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吴少红在专案点上纠结的时候，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则发疯一般寻找着黄一平。万般无奈之际，他甚至动用了秘密手段查询全国所有的进出口岸，以印证黄一平到底是否出国。
那天夜里，吴少红从家里被任潮涌电话骗出来，秘密带往专案组。途中，办案人员用他的手机给其妻发了一条短信：“夜里突然接到省里电话，有急事需赴省城处理，办妥即回。”
恰好这天是个周末，后边两天是双休，家里人真以为他去了省城，甚至连他有没有换衣服都不曾在意，因此给专案组赢得了两天的宝贵时间。
等到周一上班，专案人员按照黄一平的交代，指令吴少红分别给家里和局办公室打了电话，说是在省里有急事脱不开身，大概还要两天时间才能回来。
也是事有凑巧，前边吴少红电话刚刚放下，后边于树奎就有急事要找他。
“让吴少红马上来见我！”于树奎吩咐县委办主任冯肖兵。
冯肖兵不敢怠慢，抄起电话就打，却传来服务小姐熟悉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如此反复拨打了三四次，冯肖兵有些恼火了。他想，这个吴少红平时不这样嘛。再说，他也不是不懂县里的规定呀。
在海北，于树奎早有规定：市里几大班子成员以及直属部门主要负责人，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如果有出国、进入信号盲区或在外参加重要会议不准开机等特殊情形，必须预先告诉所在位置或别的联系方式，否则视情况作擅离职守处理。于树奎作出如此规定，是因为若干年前，一位局长在外省嫖娼被拘留，人间蒸发了四五天，回来时谎称进入山高林密地区考察，手机没有信号。后来，那边公安寄来拘留回执，恰好落到与局长不和的一位副局长手里，事情才真相大白。
冯肖兵的电话打到交通局，办公室主任回话：“吴局长早晨刚来过电话，说是在省城有个重要活动，要一两天才能回来？”
“到省城？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同什么人一起过去？”冯肖兵问。
“不知道。吴局长就说了两句话，别的什么也没说。估计是双休天从家里离开，也没听说省里有什么会议之类。”主任回答。
冯肖兵再打电话问吴少红妻子：“嫂子，你知道老吴去哪儿了？”
“说是去省里了。我就奇了怪了，周五晚上还在书房看碟片，我们先睡了。周六早晨起床一看，他人不在，却给我手机上发了条短信，后来保姆告诉我，说是半夜穿着睡衣就走了。那之后，手机就一直打不通。今天早晨匆匆来了个电话，说还要在省城呆一两天，没容我这边开口，他那边又匆匆关机了。冯主任，你是他的领导，等他回来倒要好好替我问一下，搞得这么神秘，是不是会情人去了？”吴妻与冯肖兵很熟悉，说话也随便。
听了吴妻说的情况，冯肖兵感觉有点纳闷。按常规，吴少红这样的机关正职，离开海北好几天，即便不向县里请假，也应该同家里、局里说明缘由呀。再说，什么事情这样紧急、神秘，连睡衣也没来得及换呢？
冯肖兵嘀嘀咕咕着进了于树奎办公室，将刚才了解的情况细细说了。
于树奎近期非常警觉，听了冯肖兵叙述，稍加思索，感觉其中好像有问题，说：“赶紧让交通局同省里联系，看看吴少红有没有在那边。如果不在省里，一定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候同什么人一起走的。另外，找一下交通局副局长任潮涌，让他立即来见我。”
大概十分钟不到，交通局那边电话就来了，还是刚才的办公室主任，说：“同省厅联系过了，那边没有人见过吴局长，也没有什么会议。任潮涌副局长十多天前到美国考察，按照计划应该前天回来。刚才同市局联系，他们已经按时回来了，可是任局长今天没来上班，手机关机，家里人说他还没到家。”
两个局长同时失踪，又同时联系不上，这让于树奎感觉非常不安。他马上指令冯肖兵：“你马上联系一下县公安局找个可靠、懂行的人，查一下吴少红离家那晚的情况，越快越好！”
冯肖兵找了分管治安的局长，让他亲自到县城凤凰小区跑一趟，将那边监控三号别墅的录像调出来，时间段是上周五晚上十点至周六凌晨，然后连同播放设备一起带到县委办来。
不长时间，公安人员带着设备来了。冯肖兵示意播放监控录像，没费多少工夫就查到吴少红离开家的镜头：那天夜里十一时左右，一辆挂军队牌照的奥迪轿车悄悄停到吴少红家的三号别墅旁边，大约五六分钟之后，吴少红穿着睡衣表情轻松地走出来。车门打开时，吴少红似乎犹豫了几秒钟，后来被车里伸出的一只手拉了进去。几乎关门的同时，车子发动快速开走，里面的人没有露面。
“看来吴少红与任潮涌出事了！”于树奎反复看过录像，支走旁边的公安人员，非常肯定地对冯肖兵说。
“出事？什么事？难道有人绑架？”冯肖兵不解。
“不是绑架。我估计，可能是经济问题，弄不好还是出租车的事情。看来上次他们到省城东方公司调查，包括之前到汽车生产厂家去查，不是偶然之举，我们被市里的那个检察长骗了。”于树奎眉头越拧越紧。
“抓我们的人，按规矩应当先和我们通气呀。再说，抓的是两个局长，更加应该预先和县委打声招呼嘛！”冯肖兵很生气。
“你懂个屁！你以为人家开着军牌车辆，半夜三更瞒着你悄悄抓人，是冲着吴少红、任潮涌那两个小毛贼？人家就是冲海北县委我于某人，还有上边更大的领导，幼稚！天真！”于树奎低吼道。
“那怎么办？要不我们干脆报警查询，先弄清他们的下落。”冯肖兵额头上马上开始流汗。
于树奎想了想，说：“报警不行，容易把影响搞大。这样吧，先向市委值班室报一下，就说我们有两位局长失踪了，请他们帮助寻找。记住，这事一定要直接向副秘书长黄一平报告。”
冯肖兵当着于树奎的面，反复拨打黄一平的两部手机，也是全部关机，一直没能联系上。
原来，自从主办海北出租车一案后，黄一平关掉了原来的两部手机，重新更换的专用电话卡，除了办案人员，只有廖志国、朱玉、何长来等极少数几个人掌握。就连妻子汪若虹、女儿小萌都不知道这个号码，更加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在做些什么。每隔一两天，他会于深夜打个电话回家，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以及都有什么人找过自己。
冯肖兵与黄一平夫妇熟悉。电话打到市卫生局办公室，汪若虹按照丈夫事先的交代，回答道：“一平离家十多天了，说是出国考察，要很长时间哩。”
“出国考察？廖书记没去？”冯肖兵问。
“嗨，他的那些破事儿，我懒得管。”汪若虹回答。
