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保存报纸。
年轻人总是对执政者抱持着“你们都是混蛋”的念头。
十年前，在我还在念大学的年代，同侪间若有人支持老态龙钟的国民党是非常奇怪的事。问理由，大抵不脱：“民进党又没有执政过，把国家交给他们……可以吗？”这种鸟逻辑成立的话，那处男就打手枪打到死好了。
在民进党代表反威权、反贪污的情势下，有点批判思想的同学几乎一面倒支持民进党，国民党在我们这些半生不熟的知识分子间简直被电爽的。
回想两千年第二次总统直选，参选人之一许信良到交大演讲，我一直对理想主义者抱持好感，便拉着两个室友跑去听了。
比起宋楚瑜到清大演讲时学生们塞满了大礼堂，对许信良感到好奇的只有三、四十人，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都坐得冷冷清清。我实在替他紧张。
演讲结束，大家问的问题都有气无力，我便举手发问：“许先生，你一直强调天命在你，但民调上显示你很可能不会当选。所以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一盏明灯，告诉我们除了你之外的总统候选人里，有哪一个是勉强可以当选、对台湾也很有帮助呢？”
全场骚动，许信良也怔住了。
紧握着麦克风，似乎是下定了决心才开口：“我相信，天命一定在我！”
他如此强调，但沈痛的语气已经泄漏了太多。
那一天我有点了解到，“当总统”对一个从政者可以有多重要。
投票揭晓那晚，我们一群死党聚在国中老师家开同学会，顺便看开票。
到了很晚局势才明朗，陈水扁终于在两蓝互歼下脱颖而出，在铺天盖地的瓦斯汽笛声中发表了当选演说，场面感人。
好友勃起不置可否：“告诉你，军方不会听陈水扁的话的！”
我嗑瓜子：“你投谁？”
“许信良啊。”勃起毫不迟疑。
“那军方就会听许信良的话吗？”我吐槽。
勃起楞了一下，然后笑了出来：“……不会。”
我们这群死党毕竟太熟了，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极少数不会因选票倾向不同而尴尬起来的异类。
对于政治上的选择，每个人都有理由，却也都不是理由。观点常常不是自己经过思考形塑得来的，而是电子媒体给的、都是像我这种写在报纸上让你看的文章慢慢影响而形成的。
你要接受哪一种媒体那一篇文章影响，没有意外，其实都是喜好问题，而大家都喜欢将自己的喜好扩大想象成全民一致的需求。
我读社会学，了解什么是民粹，什么是集体意识，什么是操弄，什么是韦伯口中的领袖魅力。擅长感动人民的政治，几乎动摇不到我。
所以我永远记得政治唯一触动我的那一刻。
那是全开的报页上，陈致中单手在地上做伏地挺身的照片。
“那几个人都没有当过总统，谁都不知道哪一个当最好。”我告诉当时的女朋友，说：“所以我要选一个跟我们最接近的人。”
选后，一份头条印了“台湾之子”的报纸，我收藏了好多年。
两千年的政党轮替，也是许多人人生里峰回路转的起点。
陈水扁上台。王建民在小联盟短期1A投出第一个球。我开始写小说。
至今第八年。
陈水扁挥挥衣袖，留下一堆囧脸下台了。
王建民用九十四哩的伸卡球，打破亚洲球员纪录神速拿下第五十胜。
我写了四十一本书，还不要脸地硬要把自己跟王建民写在一起。
总统有任期，投球跟写作却没有任期。
那一份收藏多年的报纸，也不知不觉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写了八年的小说，除了书从卖得哭八烂到小有成绩外，什么也没改变。
真正搞创作的人都很自我，我一直觉得单纯的自己跟复杂的政治扯不了关系。
不过陨石要砸下来你要撑伞也没用。
这次大选前，有点熟又不太熟的卡神打电话问我，想不想跟谢长廷吃饭。
“想啊，当然想啊，总统候选人耶！”我直率起来连我自己都会怕啊。
“那我就安排一下啰，到时候你可以问他很多尖锐的问题。”
“可是我不想被媒体知道耶，我只想去吃饭跟聊天。”我就是这样。
“放心啦，当天完全就是一场秘密饭局，不会通知任何媒体啦！”卡神保证。
一挂上电话，我立刻笑倒家里沙发上。
当时我即将出版一本新书“绿色的马”，书名取自五年前我写的一篇同名小说，当时写的时候完全没想太多，五年后却意外地发现这篇小说的命名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气息。
有绿，有马，掺在一起就变成了绿色的马。
“人生没有意外。”摘自我自己。
对！人生绝对没有意外，书名既然长成这个模样，不趁机大开政治的玩笑就太浪费了。我计划想请两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帮我写序，更反常地立刻打电话给出版社编辑。
“这样好吗？”出版社编辑很吃惊：“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毕竟……”
我想得很清楚：“哈哈，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政治表态当然很无聊啦，这件事好玩最重要，所以这次邀序的唯一条件就是，非得两个参选人都写不可。如果我只找谢长廷，那我就被打成绿的。如果只有马英九写序，那我就蓝到翻不了身。”
“如果真的可以两个人都写的话，那就冲一下！”编辑终于也被我说服。
“我下个礼拜会跟谢长廷吃到饭，我会亲自向他邀序，所以你们只要帮我找马英九那边的管道就可以了。”我已经开始想象那样的画面。
