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军医院“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的工作，之所以拖到两个月后到了夏末才展开，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别山的剿匪战斗还在继续，一部分部队又被抽调成立了水利师，部队来回动荡。第二个原因是肖卓然迂回了一下。肖卓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对荣军医院的医疗力量、设备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皖西城驻军伤病员情况进行了统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步骤和方案。肖卓然越过丁范生将这个报告呈交给行署陈专员，陈专员觉得这个报告很有见地，方法步骤也比较稳妥，就把丁范生和肖卓然叫去谈了一次话，要求荣军医院按肖卓然报告设计的步骤先行准备，不要盲目上马。
丁范生还想坚持，凸起眼珠子说，新政权日新月异，我们也不能束手无策。不能等。我们很自信，坚决完成任务。陈专员说，没有设备，不能确定有没有战争遗留物，怎么做手术？丁范生说，我们的医生有经验，肉眼一看一个准。陈专员故意问肖卓然，是吗，你们的医生有这么神？肖卓然说，那只是偶然的成功，不能作为科学依据。陈专员说，是啊，做手术不是搞着玩的，要动刀见血的，打开了，里面没有弹片弹头，那不是让我们的同志白白挨刀吗？丁范生说，打开十个，找到一个，就是胜利。
陈专员问肖卓然，你说呢？肖卓然说，从医学的角度上讲，打开十个，找到九个都是失败。一方面，我们给那个白白挨刀的同志制造了痛苦；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一次失败的手术，就是一生的阴影。所以说，万无一失的手术，既保护伤员，也保护医生。陈专员说，这个要按科学规律来，不能盲目。肖卓然说，商周时期就有了对医生的考核标准，十全为上，十之失一为次，十之失四为下，十次手术错了四次，这个医生就不能当了。陈专员转向丁范生说，看看，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我认为肖副院长的意见非常有见地、非常讲科学。我们这些老革命要虚心了，不能老是按照战争的思路干哦。丁范生阴沉着脸说，是！
出了军管会的大门，丁范生对肖卓然说，好啊小肖，看不出来，你还会借势压人呢。肖卓然苦笑说，丁院长，我说服不了你，只好拉大旗作虎皮了。丁范生对着太阳看了半天，突然轰轰烈烈地打了两个喷嚏说，在战争年代，要是有人在背后做我的小动作，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肖卓然说，知道，枪毙！丁范生笑了，得意地拍了拍肖卓然的肩膀说，知道就好。不过说实话，要把设备准备充分了，要把人员培训熟练了，这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听着不舒服，但是从陈专员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肖卓然说，是啊，人微言轻，陈专员是权威，一言九鼎啊！丁范生说，我看这个样子，你很快就人不微言不轻了。不过这是好事，年轻人嘛，随时都要挑大梁。
一个月后，两台苏式X光透视机和一批麻醉手术器械运到了荣军医院，这两台X光透视机中，有一台是陈专员协调过来的，另一台是肖卓然四处奔波从原国民党江淮医科学校留用人员的手中募捐过来的。
“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的工作，第一例手术指定由汪亦适实施，这是丁范生指定的，丁范生再三交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本来不是个大手术，有了X光透视机，有的潜藏在体内的弹头弹片直接就能看得出来，盲目性的问题基本上被解决了。但是因为几经风雨，加上丁范生大张旗鼓的宣扬，这项纯粹的业务工作又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汪亦适还是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因此也格外谨慎。第一张片子拿到手上，反复研究下刀的角度、路线、深度以及摘除的细节，甚至还在伤口周围画了三个方案图。无疑，手术相当成功，干净利索，只用了半个小时，就从伤员的大腿上取出一块平均直径约两公分的弹片。
前十几例都比较简单，选择的伤员多数负过轻伤，通过X光透视机就能确认有无遗留和遗留位置，一般都在肌肉浅层。汪亦适一个上午做了三例，下午手熟了，做了五例，其中一次性地在一个伤员的体内挖出四块弹片和两粒石子。丁范生一直在“排雷现场”，主现场就是汪亦适这里。汪亦适在做手术的时候，心里平静如水，只是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丁范生又让伙房给他做了四个糖水荷包蛋，端到他手上的时候，他才明白，他实实在在地为解放军、为新政权做了好事。
荣军医院“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的活动很快就在皖西驻军部队刮起了旋风，两万多人的部队里有一大半人都不同程度地负过伤，这一大半人里面又有一大半人怀疑自己体内有遗留残骸，有的部队甚至组建了重伤连、轻伤连、残疾连，陆续开到荣军医院做检查手术。医院的两台X光透视机昼夜运转，检查出了上千名确实需要手术的人，而且这些伤员都希望由汪亦适亲自手术。汪亦适马不停蹄地工作，光手术刀就用废了一斤多重，一个月下来，挖出的弹片弹头和其他残留物装了半脸盆。到了最后，剩下的多是疑难伤情，有的弹片嵌在骨头里，有的深入到腹腔，接近心脏或其他内脏器官，位置高危，入刀路线要越过动脉血管和重要神经。手术难度越来越大，有时候一个上午只能做两台，有的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弹片弹头埋在伤员体内，却无法下手。即便这样，汪亦适还是声名大振，不知道是谁最先喊出来的，半年之后，汪亦适已经是皖西城内外闻名遐迩的“排雷大王”了。到了这个份上，不光是部队的伤员，那些在解放前参加过地下斗争的干部和民兵，也有不少人来找汪亦适“探雷”、“排雷”。
现在，荣军医院的规范化建设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各科室的设备基本上名副其实了，医护人员也经过了正规的培训。肖卓然在院务会上提出，可以借鉴原国民党医科学校的做法，把行医和教学结合起来，一边救死扶伤，一边培训人才，一批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医生，同时在医护培训班里兼职任教。这次丁范生没有反对，而是十分肯定地说，这个办法好，这就叫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战争年代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肖卓然说，排雷成功，给我一个启发。我记得皖西城刚解放的时候，提出要把国民党留下的老房子推倒重来，建一座新大楼。当时你问我，建那么阔气的大楼干什么，劳民伤财。我细细一想，当时确实脑子发热，希望三年就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倒是又有冲动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富裕了，是可以考虑建一幢大厦。丁范生说，成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建大厦干什么？肖卓然说，就干一件事情，搞体检，把皖西地区的老百姓一个不落地体检一遍。丁范生说，异想天开。老百姓没灾没病的，体检他干什么，不是瞎折腾吗？