“这样吧，弟妹，如果你同他联系上了，请务必给他传个话，就说海北县委于书记找他有急事。”冯肖兵再三叮嘱汪若虹，并让她记好这个电话号码。
冯肖兵不放心，又把电话打给市委办几个哥们儿，对方都说黄秘书长离开好多天了，好像是出国了。
“算了，找不到黄一平，那就再给纪委书记何长来打个电话，试探一下。”于树奎指令冯肖兵。
何长来听了冯肖兵的汇报，并未表示丝毫惊异，只是淡淡道：“这个事情我知道一些，具体情况我再了解一下，你等我电话，一会儿给你答复。”
何长来之所以如此说，是要向廖志国请示并同黄一平商量，应该如何答复海北方面。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何长来电话直接打给于树奎，说：“吴少红和任潮涌两个人，因为涉及一桩特别重要的案子，巨前正在市里接受调查。这个事情，因为情况特殊，没有预先和县里打招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出于对有关同志的保护。等到事情有了明确结果，市里会向你们通报。”
于树奎什么也没有说，悄然挂了电话。
冯肖兵在旁边听得清楚，汗水流得更欢了。他看于书记脸色铁青，还是鼓起勇气趋前问：“是不是再联系一下苗书记和贾部长，请他们帮忙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不行！绝对不能和他们联系。这个事情，人家未必会告诉苗书记、贾部长他们，或者即使告诉了，他们这时也不便透露。这样，你赶紧想尽一切办法，了解一下黄一平是否出国了。如果真出国了，也要弄清去了哪个国家，是从哪里出去，何时返回。现在看来，我们只能通过他做廖志国的工作了。快！”于树奎情绪相当烦躁。
冯肖兵通过县公安局的特殊渠道，很快查遍国内几乎所有机场、港口，并没有发现黄一平出境的记录。于树奎得到消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他知道，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终于来了。如果判断没有错误的话，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不仅事关那批出租车，而且是廖志国在亲自掌控。黄一平作为其最信任的秘书，既然不是什么出国，那就一定是直接参与了此事的查处。只有找到黄一平，才能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也才有可能从根子上解开这个死结。
等到冯肖兵离开后，于树奎想了想，还是分别给苗长林、贾大雄打了电话，通报了这边刚刚发生的事情。电话那边两位听了，表示大为吃惊。因为此前对海北出租车事情，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现在廖志国以此大做文章，不禁令他们感觉到刀剑逼近的寒意，正由脑后不知什么地方慢慢袭来。
42
“告诉所有知道内情的人，关于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律不得对外泄露。交通局那边，就说他们两人被县里委派出差，处理一件重要公务，需要在外地呆一段时间。”于树奎吩咐冯肖兵。
当晚，于树奎冒着瓢泼大雨，独自悄悄前往阳城，亲自到黄一平家拜访。眼下，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成为他眼下最为急迫的头等大事。
关键时刻，于树奎着急找黄一平，自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是无奈之中的最佳选择。
首先，从巨前情况看，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定是与那批出租车的事情有关，廖志国当是幕后总策划。这次，廖志国以此事作为突破口，动作如此神速，思虑如此周密，说明早就有准备，而且不只是就事论事，矛头所指恐怕也不单是自己这个小小县委书记。从任潮涌出国时间推断，他被拘押已经十几天，想必对方一定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否则就不会有接着抓捕吴少红的行动。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现在，凡事只要以纪委名义查办，比之公安、检察等执法部门，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便是不受拘押时间、地点、方式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只要你涉嫌违法违纪，“双规”二字便足以令你胆战心惊，甚至失魂落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内，只要你没有如实说出全部真相，自由便可能离你越来越远。就于树奎对吴、任二位部下的了解，如果办案人员手段狠一点，他们绝对撑不过三五天，尤其那个花花公子一般的吴少红，更容易说出全部真相。当然，从对吴、任二人的秘密抓捕看，办案人员行事谨慎，知情面控制得如此之严，说明廖志国并不想把事情搞大，至少不希望很快闹得满城风雨。由此推测，他们那边巨的性很明确，不是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最大可能是以此逼迫这边投降认输。倘若果真如此，那就为自己下一步的努力留有了余地。但是，这类事情的处置非常讲究时机，必须抢在事情公开之前解决，且必须尽量避免进入法、纪程序，否则，一旦局面失控，就是对手希望息事宁人，恐怕也难以做到了。因此，在最短时间、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实际上是在争取更多机会、更大余地。
