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会这么近的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时看我,一时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拳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见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损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蹰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浴洗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江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装着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无出路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