肖卓然说，丁院长，从医学的角度看来，每个人都是病人，不过有大有小、有轻有重罢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了我们几千年，老百姓很少有看病的机会，有病不知道，知道了没钱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就要关注他们的健康，排除埋藏在他们身体内部的“地雷”。丁范生听了，半天不吭气，好长时间才说，想法不错，再搞一次“排雷”，全民皆兵。肖卓然欣喜道，这么说丁院长同意了？丁范生说，同意，可是现在不现实。肖卓然叹气着说，是啊，眼下条件是不具备，但是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有一天早晨出操完毕，舒云舒跑来看汪亦适，红光满面，兴奋地对汪亦适说，亦适，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汪亦适洗着脸，头也不抬地说，我能有什么好消息？做手术成功，就是最大的好消息。舒云舒说，比做手术成功还要大的好消息。汪亦适说，你不会说给我介绍女朋友吧？舒云舒说，比介绍女朋友还要大的好消息。像你这样业务拔尖、品格优良的人，还能缺少女朋友？你的好消息是政治上的。汪亦适面无表情地说，难道说把我划到起义人员行列了，给我平反了？舒云舒说，什么起义投诚的，以你现在的声望，你就是俘虏，也无所谓了。汪亦适停住手，看着舒云舒说，那我就不知道这好消息是什么了，我就是希望能够把我的事情搞清楚，我当初是起义的，不是投诚的，更不是俘虏。舒云舒说，现在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在解放后的表现。那些东西丝毫不影响你的政治待遇。汪亦适说，不，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在乎政治待遇，我在乎事实。舒云舒真诚地说，亦适，你怎么不明白啊！有了政治待遇，俘虏也好，投诚也好，起义也好，那都是历史了。入了党，历史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汪亦适正在擦脸的手停住了，把毛巾扔进脸盆里，看着舒云舒问，你是说，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舒云舒说，是啊，我是第二党小组的组长，组织上分工我当你和程先觉的入党介绍人。汪亦适问，程先觉也要入党？舒云舒说，是啊，程先觉已经写了六份入党申请书了，积极向组织靠拢。你虽然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是组织上了解你，你是因为这段时间太忙了，所以丁院长，哦，不，我们医院的党总支书记丁范生同志说，对于汪亦适这样的同志，要有特殊的政策。汪亦适怔住了，久久地看着舒云舒，眼睛有些潮湿。舒云舒说，入了党，我们不仅是同志，更是先进组织的一分子，那时候我们有想法、有顾虑、有建议，都可以直接在党的会上提出来，就不会有那么多个人委屈了。汪亦适半天没有做声，很长时间后才说，不，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考虑。舒云舒疑惑自己听错了，声音都有些颤抖了，问道，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汪亦适看着东边逐渐洇开的朝霞，吐字清晰地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我觉得我条件还不成熟。
郑霍山出事的消息，最早是程先觉知道的。程先觉到行署卫生局报统计，遇上了在医科学校时期的同乡同学方得森，方得森在地方医院工作，也是来报统计的。程先觉夹着公文包满面春风往里进，方得森夹着公文包低着脑袋往外出，面如死灰，神情慌张。程先觉说，那不是方得森吗，急急忙忙地干什么？方得森见是程先觉，迟疑了一下站住了，鬼鬼祟祟地四处看了一圈说，是程先觉啊，你怎么来了？程先觉说，奇怪，我怎么不能来？我跟你一样，是来报统计的。方得森说，老程，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程先觉说，消息多了，革命形势大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们荣军医院“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如火如荼，方圆三百里家喻户晓。
方得森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程先觉说，没有，我听到的都是好消息。方得森东张西望，然后对程先觉说，你过来，我们到门外小河边说话。程先觉说，我日理万机，哪有闲工夫跟你扯淡，有话就在这里说。方得森说，你真的什么消息都没听到？程先觉见方得森神情异样，也感到问题严重，扶扶眼镜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如丧考妣的？方得森说，我刚刚才在卫生局听说，俘虏学习班出事了，三名俘虏夺枪潜逃，被打死一名，李开基自杀未遂，已经被关到监狱了。楼炳光和郑霍山被送到公安局审讯了，据说都是叛乱分子。
程先觉吃了一惊，问道，你听谁说的？我们上个月见着他们，管教干部还说，只要表现好就可以从轻发落，为人民服务。方得森说，现在情况变了，听说国民党特务破坏得厉害，大别山区暗杀了几个新政权的干部，他们还在淮河上游投毒，炸掉了解放军的兵工修理厂。还有国民党地下特务联络原医科学校的师生，准备潜逃到台湾去，已经有不少人上了贼船。不光是俘虏学习班的人受牵连，听说我们这些旧军队、旧政府的留用人员，都要受到审查。动静闹得这么大，你们军队医院消息灵通，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方得森说得活灵活现，程先觉听得毛骨悚然，脸都木了，张口结舌地说，怎么会，怎么会，这不是节外生枝吗，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你莫不是听错了？方得森说，你认识裘法然吧，也是预干队的，原先留在卫生局防疫科当文员，现在你见不到了，听说也受了牵连，被隔离审查了。程先觉木了半天，稳住神说，如此说来，他们都是上了贼船的才受牵连，我们又没有上贼船，有什么好紧张的？方得森说，话是这么说，可是这么一折腾，所有旧军队、旧政权留用人员都要受到怀疑。程先觉强打精神说，我不怕，我劝你也不要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只要拿不出我上贼船的证据，他就是怀疑到天上去我也不怕。
程先觉说得慷慨激昂，表面上做出一副自信坦然的样子，但是，同方得森分手之后，他的心里还是压上了一块石头，而且这石头越来越重，以至于后来坐在张科长的办公室，递交“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统计表的时候，手都有点颤抖。公事办完，张科长若无其事地问这问那，甚至还问到了医院喂了几头猪，尤其还提到了他和汪亦适是同学，似乎对汪亦适的情况比较感兴趣，对于他同肖卓然和汪亦适是同学这层关系也很感兴趣。张科长原先就是解放军师供给部的，现在也还穿着军装，这个时候的行署卫生局，实际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它还兼着警备区的卫生处。所以，张科长那些实际上平平常常的家常话，在程先觉此刻的心里，也变得不再平常了，好像句句都是旁敲侧击，句句都暗藏玄机。
程先觉在张科长的办公室里，支支吾吾，疲于应付，不一会儿脑门上就冒汗了。张科长这才发现程先觉的异常，关怀地问，小程，你怎么啦，是不是发烧了，要不要派人带你到机关卫生所看看？程先觉点点头，又赶紧摇摇头说，没关系，我是太热了。张科长奇怪地说，不会吧，这都秋天了，你看，我都穿上夹衣了。程先觉说，我是激动的。张科长更奇怪了，笑问，你激动什么？程先觉说，我是……因为张科长表扬我们“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我感到这是上级对我们的肯定和鼓舞，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
张科长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程先觉的面前，伸手摸摸程先觉的前额说，小程，我看你是真发烧了，还是到机关卫生所看看吧，回荣军医院还有好长一段路呢。程先觉慌不迭地说，我没事，我真的没事。张科长，我已经汇报完了，我走了。张科长说，我看你精神恍惚，就这样走行吗？程先觉说，张科长，我是在你这屋里闷的，出了门就好了。说完，夹起公文包就走，走到门口，想起来没有给张科长敬礼，又转身，人还没有站稳，就摇摇晃晃地给张科长敬了个礼。
程先觉骑着脚踏车回到荣军医院，没有马上到办公室，而是躲进自己的宿舍反思，前前后后，细细节节。首先，他排除了自己上贼船的可能性。从行署卫生局回来的路上，他曾经一度恍恍惚惚，大约是过于紧张，他疑惑是梦，真搞不清楚他自己是不是上了贼船，恍惚中似乎真的有人来找过他，许诺他到台湾必有重用，金钱美女升官发财，他恍惚也应承下来了，表示要见机行事。但是，坐在自己的宿舍里，他想明白了，没有，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完全是幻觉，完全是被吓出来的。其次，他回顾了解放后这段日子自己的表现，一桩桩一件件，他唯丁院长马首是瞻，紧跟在肖卓然的屁股后面，他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自作主张多做一件事情，对上对下一律笑脸相迎，对内对外统统毕恭毕敬，入党申请书他写了六份，积极向组织靠拢的决心表达得够充分的了。医院开展重大活动，譬如“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虽然他没有像汪亦适那样在一线没日没夜地做手术，但是他作为业务股长，指导手术，协助培训，负责保障，接送伤员，后期监控医疗，也都做得滴水不漏。应该说，他没有留下什么问题。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想到呢，没有了。可是，无论如何，他的心里就是不踏实。