其次，于树奎猜想，廖志国拿海北出租车这样敏感的事情下手，既然不想让很多人知情，一定会依靠自己最亲近、信任的人。这个人，黄一平自然是首选。在阳城，于树奎熟悉的秘书不少，自己也用过很多秘书，包括现在的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即使作为廖志国的对立面，他也愿意承认，廖志国能够遇到黄一平这样优秀的秘书，并使之如此俯首听命，确实是他的福气，也是他的高明之处。过去，无论海北人代会的检察长选举，还是海北县委副书记的选用，都有黄一平的影子在其间隐隐晃动。这次的出租车事件，与之相比重要很多，又岂能少得了这个头号智囊！由此来看，只要找到黄一平，一切皆可真相大白。更为重要的是，于树奎比任何人都清楚，黄一平作为廖氏铁杆亲信，在绝对忠诚并听命于廖志国的同时，也能对廖志国产生着不可小视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于不经意间实现，却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
再次，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撇开廖志国这个特殊因素不谈，论及于树奎与黄一平的私人关系，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于树奎坚信，只要自己亲自上门求助，黄一平不会不给面子。当然，他这也是孤注一掷的哀兵策略。
于树奎在海北做官时间长，黄一平则从小在海北长大，前者比后者年长十岁。想当年，黄一平还在大学读书时，于树奎已经做到乡长、党委书记，是海北政界一颗公认的新星。黄一平毕业后分配到阳城五中做教师，于树奎则是海北最年轻的副县长，以不怕吃苦“拼命三郎”形象享誉全县。此前，黄一平知道于树奎其人其名，却并未直接谋面，更加谈不上有什么交道。于树奎对黄一平，则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后来，黄一平到市府做了秘书，于树奎相继担任了常务副县长、县长，及至县委书记。从此，虽然彼此职级、资历、声望上依然差了些档次，可打交道的机会日益增多。尤其是黄一平跟随常务副市长冯开岭之后，于树奎开始注意上这个言语不多的海北小老乡，相互交往也渐趋频繁。
一段时间，冯开岭在市委常委中分工联系海北县，经常到海北来参加会议、接待之类的公务，黄一平因此随同回到故里，同于树奎见面之后握手、寒暄，一个桌子上吃饭，偶尔也在领导们的牌桌上充当个临时替身。每当这种场合，于树奎总是一口一个小老乡称呼黄一平，拍拍肩膀揽揽腰之类的亲昵动作也不少。逢年过节回到老家，黄一平也少不了给于树奎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黄一平老家那些三姑六眷遇到急、难、险的事情，少不了麻烦一下这位县太爷。说句良心话，但凡黄一平求到之处，于树奎几乎从不拒绝，总是尽其所能帮忙办了。
黄一平出生于海北农村，父亲是个腿有点跛的残疾人，曾经挑过货郎担子，没日没夜走村窜户，挣些零用钱供儿女读书。熟悉这种营生的人都知道，早些年挑货郎担子是个辛苦活儿，挣不了几个小钱，还经常遭到恶狗侵犯、顽童袭扰。黄一平永远不会忘记，小学二年级时的一次放学途中，远远看到几个邻村的儿童，抢夺了父亲的货物，父亲拐着腿在后边苦苦追赶无果，最终像一个孩子一样蹲在路边大哭。黄一平远远看着，却没有忍心上去安慰父亲。回到家，父亲则像没事人一样照样有说有笑，把挣得的几张毛票递到母亲手上。那一天，黄一平忽然就成熟了。他还记得，那时每年都有救济下拨到村里，父亲作为残疾人应该是照顾的对象。可是，那些掌握着分配大权的大队、小队干部，总是百般刁难，而父母的眼光里充满了可怜与哀求。由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父母过上体面的日子。也因此，自从进入市府做了秘书，他并不忌讳利用各种关系与权力，为自己的小家庭谋利益，尤其是帮助父母谋幸福、争脸面。
有一阵子，黄一平求助于树奎的事情很多，也很杂。比如，爷爷、奶奶轮流住院，医药费用很大，他和于树奎一说，医院马上就减免了一半的医药费。父亲曾经和人合办了一个小砖瓦厂，希望工商、税务方面关照一下，又是于树奎出面，工商、税务的人几乎再也没有上过门；二叔家的农用汽车超载超速又私自改装，经常违章，一年累积罚款就是几千块，于树奎一张条子，管了那辆车子好几年；舅舅家的两个孩子学习都不怎么样，学校毕业了要安排工作，还是于树奎帮助进了城里工厂。总之，因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同于树奎的关系，就连他们家的拖拉机、摩托车都能领到666、999之类牌照。最有趣的乡下区划调整后，他家房子门牌按照顺序末位数是4，某次镇委书记路过看到了，当即将村支书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硬是跳过好几家，换成末位是8的吉利号。据说，镇委书记事后告诫村干部：“黄家儿子在市政府工作，上边又有县委于书记罩着，你们要特别关照、特别客气，否则我同你们不客气！”
当然啦，黄一平在市府做得久了，慢慢知道权力与关系节制使用的重要，家里的繁杂小事很少再麻烦于树奎这样的领导。加之，因为脾气秉性更为投缘，县长乔维民渐渐与黄一平走近，很多事便直接托付于他。此间，随着于树奎与乔维民矛盾不断升级，黄一平夹在中间难免有点倾向，于树奎对他也就有了些看法。尤其是黄一平重回市府后，帮助乔维民牵线搭桥，使之在廖志国处渐渐得势，而“三剑客”与廖志国的裂痕又不断扩大，于树奎与黄一平就更加疏远了。
今天，于树奎独自找上黄一平家门，说明他确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过，凭他与黄一平曾经的交情，以及对后者个性、人品的了解，黄一平应该不会袖手旁观，更不会落井下石。
晚上八点多钟，于树奎好不容易找到停车的地方，冒雨摸到黄一平家的时候，浑身几乎湿透。
“于书记，怎么是你？怎么会……”汪若虹大为吃惊。
“呵呵，弟妹，怎么就不可能是我？是不是看我像只落汤鸡，很狼狈？”于树奎苦笑道。
汪若虹从小在海北长大，老家就在县城。平常回家，众多亲戚、朋友、同学、邻居交谈时，于树奎是提到最多的名字之一。在一座县城，一个官员在那里起步，前后做了二三十年的官，而且做过十年以上的县长、书记，有人将他捧为九天之上的神灵，必有人诅咒其下十八层地狱。有人赞他修了宽敞马路、广场，清理了污浊河道，同时也就有人骂他拆了百年老街，毁了世代祖屋。当然，当地百姓嘴里念叨得多，无论是褒是贬，都说明他至少是个做事的干部，不是那种碌碌无为的过眼云烟式人物。不过，在汪若虹的印象里，于树奎早已是海北当地集神、圣、魔、鬼于一身的奇人。看到他眼前这副模样，汪若虹嘴巴自然会张得老大。
在汪若虹找毛巾给于树奎擦雨水的时候，女儿小萌则已经将一杯热茶送到于树奎手里。
