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伤痕当酒窝

  在安曼串门访友,路名和门牌号都没有用,谁也不记,只记得哪个小区,什么样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邮政信箱。这种随意状态,与阿拉伯人的性格有关。
  但这样一来,我们要去访问蒯先生家,只能请他自己过来带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子迎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高龄。
  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着的书画都是大家名作。会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几盘糕点,而斟出来的却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陈鲁豫叫她一声阿姨,她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岁纔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交谈中就夹杂着大量上海话。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早年她与父亲生活的一些情况;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海话今天可以死灰复燃,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谈话片断,现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时代的读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实在舍不得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沙漠里,一个中国老妇人有关一个中国旧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亲一九二八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未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侮她,为了出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眷拜祖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两岁,我母亲生了四个,我最大,到台湾后,蒋家只承认杜家我们这一房。
  "父亲很严厉,我们小阿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五十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亲,父亲的教育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的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倚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
  "父亲越到后来越繁忙,每天要见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纔急匆匆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行动。他还仔细地看了看黄浦江岸边的一家纺织厂,他母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做工。在香港他身体一直不好,因严重气喘需要输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们举着氧气管朝他喷。母亲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说希望阿冬过来说话,阿冬就是孟小冬,母亲就答应了。父亲还就这件事问过我,我说做女儿的是晚辈,管不着。后来他就与孟小冬结婚了。父亲去世后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孟小冬说,这怎么够……"
  陈鲁豫打断说,我们谈点愉快的吧,譬如,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这下两位老人都笑了,还是杜美如女士在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们几个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义玩,参加了一个舞会,见到了他。但我是近视眼,又不敢戴眼镜,看不清,只听一位女伴悄悄告诉我,那位白脸最好,她又帮我去拉,一把拉错了,拉来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当然我最后还是认识这位白脸了,见了几次面,他壮着胆到我母亲那里准备提婚,正支支吾吾,没想到母亲先开口,说看中了就结婚,别谈恋爱了。原来她暗地里作了调查……"
  蒯先生终于插了一句话:"我太太最大的优点,是能适应一切不好的处境,包括适应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过一次重大车祸,骨头断了,多处流血,但最后发现,脸上受伤的地方成了一个大酒窝!"我们一看,果然,这个"酒窝"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抖动。
  她五十多年没回上海了,目前也没有回去的计划,而不回去的原因却是用地道的上海话说出来的:"住勒此地勿厌气。""厌气"二字,很难翻译。她说,心中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夫妻俩都已年逾古稀,中华餐馆交给谁?他们的儿女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二是只想为儿子找一个中国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却不知从何选择。她把第二件事,郑重地托付给我。
  我看着这对突然严肃起来的老夫妻,心想,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烦心事,只不过长期奉行了一条原则:把一切伤痕都当作酒窝。
  酒有点苦,而且剩下的也已经不多。
  祝他们长寿,也祝约旦的中华餐厅能多开几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安曼,夜宿Arwad旅馆

《出走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