过了两天，果然有风声传来，说地方一些部门和机构，已经实行留用人员重新登记了。这无疑就是个信号。一时间，在旧政权和旧军队的留用人员中风声鹤唳，传言四起。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共产党解放军刚刚解放皖西城的时候，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也出于急于恢复秩序的需要，暂时利用了旧政权和旧军队人员。现在，老蒋跑到台湾了，共产党的江山坐稳了，解放军腾出手了，开始收拾这些旧人员了。再加上旧人员当中确实有顽固的反动派，勾结大别山残余的匪特，煽动留用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暗杀新政权的干部，破坏城市设施，散发反动传单，这就使得共产党解放军对留用人员的信任度大大降低。重新登记，重新审查，重新甄别，完全是必要的。
程先觉思前想后，判断自己即将面临的问题。他一遍一遍地梳理自己方方面面的表现，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但是他还是心虚。他一直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忐忑不安惶惶如丧家之犬。后来他总算有一点明白了，他没有做坏事，没有搞破坏，没有同匪特勾结，这都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他以前没有做过坏事，譬如国民党三十六师在蚌埠跟解放军打仗的时候，他作为见习医官，也曾经被派到前线去为国民党军队包扎伤兵，这就很有可能成为把柄。这样的事情肖卓然也做过，但是他能跟肖卓然比吗？肖卓然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去做那件事情，不仅可以理解是为了掩护身份，还有可能干脆就是奉命行事，到前线搜集国军情报的。
让程先觉略感安慰的是，这种事情汪亦适也做过，现在留用的人员中，很多人都做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身份不一样，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解放军应该既往不咎，再说也罚不责众。这样一想，程先觉就好受一些了，但还不是彻底解脱。终于有一天，他想起了一件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程先觉就不禁冷汗涔涔了。他想起的是皖西城解放前的一天，关于起义的那桩事情。程先觉并没有糊涂，那天本来是汪亦适劝说他起义，并让他先走一步，向解放军说明，汪亦适继续劝说郑霍山。按说，在这件事情上，汪亦适比他主动、比他做得多、比他功劳大。可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汪亦适迟迟未到。而就在他程先觉瞻前顾后、踌躇不前的时候，天上掉下个肖卓然，他一举成了起义者，而汪亦适从此成了俘虏。刚到三十里铺城市建设学习班的时候，他无比庆幸，他明白自己是一脚跨进了新政权，而汪亦适一脚跌入到烂泥坑。这也许就是命运使然，不是他程先觉能够预料的，更不是他能够主宰的。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责任。
可是，仍然有问题，半夜里程先觉常常在梦中惊醒。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一句话上。
在三十里铺学习班的时候，他被称为有志之士、积极分子、解放功臣、人民朋友。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眼看着锦绣前程从远处款款飘来。就在这期间，汪亦适的管教干部去向他了解汪亦适在解放皖西城战斗中的表现，因为汪亦适声称自己是起义者，程先觉就是他劝说成功的。程先觉的脑子当时转了一下，不，他不能承认他是被汪亦适劝说的，他是主动的、义无反顾的起义者。既然他在见到肖卓然的时候没有说明他是汪亦适劝说过来起义的，那么现在他仍然不能这么说，将来也不能承认，否则就是对党隐瞒事实真相，否则就是不老实，否则就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就这一念之差，导致他矢口否认他是汪亦适劝说起义的，从而也使汪亦适有口难辩。
将错就错，一错再错，短错扯出长错，小错酿成大错，终于不可收拾了。终于，现在麻烦了。既然要重新登记，重新审查，重新甄别，那么这段历史会不会被挑出来重新说起，汪亦适会不会坚持？假如舒云舒、郑霍山、李开基等人都给汪亦适证明，假如共产党真的采取心理战术，或者严加审讯，他会不会把持不住说了真话，把那件事情的本来面目说出去？一旦说出去，他即便不被扣上欺骗组织的帽子，也一定会落个卑鄙小人的下场！程先觉的精神苦难从此就开始了。
过了几天，又有消息传来，李开基并非自杀，他和另外一名被俘在训的原医科学校少尉见习医官当真接到大别山匪特的拉拢信，也确实萌发了潜逃的念头，结果被管教干部察觉。在李开基和这名医官潜逃的时候，皖西公安机关将计就计，联系部队暗地跟踪，击毙六名特务，其中包括潜逃的那位医官学员，抓获两名，李开基已移交司法机关审判。
郑霍山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他是因为屡次写信揭发——实际上多数是莫须有罪名——楼炳光，终于被管教干部侦破，郑霍山的问题定性为“破坏劳动改造，企图搅浑水，以乱视听”。他被司法机关收审是不错，但是没有审出大的问题。他说学习班太枯燥了，他不堪忍受天天脱砖坯的生活，他想有点娱乐活动，反正楼炳光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看看他的笑话，看他日复一日汗流浃背地脱砖坯，权当看大戏了。据说司法机关很恼火，指责俘虏学习班半年的管教对这个人基本上没起作用，下一步只能劳教了。
肖卓然听说郑霍山要被劳教，十分惊诧，因为上次在三十里铺，虽然郑霍山阴阳怪气地跟大伙胡搅蛮缠，但是凭肖卓然对他的了解，其实他是外强中干，他以不配合、不妥协的外衣掩盖他的虚弱。郑霍山这个人并不像他表现得那样一切都不在乎。他在乎得很，他最在乎的，一是面子，二是台阶。
一个月前肖卓然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到三十里铺去看望郑霍山，可以说是建设性的。皖西城刚刚解放，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与人之间彼此戒备隔膜，包括丁范生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肖卓然会带着那么多人去看望一个表现并不好的原国军见习医官。但是肖卓然就是去了，而且不是偷偷摸摸，是大张旗鼓，并且请郑霍山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持各种看法的都有。有的认为肖卓然虽然当了解放军医院的领导干部，但是旧的习气还没有克服，身上有国民党江湖的做派，毕竟出身于国军医科学校嘛！也有人认为，肖卓然在这时候向城工部提出要对郑霍山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力度，拯救一个迷路的人，体现出了这个青年政治工作者的远见卓识，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还有人认为，肖卓然此举是哗众取宠，争取人心。
丁范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与众不同。他关心的是，这个郑霍山是不是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原国军江淮医科学校数一数二的高才生。他现在需要人才。至于说郑霍山此人思想顽固，对解放军成见甚深，丁范生统统不在乎。丁范生的理论是，这个人只要有用，就搞过来用，我们共产党人什么人改造不了？笑话！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能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打得稀里哗啦，还改造不了一个郑霍山？那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肖卓然曾经详细地汇报过郑霍山的情况，信誓旦旦地向丁范生保证，这个人并无罪恶，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太大追求的人。他的问题主要是性格上的，过于自信，刚愎自用，而且极其自尊。只要给他台阶，下上功夫，总有一天，他会就坡下驴，对于新政权的医疗事业有益无害。争取过来了，就多一份力量；放任不管，就多一份麻烦。
