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学校毕业，我就在枫林山庄宾馆担任了总经理助理。可总经理怕我对他构成威胁，便设计逼走了我。跳槽至《云梦法制报》，因与领导交恶，广告部主任任命书刚下来就被收回。而步入官场时，迎接我的却是一位局长朋友的锒铛入狱。
●反讽？踌躇满志时悲情离职
五年前，我刚要步入官场，我的一位朋友却进了监狱。我去探监时，难过地对他说，你不该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为我送行。
“中国最有责任感的贪官”，那位曾被主审法官如此戏谑的朋友老费，出事前是个局长，大权在握，风光无限。当局长的前几年，他一直都很廉洁，作风也很正派。偶尔一次接受包工头的宴请，喝高了，晕晕乎乎地被那包工头“挟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头点了一位绝色美女为他洗脚，因酒乱性，禁不住美色的诱惑，老费和那位美女发生了关系。
云雨之后，酒醒过半，老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居然是个处女。他很过意不去，当即对那女孩子表态：“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后来，他果真为她办了招工手续。他害怕事情败露，接着又为她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在省会为她租了个门面，将她安顿下来。不久，女孩产下一子。添丁带口的，单靠工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维持下去，形势逼得他开始受贿。
儿子七岁时，那女孩强烈要求转正。老费被逼无奈，只好回家骗妻子说，纪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办个假离婚，把财产全部划到她的名下，等风头过后再复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马便答应了他。办好手续之后，老费从此便不再回家。费夫人发现了问题，跑到老费的单位一问，单位里的人告诉她，老费再婚了，儿子都已七岁。费夫人怒火中烧，一气之下跑到纪委举报了老费，老费就此东窗事发……
和老费的经历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却是青色的。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当总理；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领导口头给我封了个“总经理助理”，却被总经理直接发配进厨房干起了“帮厨”；被逼跳槽进报社，总编封我做广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惯社领导的某些恶行与之发生争执，“任命”被当即收回……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命里“无官”，谁知却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汉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头朝下的胎儿形，表示怀胎之意。后人之所以把“胎儿”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来，母亲就给了他一个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员，是演黑色幽默还是演青色幽默，全凭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踌躇满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居然以一种悲情的姿态，离开了副市长的岗位。像所有离任官员一样，下“台”之前，我也选择了“出游”。2010年4月5日，阔别了29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岗市南化镇。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回乡，多少有些悲情：过了清明，我将离任。
家乡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虽然建了不少新楼，但用工业化粉饰过的新农村，与广袤的田园极不相称。那曾经清得见底的沟渠，现在淤塞得厉害，到处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散发着阵阵恶臭。天空中弥漫着油膏的味道，让人眩晕。我憎恶“中国防水之乡”这个名号，它让我找不到半点家乡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还在，油菜花一地金黄。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拥吻，记忆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档案。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儿，因父辈成分不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从藕池镇下放到南化蓄洪院开荒。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经常被当地那些会生儿子的农妇，骂得抬不起头，饱受凌辱。
为此，父母发誓要生几个儿子，于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黄昏，我来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时候，除了刮着八级大风，再无其他奇特天象。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妻子经常嘲弄我：“难怪你喜欢出风头，原来是叫风刮的。”
妻子所说的“出风头”，指的是我喜欢上网发帖表达意见。她不理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没哪一个聪明人，愿把自己放到枝头，成为猎人的目标，之所以要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
第三次想当总理的时候，我已进而立之年。1998年某杂志以《想当总理的年轻人》为题，报道了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儿。当时萌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新闻事件。1997年，我离开报社调回园林系统，为园林局长章文雄当秘书。章局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整天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化而苦恼。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建议他站在局长的角度，在当地党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检讨，采取舆论倒逼的手段，引起领导的重视。
章局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2700字的文章《看大连，想云梦：关于园林绿化的检讨》。文章在《云梦日报》头版刊发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等17家中央、省部级媒体跟踪报道，云梦市委书记亲自撰文给予肯定。
然而，媒介认同并不等于政界认同，市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章局长的检讨中伤了他（有许多群众致信给他，说该检讨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怀疑有人乘换届之机使阴谋，便将他找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的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这个怪物的个性，开始冷静下来研究我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没人能够理解我这与精神病人无异的怪异行径。一个而立之年了连个股级干部都还不是的平民子弟，凭什么当总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总理难，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更难，在一个国民具有严重依赖心理的国家当总理难上加难。我们绝大多数国民总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寄托在“领导”和“组织”身上，确切地说，是寄托在总理一人身上，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是“领导”、我是“总理”该怎么办？总理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共和国的总理固然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于是，我开始埋头创作《我要当总理》一书，以独特的思维和视角，系统地从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军事、环保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很显然，如此敏感的题材，不仅出版机构望而却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了公众的笑柄。在大众看来，我是一个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疯子。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疯子，也肯定当不了现实中的总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尽一份普通公民对国家的责任。虽然我的这些方略，没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我痴心不改，依然心忧天下，这些年来之所以不顾忌官场潜规则频频发帖议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乡祭清明之前，我对张艺谋狠狠地轰了一炮。社会反响强烈，但江南政界却出奇的平静。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种感觉如同回乡一样，被乌烟瘴气的空气，搅得心神不宁。我几次要去找南化的书记镇长论个长短，都被父亲劝阻。父亲劝道：“你以为你是石岗的副市长吗？天下之大，你忧得过来？”
我一时无语。
难道忧患也有边界？
原本打算在故乡待个四五天，骤然间没了心情。满眼皆是清明幡子，四处飘散着对亡亲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虽然贫穷，但没被污染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