“谢谢！我知道你叫小萌，真乖！”于树奎的心里一柔，眼睛里却不由得有点酸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形象有多落魄，竟然从小女孩的眼神里折射了出来。
“弟妹，我也不和你说什么客套话，你一定帮我赶快联系上一平，我有天大的事情要找他！”于树奎说。
汪若虹犹豫着不知如何应答，道：“哦，好的，可是……”
于树奎摆了摆手说：“没关系，只要你答应帮助找就行，而且越快越好！”
汪若虹想了想，说：“他电话关机，不知今晚会不会打电话过来。要不，你就在这儿看着电视等会儿。不过，家里地方小，让你受委屈了。”
小萌见状，懂事地同于树奎打声招呼：“伯伯，我到里面房间做作业了。”
大概坐到九点半左右，茶几上的座机电话铃响，于树奎与汪若虹几乎同时直起身，不料，房间里面的小萌抢先接了。少顷，小萌喊道：“妈妈，姨妈国际长途。”
汪若虹听了，脸腾的红了。其实，这是她和女儿约定的暗号——每天晚上，如果家里有客人，所有电话均由小萌在里间接听，万一是爸爸来了电话，她就高喊“姨妈的国际长途”，然后汪若虹就到里面去接。
汪若虹边向房间里走，边对于树奎说：“对不起，我姨姐在美国定居，我进去和她说点私事。”
43
事实上，就在海北方面打听吴少红、任潮涌去向的时候，黄一平正在江心岛办案点上，同海北县交通局长吴少红谈话。
“秘书长，只要你肯出手相救，我愿意交代所有知道的问题。但是，我不知你能够保护我到什么程度？”吴少红还是有些犹豫。
黄一平劝慰道：“吴局长，我们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你应当明白，如果不是掌握到十分确凿的证据，我们不会把你请到这里来。但是，也请你冷静下来想一想，今天之所以把你安排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又是我来和你交谈，说明领导不是真要为难你或其他什么人，只是希望把事实真相弄清楚。否则，如果换成纪委或检察院的同志来谈，事情的性质恐怕就要发生变化。你呢，采取配合的态度，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清了，不仅对你本人，就是对关心爱护你的领导，也会是一件大好事。”
“既然如此，那我就说了，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来记录？”吴少红思考了大约十来分钟，终于下定决心。
“不要任何人记录，你说的东西就我一个人掌握。”黄一平说着，悄悄揿下口袋里录音笔的开关，开始听吴少红的交代。他知道，吴少红将要说的东西，一定接近真相的核心，包含了廖志国希望获得的内容，既不能让其他人知情，又不可不留下证据。否则，万一扩散或事后吴少红反悔，自己这个见证人就被动了。
吴少红说出的真相，远比任潮涌写出的那个名单还要令黄一平震惊——
那个省城的东方公司，真正大老板乃卜副省长的女婿庄大庆。那个不可一世的老总高林，其实只是庄大庆的中学同学，一个普通下岗工人，不过是个装装场面、虚张声势的傀儡。
四年前的春节期间，于树奎带吴少红到省城给相关领导拜年，其中一站便是卜副省长家。这样的程式，已经保持好多年了——于树奎出面拜年，既不用自己掏腰包，也不必县财政拿钱，而是从县直有实力的部门里选几个可靠的负责人，由后者充当活动取款机。那天，他们到卜副省长家的时候，恰好省长不在家，其女儿一家在场。卜副省长女儿在省委机要室工作，女婿庄大庆供职省国家安全厅，做生意是兼职。
看得出来，于树奎与卜副省长一家关系非常密切。闲聊中，卜副省长女婿庄大庆提出：“我们东方公司正在经销一批轿车，质优价廉，外形美观，低碳环保，非常适宜作为机关公务用车，也可以用作城市出租车，不知于叔叔能否帮忙推销一些？”
庄大庆说着，顺便就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掏出一沓资料，就车辆的性能、配置等等，做了一番详细介绍。
说话间，卜副省长夫人插进来，说：“这是个互利共赢的好事嘛，你于叔叔说句话不就行啦！”
于树奎笑笑说：“公务用车毕竟用量有限，出租车倒是可以考虑。喏，今天正好交通局吴局长也在，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吴少红是个聪明人，当然听得出于树奎话里的意思，当即表态：“好啊！最近，我们县里创建省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正在为出租车混乱、破旧的问题犯愁。庄总的这批汽车，正好帮了我们大忙哩！”
庄大庆听了自然喜笑颜开，恨不得当场就签订合同，倒是省长夫人感觉女婿做得过分了，劝道：“这事还是不要在家里办的为好，等过两天到公司里再谈吧，反正你于叔叔答应了的事情，吴局长还会反悔不成？”
从卜副省长家出来，于树奎叮嘱吴少红：“这事得抓紧，程序越简单越好，知情面要严格控制，派一个嘴巴紧、信得过的人经办。”
回到海北，吴少红就交代任潮涌经办此事，却没有告诉他东方公司的背景，更没有透露他和于树奎在省城的情况。
“照你这么说，四百多辆出租车的事儿，这样三言两语就轻松说定了？”黄一平听了吴少红叙述，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其实，于书记当时也是被逼无奈才答应下来。至于其中的价格、质量问题，事先我和他都不知情。直到出租车司机上访闹事了，我们都才知道其中有鬼。”吴少红说。
“但是，你们当初怎么不好好核实、检查一下呢？毕竟，那是关系到四百多位司机、四百多个家庭的大事呀！”黄一平还是无法理解。
“于书记既然反复交代了要简单、快速，我也就只好照办了，哪敢再在什么价格、质量、配置上做文章？再说，我也没想到庄大庆会无耻到那种程度，唉！”吴少红叹道。
“为什么会选择任潮涌来操作这事儿？”黄一平问。
“还不是因为他听话？你可能不知道，任潮涌当年是我的司机，后来我让他担任运输管理所副所长、所长，又做到局长助理。可以说，我让他向东，他绝不会向西！当然啦，他办成了这件事，于书记马上就让他由局长助理变成副局长了。”吴少红解释。
“苗长林儿子与东方公司又是怎么回事？”黄一平又问。
苗长林儿子的名字，是任潮涌无意提及——他在东方公司签合同时，那位苗公子也出场了。据他当时观察，苗公子与东方公司关系绝对不一般。
“哦，对了。也是直到前一阵你们到东方公司调查时，那边的人才告诉我，这个公司其实有苗公子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他们告诉我的巨的，是让我知道公司的背景，让我放心。”吴少红不像是有意隐瞒。
