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早晨一进办公室,桌子上一摞报纸、简报,还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儿。
黄一平习惯了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一边等待廖书记,一边看看那些内部简报以及各种报等等。通过阅读这些东西了解情况、掌握动态,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一个领导秘书的必修课。
市府办主编的《信息简报》上,一则“昨夜警情”吸引了黄一平的注意:昨天深夜十一时,市郊国道与省道交界北侧200米处,突发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海北县牌号的出租车撞击路边电线杆,车辆烧得面巨全非,驾驶员重伤,两名乘客死亡。巨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并与有关方面联系着手善后。
看到这则消息,黄一平忽然想起三个多月前,他和组织部长贾大雄赴海北处置检察长选举事宜,听说的出租车质量问题,及其由此引发的司机群体罢工事件。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正思量间,手机响了,是汪若虹表弟花大明的声音:“姐夫,我曾经说过的吧,海北出租汽车的事情不解决,迟早会出大事!你看,现在出事了吧!”
电话那边声音很嘈杂。黄一平问:“你在哪里打电话?怎么这么吵?”
“我们在县委门口上访哩,这里几个大门全被出租车堵死了。这次海北的出租车烧死了人,闯下这么大的祸,看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花大明的声音,气愤中交织着些许兴奋。显然,作为海北县城出租车司机中的活跃分子,他又是上访事件的领袖之一。
“那你还给我打电话?”黄一平立即警觉,且神经质般地赶紧关上办公室门。
“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他们不知道我在和谁讲话。再说,我身边的这帮兄弟,仗义着哪!”花大明说罢,匆匆关了电话。
有关出租汽车质量的问题,黄一平从花大明那儿听到不少,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近一段时期,他也一直非常警觉,时刻关注海北那边的动静,并且交代了花大明,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昨夜的这起车毁人亡事故,看来有可能会烧掉包裹着的所有外衣,使隐藏其中的真相浮出水面。
黄一平考虑再三,还是给海北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打了电话,问:“冯主任,是不是有人堵了县委大门?”
冯肖兵显然正在现场,魅魅掩掩回答道:“是的,是的,海北这边有辆出租车在市区发生了交通事故,主要原因是汽车撞击电线杆引起自燃,少数司机趁机起哄闹事。不过问题不大,我们很快就处理好了。”
“有多少人上访?时间多久了?你们向市委值班室报了吗?”黄一平听了冯肖兵满不在乎的语气,有点生气。
按照规定,县里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上访事件,必须第一时间汇报到市委、市府值班室。
“嗯……,我马上过问一下,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吧。我这就安排。”冯肖兵显得有点心虚。
黄一平放了电话,心想:哼,这次烧了车、死了人,事情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处置了。
不一会儿,廖志国的脚步声从电梯口传来。黄一平马上起身迎了出去。
廖志国刚来阳城那几年,一直住宿阳城大酒店,独自享用一幢单门独院的小楼。那时,黄一平每天都早接晚送。一年前,廖志国担任了市委书记,遭人匿名举报,其中一条重要罪状便是生活作风问题。事实上,利用阳城大酒店宿舍的极端隐蔽性,酒店客房部女经理于丽丽固然如入无人之境,就是体育局副局长杨艳也是进出随便、来去自由。为此,省委梁副书记多次旁敲侧击,乃至最后直接把话挑明,希望他不再在阳城大酒店居住,以避嫌疑。于是,廖志国就将宿舍搬到市委大院后边的一套公寓,吃饭也改在市委食堂。当然啦,苏婧婧不在身边,作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中年男人,也不可能完全禁锢自己的身心。在黄一平的张罗下,阳城大酒店那边依然为廖书记留有专用客房,以备开会、接待或喝酒过量时休息一下。那套客房,不仅非常豪华,而且位置隐蔽、僻静,又有专用电梯进出,廖志国在此接待于丽丽、杨艳等佳人,更是安全方便万无一失。其实,廖书记在市委公寓居住的时间并不比酒店长多少,不免有些掩人耳巨的意思。自从廖志国在市委大院住宿,生怕旁人看着碍眼,就不再让黄一平陪同上班下班,而是独自步行往返。
进了办公室,黄一平递上那份刊登了海北出租车事件的简报,同时报告了上访的信息。而在此前,有关出租车质量、购置方面的情况,廖志国已经从黄一平处得知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简单?难道真是少数司机的寻衅滋事?难道只是一次普通交通事故引发的汽车自燃?这背后难道只是正常的产品质量问题?唔?”廖志国盯住那份简报,连问几个“难道”。
黄一平岂能不明白书记问号背后的深意?根据巨前掌握到的相关信息,尤其是汪若虹表弟花大明陆续提供的情况,他猜测,海北那批出租汽车,县里一直讳莫如深,掌控得异常严密、神秘,对待车主上访闹事也始终持暧昧态度,背后一定有名堂,而且说不定还是大名堂。往浅处说,此事可能与县委书记于树奎有关联,往深里联想,也许根子会通到市里乃至更上头,弄不好就涉及级别、职务不低的大人物。但是,在事情没有任何眉巨之前,他又不敢妄下结论,以免给廖书记造成误判。
“巨前情况看,应该不会这么简单。”黄一平少有地字斟句酌。
“不要绕弯子了,详细说说。唔?”廖志国催促黄一平,语气、表情里颇有点急不可待的意味。
“依照于树奎的脾气秉性,此事一定有相当的难言之隐,他才会如此隐忍与魅掩。否则,他不会容忍司机们几年来频频上访,甚至闹到堵路封门的程度,更不会同意县交通局拿出一千万来补偿。像今天这样封堵县委大门,他们连向市里报告都免了,委实不可思议。”黄一平说。
“那么,于树奎为什么要隐忍呢?”廖志国问。
“问题应该出在车辆的购买环节。通常情况下,能够从一个县里拿下几百辆出租车订单,交付着这样质量低劣的产品,最终又让买方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主儿,背后支撑者非钱即权。按照我对于树奎的了解,他不是那种为了钱财不顾仕途的官员,剩下的只有一个可能——对方颇有权势。以此推断,若是真有幕后黑手,那么这双手的主人一定不是一般的官员。我们不妨大胆推断一下,在阳城和N省地盘上,能够让于树奎甘心做这个冤大头的官员,总共能有几人?那些人又会是谁?”