总之就这么说定。
到了吃饭当天，我带了女友小内，刚看完电影的两个人完全就是要去约会续摊的心情。
卡神说，除了一直强调自己心跳很慢的林义杰，一起吃饭的还有以“行为非常不正经”著称的遛鸟达人李昆霖，所以我很放心这不会是一场无聊的饭局。
不过，有个问题。
出版社在这一个礼拜来，都没办法摸进马英九的七步之内。
吃饭前，我去高级厕所大便的时候，我还蹲在马桶上在打电话给出版社紧急确认：“真的没办法找到马英九那边吗？应该总是有管道的吧？什么？太赶了一时找不到？唉，我等一下就要跟谢长廷吃饭了耶，如果我先跟他邀序了，万一马英九还是找不到怎么办？对啊！如果谢长廷答应了也写了，我总不能跟他说，由于我找不到马英九，所以你这篇我没办法用吧！那样我就超没品的啊！唉，好吧，也只好这样了。”
我很沮丧地回到座位，饭局里我便提也没提过邀序的事。
不过满脸疲惫、声音沙哑的谢长廷一坐下，竟然主动说他最近看了我的小说“杀手，流离寻岸的花”，吼，害我兴起投给他的冲动。
“很好看吼！”我高兴起来，连我自己都会害怕啊。
“很好看，写的很感人。”谢长廷微笑：“不过铁块最后很可怜。”
上菜了，当然都是好料，我面目狰狞地夹了一大堆生鱼片。
平常我们这种贱民哪有机会跟总统参选人吃饭，坐在谢长廷正旁边的李昆霖竟然没种地发抖，他说：“你看我，紧张到夹菜的手都会抖。”
谢长廷立刻响应：“除非你是要刺杀我，要不然干嘛紧张呢？”
大家笑一笑就都变得带种多了。
我一边忍住继续垄断生鱼片的冲动，一边问：“院长，大家都说陈水扁跟你私下不合，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大家都吓了一跳，但谢长廷大概对这个问题免疫了，立刻说：“政治人物好比天上的星星，同一星座的星星看起来很近，其实距离都是好几万光年。”
妙答后，又认真地说了一些他们之间相处的小故事。
我再接再厉：“那你对王世坚跳海有什么看法？”
“……”谢长廷倒是楞了一下，才幽幽说：“我希望那些新闻快点过去，我比较好打选战。”
大家都笑翻了。
大家轮流发问，越来越敢，比如陈进兴事件、李远哲被送猪头事件、谢长廷被换下行政院院长职位等等，让谢长廷的筷子几乎没夹过什么东西。
不过我也有些正经的事想要说。
“我觉得，只要施政就一定会犯错，不可能每一个政策都是对的，但从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勇于道歉，只会讲一些遮遮掩掩的话打混过去。谢院长，你也一定有犯错，如果你可以当第一个道歉的政治人物，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力。”
“你说的很好，但现在的媒体不会给你公平的机会。如果我很认真地道歉，标题一定会放大：谢长廷终于认错。其它的部份人民就会忽略，也不会去关心我的解释。”
饭局结束，我们这些贱民忙着拍照后，谢长廷微笑走进电梯。
门关上。
“民调差那么多，谢院长觉得自己最后可以选上吗？”我问谢的幕僚。
“他很有信心，认为最后一定能够逆转。”幕僚说着说着，叹了口气：“不过他这方面的运气一直不好。很歹命。”
这一声轻轻的叹气，让饭局的尾巴有点落寞的滋味。
跟谢长廷私下吃饭、乱问问题真的是很有趣的经验，在总统大选期间如果我在网志上像现在这么描写饭局，所有的绿帽子都会如雨下戴到我头上，于是我便绝口不提。
选后送帽子的人少了，懂幽默的人多了，我才想将好玩的经历写出来。
事实上我也想跟马英九吃个饭，看看他会怎么回答我的问题，不过没人邀我也没办法。毕竟没跟马英九吃一顿，导致最后“绿色的马”只好由我自己挥刀写序，非常遗憾！
不过我这么轻松旁观政治、反过来消费政治，很多人一定不以为然。
对很多人来说，饭可以不吃，但颜色却绝对不可以选错。
台湾的人民，长期被各种层次很低的政治气氛催眠成“如果台湾不是由我们来执政，你的生活就会彻底完蛋”下的信仰者。
但为什么你要傻傻相信你的生活不依赖他们的领导，就会开始糟糕呢？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人民培养出自己的、剥夺不走的竞争力，并相信不管由谁来执政，自己与家人都能安好地活下去。
八年前，有多少人抱持着忍耐的心态，想象着“如果不是这个人当总统，我的生活一定可以过得更好”，然后自告奋勇卧薪尝胆。
到了四年前的三月二十日晚上，当这些人赫然发现他们还要这样再忍受四年，只能陷入更巨大的痛苦，别无选择只好继续卧薪尝胆。
这不是那些人自找麻烦，是两种大政党连手种下了整座山的恐惧。不厌其烦帮助你讨厌对方，是蓝绿政客最大的乐趣。
现在，政党又轮替了。
度烂八年的人包下所有的餐厅庆祝，换了一批人“预备承受”痛苦的生活。
何必？
一个月前在台北，我遇过一个聪明的出租车司机。
他老神在在说，他从不真正表态，有荣民老杯杯上车他就跟着骂民进党混蛋搞台独，有台客上车他就干剿国民党挡法案挡预算，为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对方下车时，听到一句：“不用找了！”
我想，出租车司机选择了属于他的快乐、跟生存之道。
八年了，蓝绿双方的信徒们唯一共同的偏好，其实不是对经济成长的见解，而是王建民的胜投数。但从不表态的王建民拥有台湾人最强韧的憨直，你问他蓝绿，他一定会说：“我一球一球投……一球一球投！”
感谢王建民真的一球一球投下去，终究还是让我们有了美好的共识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