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昨天（28）下午，旅美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现身上海大学，为大学生讲述形象思维方式与写作的关系。在讲座当中，严歌苓批评了法国著名作家昆德拉晚期小说过分发达的理性思维。同时，她还表示，“我一直不太爱看现代小说大家的作品，因为白话文抹杀了中文表述在某些细微棱角上的魅力。”
说灵感：睡衣引出“零缺点小说”
严歌苓的讲座围绕着形象思维方式与写作的关系展开，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说起。她描述了作家得到写作灵感的一瞬间：那天，纳博科夫偶然间在公园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脚上蹬着一双溜冰鞋以一种日本女人穿着和服踏出小碎步的样子出现，“这个刹那间的印象令纳博科夫得到了最初的颤动，于是写一部关于这样一个年轻女孩故事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了。”
严歌苓说，她曾有过和纳博科夫相同的经历，也因此写出了一篇被中国台湾的评论界称为“零缺点小说”的《女房东》。“我的灵感来自于美国一户人家晾晒在窗外的一件睡衣。”她形容，那件睡衣非常性感，让人感觉“身体是有限的，而睡衣提供的想像却是无限的。”于是，严歌苓构思了一个初到美国的中国老男人因为对睡衣的想像而发生的故事，从中揭示了男性对女性、对爱情和对一切代表柔情的东西的遐想和向往。
论思维：“昆德拉晚期理性过于发达”
严歌苓指出，作家必定是这个世界上形象思维特别发达的那一群人。她表示，她之所以会爱上写作，是因为“我的记忆都是以这样一个形象的方式存在的，如果找不到出口，太多的画面叠加会把我逼疯掉。”
与此同时，严歌苓也批评了著名法国作家昆德拉晚期的小说创作。“一开始，他的作品还是比较形象化的。但是后来，他渐渐地转向于用小说去诠释他的那些通俗小说的概念。”她认为，理性过于发达损害了小说的可读性，“简直不忍卒读”。
论语言：“中文具有强烈画面感”
旅居西方的严歌苓能够熟练使用中英两种语言写作。在比较中英文写作带来的表现效果上的不同时，她指出，中文是一种具有强烈画面感的语言，“我们的文字起于象形。每一个汉字本来都是一幅画，所以画面感、色彩感和动感都会非常强烈。中国人还非常擅长以景写情，周边的景色常常就能反映人物的心境。”
严歌苓指出，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其实存在很多文字上的鲜活用法，“我们可以把名词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形容词，这会使语言显得非常鲜活生动，可惜我们后来的白话文丧失了这样的功能。”她认为，曹雪芹这样纯熟的文言白话风格现在没有得到继承，“而现代白话文丧失了古文言的灵活用法，让文字的活力不复存在。”
谈家庭：“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严歌苓的另一半是美国人。谈起自己的婚恋，她说：“一开始，两人间的文化差异制造了浪漫的气氛。有时候，小小的误解会成为甜蜜的误会。但当婚姻真正开始，你对理解和沟通的需要也许远远要超过对浪漫的需要。”话虽如此，他们这对夫妇却生活得很和谐，“我们吵不起来，彼此能说出的伤人的话，到了对方的语境中，都起不到伤害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怒气和对对方的伤害常常擦肩而过。”
严歌苓觉得自己笔下的女性，比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虽然表面上看来被很多男人欺负，但实际上却很自由，“倒是现在都市女性脆弱的状态令人担心，商品化的倾向会使她们重新沦为‘第二性’。”虽有此忧虑，严歌苓却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觉得两性的交往最糟糕的就是想要在自尊或者面子上争一个输赢，其实只要彼此喜欢，谁追的谁难道真有这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