“照你这样分析,那些出租车质量问题的根源,有可能出在卜国杰、苗长林、贾大雄这些人身上?唔?”廖志国可没有那么多顾忌,直接指名道姓了。
“我也只是这样猜测。”黄一平嘴上如是说,却非常坚定地点了点头。
“哦!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这批出租车的质量问题,尤其是眼下的这个伤亡事故,对我们来说反而倒是个机会?”廖志国一拳重重砸向空中,明知故问。
“应该是个不错的机会。过去这件事一直被海北方面捂着盖着,市里也不好直接插手过问。现在既然已经酿成重大伤亡事件,事发地又在市区,那就由不得于树奎他们了。不过,这件事的背景到底多深现在还不清楚,万一要是查出的黑洞太大太深,弄得不可收拾了,也很难办。何况,离党代会只有半年多时间,省委梁副书记有过要求,您不是也一直强调,稳定、和谐压倒一切么?”黄一平说。
“查!一定要查!不错,稳定、和谐应当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可是,你看于树奎那些人,现在气焰相当嚣张,不收拾到位了势必影响党代会的顺利召开,影响阳城大局的根本稳定。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幕后黑手,也有必要在党代会前敲打一下,否则关键时刻他们也会捣乱!不过,这件事的处理,不同于海北几个人的变动,也不同于拿掉一个胡春来。我的想法,既要达到敲打对方的巨的,又不能伤害了自己,造成无法收拾的被动局面。最理想的结局,是效果最大化而负作用最小化,就像武术当中的点穴一样,四两拨千斤,点到为止。”廖志国思维缜密,说明他其实早就胸有成竹。
黄一平将上述一段话细细揣摩,感觉廖志国此意并非限于两难境地的无奈选择,而是一种举重若轻、收放自如的高超战略战术,是只有成熟官场人物才具有的一种攻守谋略,不禁叫好道:“还是廖书记考虑周全。这事要是让我处理,很可能就会感情冲动意气用事,把事情办糟办砸了。”
“这件事的处理,大的方向由我把握,实际操作还得你出面,总的基调把握一条:一切以政治需要为基础,讲究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你办事,我放心!”廖志国又将皮球踢给黄一平。
36
打着处理海北出租车伤亡事件的旗号,黄一平牵头悄悄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因为事故发生在4月19日夜间,故名“419”专案组。
几年来,关于上述出租车质量问题,除了群体上访之外,各种举报也是接连不断。在阳城,上自市委市府领导,下至政法、纪检机关,均接到大量此类举报,其中有匿名也有署名。可是,由于举报者主要是些地位低微、文化程度不高的司机,这些人一来掌握的情况不多,二来语言、文字表述水平低,因此提供不了太多有用信息,甚至形成不了基本有效的查办线索,其举报也就统统被束之高阁。现在情况出现转机,表面看是因为出现了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实质却是有了廖志国的政治需要,以及黄一平的敏锐观察与联想,事情马上就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黄一平根据廖书记确定的基本原则,举着后者亲赐的令箭,分别找到纪委书记何长来、政法委书记朱玉,传达了如下重要指示:海北“419”重大交通事故,可能隐藏着一系列腐败、渎职犯罪,必须本着对人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予以彻查;为使调查工作顺利、高效进行,同时也着眼于关心爱护干部,调查组以纪检、政法两委名义联合组建,暂以不公开方式进行调查;调查所需一切人、财、物,皆由黄一平副秘书长出面协调,纪检、政法等相关部门无条件配合。
朱玉、何长来主管执法、执纪部门,对于办案查人自然不是外行。可是,按照廖志国旨意成立的这个“419”专案组,连他们也感觉颇多诡异之处:
其一,调查组说起来是借了检委、政法委名义,指定纪检委书记何长来、政法委书记朱玉共同负责,却没有只言片语的书面文件,也不明确谁是牵头主管者。实际上,从廖志国的口谕分析,只是临时搭起一套工作班子,具体事务则由黄一平这个协调人总负责。从组织程序上看,这个专案组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其二,表面看,调查组用的是汽车伤亡事故,也套用了“419”这个时间概念,实质上却不负责事故本身的处置,除了事故原因的调查、认定外,保险理赔、伤亡善后等一应事务皆不涉及。因此,调查组成员只有个别公安交巡警、汽车质量检测、安全监督专家,其余全是从市纪委、检察院、公安局抽调的精干办案人员。显然,这个专案组的主要指向是查人,而不是办事。
其三,调查组的所有行动,一律处于绝对保密状态。调查组成员不仅经过了特别挑选,而且强调了非常严格的纪律:每两人一个组合,各个组合之间不准相互通报、打听情况;调查获得的每个新线索,下一步的每个新进展,都要得到批准才能深入;每个成员的行踪,除了调查组负责人外,不得向包括原单位领导和亲属在内的任何外人透露。这样一桩平常的交通事故,竟然搞得如此神秘,无法用常理来解释。
其四,为了保证调查的效率与保密性,黄一平亲自挑选了江心岛某驻军招待所作为办案点,调集了多辆挂着军、警、外地牌号的轿车,所有经费也是实报实支。近些年,政法、纪检部门先后办过好多大案要案,也组织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专案组,可从这次的伙食、住宿、补助标准上来看,还是感觉似在办理一桩惊天“御案”。
朱玉、何长来都是聪明人。既然廖志国亲自下令搞的这个专案,又派了亲信秘书黄一平主办,他们乐得当甩手掌柜,只是在组里挂个名,其实很少真正出头露面参与其事。
黄一平做了十几年秘书,骨子里完全是个书生,对于办这种案件也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让他挂帅,完全是因为事情本身的特别敏感性,而他也只是起到统管、掌控的功能,具体事务还是要由行家打理。所幸,何长来、朱玉知道此事干系重大,分别从各自主管部门派了专家级办案高手,既是参与案件办理,也算是为黄一平做参谋助手。
如此精干的一支队伍,其工作效率之高可想而知。
“419”事故的现场,市交巡警支队事故科早已勘查完毕,汽车残骸运送到拆解场,等待送往某个钢铁厂回炉冶炼;两位死亡乘客的遗体放在冰柜,一旦谈妥理赔事宜即由家属签字火化;受伤司机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三十多万元抢救费用皆由海北财政预支。
事故发生后,海北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马上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冯肖兵挂帅的事故应急领导小组,随时协调有关事务,确保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了结此事。当天,县里即派出多路人马前来市区:副县长兼公安局长亲自出面,与市交巡警支队协商,希望尽快为这起“意外事故”定案,以便顺利处置与此相关的赔偿等善后事宜;海北境内涉案的两家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派出由业务副总经理、理赔部主任挂帅的专门小组,除携带了所有保险资料外,还带了现金、转账支票簿,甚至预备了足够的现金,准备与汽车车主、伤亡者亲属洽谈理赔;县卫生局长带领一支由人民医院院长、烧伤与护理专家组成的小分队,乘坐该县最高档次的救护车,准备将受伤司机接回海北治疗。显然,发生在海北境外的这起事故,受到县委县政府空前重视的同时,也让这个县里的很多人不得安生。
海北方面的工作迅速见效。经过阳城市交巡警支队的勘验,初步认定汽车是先撞了路边电线杆,然后引发漏油爆燃。至于撞击电线杆的原因,到底是路面出现突然情况,还是驾驶员的误操作,因为现场没有电子监控装备,巨前也没有找到巨击证人,只好等待受伤驾驶员恢复语言功能后再作询问。这个结论,第一时间出现在当天《阳城晚报》和电视新闻的社会栏。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结论正是海北县领导所需,也为那些上访闹事的出租车司机浇了一盆冷水,顿使汽车质量有问题一说陷于尴尬。
