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车站

刚到尼日利亚时,我们的房子附近有条笔直的大街,叫作IbrahimBabangida。象阿布贾大部分街道一样,它也是以一个昔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路基下面,就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自由生长的芭蕉树和蒿草形成层层叠叠的绿色,与远处的阿索岩连接起来看,恰恰是绿色大漠中的黄色沙洲。一次在IbrahimBabangida大街上散步,看见一架破旧的小型发电机在路边轰轰作业,这才发现它发的电是输送到雨林深处的一个教堂去的。教堂是用从旧房残骸中打捞的零碎局部拼凑而成的,因而四面来风,八面采光。看久了,反倒觉得它与它的背景呼应成趣,别具一种风情。前一阵再路过那里,教堂消失了,消失得一点痕迹也没有,让我怀疑我曾经看到的是绿色大漠上的海市蜃楼。尼日利亚政府正在实行“夷平政策”:凡是有碍观瞻的建筑,一律以推土机夷平。这座教堂的几百教友大多数属于赤贫阶层,教堂被夷平后,他们去哪里过礼拜,听说教,唱圣诗呢?政府的意思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们的前任司机依布拉罕姆一日登门拜访,说他租住的房屋也是夷平对象,为了不带着老婆孩子住大街,他希望我们能给他一些“赈灾”贷款。按照尼日利亚的租赁规定,房客在入住之前必须把半年甚至一年的房租交给房东。依布拉罕姆是那种最中规中矩的良民,去年底就付了全年的房租。我问他房东是否会退还他十个月房钱,他说没那事,房东说他的损失更大,眨眼间失去了房产,失去了也白失去,他找谁去?政府倒是痛快,推土机四处走一趟,阿布贾将只剩那些特给他们挣面子的楼宇,至于千万个从废墟上走出来的依布拉罕姆怎样避暑避雨,他们还是那个意思:你们自己看着办。依布拉罕姆对这个政府早就没了脾气,问他纳了税给政府,政府拿税收为他做了些什么,他笑呵呵地说:“不做什么。”问他为什么在电源紧缺、常常断电的阿布贾看到大白天点路灯,而夜晚黑灯瞎火,他也笑呵呵地说:“一直那样。”再问他为什么满大街的孩子买香蕉、擦车窗,而不上学,他也毫无脾气地说:“上不起学啊。”
    推土机推着推着,美国大使馆的当地雇员也开始人心惶惶。即便他们自己的住房幸免于夷平,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总有住在那类“有碍观瞻”的房屋里的。大家开始筹钱,准备接应走出废墟的三亲六故。不仅当地雇员慌乱,美国外交官们也忧心起来:一些便宜餐馆也许会进入被夷平的黑名单。一个周末,大家相约去最好的一家印度餐馆,叫Wakki’s。Wakki’s不仅菜好吃,装饰情调也好,是用粗毛竹搭起的小楼,外面蒙着一层细纱网,以免竹子有缝隙,漏进蚊子。尼日利亚属于半沙漠,旱季从哈拉来的灼热干风能把树叶和草都吹焦,因此不是产竹子的气候。但为了这座竹楼的设计,Walkki’s的老板显然从国外进口了竹子。阿布贾没有影院、剧院,没有商场、书店,可消磨周末的无非是几家餐馆,Wakki’s应该居第一或第二。我们长长一溜车队开到Walkki’s所在的小广场,却怎么也找不着它了。天已黑了,一个人在多弯的阿布贾迷路的可能性或许存在,但集体迷路就比较魔幻了。大家下了车,拒绝接受Walkki’s也在推土机履带下粉身碎骨的事实。因为它既不丑,也不陋,比起阿布贾许多煞有介事、不伦不类的豪宅,它漂亮多了,也人情味多了。不久我们在英领馆举行的苏格兰舞会上,嗅到了Wakkie’s浓郁香气:虽然Wakkie’s被夷平成一行电话号码加订餐广告,英国总领馆依然雇用Wakkie’s来提供自助餐。印度老伴和员工们平和地向大家证实,政府为了确保阿布贾的市容更美丽,把Wakkie’s的竹楼夷平了。这样一个精彩的餐馆,连同它的Tandoori吧台,(吧台内厨师们当中表演印度烤肉和飞饼),连同它的进口毛竹以及东方情调一块被夷平了。象所有被夷平的建筑一样,Wakkie’s的一切损失都是活该,别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的补偿。几个月过去,阿布贾德外交官们对Wakkie’s的缅怀足以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新上任的人从已离任的人那里得到Wakkie’s的口碑,一来阿布贾便打听它,人们不得不一再向后来者重复Walkki’s的壮烈殉难过程。