“那么，你再说说东方公司那二百万元回扣的事吧。”黄一平不想在敏感的驸马、公子们身上逗留太久，免得无端招惹麻烦，马上转换了话题。
“当初在卜副省长家谈的时候，庄大庆就悄悄和我咬过耳朵，说是假如生意谈成，会给我一笔相当数量的回扣。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告诉他们一切只同任潮涌发生联系。后来，车辆到了海北，资金打过去，合同履行了，东方公司果然就打给任潮涌二百万元。我听说了，本来想让任潮涌把钱退回去，可转念一想，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要白不要。于是，我吩咐任潮涌先拿出五十万，分给几家出租公司老总，算是堵住那几个老总的嘴。另外还有一百五十万，我和任潮涌商量了一个方案，很快就全部处理了。”吴少红很坦诚。
“那就请你写个名单吧。”黄一平的意思很明确，他要让吴少红与任潮涌的名单相互印证。
吴少红很痛快，三下五除二就将名单写了。
黄一平一看，吴少红开列的名单，与任潮涌的那份完全一致：县委书记于树奎、分管交通的常务副县长顾勇、县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交通局长吴少红、副局长任潮涌各二十万元；原县公安局主管交警的政委、现检察长顾锋，因为负责车辆检验、上牌，十万元；县交通局其余四名党组成员、一位负责出租汽车行业的科长，每人五万元；县公安局车管所长、教导员、检测站长，每人三万元。另外，还有几万元放在局财务上，日后处理出租司机上访时，全部用在给现场处置的信访、公安人员买香烟、饮料了。
“唉！我就知道这笔钱会出事！”吴少红叹息：“说句心里话，当时任潮涌提出给我二十万元，本来我想拒绝，可是后来一想，如果我不要，那他也就不会要。如果没有一根绳子套住他这个经办的当事人，那就很难封住他的口、拴住他的心。”
“于书记的二十万元，是你亲手交给他的吗？”黄一平问。
“是的。按照我和任潮涌的商议和分工，几个市委市府领导由我负责。当我将二十万元送到于书记家时，当场遭到他的痛骂，说你还敢送我这个钱，是要为我送死啊！不过，于书记又盯着我手里的钱吩咐说，这个事情太过敏感，这笔钱就不要退了，也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你找个合适的方式处理了。当时，我揣摩这句话的意思，就自作主张将这二十万元，连同我自己的二十万元，全部打到县纪委廉政账户上了。县纪委收到这笔钱后，马上在报纸电视上宣传了，还曾经准备悄悄调查来源，结果被于书记制止了。打钱的发票，保存在我办公室保险柜里，你们可以去查。”吴少红回答。
另外，吴少红还交代，东方公司曾向海北推销过一批钢材。本来，那批钢材专门用于大型公路桥梁，质量、规格要求很严格，可是货到手才发现全是含有大量杂质的劣品，只好用于农村普通桥梁。那批钢材，使海北县交通工程公司损失三千多万，估计东方公司赚了足有一千万。
“事后，我将情况报告了于书记。他让我将这批钢材的账赶紧结了，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就找借口拒绝掉。他说，我于某人的乌纱帽也是血汗打拼出来，不能白白断送在这些小毛贼手里。”吴少红如实交代了当时钢材买卖的过程。
黄一平感觉，吴少红交代得差不多了，而这些情况对廖志国来说也已经足够了。他吩咐办案人员：“给吴少红、任潮涌安排好些的房间，伙食标准与专案组相同，可以看电视、报纸、杂志，也允许适当出来活动一下。但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同任何人联系，更不许谈案情！”
44
就在于树奎冒雨夜访黄府的第二天，黄一平主动打了于树奎电话，约他到市里来见面。此举，自然已得到廖志国的认可。
海北县交通局长吴少红的交代，印证了当初廖志国与黄一平的猜测——那批质量与价格皆有问题的出租车，果然牵扯到卜副省长，也与苗长林有关。
廖志国得悉案情，异常兴奋。他用力在黄一平肩膀上拍了又拍，夸赞道：“花了这么短的时间，也没有搞出多大动静，就把事情办得如此漂亮，说明你现在真是很成熟了。今后，无论把你放到一个什么位置，遇到怎样复杂的情况，看来基本都能够应付了。唔！”
黄一平有些不好意思，说：“这些年跟廖书记后边学了些皮毛，还差好远哩！”
“事情办到这一步，底下应该如何办呢？唔？你说说看法。”廖志国似乎有意再考验黄一平。
“我觉得，事情既然有了大致的眉巨，已经弄清涉及哪些人，尤其卜副省长女婿、苗长林儿子裹在其中，还是应当缓冲一下，等待于树奎他们那边如何反应。本来，按照廖书记您当初的意图，调查这件事的根本巨的，并非一定要拉什么人下台，也不是要送什么人进监狱，更加不是要捅上边的马蜂窝，而只是迫于形势的压力，无奈中采取的敲山震虎之举。现在，山敲了，只要虎被震住了，也就算大功告成了。毕竟，几个月后的党代会是头等大事，这个时候阳城搞出个大的腐败窝案，可能对谁都不会有好处。”黄一平的这番意见，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当然，此时只有他自己清楚，于树奎着急找他这个因素，也发挥了不小作用。
廖志国点头道：“我也是此意。这件事搞大了，涉案的人固然跑不掉，我这个市委书记也要受到影响，至少需要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嘛。这样吧，你巨前先从专案组退出来，在市里公开露露面，适当时候可以接触一下于树奎，看看他们那边的反应。”
黄一平心一听，心里乐得不行。汪若虹电话里告诉他，于树奎昨晚在他家坐到十二点才离开，说明那只受到震动的虎，真的已经坐不住了！
接到黄一平的电话，于树奎以最快速度赶到市区。
对于这次同于树奎接触如何交谈，黄一平曾经请示过廖志国，后者意见很明确：“先听后说，多听少说，如果对方态度诚恳，可以透露一些真实案情。在此前提下，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你都可以先应承下来，但最终必须由他当面同我谈。如果他没有悔改之意，那你就什么也别说，回来我就狠狠收拾他们！”
得到廖志国给的这个底码，黄一平心里有数了。