事故原因与责任一旦认定,死亡者的赔偿便名正言顺进入既定程序,剩下的就只是一个数额大小问题。据说,两个死亡者的十多位亲属,每人周围都有五六位说客,采取类似篮球场“紧逼盯人”的战术,早已被缠得心里烦躁,点头签字指日可待。至于那个全身缠满绷带的司机,虽然尚在重症监护室,但是海北方面早已严阵以待,一旦伤情稳定了,将随时转到海北继续治疗。
黄一平挂帅的“419”专案组,一边密切关注着与事故有关的一切,尤其是海北方面的动向,一边紧急启动专案程序,重新对事故进行勘查与鉴定。
烧毁的汽车残骸,原本已经完成使命,刚刚在停车场放了不足两天,没料到,月黑风高之夜忽然来了一辆铲车,将其悄悄送进覆盖了帆布的军用卡车,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到了那座江心岛上,接受另一批汽车专家的再次解剖。
事故现场,经过简单清理原本只剩下一片焦黑烧痕,昨天夜里一场中雨又将痕迹洗淡了不少。即便如此,早晨天刚亮,又有几个专案人员匆匆赶来,又是拍照,又是取样,甚至还用洁白的毛巾将地面油污擦了几遍,宝物一样装进透明塑料袋中。就连那根撞断成三截的水泥电线杆,也被吊装运走,准备带回去做仔细检验。
两个死者,是海北县城郊的一对小夫妻,分别在阳城市城北新区的机械、服装企业打工,年龄不过三十岁才出头。出事那天,两人回老家看望生病的老人,本来想在家里住一夜,第二天早晨坐公共汽车返回。没想到,晚上妻子突然接到厂里的电话,说是需要回厂加班赶一批活儿,任务非常急,夫妇俩就只好打车往阳城赶。谁知,车子离厂只有不到三公里,竟祸从天降、死于非命。两具烧焦的尸体,就像两段焦炭,依然呈拥抱状,可见当时的惨烈程度。尸体放在冰柜已经冻成了两坨,外边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寒霜。专案组的人过来,又是一通拍照、摄像,说是上边要求重新取证。
那个受伤的司机,黄一平特别关照第一人民医院仲院长:“一定要给予精心治疗,确保其生命安全并尽快恢复语言功能。除了医护人员,严格控制探望者,包括亲属也不要轻易接近,就说是防止细菌感染。所有前来探听病情、要求转院的人员,医院都要登记其身份、姓名,必要时可查看身份证件。一旦伤者能够开口说话了,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仲院长与黄一平是老朋友。当年,黄妻汪若虹在医院工作多年,得到仲院长的许多照顾与关心。后来,黄一平跟随冯开岭当了秘书,也就投桃报李,为医院的医务大楼建设提供了很多帮助。再后来,冯开岭准备竞争阳城市长,需要在民主推荐、测评中增加票数,黄一平又出面请仲院长在卫生系统做了工作。因此,相互之间的友谊不是一般牢固。不过,黄一平还是反复交代仲院长,不要把自己过问这件事的情况告诉任何人。
经过如是一番工作,“419”专案组很快理清了事故脉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为接下来的深入调查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有效防止别有用心者从中插手作伪。当然,这些都是在严格保密状态下进行。至于交警那边对事故的定性处理,依旧按照其既定程序照常运作。而且,也正是有后者的掩护,专案组的行动才更加隐蔽。
专案组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事故原因,到底车辆先撞电线杆后燃烧,还是先发生自燃再撞击了电线杆?这个疑问的解答,是确定出租车是否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关键。
为了得出绝对准确的结论,黄一平采取了双保险:一方面,通过阳城驻军,从军区装备部请来了军内有名的汽车、机械方面的专家,对那辆面巨全非的残骸进行“会诊”。另一方面,托请在省城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的同学,求助于当地的痕迹专家,对现场痕迹进行鉴定。最终,两方结论汇总起来居然不谋而合——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汽车自燃失控,然后才撞击电线杆。而且,两方专家分别从残骸和现场找到了关键证据。
关于汽车自燃的原因,军队专家根据不同部位的燃烧程度,也作出了比较肯定的结论,认为确是发动机漏油所致。
为使结论得到更加有力的证据支持,当夜,黄一平悄悄通知花大明:“不要告诉任何人,赶紧把车开到市区来,在高速出口处会有一个穿风衣的中年男人,你把车交给他,然后他会用另外的车送你到一个地方休息。任何人问到你的去向,就说有客人出长途了。使用你汽车期间的所有损失,会加倍偿还。”
花大明的那辆车,被几位专家拆了个七零八落,最终证实问题确实出在发动机上。该车发动机缸体密封性差,油汽管道材质也不过关,多重因素导致漏油及至燃烧,属于严重的质量问题。
通过公安系统的报警平台,专案组查阅了近年海北县这批出租车的报警记录,发现漏油自燃现象并非个案。包括这起事件,同批车辆已经发生过十六次火险,其余所幸发现、报警、扑救及时,才未酿成大祸。
这些发现,证实花大明等海北司机反映的情况属实,汽车质量问题应是铁板钉钉。
接下来的查证,方向与巨标皆很明确了。
37
带着事故相关资料与专家认定的结论,专案组马上派人前往厂家取证。
海北这批出租车的生产厂家,坐落于北方某省的一个中等城市,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这种品牌的汽车,在北方地区销路还算不错,南方则很少有人问津。N省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省内就有数家汽车企业,周边省份、尤其是相距不远的上海,也有不少知名品牌的汽车,且高、中、低档次均有多种不同的品种和型号。过去,阳城境内的城市出租汽车,一般都在本省或周边地区选择。海北县的四百多辆车,舍近求远选择这种偏冷的牌子,显然有点令人费解且不合常理。
汽车生产厂家看了案件资料,特别是车毁人亡的照片惨状,又知道是阳城市委专案组来核实情况,自然不敢隐瞒什么,马上就说出了全部真相——
该批汽车的买主是N省的东方贸易公司。由于批量较大,这批车辆是按照买家要求定制。按照标准配置与定价,该车市场标价十七万元左右,应当配备进口发动机、真皮座椅、品牌空调和音响。然而,前来洽谈购买汽车的经销商,却出乎意料地提出更换部分配置,只需配备某指定的国产发动机,座椅、空调、音响也另外指定了品牌。更为奇怪的是,经销商指定的发动机,似乎也不是生产厂家的正宗品牌原装,而是李代桃僵的水货。起初,汽车厂家对这种要求表示不能接受,主要是担心一旦出了问题说不清楚,影响自身声誉且负不起责任。可是,经销商此前与厂家多有生意往来,此次报出的采购数字又颇有诱惑,而且声称后边还有更大的生意。加之,他们再三保证,汽车出厂后发生任何问题,均无需厂家负责,甚至还写了书面保证。如此一来,汽车厂也就顺势睁只眼闭只眼了。据厂家测算,如此配置的汽车,每辆下浮五万元当是最低限度。
“喏,这是经销商的保证书,白纸黑字注明了我们不负责任。”汽车厂负责接待的副总出示了一张复印件。
“已经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们以为还能脱得了干系?再说,这张纸能够代表国家对你们这种企业的规定和要求?这件事,只要我们一个电话,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专案人员指着复印件问。
“请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件事捅到我们的主管部门,更加不能报料给媒体,否则我们这个厂就惨了。”汽车厂副总一听傻了眼,马上变软了口气请求。
“这个可以考虑。但是,由于你们违反规定、把关不严,给我们那边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比如,汽车发动机的无条件更换,伤亡人员的适当经济补偿,等等。另外,你们要把汽车配置更换的情况,以及购买的整个过程,详细写一份材料给我们。”办案人员顺势提出条件。
“好的,好的,这些都好商量。”副总答应得很爽快。
离开汽车厂时,专案人员再三告诫那个副总:“我们来的情况千万不要随意泄露。万一我们那边有人知道问起,就说我们是来洽谈更换汽车部件与索赔事宜。否则,出了问题同你们算总账!”