留用人员要重新登记，不是讹传。没过多久，军管会果然来了文件，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干部，要求各行政部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厂矿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普查。重新登记的人员包括旧政权、旧军队遗留的公职人员。所谓重新登记，是官方语言，其实就是政审。其内容包括审查、甄别、外调，重新登记的对象包括主动归附新政权的人员、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如此一来，程先觉也在重新登记之列，汪亦适自然更是必过此关，关于发展程先觉和汪亦适入党的计划，还没出头，便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程先觉必须说清楚的内容包括历史表现、家庭背景、起义的思想动机、起义见证人、起义过程等。按说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起义者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程先觉在政治处谈过话之后，还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本来，他已经被理所当然地划到了起义者的行列，并且顺理成章地享受了将近半年起义者的待遇，差点儿就被发展为党员了，没想到祸从天降，转眼之间就成了被审查对象，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而且，要让程先觉说清楚起义动机和起义过程，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必须再一次隐瞒汪亦适劝说他起义的事实，这个错误既然已经开了头，就断无纠正的可能，一旦纠正了，他就真的是不老实，真的是欺骗组织了。就算在汪亦适的问题上他自己能够咬紧牙关，但是汪亦适会不会再把问题挑出来？汪亦适也需要保护自己，他不可能舍己为人隐瞒那个事实，他肯定要实话实说。那么组织上是相信汪亦适还是相信他？他拿不准。但是他感觉组织上有可能宁肯相信汪亦适而不一定相信他，因为汪亦适在近半年来的表现，已经不动声色地获取了多数人的好感。
后来的事实表明，汪亦适在接受审查的时候，的确是实话实说了。审查汪亦适的是医院的政治处主任于建国，在解放皖西城的时候，于建国是营教导员，率领部队攻打小东门的就是他，被郑霍山走火打伤的战士马三柱就是他的警卫员，要不是于建国及时喊了一声“枪口向上”，汪亦适早就一命呜呼了。于建国对汪亦适颇有好感，谈话的时候以礼相待。于建国说，汪医生，你不必紧张，一个政权消亡了，另一个政权建立了，对于留用人员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梳理，这是正常的，这也是对同志负责。汪亦适坦然地说，我不紧张，我反而感到高兴。共产党办事认真，实事求是，这让我感到安慰。于建国说，其实你的投诚表现，我就可以作证。我们还没有交火的时候，就接到命令，说是守城的国民党军队里面有医科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我们一直喊话，能不开枪就尽量不开枪。我听见了你的回答，目睹了你向我方投诚的全部经过，也判断出你是一个文化人而非铁杆反动派，所以我还交代部队要保护你，枪口向上。汪亦适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后来一直庆幸，那么密集的子弹，居然让我这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躲过了，原来是贵人相助。
于建国说，贵人相助谈不上，我们都是中国人，建设新中国需要你这样的读书人。至于投诚经过你可以不说了，我想听听你的投诚动机，是因为保存生命的需要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汪亦适突然激动起来了，好像受到了侮辱，声音很高地说，于主任，你太小看我了，我既不是为了保命，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事实上我在感情上是厌恶国民党的，是希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社会的。我在皖西解放的前三天，就向我们的一位同志表露过我的心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不识时务，但是我不会违背天意。于建国来了兴趣说，哦，这话是什么意思？汪亦适说，就是弃暗投明的意思。于建国说，你有没有明确地说过要弃暗投明，投奔解放军或者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军进城？汪亦适说，没有。于建国说，你既然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为什么要含糊其辞呢？要知道，同样的话，可以作不同的理解。汪亦适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位同志就是地下党。于建国说，能告诉我这位同志是谁吗？汪亦适说，既然我和她说的话不能证明我有起义的动机，也就没有必要说出这位同志了吧？
于建国严肃起来了说，汪医生，我这是代表组织给你谈话，面对组织，我们应该知无不言。汪亦适不吭气，他不想说出舒云舒的名字，他不希望把舒云舒扯进他的倒霉事情里面。于建国说，为什么不能说出这位同志是谁呢？是不相信组织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汪亦适说，都不是。因为我当时说的话确实模棱两可，再说出来没有意义。于建国盯着汪亦适，长时间地观察他的表情。汪亦适禁不住这样的目光，心里不禁有点发毛，神情也就不自然起来，两手揪着衣襟说，因为这个同志……因为……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的事情最好不要牵扯别人，尤其是没有必要的牵扯。于建国笑了说，好，这里面可能有点私事，我们暂时不予追究。你接着说，你的关于起义的想法，还对谁说过？汪亦适如获大赦，毫不含糊地说，解放皖西城的那天晚上，我接到一封起义号召信，要求我们到风雨桥头，那里有解放军接应我们，我劝说同宿舍的程先觉参加行动，他答应了。我又去找另外一个同学郑霍山，他……当时有点动摇，加上政训处的行动组长李开基的威胁，郑霍山迟迟没有下决心，这样就耽搁了时间。后来李开基让人给我们发了枪，出于无奈，我们只好跟他到了小东门。我是趁乱起义的，但是没想到你们的攻势那么猛，一步之差，起义没有机会了，我在投诚的过程中成了俘虏，后来的情况你都知道。于建国问，你劝说程先觉和郑霍山起义的事情，有谁能够证明？
汪亦适说，他们都不承认，我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承认。于建国说，这件事情还是说不清楚。不过，你投诚是事实，而且投诚之后表现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只是，我们将继续调查。你要相信组织，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希望你能放下包袱，继续工作。
政治处于主任同汪亦适谈话之后，再一次找程先觉谈话。程先觉还是一口咬定解放皖西城的前一天晚上，他是响应地下党的号召，主动前往风雨桥头起义的，肖卓然可以为他作证。于建国再三追问，在他前往风雨桥头之前，有没有同汪亦适接触。程先觉的回答是，在此之前我们两个人确实讨论过何去何从的问题，他说他接到地下党的通知，要我们去风雨桥投奔解放军，我当时就表态立即行动，他也说要去风雨桥，但是又有点犹豫，又说他要到图书馆还书。我等了他好长时间不见他回来，我还以为他直接去了风雨桥，再后来我听见枪声响了起来，我再也不能等了，拔腿就往风雨桥跑，路上还躲过了国民党的追兵。后来听说他被俘了，我很惊讶。不过，依我对汪亦适的了解，他对国民党军队是没有感情的。他这个人是个书呆子，虽然不问政治，但是从平时言谈中，也能听出来他对国民党军队是不满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所以后来听说他被定性为投诚，我完全相信。要不是一念之差，或者不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他起义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程先觉这次的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要害的环节上既没有推翻原先的说法，同时也巧妙地说了一些有利于汪亦适的话，不像当初在三十里铺张管教问他的时候，一推三六五，功劳都是自己的，别人是个什么压根儿不管。这大约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敢轻率从事的缘故。但是于建国不理睬他的拐弯抹角，抓住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穷追不舍。于建国问，你和汪亦适两个人，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到风雨桥头的？程先觉琢磨了一阵子才说，是他最先说出了接应地点是风雨桥，我最先提出去风雨桥。于建国问，也就是说，还是你最先提出去风雨桥？程先觉说，我记得是这样的。于建国盯着程先觉说，程股长，请你再次确认，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去风雨桥，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向组织说实话，否则，如果我们调查出同你的证词不相符合的事实，后果你恐怕也是清楚的。程先觉紧张了，脑门上油光闪亮。他掏出手绢，擦了脑袋又擦眼镜，过了很长时间才结结巴巴地说，是他最先说的，不，是我最先说的，不，我们两个都说要去风雨桥。