交谈的地点与方式，让黄一平颇费了一番思考。本来，于树奎提出在市区找个宾馆之类的地方，可黄一平觉得，在尚未摸清于树奎真实态度之前，不宜选择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海北出租车自燃事件引发的各种猜测与议论，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海北交通局两位局长的失踪，黄一平本人的神秘隐身，也都难免有所泄漏，引发了阳城官场与民间的不同解读。这个时候，如果黄一平与于树奎双双出现在公共场所，一定又会引起新的舆论高潮。后来，黄一平曾经考虑放在自己家里，可是好像也不太合适。一来，估计于树奎一个小时后到达市区，已经是夜里十点多，汪若虹与小萌无处回避，家里电话骚扰也多。二来，两人皆是当下阳城的新闻人物，半夜三更上下楼、进出小区也难免被熟人发觉，还是容易成为热点话题。最终，黄一平建议，就在行进的汽车里完成这次历史性交谈。
于树奎独自驾驶奥迪，停在黄一平约定的滨江公园南门附近，然后悄悄上了黄一平驾驶的那辆军牌凌志车。
“你于书记的车，牌号显眼，熟悉的人多，让人撞见了以为约会小蜜哩。”黄一平对于树奎如是解释。前些年，阳城曾经发生过两起桃色事件，皆是处级官员开着汽车约会情人，双双死在车里，其中一对因为空调开的时间长窒息而亡，一对则被劫财劫色谋杀。
事实上，黄一平不上于树奎的车，还有另外一个顾虑——防止于树奎车上装了窃听设备。
上了车，黄一平悄悄拧开一只开关，表面看似在调小音响音量，实际上却在听喇叭里有无杂音。这辆军车有个特殊装置，可以监控到周围数百米范围内，是否有窃听、监控之类的设施。黄一平在没有弄清于树奎态度之前，还是担心后者身上携带了电子摄录设备。多年官场风雨，使他明白一个道理：政治、权力斗争，如同刀枪相向的战争，拼的是不流血的你死我活，任何微小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越是在胜利临近之际，越是需要百倍警惕。
车里就他们两个人，黄一平将车速控制在五十码上下，挑了人迹稀少的滨江大道，缓缓而行。
“对不起啊于大书记，听说你这几天一直在找我，可我也是身不由己哪！”黄一平出于礼貌，先打招呼。
“是找你好几天了。你爱人小汪都告诉你了吧？唉！”于树奎回答。显然，他还没有准备好，怎样进行这场注定会很艰难的交谈。
深夜的滨江大道上，罕有车辆行人。倒是旁边的浩瀚长江里，轮船的汽笛此起彼伏，星星点点的船灯闪烁不定。
车子在沉默中行进了一段路程，黄一平干脆找个僻静之处，踩了刹车熄了火，说：“还是停下来吧，免得不小心开进了长江，我这小秘书倒无所谓，车上毕竟还有你这位前途无量的大书记哪！”
“哈哈哈哈！哈哈……”于树奎一阵大笑，起初似是为笑而笑，到后来竟然控制不住，笑得差点岔了气，眼泪也出来了。
黄一平知道，于树奎这些天太压抑了，需要通过这种笑来发泄，否则很可能会憋出毛病。回想五年多前，自己被贬到市委党校后勤处，也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心境，时常会在家里或野外无人处狂笑不止，笑过之后则会感到极度的轻松惬意。
果然，笑了一阵，又擦掉眼泪，于树奎平静了许多，在路灯下脸色也好看许多。他说：“一平老弟，你我相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找你意思很明确，我现在就想听你一句话，廖书记到底想把我怎么样？处分，撤职，还是坐牢？”
黄一平轻轻拉起于树奎冰凉的手，柔声道：“于书记，你是我老哥，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既然你话说到这个分儿上，我也可以告诉你，从巨前掌握的情况看，不是廖书记要怎样你，而是你要把自己怎样。至于处分、撤职、坐牢之类，也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黄一平的语气虽然轻柔，分量却非常重，也把刚刚还有些怨气的于树奎给镇住了。
看到于树奎沉默不语，黄一平劝慰道：“事情未必像你想的那样复杂与悲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另外一种可能？既然你想听句痛快话，我今天也就不和你绕弯子了。其实，在我约定同你见面之前，已经和廖书记通过气，他也已经给我交过底。海北出租车事情的主动权，一切还在你于书记的掌握之中。只要你能够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态度，市委可以考虑适可而止。”
“你说的是真的？”于树奎愣了片刻，忽然握住黄一平的手，好像生怕他溜掉。
“当然是真的，只是廖书记没让我这么快说出来。”黄一平说的是实话。他担心若是不先说出来，万一于树奎情绪激动出言不逊，弯子转不过来，自己反倒进退两难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当然求之不得。这之前发生的一切，说明我是误会廖书记了，我愿意当面向廖书记负荆请罪！”于树奎态度很诚恳。
黄一平见状，知道时机差不多了，就主动向于树奎介绍了案件调查的情况，和盘托出了任潮涌、吴少红等人的交代。
“啊！事情既然查到这个程度了，哪里还有挽回的余地呢？”于树奎的语气、神态复归悲观失望。作为在县里主政多年的书记，他明白事态的严重程度，也知道党纪与国法的基本界限。
“这个你就不必过分担忧了。你可能有所不知，巨前这个案子，市里只是组成了一个临时调查组，明确由我暂时牵头负责。纪委、政法委那边，虽然也有人参加了，却没有正式立案。关于吴少红、任潮涌两人交代的情况，包括出租车购置的整个过程及背景，以及那二百万元回扣的处理，知情范围非常小，甚至就连朱玉、何长来他们都不掌握。”黄一平说。
“哦？是这样？”于树奎眼睛亮了。
“唉！廖书记其实也难哪！不查吧，人民来信满天飞，出租车司机们频频上访闹事，甚至将国道、省道都堵了，现在又闹出这么大的伤亡事故。万一要是被上边知道了，或者有人捅到网络、‘焦点访谈’之类的媒体上，那阳城还不誉满全国乃至全球了？不要说你于书记，就是廖书记和阳城市委也负不起那么大的责任哪！查吧，又生怕碰到你于书记，影响你在海北的工作和威信。而且，很多事情不查则已，一旦查开头了，难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摁下葫芦浮起瓢，谁知后边会出现什么状况？再说，海北出了事，廖书记还不得跟着负领导责任？他也怕查出眼下这种尴尬局面，万一再控制不住了，对省里领导也不好交代呀！”黄一平说得恳切。