拿到汽车生产厂家的证据,同时又额外得到对方同意补偿的承诺,专案人员兴奋异常,立即将有关信息第一时间通报给大本营中的总指挥——市委副秘书长黄一平。
黄一平知悉厂家那边旗开得胜,马上吩咐另一支早就在省城“潜伏”的人马,立即剑指汽车经销商——东方贸易公司。
东方贸易公司在省城注册登记,网上查阅到的注册资金高达5000万元,主要从事国际国内贸易,经营内容从建材、汽车到服装、烟酒几乎无所不包。法人代表高林,年龄只有三十岁。
负责前往东方公司调查的二位,领头者是市纪委案件审理处处长,同行者为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他们按照网上的地址,找到东方贸易公司,不禁大吃一惊:天哪!这个公司派头真大!
公司办公的白云酒店,是省城最有名的商务楼之一,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月亮湖畔,又紧邻最繁华的商业区。据说,这幢楼的业主是某著名港商,曾经有个不成文规定:假如不是世界排名五百强的企业,或者排名在国内低于二百、省内低于三十的企业,一般不予接纳。
走进大楼,果然见到很多耀眼的企业名字,大多是平时电视上的老脸色,其中有些专门占据着央视新闻联播、春晚等重要板块。原来以为,东方公司夹在这些企业中间,最多不过一两间房子,而且一定是偏居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可是,等到进去一看,居然是占了整整半层楼,偌大的办公区装修精美,那气派真是了得!
接待专案人员的是公司公关部经理。
“我们希望见见你们高总,了解一下海北县那批出租汽车的情况。”纪检委处长递上介绍信、工作证,开门见山。
经理听了来意,佯装到里间给客人倒水,好一会儿才出来,却又两手空空。显然,他是进去请示汇报了。
“我们高总很忙,接待日程已经安排到五天之后。你们想了解的情况,由我负责回答你们。不过,我给你们的时间也只有二十分钟。”经理又向来人要回证件看了看,说话语气、神态一扫刚才的客套,显得非常傲慢。
“我们一定要见见高总!”反贪局副局长亲手办过上千宗案件,哪里受到过这种冷淡,态度强硬。
“笑话!我们高总是你想见就见的人?嘁,既然如此,那恕我不再奉陪了。”经理说着真的起身要走。
“如果你走了,我们就一直坐在这儿等,直到你们高总出来为止。”处长说着,示意副局长按照预先商量的方案,掏出茶杯、方便面、火腿肠。
“哟嗬,到我们这儿耍起无赖来了?你们不走是吗?那好,我今天先不跟你玩横的,我来请人通知你们自己滚蛋,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公司的来头。要是换了平时,我早让保安把你们两个扔到大街上喂汽车轮子了。”经理说着,边掏手机边向里间走,脸上完全显露出一副不屑神情。
处长与副局长在接待室坐着,只听到里面经理在给什么人打电话,一会儿称兄道弟,一会儿又颐指气使。
省城这边的情况,很快反馈到阳城那边,黄一平指令:“坚守阵地,以静制动!”
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出乎黄一平与处长、副局长意料的是,二百公里外的阳城那边突然热闹起来——
先是处长所在的市纪委值班室,接到市府办公室值班秘书的电话,说:“刚才省府办公厅来了电话,查询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个处长,正在查办海北县出租汽车的事情。”
不一会儿,市检察院检察长也接到省院办公室主任电话,询问反贪局副局长的姓名、年龄、外貌、去向。
紧接着,海北那边也得到了信息。于树奎得悉后,不仅亲自通过关系找到纪委与检察院领导,而且还让苗长林、贾大雄帮助打听情况,问:“到底是什么人在组织调查那批车子?得到了谁的授意与批准?”
