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潜规则下单纯的我

没能进大学深造,或许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在一篇帖子里曾经抱怨。如果我早一点碰上司徒雷登,很有可能因为我与生俱来对汉字研究方面的天赋,而把我录进燕京大学。然而,抱怨又有什么用呢?现实是最缺乏同情心的,因其残酷,让人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

这就是命运。

由于英语太烂,我注定成不了“汉语大师”。高考揭榜,我以七分之差被拒大学门外。父母苦苦劝我复读,我死要面子,反问:“古今中外有几个大作家是读了大学的?比如高尔基……我就不信我不读大学就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那时,我的文学理想超越了我的政治热情。

父母很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成为社会青年。接下来,我没日没夜拼命地写作,寄出去的作品大都石沉大海。眼看着离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越来越远,工作又没着落,内心不知不觉出现了巨大的落差,由极度自信沦为了极度自卑。绝望中读到了一则《招生简章》:民盟云梦市委开办了一所向阳旅游外贸职业学校,读两年发中专文凭包就业。文凭还在其次,能够就业倒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犹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学校没有固定的办学场所,经常从这所学校搬到那所仓库。老师都是从各高校临时聘请来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年幼的甚至连初中都没毕业。在这样的学校就读,始终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别人问我毕业于哪所院校,我总是羞于启齿,只能含含糊糊地以修完自学考试本科专业的院校作答:湖北大学商学院。

很显然,在这样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学到什么专业知识的。日子倒是好打发。两年时间一眨眼就混过去了,学校却并未兑现承诺。父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帮我搞了一个招工指标,好歹将我安排进了湘山公园。公园主任很器重我,派我到岛上最好的宾馆——枫林山庄担任总经理助理。刚上班就当了“官”,这让我对美好的官场岁月,充满了无限的憧憬。父母对这个安排当然是满意的,他们希望我在这条“官道”上越走越远。

每次回家休假,父母都会很关心地问我“混得怎么样”。我不愿让他们操心,总是回答说“很好”。直到那一年春节回家过年,终于露出了破绽。腊月二十九,父亲早早地起床杀鸡。他虽是一个骨科医师,但对杀鸡却不得要领。杀第一只鸡时,脖子都快割断了,鸡却还能到处奔跑,鸡血满地,鸡毛横飞,甚是恐怖。我看不过去,淡淡地对父亲说:“让我来吧。”

母亲很是疑惑:平常扫把倒了都懒得扶的人,还会杀鸡?我苦苦地一笑,手起刀落,第二只鸡哼也没哼就断了气。母亲意识到了什么,问:“你跟谁学的?”我回答说:“在山庄里学的。”

母亲听罢,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得已,我只好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山庄总经理怕我对他的位置构成威胁,虽然骨子里排斥我,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栽培我的样子。我报到的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他不清楚我的底细)是上面派来的,迟早是要接班的。要当好总经理,一定要熟悉每一个部门的作业流程,并懂得成本核算。这样,你先从厨房开始,也不要你动手,只需细心观察,搞清流程,懂得控制成本就行了。两个月后再去客房部,客房部待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动力部……”

总经理的这番话,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他是真心想栽培我,仿佛两年之后我就能从他手上接过重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我干得特别卖力。我不能给人留下一个懒惰和高高在上的坏印象。尽管总经理说不需要我动手,但我还是从杀鸡、剖鱼开始,积极地帮厨,没想到这一帮就是半年。半年以后,换部门的事迟迟没了下文。

我找人旁敲侧击地去打听,总经理鄙夷地回答:“还真把自己当总经理在那里搞,不晓得天高地厚!”不仅如此,他还跑到公园主任那里反映我“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权谋无处不在。看来,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是遥遥无期了……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元旦之夜,我平生第一次喝下三瓶啤酒,号啕大哭一场,熬到天明之后,我走进公园主任的办公室,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一个月后,我进《云梦法制报》当了一名记者。

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很热爱记者这门职业,“无冕之王”让我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因为自信,所以阳光,可以说,当记者的四年,是我最开心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我看不惯那些阴暗的东西。我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侠,哪里有不平我就会出现在哪里。在云梦新闻界我是惹官司最多的记者。我曾因披露国有特困企业制售假冒湘山金针茶遭到近200名职工围困,吓得家人大白天都不敢出门。我还曾因报道“警骗勾结连环骗车案”被人追杀,差点死于非命。

最轰动的还是与官场黑势力的较量。那几年,云梦的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公安队伍建设问题多多,接连发生了两起公安干警杀人事件,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满脑子想要匡扶正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懵里懵懂采写了一篇报道,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云梦公安局长,写了一篇5000字的报道:《向公安局长讨说法》。

文章一见报,就有自称黑社会的人物向我传话:“得罪了我老大,让你不得好死!”后来,该局长亲自出面,让我给他写一篇正面报道挽回影响。我坚决不答应。他威胁我说:“凡事莫做绝了,不然的话,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

我寸步不让,回答他:“邪不压正,莫到时候你没把我整死,却先被法律给整死了!”我嘴上是这么说,实际却很心虚。我知道他的势力,如果法律整不倒他,我肯定会死无全尸。好在他很快就东窗事发了,携全家逃到了国外。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能持续多久。当总编调离以后,报社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每个记者都背负了沉重的发行和创收任务。我不愿放弃我的新闻理想,强烈反对有偿新闻和有偿发行。报社领导劝我,“拍点小马屁,吹点小牛皮;写点小消息,赚点小米米”多好,何必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呢?

为了拉拢我,社里有位领导许诺让我担任广告部主任。任命之前,他带我到中堂县林河派出所采访。刚一落座,他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烟盒,当着派出所长的面,掏出烟盒内仅剩的一支香烟,对所长说:“不好意思,只剩一支烟了,就不给您装了。”

所长很识趣,赶紧让副所长买来两条烟,每人给我们一条。此后他如法炮制,每人骗得了四条香烟。社领导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一回到报社,我就将这件事向社长做了汇报,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注意维护报社形象。没想到,报社第二天就收回了对我的任命。第一次“为官”,就以这样的结局草草收场。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捍卫尊严,我不得不选择离开。离开不等于颓废,反倒让我越挫越勇。一个星期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在《云梦日报》上开了一个专栏,连载官场漫画小说《事关升迁的103个关键词》,对官场的腐败行径给予了狠狠的抨击。

即使后来我离开了新闻部门,借调到国家某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也没能改掉喜欢“抨击”的“毛病”,相继撰写了“中国当代城市园林批判”系列文章,向国内一些名校权威开炮。《有园林无文化现象》、《理论恐慌》、《专家钙慌》等一颗颗重磅炸弹,通过报纸投向城市园林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直至后来当上了“副市长”,我还是放不下这个情结,经常上网发帖,表达自己的意见。江南有一位已经退休、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对我颇为关心,特意找到我说:“致远啊,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莫到网上发帖了吧,对你从政有害无益。”

我毫不“领情”,固执地说:“哪有那么严重呢,发帖总比打牌赌博找情人要健康得多吧?”我对他说,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老领导叹了口气,摇着头离去。他的态度让我颇感郁闷:不知道是我顽固不化,还是他食古不化。

《官路(我的官样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