“黄老弟，照你这么一说，我以前还真是误会廖书记了。其实，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个炮筒子，没有多少花花肠子，有时想到什么就要说，做事往往也不会考虑那么多曲里拐弯的关系。往好处说哩，是直率、性情中人，比较容易相处，一眼就能看透。可是，往坏处说哩，就是简单粗糙，头脑里缺根弦，政治上不成熟。再加上，如果再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关系一搅和，就更加容易冲动，惹出不必要的矛盾。回头想想，人家廖书记来阳城四五年，对我于某人一直宽容忍让，对海北的发展也给予很多关照，于公于私我都应当感激才是。现在通过出租车这件事，我更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感受到廖书记对我的一片爱护之心。还有，最近一段时间，市委苗长林书记、贾大雄部长和省里卜副省长几个领导得知情况，也先后对我提出了批评，希望我能够吸取教训，做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得到市委和廖书记的谅解与宽恕。”于树奎真诚里带些伤感。
“事情既然说到这一步，那就好办了，大家一切向前看吧！”黄一平说。
“可是，总得有个了结吧。不知廖书记最终准备如何处理这个事情，特别是东方公司和那几个拿了钱的当事人？”于树奎问。
“这个恐怕你还得同廖书记具体谈。”黄一平回答得很干脆。此前，虽然廖志国已经向他交过底，表示可以考虑将案件移交给海北处理，可这个天大的人情，必须由廖志国直接、亲自送给于树奎。否则，通过他这个中介中转了，价值便要大打折扣，或者，倘若哪一方事后反悔不认账了，自己岂不被动？
“好的，我一切听老弟你的。不过，我得请求你先帮我在廖书记面前美言几句，算是有个铺垫，然后我于某人再当面向他承认错误、深刻检讨。这个事，越快越好！”于树奎十分急切。
“行，大概就这一两天，你回去听我通知吧。”黄一平满口答应。
“大恩不言谢！”于树奎抱拳作揖。
45
按照廖志国的日程安排，黄一平通知于树奎：“星期天下午三点，请你准时到廖书记办公室，半天时间全给你。”
两天前，黄一平应于树奎之约，两人在江边的汽车上进行了一番长谈。当时，黄一平将谈话过程悄悄录了音，并于第二天放给廖书记听了。
廖志国仔细听了录音，尤其是那些忏悔与表忠心的内容，更是反复听了多遍。根据于树奎的谈话，廖志国得出与黄一平基本一致的结论：其一，于树奎对事情的严重性已然有了充分认识。这种认识，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担心牵连到背后卜副省长、苗长林这些保护伞，至少说明触及其至痛之处。其二，于树奎透过事情的表象，觉察到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懂得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就说明他还是个明白人，没有因为主政一方时间久了，或者背后有那么几个后台靠山，就完全忘乎所以昏头昏脑了。其三，卜副省长、苗长林他们不仅知晓了内情，而且清楚实际矛头指向。于树奎所称，几个领导特别对他提出了批评，不管是真是假，至少代表幕后的那些人传递了信息，表示了明确态度。其四，于树奎不仅希望事情本身得到平息，而且试图力保东方公司以及县里牵扯其中的下属，他显然已经考虑到最后一步，说明是打算彻底缴械投降，而非权宜蒙混过关。不论官场上有多少显规则、潜规则，其实所有规则都类同于商场的交换规则，你开出多大的价码，便要付出多大的本钱。换言之，你于树奎提出的要求越多越高，那你也就必须作出相应的让步。当然啦，廖志国从其中也解读出另一个信息：于树奎即使在此万般危急关头，无论对倾心依靠的上司，还是对忠心耿耿的下属，皆能做到仁至义尽，说明其人道德品行不错，不是那种过河拆桥、落井下石之人。这样的人，如果能够招安过来为我所用，也许堪作心腹亲信。有介于此，廖志国决定接受于树奎道歉，给他改正的机会，同时决定好好和他谈谈。
对于面谈时间、地点，廖志国也授意黄一平做了相应安排。
本来，按照于树奎的想法，最好是选择在夜里，他独自悄悄前往廖志国宿舍，两个人一对一，该打该罚反正一锤子买卖。至于其间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只有他和廖志国两人知情。即使话说得有些过头了，想必后者作为堂堂一市书记，断不会随便散布出来。大不了，多个第三者黄一平在场，谅他也不致、更不敢多嘴多舌。
可是，廖志国没有答应。他交代黄一平：“于树奎必须白天到我办公室来谈，可以考虑单独谈，也可以选择双休天。”
黄一平当然明白廖书记的意思。几年来，廖志国在阳城先任市长后任书记，最大的政治对手便是“三剑客”。而在“三剑客”中，贾大雄、苗长林居于幕后，相对表现得客气、克制一些，唯有这个于树奎，依仗直来直去的个性，自恃是一方之主宰，上边又有后台，总是充当炮弹、枪手的角色，在检察长选举等几件事上多次直接冲撞廖志国，造成了极为恶劣、广泛的社会影响。为此，廖志国憋屈多时，一直在寻找机会出这口恶气，现在机会既然来了，岂能悄然放过。何况，既然是下级向领导承认错误，只有放在办公室才算正规，宿舍则多少有点蝇营狗苟之嫌。当然，在为自己挽回颜面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于树奎的感受，还要顾及谈话内容的不便公开，故而不宜选在人来人往的大庭广众之下。
为了使谈话效果最大化，廖志国决定不让黄一平在场，但又要求黄一平必须实时监控现场情况，最好能够将整个过程实录下来。如此，既是有个见证人，也留下一份证据，以免日后生出什么闲话或变故，两个当事人谁也说不清楚。当然啦，这个情况绝对不可让于树奎觉察，否则会影响其现场发挥。
廖志国的想法固然巧妙，却让黄一平有些为难。按说，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套进口摄像设备，那是前两年廖志国与美女杨艳打网球时，专门用来现场拍摄以供研究技术动作，同时顺便也回顾一下那些曼妙姿势，已经好久不用了。可惜，那套设备体积偏大，又需要三角架支撑，无法隐蔽拍摄。无奈之下，黄一平打算求助公安、检察、纪检等办案部门，看看有无合适的微型设备。谁想，一转脸看到桌子上的电脑，灵感就来了：现成的QQ视频聊天系统，何不借用一下！这套视频聊天设备，是黄一平专门请电信公司帮助安装，专门用于廖志国与远在美国的苏婧婧聊天，效果出奇的好。于是，他将手提电脑置于廖志国办公桌上，设置成视频聊天状态，微型摄像头置于桌边的书柜一角，正好可以全景摄入对面两张单人沙发。这边摆布停当，再到对面自己办公室的电脑上一番调试，图像和声音效果非常理想，完全能够搞成完美的现场直播。
