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抗日。”还有其它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就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系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你认为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惟—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十六岁一个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十块光洋。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从打那时候,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无出路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