事情到了这一步，汪亦适的问题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同程先觉谈过话，通过上级组织协调，于建国又到三十里铺，找正在司法机关接受审查的郑霍山和李开基谈话。这回，郑霍山也说了一半实话。郑霍山说，那天晚上，汪亦适找到我，动员我跟他一起去风雨桥参加起义是不错，但是我怀疑他是到风雨桥去见舒云舒。这个人是情种，加上认死理，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其实这时候于建国已经知道汪亦适接到的那封起义号召信署名是舒云舒，也知道了解放皖西城的前三天同汪亦适谈话的人是舒云舒，还知道了这几个人同舒云舒的关系。于建国问，你是不是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起义号召信？郑霍山回答说，是的，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封公开信，并不是写给哪一个人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肖卓然背后指使的。肖卓然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地下党，我们那时候一点都没有察觉。于建国说，你不要东拉西扯，回答问题要有的放矢。我再问你，你既然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号召信，又有汪亦适劝说，你为什么没有去风雨桥？郑霍山说，那时候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去了被杀头。于建国说，照你说来，汪亦适确实是动员你起义了？郑霍山说，你们希望我说他动员我起义，我就说他是动员我起义。于建国火了，把铅笔往桌子上一扔说，什么叫我们希望？你要陈述事实！郑霍山说，他说了起义的话，但是我也不知道真假！
同郑霍山谈完话，于建国又把李开基叫来。李开基说，千真万确，汪亦适是去动员郑霍山起义，我当时在场，我当时心中暗喜。我是有起义想法的，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汪亦适的话是真是假。长官、首长，你是军人，你知道的，战乱年头，人心难测，我不得不防，所以，我给他们发了枪，打算伺机临阵起义。于建国说，行啦，你用不着给自己贴金了。不是你阻挠，汪亦适起义就成功了，你的问题铁板钉钉。李开基说，我冤枉啊，我就迟了一步。首长，我是真心起义的啊，阴差阳错啊！
同这几个人谈完话，于建国就回去向丁范生做了汇报。丁范生肯定地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汪亦适这个人是好人。既然是好人，你们弄个材料，给他定性为起义。
于建国说，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汪亦适有起义的想法，但是没有起义的行动，想法代替不了行动，所以他只能定性为投诚。程先觉对起义动摇，但是他最终付诸起义行动，所以程先觉还是起义。丁范生说，还是那个鸟结论，那你天天调查什么？于建国说，我要是不调查，连这个结论也不能下。经过这次调查，就是正规的组织结论，就可以进行登记了。丁范生摸着脑门说，起义也好，投诚也好，不都是回到我们的队伍里了吗？过去我们打仗，就算抓到俘虏，只要枪口一掉，立马就是同志，照样当连长、当团长。王二麻子不就是俘虏吗？现在是729团团长，他妈的比我还神气，管着一个武装野战团。
于建国说，还有一个问题。重新登记之后，还要重新参军。丁范生愕然，瞪着眼珠子问，他们不是已经参军了吗？于建国打开文件夹，在丁范生的眼前晃了晃说，现在有新规定，凡是在皖西城解放后的留用人员，过去由各单位自行征召的，均无在编军籍。部队要进行整编，一部分要集体复员，另一部分要重新办理参军手续。丁范生说，那好，这件事情归谁管？啊，归政治处，那你们政治处就办吧。于建国又打开了文件夹说，军区还有新规定，兵员问题要走向规范化，凡是留用人员参军，必须经过上一级党委批准。我们现在是双重领导，兵员问题归江淮军区管，所以还要报军区，这件事情行署和警备区管不了啦。
这段时间，不仅汪亦适备受煎熬，程先觉如坐针毡，就连肖卓然的日子也不好过。肖卓然没有想到，当初他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手段动员起义、归附、投诚的二十多个原医科学校的留用人员，在近半个月里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有些人还比较坦然，像汪亦适，实话实说，让去谈话就谈话，谈完话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还有些后续工作，连地方都知道了，荣军医院在搞政审，原先国军医科学校留下来的那些人可能要被清除出去，汪医生可能要坐牢。传说越来越玄乎，几乎到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地步。地方上有些参加过战争的游击队和民兵干部，有的火急火燎的要到荣军医院“排雷”，怕汪医生垮台了，他们体内的隐身炸弹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怕这个时候去做手术，就是送到菜板上的肉，万一汪医生想不开，狗急跳墙搞报复，往革命同志的身体里塞上棉球搁上一把镊子，那不就是做了牺牲品了吗？这种可能也不能排除。
希望赶在汪亦适垮台之前来找他做手术的人毕竟还是多数，所以汪亦适还是很忙，白天一台一台地接着做手术，那个用来盛弹片弹头和其他战争遗留物的脸盆，已经快装满了，每天还在叮叮当当地增加着内容。丁范生指示，这些东西不许扔了，必须保留，以后可以作为荣军医院初创时期工作成绩的见证。有天晚上，肖卓然到汪亦适的宿舍里看望汪亦适，想跟他谈谈，摸摸他的思想状况。汪亦适见到肖卓然，神情有点淡漠。肖卓然说，我原先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认为回到革命队伍就是革命者了，这说明缺乏经验，犯了小知识分子轻信幼稚的毛病。但是从大局上讲，从纯洁革命队伍的立场上讲，政审是必要的。有问题自然要说清楚，没有问题自然会水落石出。这不是坏事。汪亦适说，我当然知道不是坏事，我倒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把问题弄清楚。
肖卓然说，我知道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现实表现也很好。这个程序走完，就再也没有思想包袱了。汪亦适说，我本来就没有思想包袱。我是学医的，国民党需要医生，共产党也需要医生。这一点我看得明白。肖卓然说，你能够这样看问题，我真是感到欣慰。要是大家都能这样深明大义、泰然处之就好了。人与人不一样啊！
肖卓然感慨的是程先觉。程先觉在接受政治处谈话之后，就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最初他怕谈话，怕于建国再找他，夜里睡觉，门外有动静，他就会支着耳朵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甚至会梦见来人抓他。可是自从那次谈完话之后，再也没有动静了。再到后来，程先觉又隐隐地盼望找他谈话，他总觉得前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都不是太让人满意，前后有些矛盾，有些不能自圆其说，东拉西扯、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扯出很多把柄来，他希望组织上能够再听他解释解释。但是没有，组织上再也不找他了，这反而让他诚惶诚恐，不知道组织上对他到底是个什么看法。
白天程先觉还得去上班，多数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里帮忙，有些小手术，他也亲自出马。他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在医院这样的地方，还是搞业务比较吃香，即便政治上有点瑕疵，如果业务上有建树，一般来说地位是相对稳定的。在这一点上，汪亦适就是个例子。程先觉有点后悔刚到荣军医院的时候，不该贪那个虚荣，去当什么业务股长，万一这次重新登记过不了关，他真不知道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而汪亦适就不一样了，自从到荣军医院，姿态就很低，做事不紧不慢，做人不卑不亢，手术一丝不苟，废话一句不说。丁范生对汪亦适印象很好，于建国对汪亦适也似乎很有好感，这可以从他不遗余力地了解汪亦适在皖西解放前一天的真实表现中看得出来。
