点也早已转移，作者的重心不在惊险、恐惧上，起码她的传达不能使人为多鹤感到恐惧，恐惧的这根弦从来就没有绷紧过。
严歌苓的浓极而淡，既是她躲藏情结中恐惧感的浓极而淡，也是她小说方法的浓极而淡。她的两部近作越来越讲究技艺，但实际上她又回到了传统的老路上去了：越来越通俗好懂，越来越好看讨喜，再没有令人消化不了的东西。比起《雌性的草地》在九十年代初给人的刺激性感受，严歌苓似乎一路往通俗好看上走下去了。好在《小姨多鹤》还是让人看到了严歌苓毕竟是严歌苓，她的否定性是她永远的秘密武器。《小姨多鹤》应该就是她关于躲藏的终结篇了吧，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严歌苓或许还应有更广阔的人性挖掘点。
（何英，青年评论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就职于新疆文联，副研究员。在《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等多家杂志报纸发表约70万字评论作品。著有评论集《呈现新疆》，代表作品有《<虚土>的七个方向》《新疆当代文学生态扫描》《对<秦腔>评论的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