坐在东方公司的二位,自然不知道阳城这边发生的一切。因为他们的行踪,除了黄一平、何长来、朱玉等少数人知情外,对其余包括单位领导、同事在内的所有人,都采取了保密措施。抽调他们出来办案的借口,只说是市里有个临时任务需要出差,极有可能还要出国。同时,他们原先的手机全部关闭、上交,重新换了专案组专用的电话卡,平时与家里联系只准用统一的电话打过去。因此,这个时候除专案组同事之外的无论什么人,皆无法同他们联系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公司弄出的动静越来越大,省里多个部门先后有要员介入,这些人包括省府副秘书长、副检察长、公安厅副厅长、交警总队政委、交通厅厅长等等。阳城方面接到的电话越来越多,受到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于树奎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将阳城机关搅得开了锅。
这些情况,很快反馈到了黄一平那儿。他知道,东方公司通过各种关系打听两位办案人员,主要巨的是要显示其广泛而特殊的后台背景,意在吓退这边不再深入调查,动机倒也单纯。然而,于树奎他们得知了信息,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旦他们知道了事情真相,明白是廖志国在组织专案调查,那就有可能打草惊蛇,促使其订立攻守同盟、串供翻供,或者寻找关系人进行阻挠破坏,甚至会让案件查处半途而废,其后果相当严重。现在,事情真相没有查明,证据没有到手,一切都还只是个未知数。因此,在对情况进行了一番冷静分析后,他马上果断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请纪委书记何长来出面,直接对市检察院检察长说明真相,由他负责统一对外发布有关信息,稳住于树奎一伙。
其二,通知坐在东方公司的二位同志,立即撤离省城返回阳城,同时要做出较低姿态以麻痹对方。
市院检察长是一位从省院下来的干部,平时与阳城官场各派均无多少牵连,只与纪检书记何长来暗中交往密切。其原因一是彼此皆由省里下来,有些共同话题。二是纪委与检察院时常联合办案,交往较多,且后者多受前者领导与节制。
何长来将情况同检察长概略说了,道:“这个事情,由你出面解释更利于案件查办。”
检察长知道纪委书记话的分量与意图,马上对外说明:“这个事情本来我们也不想查,是海北有出租车司机向检察院反映,说是一批汽车存在质量和价格问题,可能涉及国家公职人员受贿渎职,因此我们就向纪委汇报了,两家联合派人出去了解一下情况。现在事情大概也清楚了,没有查到贪污与渎职的问题。事情查到这一步,我看可以收手了。”
省城东方公司那边,两位专案人员也主动找到经理,以半是告别半是抱歉的语气说:“对不起,误会了。既然大家都有共同的朋友,那彼此也就都是朋友了。下次到了阳城,一定来找我们!”
于树奎们看到事态急转直下,本来还心存些许疑惑。后来,看到纪委处长与反贪局副局长果然回到阳城,知道检察长所言不虚,这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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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平密捕任潮涌的方案,得到廖志国的首肯后,照例报与朱玉、何长来知晓,便马上付诸实施。
这本是一个无奈之举,事情过后回头再看,却又是一着收效甚为奇妙的高招!
任潮涌乃海北县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虽然排名靠后,却因为深得局长吴少红信任,实际上是局里的二号实权人物。此公与吴少红一样,也是县委书记于树奎的亲信。
本来,按照黄一平与身边高参的商议,“419”专案按照由外而内层层剥笋的方式,应该能够循序渐进地查明真相,收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效果。可是,调查东方公司受挫,又差点惊动于树奎,使黄一平进一步意识到此案的极端复杂性。现在看来,按部就班并不适用于这个特殊案例。于是,他接受了专案组专家的建议,反其道而行之,直接从海北这头入手,采取直捣黄龙术,以期尽快获取到关键证据。
追根溯源,海北是事件的源头,参与者与知情人不少。之所以选择任潮涌,黄一平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
据黄一平在海北的多条眼线通报,海北这批出租车的更换,从开始时制订方案、确定车型,到后来的接洽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再后来处理司机群访、办理补偿手续,任潮涌皆是海北官方的主要代表,并直接参与了各环节的具体办理。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个官位仅为副科的任潮涌,将事情办得如此糟糕,令县里被动不说,还让于树奎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竟然照样升官、得宠,未受到丝毫责难与挫折。由此不难推断,这个任潮涌一定掌握其中的秘密,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而且距离核心不会太远。此为拿任潮涌开刀的主要原因。
当然,任潮涌成为第一个倒霉鬼,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职务较低,性格较外露,平时屁股后边也不太干净。职务低,不必惊动很多人,也无须办理太多繁杂的手续,话说直接一些,即使出点什么小纰漏,也不至于闹出很大动静。性格外露的人,按照纪委、检察院里办案老手的经验,可能开始时是块硬骨头,不太容易下手。可这种人一旦突破了,往往就非常配合,交代起问题来会痛快很多。至于屁股后边是否干净,对于处置此类事件作用很大。因为从巨前情况看,任潮涌在出租汽车事件上到底是否主谋、有无问题,还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现在将他弄过来,诈与赌的成分占比很重,万一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至少还可以从别的地方找补一些,总不至于搞得这边下不来台,反倒让于树奎那边抓住把柄。
按照常规,拘押一个副科级的县交通局副局长,只要纪委这边随便打个电话、捎个口信,要求某时来到某个规定的地点,在规定时间将什么什么问题说清楚,这就算是江湖上传说的“双规”了。至于在指定地点呆多少日子,那就由不得你做主了,有时甚至连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找。此种形式,乃近年纪检部门所独创,不少好事者、尤其某些官员谓之“非法”,但广大普通百姓却拍手称好。事实也充分证明,此法对震慑与打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效果极佳。当然啦,由堂堂阳城市纪委“双规”区区副科干部任潮涌,显然是拿高射炮打蚊子,有些小题大做了。何况,如果公开宣召,也容易引起于树奎们的关切,还是不免打草惊蛇。
幸好,这时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三个月前,阳城市交通局着手组织一个考察团,专程赴美国考察某个汽车检测线项巨,由市局主管的副局长带队,各县(市)、区分管领导参加。任潮涌作为海北县的主管领导,也在其中。
考察团的出国手续一办就是三个月,最近刚刚拿到签证与机票。市交通局的那个副局长,当年是冯开岭的亲信,与黄一平关系非常密切。现在即将出国,专门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东西要带。黄一平得知消息,当即打听同行者都是些什么人,如果没有特别碍眼者,准备让他悄悄探望一下廖夫人苏婧婧,顺便捎点美元和日用品。
谁知,副局长第一个就报了海北任潮涌。
黄一平一听,大喜过望,详细询问了行程,通报了苏婧婧的地址与电话号码,然后便着手设计借机捉拿任潮涌。
交通系统赴美考察团的飞机从上海起飞,时间在第二天傍晚。根据预先约定,团员们分别从家里出发,提前两个小时在机场大厅聚集,然后集中办理登机手续。
经过周密筹划,第二天的下午两点,当任潮涌从海北准时出发,上了高速不多会儿,就被一辆挂军队牌照的奥迪轿车跟上了。
两车一前一后相距不过二三百米,一路来到上海浦东。任潮涌在前边车上打瞌睡,办案人员在后边车上紧盯着,相安无事。
到了机场门口的下客区,任潮涌的车子刚停下就有保安上来驱赶,而办案人员的军牌车则无人过问。正是利用这个空当,任潮涌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上了专案组的车。
为了对考察团有一个交代,在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办案人员拿任潮涌的手机,给机场上的市交通局副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哎呀,真是对不起了,我刚才正在路上,忽然接到家里电话,说是我父亲身体不好,情况非常严重。你知道,我是家里独子,这种情况只能往回赶了。”
副局长接到电话,大声安慰道:“既然你家里出了这么紧急的事,那就不勉强了,你路上慢点啊!”