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来情况终于明朗了，这次留用人员重新登记，虽然起因于大别山残匪叛乱，但其实还有更深的背景，并非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新政权成立后的一次必需的程序，通过重新登记，搞清历史问题，排除坏人，纯洁队伍，从而实现定编定岗。但是有一个情况令荣军医院多数人始料不及。重新登记的材料报到江淮军区之后，经过政治部门严格把关，有些原先已经被批准参军的留用人员，又被清除出去了，这里面就有汪亦适。理由是，在参军这个问题上，首先吸纳地下工作者，其次吸纳起义者，至于投诚者和俘虏者，暂缓吸纳，以观后效。
与留用人员重新登记同步进行的，是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定编定岗，逐步实行国家干部行政级别和薪金制度。江淮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将荣军医院交给江淮军区，正式定编为陆军705野战医院，完全按照军队编制刷新，丁范生被正式任命为705野战医院院长，于建国为政治委员。上级派来一位老八路军医秦莞术担任副院长兼医政处长，原军管会卫生科长柴效锋为705医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肖卓然后退一步，担任医政处副处长。撤销了妇科，舒云舒和舒雨霏都到内科当了医生。程先觉重新参军，没了职务，在医政处当了一名助理员。汪亦适的军籍没了。
正式任命下达之后，肖卓然被当头敲了一棒，会后去找丁范生，满脸沮丧。丁范生说，怎么啦，委屈你啦？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职位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你虽然地下工作开展得不错，但是年纪太轻，又没有战争经历，组织上还算是重用了你。你要经得起考验。肖卓然说，我个人无所谓，但是汪亦适他们怎么办？当初成立荣军医院的时候，吸纳了六个原医科学校的学员来当医生，他们在业务上都有一技之长，都是皖西军管会批准的。现在军装说脱了就脱了，怎么交代？
丁范生说，皖西军管会批准的不作数了。我原先还是军管会任命的院长兼政委呢，这个政委说不让兼就不兼了。一句话，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肖卓然说，道理是这个道理，问题是，他们已经不是革命军人了，就是他们愿意搬，也没有地方放啊！丁范生说，这倒是个问题。他们现在不是军人了，留在医院没地方放，交给地方吧，又可惜了。我们找政委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于是就找于建国。于建国说，这个问题要开会研究。
当天下午，705医院召开了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党总支扩大会议，其实除了院首长，被扩大的人员只有肖卓然一个人。于政委在会上说，对于这些特殊身份的人物，上级有指示，尽量交给地方，表现好的，医院可以推荐。丁范生说，别人可以推荐出去，但是汪亦适是对我们医院作过贡献的，而且医术可以，一天可以做十几台手术。我们能不能保留？就这样让他走了，我也不忍心。于建国说，还是推荐给地方的好。汪亦适有医术，一招鲜，吃遍天，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到了地方，他可以成为国家干部，正式的医生。留在我们705医院，说军医不是军医，说不是军医他又要干军医的活，关系不顺啊！副院长秦莞术说，汪亦适这个人我也听说了，是个本分的医生。我们705医院虽然被定编为团级野战医院，但是业务力量还很有限。这样的同志如果能留下来最好。新的编制表上，我们不是有军工的指标吗？肖卓然愣住了，因为他知道军工的指标是为了照顾老革命的家属子女才下发的，其工作多数同医务无关，譬如烧锅炉、站柜台、看收发、修水电，等等。但是，因为他不是总支委员，是列席会议的，不便发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几位院首长布局谋阵。
于建国说，军工指标不是给这些人准备的，虽然我们在编军人成家的少，家属子女少，但是，战争结束了，将来会多起来的。另外，汪亦适是医生，你让他当军工也未必合适。当了军工，你让他到哪里上班？是烧锅炉还是修水电？丁范生挠挠头皮说，这确实是个问题。可是怎么办啊，真是他妈的难题，搞了个包袱。小肖，谈谈你的看法，你有什么高招？肖卓然半天没吭气，他现在不是院首长了，坐在这里，就有些难受。有话想说，又不能像过去那样理直气壮，还得察言观色，苦不堪言。肖卓然说，我想，这件事情，最好能同本人见面，听听他自己的想法。丁范生说，好，我们把情况说明，看看他自己是什么态度。副政委柴效锋说，同个人见面是必要的，但是个人的意见只能供参考。如果他们提出，就留在705医院，那我们怎么办，给他们办理重新入伍的手续？丁范生说，剥皮吃萝卜，剥一截吃一截。实在不行就推荐给地方医院。
后来就分工，由肖卓然找汪亦适谈话。见到汪亦适，肖卓然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儿都流出来了。汪亦适的军装已经脱了，现在穿着医科学校时期的国军旧军装，领花被抠掉，膝盖和胳膊肘都磨破了，打着补丁。肖卓然首先从整编的大局说起，然后说到705医院的处境，最后劝说汪亦适，既然重新入伍已经不可能了，我看到地方医院工作也行。以你这半年在皖西城留下的名气，加上705医院的推荐，会给你一个好的安排。汪亦适不吭气。虽然穿着旧衣服，而且多处磨损，但不知道汪亦适用了什么法术，补丁打得很齐整，衣服也洗得很整洁，好像还用开水茶缸熨过。肖卓然说，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
汪亦适说，我不想去地方医院，你跟丁院长他们说说，让我留在705医院里当军工吧。肖卓然吃了一惊说，亦适，你怎么会这样选择？到地方医院，你将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医生，而留在705医院当军工，基本上就是……就是……就是……肖卓然“就是”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实他就差说出个“下等人”了，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汪亦适淡淡一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不在乎，我要留在705医院，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肖卓然说，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搞清楚？汪亦适说，我是起义者，不是投诚者，更不是俘虏。肖卓然说，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到了地方医院，当上医生，待遇一点儿不比在705医院差。汪亦适说，我不是为了待遇。肖卓然说，那你是为什么，难道仅仅为了一个说法？汪亦适认真地点点头说，是的，就是为了一个说法。
汪亦适被正式聘为705医院军工的那天下午，舒云舒和大姐舒雨霏到汪亦适的宿舍帮他收拾东西。医院的单身军工都住在集体宿舍，那是原医科学校的工友们住的，在医院的西北角，一般都是七八个人住一间。说是收拾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收拾，一个旧皮箱就装了汪亦适的全部家当。
收拾的过程中，舒云舒和汪亦适都很少说话，无话可说，很沉闷。舒雨霏帮助汪亦适把蚊帐上的窟窿补了，扯着线说，亦适，你不要伤感，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705医院卸磨杀驴，我们没有必要一棵树上吊死。汪亦适说，大姐，我不伤感。舒云舒说，大姐，话不能这么说，亦适是志愿留下当军工的。虽然有点委屈，但并不是组织勉强的。你们要体谅组织的难处。舒雨霏说，什么难处，有眼无珠，耍猴啊？
汪亦适默不作声，东西收拾完了，就扫地。地扫干净了，看看天，时间还早，又找了一块抹布擦拭门窗。这栋宿舍房是原先医科学校最好的房子，每一间都宽敞明亮，门窗上安了玻璃，里面还配有樟木家具。汪亦适一边擦拭，一边打量，还把一只合不拢的抽屉给修好了。舒雨霏说，亦适你真是个讲究的人，房子就要给别人了，还这么细心维护。你是舍不得吧？汪亦适说，那倒不是。这是我住过的房子，不能乱糟糟地留给别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啊。舒云舒看着汪亦适，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眼睛有些湿润。舒云舒说，亦适，抽空回趟家吧，皖西解放大半年了，总是见信不见人也不行。汪亦适若有所思地说，好，我是有这个打算。我要让家里知道，我还活着，我还留在皖西。