    我们住宅大院的一些门卫也开始秘密地向院内的美国外交官借钱。一个门卫某天拦住了一个年长的美国官员,塞给他一封信,信里称他“爸爸”。年长的美国人理解门卫被绝望所逼而认他这个陌生人做父亲,所以慈祥地忍住了不适。门卫的住宅将被夷为平地,他希望他认做父亲的人可以借一笔钱给他。年长的美国人来到尼日利亚不久,不知怎样处理这种局面,想请教管理处的负责人。但过了几天,这个门卫便从大使馆消失了。门卫向大使馆的美国工作人员借钱是违反规定的,这一点那个门卫很清楚,只是人在绝望中,连失业的危险也甘心去冒。
    夷平政策从城市向郊区推进。女管家希望小姐的未婚夫叫阿奇邦,有志于教育,大学毕业后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学校。他一个人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穷得读不起书的孩子。最困难时期,阿奇邦连教室的租金都勉强支付,但他一直坚持了好几年。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学校也将被夷为平地。既然政府嫌穷校长为穷孩子们租的校舍难看,那么是否提供好看些的校舍,来支持阿奇邦这样的教育志士呢?政府是由一帮贪官组成,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高尚看成十分可疑的东西,所以阿奇邦的申诉得不到理会。夷平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从阿奇邦的脸上,我就能读出那个荒谬悲哀的倒计时。终于一天,他穿得十分整洁,路过我窗口时告诉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他的学校;他和他的学生们就要在这天告别。过了几天再见到他,他似乎变了个人,没有半点曾经的踌躇满志,眼睛也躲着人。失业的他,难免成为希望小姐的负担,现实对他这样十多年寒窗读出大学文凭的男人无疑是难堪的。不久他去了驾校,但在一个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家,驾驶员的位置也是千载难逢。于是他又去学修理,想在美国大使馆干一点修理的零工。却是连这样的屈就愿望也不可能实现,他们小两口仍然只能靠希望小姐一份工资生活。后来听说阿奇邦到教堂的孤儿院给孤儿们上课去了。那是个不挣钱、相当于义工的工作。我的理解是做义工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饭吃有房住,一无所有的阿奇邦做义工的心情一定和戴安娜王妃有所不同。每次阿奇邦从我窗前走过,都是个匆匆的影子,头埋着,希望自己尽快淡出画面。他一直想攒够了钱迎娶希望小姐,失业后只能无限期推迟婚期,并挤住在希望小姐十平米的小屋里。阿奇邦的样子让我感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夷平运动,在他的个性中也夷平了什么。
    沿着大马路走,能看见一个个崭新的公共汽车站,看上去从质量到设计都超过旧金山的公车站:钢筋架子镶茶色玻璃,玻璃里面偶尔还装有广告。胜过旧金山的是玻璃上没有愤怒的涂鸦。它们出现在阿布贾已有好几个月了,却始终没见有公车停靠。阿布贾的人没有房子可住,但公车站比旧金山人更好,可以站在里面里等待梦幻的汽车。不久发现玻璃车站成了供人避雨或等待记程摩托(奥卡达)的地方。如此造价昂贵的摩登玻璃车站至少证实了一个辩证法:不破不立。
    每次去超市总在红绿灯路口碰上一大群汗流浃背的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六七岁,提着大罐头盒做的小桶,里面放着刷子,肩上搭着抹布,红灯一亮,他们就一拥而上,往车窗上刷肥皂水,再用抹布擦拭。碰到心软的人,就会给他们十元,二十元的小钱,但绝大多数人都在他们蜂拥而至时,赶紧打开雨刷,使他们无法涂肥皂水。这些人也没错,孩子们擦完的玻璃只能带来昏天黑地的视觉效果。我常想到这些孩子们穷得连衣服也穿不起,还要花钱买肥皂水,结果钱也白花了。尼日利亚或许有许多类似阿奇邦的教育志士,企图把这样的穷孩子纳入教室,只是他们的志向和努力都被夷平了。

《严歌苓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