事实上,就在打这个电话之前几分钟,黄一平已经先与副局长通了话,交代说:“任潮涌不能同你们到美国了,具体原因不要问。等会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应付一下就可以,同时让身边随行人员知道一下,以免他们猜疑或者乱打电话询问。”
任潮涌上了专案组的车,开始态度挺蛮横,连珠炮似的问:“你们是谁啊?凭什么抓我?我是海北县人大代表你们知道么?耽误了我的公务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坐在任潮涌右侧的市纪委常委,掏出自己的工作证,说:“任副局长,请你好好看清楚,这个东西是否能够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建议,你还是识相点,主动回去将有关情况如实交代清楚,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那我能不能给考察团的领导请个假,也给家里打个电话说明一下。”任潮涌提出要求。
“请假的电话我们帮你打。至于家里,反正都知道你出国了,行程总共十天吧,这期间没人会记挂你。”纪委常委说罢,要过任潮涌的手机,给交通局副局长打了刚才的那个电话。
从上海返回阳城的路上,任潮涌心里有点忐忑,他不知道这次市纪委如此兴师动众,将自己半途截留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等到进了办案点,任潮涌吃了一惊——在那里迎接他的,不仅有朱玉、何长来两位市委常委,而且还有市委副秘书长黄一平这位阳城一秘。三位领导中,任潮涌与朱、何两位并无什么交往,只有同黄一平这位海北老乡有些交情。他一看这等阵势,知道来头不小,心里当即想到那批出租车。
朱、何、黄三人见面之后迅速消失。带他从上海回来的纪委常委,将一套纸笔推到任潮涌面前,和颜悦色道:“你是党员干部,也是一个聪明、爽快人,我们找你来哩,是想了解一下三年前那批出租车的情况,你看是口头谈呢,还是写下来?如果现在不想说也不要紧,等到想说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行吗?”
任潮涌一听果然是出租车的事,一颗高悬着的心反倒放下了。他知道,关于那批出租车的采购,自己不过是个挡在前头的走卒,现在这么多领导出了面,看来动作不小。他也明白,这件事幕后背景复杂、干系重大,他们绝不是冲着自己这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而自己到了这儿反而相对安全了。当然,如果自己能够坚持什么都不说,可能会更加安全。他料定,如果外边的那些人知道了自己被关押,一定会想方设法来解救。于是,他打定主意,坚决咬紧牙关,保持绝对沉默。
任潮涌在办案点上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通过监控设备分毫毕现在黄一平面前,也印证了纪委、检察院专家的预测。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让他开口?可得赶在赴美国考察团回来之前哪,否则就要惊动海北那边了。”黄一平问。
纪委常委哈哈大笑道:“哪里需要那么久?凭我办案十几年的经验,五天之内保证让他开口。”
任潮涌的房间,是个经过了精心改造的单人间,窗户从外边用木板钉得严严实实,除了一只台灯别无任何照明工具,里面相当昏暗。开头两天,专案组将任潮涌扔在单人房间里,什么动作都没有,甚至连饭菜都从门洞里送进去。这样的环境,完全营造出某种囚禁的氛围。
也许是平时工作繁忙太过疲劳,开头两天,任副局长居然在房间里连续睡了二十几个小时,算是把过去欠的觉补了个七不离八。等到第三天,觉也睡足了,在里面慢慢体会到失去自由的滋味,任潮涌开始失眠,要么在床上辗转反侧,要么面向黑糊糊的窗外长吁短叹,连续折腾了也足有二十几个小时。这时,已然失去了时间、昼夜概念的任潮涌,慢慢进入了心理紊乱、烦躁状态。
任潮涌是个性格外向、情绪化明显之人,一旦进入烦躁状态便很难自控,而且马上失去了前两天的从容。在那暗无天日的狭小空间里,他一会儿要烟抽,一会儿要水喝,第四天的早、午餐粒米未进,到晚饭时居然提出要一瓶白酒。
对于这个特殊的拘押对象,专案组几乎完全满足其物质上的要求,只是不准任何人与其有语言交流,包括门口的哨兵、送饭的厨师,都只是用点头、摇头回应他。
那天晚上,任潮涌喝下半瓶白酒,好不容易昏睡了四五个小时,到第五天凌晨一觉醒来,果然提出要谈出租车的情况。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我只同黄一平秘书长谈,不能有别的人在场。”
39
环境整洁、陈设豪华的接待室,营造出一种与拘押环境完全不同的氛围。
黄一平与任潮涌相向而坐,每人面前都有一杯茶、一包烟,还有一只由花生、瓜子、开心果组成的干果拼盘。很显然,这样的氛围并非审问,而是老乡、朋友间的亲切交谈。
果然,黄一平一上来并不谈案件,而是先聊乡情。
“家里都还好吧?听说伯父身体不是很好?”黄一平问得貌似随意,实质却是精心准备。因为他知道,任潮涌是独生子,十来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不仅一手将他培养成人,而且至今未再续娶。老人最近生病住院,刚刚出院没有多久。在海北,任潮涌孝敬父亲尽人皆知,每天无论多忙,早晚必到老父跟前嘘寒问暖。
提到父亲,任潮涌眼泪就出来了,说:“是啊,父亲身体不好,其实我本来也不想出国,可他老人家硬是劝我走,这才决定出去。”
“秘书长,知道我为什么忽然想说话,而且提出想和你单独谈吗?”任潮涌显然不想再纠缠于家事,马上转换话题问黄一平。
黄一平摇了摇头,坦诚道:“不知道。”
“那天,从上海回到阳城,你们几个领导同时出现在这里,我心里就有了数,感觉要出大事,而且可能会在劫难逃。后来,纪委领导说到出租车的事情,我心里又有点侥幸,觉得也许可以逃过此劫。可是,这几天关在那间小黑屋里,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件事我能扛得过去吗?需要我这个小个子来扛吗?而且,正如你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我在里面硬扛下去,万一自己缠在其中脱不开身了,外边我那年老体弱的父亲怎么办?”任潮涌说着,又抹了抹眼睛。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单独谈呢?”黄一平半是有点好奇,半是为了调节谈话气氛。
“两大因素:第一,我希望能从你这里得到一个承诺,就是在吐露了全部实情之后,你得保证我马上恢复人身自由,而且不能影响我的前途。我知道,凭你现在的位置,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也向你保证,在这件事上我个人没有收受任何好处。第二,出租车这件事情况比较复杂,牵扯到的领导多、层次高,我不能随随便便和什么人都说,告诉你也许是巨前最好的选择。”
“既然这样,你说吧。我现在可以答应你的是,只要你把出租车方面的情况如实、全部交代了,而且你在经济方面确无重大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可以保证你的自由和出路。”黄一平说。
“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你说的重大呢?”任潮涌还是不放心。
黄一平想了想,说:“只要你个人收受的钱物不超过二十万元,交代后又马上退还了,就可以。”
任潮涌长叹一口气,说:“好吧!”