舒雨霏说，亦适你打算回梅山？那好，我跟你去一趟怎么样？我好长时间没有去你们汪家庄园了，还是十三岁那年去过，那时候到湖里采莲子，差点儿掉到水里去了，你记得不记得？汪亦适笑笑说，记得。舒云舒说，这样的大事怎么能记不得？你那时候根本不带我和亦适玩儿，说我们是跟屁虫，讨厌。结果，你和丰韵姐翻了扁舟，还是亦适回到庄园里喊的大人。没有亦适，说不定你已经没命了。舒雨霏说，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汪丰韵了，她现在怎么样，听说嫁人了是吧？汪亦适说，是的。舒雨霏问，嫁了个谁？你二姐那么漂亮，又有文采，一定会嫁个如意郎君。汪亦适说，我也没见过，听说是一个军官，那个人跑到台湾去了，二姐又回到梅山了。舒雨霏说，亦适说定了，我跟你去梅山。我要去看看你二姐。汪亦适说，山高路远，诸多不便，大姐你还是等以后交通发达了再去吧。
舒雨霏说，我去省里进修之前，给了一个礼拜的假，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为什么不想带我一起去？小时候你见到我就缠着我给你讲故事，难道忘了？汪亦适说，我怕你走不动，再说，山里还有匪情。舒云舒灵机一动说，有了，爸爸不是说要到梅山找汪伯伯商量建药厂吗，至少有马车，你们跟着爸爸，人多势众，彼此也有个照应，岂不两全其美？汪亦适不说话了，他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如果没有马车，回趟家至少要徒步两天两夜，实在让人望而生畏。
郑霍山被判劳教三年。判了劳教的郑霍山又回到了三十里铺，还是脱砖坯。郑霍山再也没有办法偷奸耍滑了，因为楼炳光比他更惨，他被判了劳改，而且判了十年，属于重刑犯人，连砖坯都不让脱了，关在窑里烧砖，比脱砖坯要劳累得多，也危险得多。郑霍山之所以被判劳教，除了现实表现不好以外，又被人揭发出许多反动言论，这些言论其实是过去说的，多数都是牢骚话。
关于郑霍山的牢骚话，有不少故事，其中有一个还比较著名。那还是在刚到三十里铺不久，起义学习班里有个人犯了羊角风，卫生所的医生没经验，手足无措，有人向管教人员报告，说郑霍山有祖传秘方治疗这种病，管教干部就把他叫了过去。其实这是有人故意为难郑霍山的，郑霍山的家庭是中医世家不错，但是强项在治疗肾病，而郑霍山本人学的是西医，动刀子打针的。好在郑霍山也懂点中医，脑子聪明，融会贯通，过去一看，把把脉，翻翻病人眼皮，掰开嘴巴闻闻，然后伸手向管教干部一摊掌心说，拿来。管教干部不解其意说，拿来什么，我不知道拿什么药。郑霍山说，不是药，是证明。管教干部更加莫名其妙地问，什么证明？郑霍山说，好人证明。管教干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想了半天才说，哪有这个证明啊，天底下有这种证明吗？
郑霍山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说，没有好人证明，我为什么要给他治病？我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坏人？我要是给坏人治好了病，那我不是帮凶吗？管教干部说，他是起义者，是我们的团结力量，我能证明他是好人。郑霍山说，空口无凭啊。就算你能证明他从前是好人，但是你能证明他以后还是好人吗？我要是把他治好了，他以后欺男霸女怎么办，杀人越货怎么办？管教干部说，岂有此理，这是什么逻辑！你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是你的职责，哪有先证明是好人然后才给人治病的，真是天下奇闻！这句话被郑霍山钻了空子。郑霍山说，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们共产党说话不能信口开河啊！你说我是医生，那好，我现在就给他开方子治病，但是你得保证让我到医院里坐堂问诊。哪有医生天天脱砖坯的？我这双做手术的手，现在变成了泥瓦匠的手！
那个管教干部被郑霍山出了个难题，十分恼火，要不是怕违反政策，没准会给郑霍山一耳光子。当然，说归说，郑霍山后来还是把那个羊角风给治好了，而且治疗得很神奇。据说他只是在病人的身上点了几个穴位，病人就醒了，接着用了几味中药，这个病人半年没犯病，为间隔最长的一次。后来，三十里铺只要出现病号，卫生所搞不清楚的，多数都要问郑霍山。郑霍山有了资本，就开始摆架子，对管教干部说，哪有找泥瓦匠看病的？你们要是把我当医生看，就把我安排到医院，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医生，如果再不兑现，我只脱砖坯不看病了。据说这也是郑霍山的一条罪状。
当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学习班里要学习，学习要写文章。别人都写，郑霍山不写。郑霍山说，要写就写新政权好，可是新政权让我这个学医的脱砖坯，有什么好！管教干部说，让你脱砖坯是因为你现在是改造阶段，等你改造好了自然会人尽其才。郑霍山说，难道脱砖坯就是改造？那我不可能改造好，等我把砖坯脱熟了，我也被改造成泥瓦匠了吗，那我不就更没有用了吗？管教干部说，你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
郑霍山说，我又不认识新政权，我为什么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一定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管教干部说，新政权千方百计搞建设，你难道有眼无珠吗？郑霍山说，国民党过去也说千方百计搞建设，蒋太子还在赣南搞新生活运动呢，结果搞得乌烟瘴气。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能把皖西建设好？就这一句话，郑霍山的反革命言论就是铁板钉钉了。
肖卓然在解放初度过了大半年踌躇满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一个漫长而苦闷的反思期。小城刚刚解放那阵子，他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搞建设，所以他最早提出来要把国民党留下的小洋楼推了，盖一幢社会主义的医疗大厦。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就是建设，建设就是政治，建设发展了，就是政治发展了。他是在建设的蓝图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这同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革命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别，同那些职业政治家的思路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才导致了他在解放的前半年不遗余力并且忍辱负重地四处收罗人才。建设是需要人才的啊，没有人才建设什么？具体到医院，没有医生叫什么医院？现在他明白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幼稚病。
于建国刚到医院的时候，就人才问题跟他谈过一次话，于建国当时就说过，医术是重要的，但是思想是更重要的。他当时认可这个观点，但是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相反，他对丁范生说的那句话，还比较认同——医术是没有党派的，也是不分左右的——丁范生这个最讲政治的老革命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不讲政治的话，以后在特殊时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应该说是不奇怪的。这是后话了。以肖卓然对汪亦适、郑霍山等人的了解，这些人对政治都不甚了了，在政治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国民党时代如此，共产党时代同样如此。他始终没有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这几个人，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们，他们肯定是能人，也可能是好人，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新政权不可或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同组织差了一步，因此才有后来的被动。
担任医政处的副处长之后，肖卓然有过短暂的情绪低落时期，并不是因为没有受到重用，而是感觉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有差距，对于自己的革命能力有了怀疑。但是随着定编定岗，随着机构制度的健全，也随着医疗设备的添置，医院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工作任务多了起来。事多了，人忙了，这种低落的情绪也就逐渐消失了。他现在负责整个医院的业务计划、医疗监督和业务培训，只要有重要的医疗活动，譬如为皖西党政军干部体检、征兵体检，组织医疗队奔赴工厂、乡村和部队基层，他既是组织者，又是落实者。丁范生和秦莞术对他都很放手，秦莞术说他是一线指挥员，丁范生干脆说他是参谋长。
出现在医院里的肖卓然，通常是这样一副形象，里面穿着军装，外面罩着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偶尔，他也会到诊室里为病人看病，还做过几例手术。不过多是小手术，譬如挖鸡眼，割痔疮、阑尾之类。他原来学的也是外科，偏重骨科，跌打损伤、错位脱臼之类的小毛病，治起来不在话下。他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人，而且很善于为自己寻找平衡，政治上的失落，很快就在业务活动中得到了弥补，因而，他仍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
汪亦适坚持不离开705医院，给肖卓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在向丁院长和于政委汇报汪亦适的态度时，丁范生说，我看可以，汪亦适这个人老实厚道，当军工没有什么不好。他一直坚持说自己是起义者，留下来，也许以后有机会甄别，真的走了，也许就是盖棺定论了。我同意汪亦适留下。于建国说，对这个人，我也感到是个搞业务的骨干。但是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留下来安排在哪里呢，当医生吧，他不是军人。烧锅炉、修水电吧，不成体统，人们都知道汪亦适是“排雷大王”，是705医院的一块招牌，让他烧锅炉、修水电，会让别人戳我们脊梁骨的。丁范生说，肖副处长，你主意多，你说说看。你能把汪亦适找到合适他干的工作，我们就把他留下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还是把他推荐到地方工作，这也是对他负责。
其实于建国和丁范生的难题更是肖卓然的难题，这个难题他已经想了好几天了。肖卓然摸到了二位首长的态度，并不坚持要把汪亦适弄走，他的心里就有底了。肖卓然说，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是否可行。我们解放军的医院，面向驻军基层官兵，也面向皖西群众。这个地方落后，有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医院是个什么机构，不少人是头一次来看病，来看病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挂号不知道怎么挂，看病不知道找什么人。我估计这种情况要持续好几年。我们可以在大门口设一个咨询处，就让汪亦适当咨询员，其实就是就医指导。这样，既解决部队基层官兵和老百姓来看病摸不着门的问题，也解决了汪亦适的工作问题。
丁范生大喜道，很好，很好，我看可以。于建国也说，这是个办法，这是个很有政治意义的设想，方便伤病员，服务老百姓，还发挥了汪亦适的作用，一举两得。这样，汪亦适才被留在705医院。
汪亦适从梅山老家回来之后，第一天到咨询处上班，拿不准穿什么衣服。医院的医生穿军装，锅炉工和水电工穿劳动工装，护士穿白大褂，唯有他找不到得体的衣服。解放军的军装他是不能穿了，穿原先的国军军服显然更不合适。后来他想起来了，他的皮箱里有一套西服，还是去年舒云舒在南京买的，他和肖卓然每人一套。原先放在梅山老家，这次离开梅山的时候，舒雨霏帮他打点行李，把那套西服装进皮箱，没想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这天上午，咨询处首次开张。所谓咨询处，其实就是在传达室里摆一张桌子、一张凳子，桌子上放一块牌子，正楷大书三个字：咨询处。汪亦适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皮鞋崭新锃亮，领结不偏不倚，坐在桌子后面，等待病患过来咨询，但是咨询者寥寥无几。汪亦适有点纳闷，心想可能是病患中识字者不多，不知道咨询处是什么玩意儿，就去跟门卫交代，但凡有看病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先来问他。门卫说，但凡来这里看病的，都不清楚，但凡不清楚的，都来问我，但凡来问我的，我都告诉他们去问你。可是他们到传达室缩头缩脑一番，又都溜走了。
汪亦适心想，奇怪了，我又不是怪物，难道怕我不成？正想着，肖卓然带着程先觉来了。肖卓然一看汪亦适这身装束，先是一笑，然后眉头就皱起来了。程先觉想忍没有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音。汪亦适感到有点伤自尊，表情僵硬地说，好笑吗？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那身军装高人一等？肖卓然说，哪里话！不过你这身打扮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你没看看，周围是个什么环境，工作是个什么性质。你这样衣冠楚楚的，像个咨询员吗？简直就是大上海的新郎官，那谁敢来找你问事呢？看稀奇还差不多!
汪亦适说，我没有别的衣服。再说你们也没有规定咨询员穿什么衣服，难道要我穿长袍马褂？肖卓然说，你要是穿长袍马褂还真搞对了，保管看病的都往你这里跑。汪亦适说，我是不会穿长袍马褂的。肖卓然说，那你可以穿普通衣服，中山装也行啊。汪亦适说，我没有中山装。肖卓然说，穿西服也不是不行，但是你用不着把皮鞋擦得这么亮，更不用打领带，你打了领带，别人不来问事，只顾看你的领带去了。汪亦适说，荒唐，穿西服不打领带，那是什么穿法，那不是假洋鬼子吗？肖卓然说，打了领带擦亮皮鞋，你就成了真洋鬼子了，假洋鬼子也比真洋鬼子好。汪亦适被说住了，讪讪地说，那你说我穿什么？肖卓然说，穿西服，不打领带，不擦皮鞋，把自己搞得越邋遢越好，越邋遢就越是接近群众。
汪亦适看着肖卓然，半天没有吭气。第二天上班，他穿了一套水电工穿的劳动粗布制服，这是他拿西服跟水电工换的。他那套西服是舒云舒当初花三十块大洋买的，而那套工装折合当时的人民币，一块洋钱都不值。后来舒云舒知道了这件事情，很是埋怨，说汪亦适你太不知轻重了，你这哪里是换西服啊，你是把我们的友情出卖了。
汪亦适淡淡地说，我穿那身西服，肖卓然看着不舒服。舒云舒说，你胡扯，肖卓然比你度量大得多。你已经堕落成一个庸人了。没想到汪亦适听了这话，非但没生气，反而咧嘴笑了说，我不仅是庸人，还是下人呢，你看看我穿劳动工装，像不像个劳动人民？舒云舒说，像个猴子。你是高挑个，白净脸，举手投足都是文质彬彬的，走路连蚂蚁都踩不死。穿上这身衣服，才是不伦不类呢!汪亦适不以为然地说，举手投足可以改嘛，我现在走路就比以前快了。我不能老是当小资产阶级，你说是不是？舒云舒说，是个鬼！
舒云舒把汪亦适说了一顿，当天下午就去找那个水电工，用一块蓝士林布料，把那套西服又换回到自己的手里。那位水电工倒是爽快，说，我压根儿就不想要他这个鬼衣裳，这叫咱老百姓咋穿出去？可是汪医生他死气白赖地要换。他是个好人，我不能不答应。你要是不换走，我还琢磨以后让老婆剪了给孩子当尿布呢。不管舒云舒怎么看，但是汪亦适穿上工装之后，工作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了。每天过来“咨询”的人还真是不少。有盘问大夫医术的，有了解对症的，也有找人的。汪亦适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遇到刨根问底的病患，七说八说，汪亦适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干脆给病患诊断起来。诊断之后，再让病患去找某某医生，某某医生要是同汪亦适诊断得大致相同，病患就会放心地接受下一步的医治。某某医生的诊断要是同汪亦适的诊断有出入，这些病患就会缠着让汪亦适开药，有的甚至干脆要求汪亦适给他做手术。每到这个时候，汪亦适才会翻然醒悟，他不能给病患开药，更不能做手术，只得婉言相劝。下次“咨询”，尽量点到为止。
有一次来了一个伤员，是在大别山剿匪战斗中负伤的，一颗子弹打进了肋巴骨，离心脏很近。过去一直担任主刀的秦副院长带领医疗队到独立团去了，丁范生让肖卓然亲自做手术。肖卓然心里打鼓，上了手术台又停了下来，派程先觉把汪亦适叫了过去。汪亦适做这类手术多了，查看一番后心里就有了底。但是汪亦适坚持不上手术台。肖卓然说，亦适，救人要紧啊。我都不在乎丢面子了，你还要拿一把吗？汪亦适说，我不是医生，怎么能做手术？如果是医生，我做出问题了，只是犯错误，可我不是医生，我做好了也是犯法的。丁范生在一旁说，汪亦适，我命令你做，做出问题我负责！汪亦适还是不肯。汪亦适说，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我不是医生，既不能开药，更不能做手术。丁范生说，难道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伤员流血牺牲？你还有没有阶级感情？你敢违抗命令，枪毙！汪亦适说，枪毙就枪毙，我不能坏了规矩。肖副处长，你做吧，这个手术是有点难度，但是你行，我在一边给你当助手。肖卓然向汪亦适投来感激的一瞥说，好，你指导。
汪亦适在伤员的伤处画了一个路线图，确定了切口，打了麻醉，就让肖卓然下刀。肖卓然开始手有点抖，但是汪亦适始终不动声色。汪亦适没有异常表现，肖卓然就受到了鼓励，虽然中间停顿了几下，在汪亦适的提醒下及时地调整了角度和深度，手术还是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从此之后，只要有难度稍大的手术，肖卓然就踊跃上马，但是汪亦适必须在场，这成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