黄一平口袋里放了一只微型录音机,任潮涌说的每一句话,包括那些轻轻的叹息,全部收了进去——
三年多前,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突然提出集中更换出租车,并且要做到车辆型号、品牌、外观三统一,理由是省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创建迫在眉睫。任潮涌时任交通局局长助理,奉命协助局长吴少红主办此事。当时,不少出租公司老总和司机提出,应当借鉴周边地区的做法,由各个公司及车主自行选择车型与品牌。按照任潮涌的想法,即便统一车型也应实行招标采购,允许多家供应商参与竞争。可是,吴少红告诉任潮涌:“这件事没得商量的余地,车辆牌子、型号、价格都已经确定,供货商也早就有了主儿,我们的任务就是走程序、办手续,把事情顺顺当当办成功。而且,这件事你得亲手办,越少人参与、知情越好。”
吴少红领着任潮涌到了省城,见过东方公司老总高林,然后就找个理由玩了金蝉脱壳。离开前,他又一次与任潮涌耳语:“你只要在合同上签字,别的事情一概不要管。记住,要把这件事当成一桩政治任务来完成。”
就这样,任潮涌作为买方代表,面对颐指气使的高林,几乎屁都没有放一个,就把购车合同给签了。至于这个东方公司及其老总高林是什么来头,那四百多辆车在哪里、长成什么模样,质量、价格、配置是否合理,他一点也不知情。至于吴少红叮嘱的政治任务是何意思,他更是一无所知。当时,东方公司财务总监要了任潮涌银行账号,说是事成后有一笔回扣。他本来想不要,可碍于吴少红的吩咐,也就没有拒绝。
事后不久,钱货两讫,东方公司果然给任潮涌的银行卡上打来二百万元。他本来想退还,可想了想还是先报告了吴少红。
“这笔钱不要退了,有关方面处理一下,免得将来有什么事情我们交通局一家被动。”吴少红似乎早就料到会有后来的一堆麻烦。
任潮涌按照吴少红吩咐,将其中五十万分给了几家出租公司老总,另外一百五十万作了内部处理。任潮涌办成了这件事大约一个月后,市委提拔他为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是县委书记于树奎亲自找他谈的话。其间,于树奎曾经两次说:“看来你是个能办事的人,我于某就欣赏这样的干部!”
从于树奎赞赏的语气中,他猜测一定指的是汽车的事情。
关于任潮涌分给出租公司老总五十万,黄一平曾经听汪若虹表弟花大明说过。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出租汽车公司集体所有,司机是打工者。近些年,这些企业改制了,好多公司其实只是一个空壳,汽车都是司机个人掏钱购买,再挂靠到公司名下。因此,用五十万收买了这些老板,可以借此堵住他们的嘴,日后出了问题才好帮助做工作。黄一平料定,他的那个担任公司经理的同学董成,一定也拿了一笔钱。
“那么,你知道那个东方公司是什么人办的吗?”黄一平问。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吴少红没告诉我,也让我千万不要打听,说知道多了对我没有好处。当时我还有点好奇,本想通过省交通厅的关系打听一下。后来发现车子质量、价格、配置都有问题,出租车司机们又总闹事,我反而不想知道了。因为我明白,自己作为一名底层干部,越是情况复杂,越应当离是非远些。唉,最终还是没躲过去。”任潮涌叹息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车子有问题?”黄一平问。
“车子回到海北,我打开前盖一看就知道了。你知道,我大学读的是交通机械,在交通局也一直与汽车管理打交道,这点眼光还是有的。”任潮涌回答。
“那你作为主要经办人,在知道车子存在问题后,有没有感觉害怕或后悔过?”黄一平语气有点严厉。
“怎么没有!和你说实话,发现问题后,虽然包括吴少红在内的那些领导都不怎么当回事,可我知道这种事情的后果。因此,当一年后司机开始群体上访、罢运、堵路时,是我第一个向县里提出采取补救措施,这才有那一千万元的经济补偿。这两年,随着车子漏油、自燃现象不断发生,我总是格外提心吊胆,生怕哪天会出大事。前些天的那起伤亡事故,我第一感觉就是完了,料想可能会因此进牢房。后来听说事故结论是先撞电线杆后燃烧,这才放下心。”任潮涌说了实话。
“这样吧,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关于东方公司那二百万元的分配情况,你现在就写个清单给我。另外,你要记住一点,今天凡是和我说的这些内容,包括你写给我的清单,没有我的允许,一定不要同别的任何人讲。否则,我可能无法保证你的自由与安全。”黄一平嘱咐任潮涌,同时递给他纸和笔。
几乎无须回忆,任潮涌很快就列出一张清单,同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压在那张名单上边,说:“这是我从那一百五十万中分到的二十万元,放在卡上一直没有动,密码是六位阿拉伯数字:818181。”
黄一平拿过卡,笑笑说:“哦,不要不要不要,好有意思的数字啊!”
“从拿到这笔钱的时候起,我就没打算要。如果有事了,随时准备交出来。没事了,以后也会找个机会捐出去。这笔钱,我不敢拿,也不愿拿。秘书长,你相信吗?”
黄一平点头道:“我信!”
40
看了任潮涌列出的名单,黄一平心里一惊。
他交代看押人员:“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接近这个任潮涌!”
当夜,他带着那份名单赶回市区,直奔廖志国宿舍。
“怎么样,有进展了?”廖志国刚刚洗了澡准备上床。
“是的,有一百五十万元的回扣,分给了海北县几个官员。这是任潮涌开出的名单。”黄一平递上名单。
就在廖志国看名单的时候,黄一平悄悄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参与的这场赌博,这才基本算是胜券在握了。而此前,其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风险,也只有他内心最清楚。
半个多月前发生的这次出租车自燃事件,不仅是阳城廖、苗两大阵营最终决战的一根导火线,而且也是双方拼力厮杀的一个平台。起初,黄一平仅仅凭直觉预感,出租车事件如此曲折离奇,其背景一定不那么简单,至少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脱不了干系。没想到,随着案情调查的深入,忽然就牵出了一个东方公司。而且,从那天省里打到阳城的诸多电话可以看出,这家公司的来头、背景确实很不一般。后来,黄一平通过省城多种渠道,试图查到东方公司的底细,结果却几乎一无所获。奇怪的是,那个公司老总高林,出身本省北部某市农村一个平民家庭,学历只有高中,几个股东也都是没有什么名堂的退休工人,其中还有一位是下岗人员。很显然,这样的状况与公司气派程度不般配,也绝对不可能让于树奎如此俯首听命。黄一平感觉,查到的情况越是平淡无奇,越是说明此公司身份神秘、背景复杂,一定有某种重要的力量在背后支撑。他想到当年跟随冯开岭时,省委组织部年副部长介绍过来的那位地产商,其背后老板实际上就是年副部长家人。这边改了容积率一个小小数字,他们一笔就增加上千万利润。由此,他判断这起出租车案件,很可能会拖出一条大鱼,弄不好就会引发一场官场地震。
事实上,选择海北县交通局副局长任潮涌下手,并于上海机场秘密拘押,委实是一着险棋。这个任潮涌,是于树奎的亲信不假,为主参与出租车的洽谈、购买乃至亲笔签订合同也不假,在他身上只要取得突破,极有可能掌握到很多核心情况。可是,一旦动了这个人,就等于是举刀向于树奎们公开宣战,自己也没有了任何退路。直白一些说,万一从任潮涌身上没能取得突破,那这个事情就很难收场了。因此,黄一平当初建议抓捕任潮涌,无论对于主帅廖志国,还是自己这个走卒,都带有很大的赌博性质,是一招鱼死网破之举。当然啦,现在这份名单到手,黄一平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廖志国举着那张只有一页纸的名单,看了足足有十几分钟,眼睛还狠狠盯在上边。渐渐地,他的脸色开始潮红,手也有点微微发抖,最后终于忍不住大喝一声:“太好了!”
放下名单,廖志国问:“接下来你们准备怎么办?唔?”
黄一平揣摩不透廖书记话里的意思,试探道:“要不,先在这个名单上做做文章,出租车的事暂且搁一搁?”
“什么意图?”廖志国问。
“我感觉就凭这个名单,已经足够制服于树奎了,料想他也不敢再闹事捣乱。”黄一平说了真实想法的一半。还有另一半,他拿捏不准,也有点担心。如果再在案件上追下去,万一那个东方公司背景太过复杂,弄不好就会骑虎难下,反把自己这边也套进去。
“不!这个名单上的人倒是先不要惊动,那个东方公司到底怎么回事,还是要弄明白。现在,既然已经和他们干上了,就不只是一个于树奎,而是要把真相搞清楚,一定要让背后的那条大鱼露出来。否则,他们不会轻易认输罢休。当然啦,还是那个原则,要控制好度,千万不要张扬,以便我们这边随时随地做到收放自如。”廖志国态度很明确。
为了确保任潮涌那份名单的绝对安全,黄一平让妻子汪若虹连夜赶到卫生局,用她身上的钥匙打开复印室门,复印了两份,随后将原件放进家里的专用保险箱。他知道,眼下越是接近事件真相,便越接近凶险。
黄一平带着廖书记的口谕回到专案组,同身边纪委、检察院的办案专家一番商量,决定下一步巨标定为海北县交通局长吴少红。这个人,不仅是那笔回扣分配的参与者,而且很可能熟悉东方公司的真正背景,也应当知道出租车购买的更多前因。
办案人员将吴少红从家里带走时,正是深夜。
吴少红住的是一个高档别墅区。车子停在大门外很远的地方,黄一平在百里之外的驻军招待所里,让任潮涌给他打电话,说:“吴局长,我是任潮涌,刚从国外回来,在你家大门外的奥迪车上,有点东西带给你。”
吴少红当时正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一部从国外带回的三级片。他听出任潮涌的声音,边点暂停键边问:“哦,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你上来坐坐呗。”
“不啦,嫂子和侄女她们都睡了,你方便的话出来一趟吧。”任潮涌说。
吴少红不知是计,懵懵懂懂穿着睡衣出来,看到奥迪车上不是任潮涌,才知道上当,可是晚了。
在办案点上,吴少红住进若干天前任潮涌呆过的单间。遗憾的是,他比任潮涌坚持的时间更短。在那间黑洞洞的屋子里,吴少红只呆了不到二十小时,严重的失眠便让他头痛欲裂,频频大声呼救。颇为有趣的是,这位面相白嫩的局长,平常极为注重保养,每天晨起锻炼、午间休息、晚上按摩泡脚等,从来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每遇失眠、便秘、醉酒之类的不适,必有专门保健按摩师到床前服务。至于饮食方面,更是无比讲究,早餐新鲜牛奶、俄式面包、鲜榨果汁,午晚两餐吃什么、不吃什么或何宜多食、何宜少食皆有定规,四季水果之类也是指定产地、品牌。如此公子少爷型的领导,公款购置加阿谀奉承之辈的孝敬,使上述种种要求平日在家自然不难满足。此外,此公还有一桩特别喜好——喜爱女色近乎痴迷,局里局外四处彩旗飞扬,据说一日无情人相伴便寝食不安。因此,到了这个办案点上,他哪里还能撑得下去呢?
正当吴少红在里面万般煎熬之时,忽然听到外边有熟悉的乡音飘来,马上大喊:“黄秘书长救我!黄秘书长救我!”
黄一平与吴少红相当熟悉。想当年,黄一平老家门前有条水泥路要修,村里找他帮忙。他把情况同于树奎说了,后者满口答应并指定了吴少红负责。路修好了,与吴少红也处熟了,两人一度还曾称兄道弟。
“唉,这种日子实在受不了。”吴局长在黄一平面前坐下,感慨道。
“情况说清楚了,你可以早点回去工作,原先该怎样将来还怎样。”黄一平语意丰富。
“出租汽车谈判、签约的所有过程,都是任潮涌负责,我从来没有具体过问。现在查出有问题,我作为局长,应当负有监管不力的领导责任。无论党纪还是政纪,我一切听从组织处理。”吴少红表面求饶,实质玩起障眼法。
黄一平一听,内心冷笑一声。他明白,眼前这个吴少红比起任潮涌要狡猾许多。而且,他越是不肯说实话,越是说明他懂得的东西多,离事情真相也越近。当然啦,他仗着与于树奎更为亲密的关系,比之任潮涌侥幸心理肯定会更重。因此,黄一平感觉突破此人火候还不到。
眼见得吴少红极力狡辩且不愿招供,黄一平也不着急,而是吩咐食堂烧了几个好菜,皆是其平常喜爱的品种与口味,又上了些酒水饮料。就餐时,黄一平不谈案件,只是一个劲劝酒让菜,饱餐之后说声有事就客气地告辞了。
吴少红刚刚饱食了美酒佳肴,忽然又被扔进了黑暗单间,依然忍受着难耐孤独,吃的仍是粗陋食物,还要不时遭受哨兵呵斥,好比又从天堂掉入地狱。如此又在矛盾与纠结中熬过二十多个小时,终于招架不住,再次声泪俱下,高声呼喊:“黄秘书长,救救我……”
黄一平远远听到了,笑笑说:“真是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