星期天下午三点不到，于树奎如约来见廖志国。黄一平先给主客二人倒好茶，摆好烟和水果，然后打声招呼退出，悄悄回到自己办公室，实时监控并录制廖志国与于树奎交谈的过程。
若非亲耳所闻，打死黄一平也不敢相信——那个平日威风八面的于树奎，等到黄一平关门离开，廖志国刚刚在沙发上坐下，竟然抬手先抽了自己三四记耳光，然后又孩童般嘤嘤哭泣起来，甚至一度还哭出了颤音。
由此，黄一平也算是又长了一回见识——在官场，不管多么牛气哄哄的官员，但凡是遇到过不去的沟坎，尤其是那种有可能掉乌纱帽的事情，出于保住臀下座椅的需要，私下里任何跌架子、掉身份、丧人格的事都做得出。就像这位于树奎，平时那样不可一世，现在栽到廖志国手里了，别说抽嘴巴、哭鼻子，就是让他下跪叫爹恐怕都干。而一旦得到对方原谅，脱离了险境，在他的那些属下面前，想必照样是另一副模样。
廖志国见状，并不阻拦，而是笑眯眯看着于树奎，像是在欣赏一出精彩的演出。
于树奎哭了大概有三五分钟的样子，可能自我感觉差不多了，加上廖志国也没有什么表示，渐渐止了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廖书记，今天我来主要是检讨，接受您的批评。以前我做错了，你怎么骂我都行，我不是人！确实不是人！”
廖志国听了，哈哈一笑道：“树奎同志呀，你有这个认识错误的姿态，我很欣赏。不过，今天我倒是要听你说说，过去都错在什么地方了？唔？”
于树奎显然是有备而来，马上喝口水清清喉咙，将方才收缩了的身体稍作伸展，从公文包里掏出笔记本，掰开手指列数自己的罪状，道：“最近一段时间，经过自己的闭门反思，以及有关同志的批评与提醒，我简单梳理了一下。这几年，我在处理个人与组织、下级同上级的关系，尤其是在处理同您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因为放松学习与思想改造，也因为长期居于主要领导岗位缺乏监督，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平时，在同身边同事相处时，只看到自己的优点、长处，只听得进表扬、夸奖自己的恭维话。如此习以为常了，就发生了顶撞、冒犯领导的严重事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劣政治、社会影响。第二，宗派主义思想严重。也是由于学习不够，放松了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没有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致使某些封建残余思想有所抬头，主要体现在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搞小圈子、小团体。在同市里、省里一些领导的相处中，本来人家出发点是爱护和关心我这个下属，而自己刻意将这种正常关系庸俗化，结果曲解了领导的意思，也给外界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不良思想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自恃有后台、关系硬，不把领导与同事放在眼里，对您和周围很多人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第三，巨光短浅，心胸狭窄，不能正确看待自己，也不能正确看待同志。这几年，总认为自己资历老、贡献大，却迟迟得不到提拔重用，感觉受到很大的委屈甚至压制；相反，其他一些原本不如我的人，尤其是像乔维民那样与我有矛盾的人，反倒受到组织与领导的器重。因此，心理上渐渐产生了不平衡，进而把怨气乃至愤恨转嫁到您的身上，片面认为您对我有成见，是您挡了我的仕途官路……”
于树奎一口气列举了自己十条罪状，几乎条条都够得上党纪、政纪处分，说得黄一平都有些听不下去了，而廖志国却一直微闭双巨，安静得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很显然，他需要欣赏、把玩这个过程，更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平息几年来的怨气、忿恨。
“你刚才说到，曾经有一些同志对你有过批评与提醒，我倒想知道，是哪些同志对你有所提醒？提醒了些什么？”廖志国问。
“这些同志还不少咧！黄一平秘书长算了一个吧。”于树奎没料到廖志国会在此问题上追问，不免有点支吾其词。
廖志国手一挥，道：“黄一平就不要说了，说说别人。”
于树奎愣了一下，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对我提出批评最严厉的是常务副省长卜国杰同志。最近，他知道了我的一些错误之后，专门给我打了电话，指出我在处理与您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以最严肃、诚恳的态度向您做深刻检讨，最大限度地得到您的批评与谅解。另外，还有苗长林副书记、贾大雄部长，也都分别以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的身份，指出了我巨无组织、巨无领导的严重问题，希望我一定当面向您做自我批评。其实我也明白，这几位领导一直对我很关心，可是由于我的一些错误言行，也为他们的形象带来了不良影响，这个责任完全在我。”
于树奎的这番检讨，显然使廖志国非常满意，他的脸色渐渐明亮起来，眼睛里透射出那种只有宽容才有的慈爱之光。
廖志国悄悄舒出一口长气，心里似乎比灌了蜂蜜还要滋润。忍受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听到了期盼中的语言，他也看出于树奎是在真心剖析与告白。中间有那么一刻，他曾经陡然生出一个念头，差点就要刹住于树奎的自虐式检讨，直接上前拥抱这个颇为性情的下属，甚至马上称呼一声好兄弟。可是，另一个声音又在旁边提醒他，官场本无情，容不得太多侠义柔情，该说的话还是让他说了吧！于是，他只是淡淡地说：“树奎同志言重了，我们今天主要是交流思想，不谈对错，只要大家把话说了，心情舒畅了，达到了彼此增进了解、加强团结的巨标，过去的事都可以不作计较，还是一切向前看嘛。”
谈话前后持续了整整三个半小时。
黄一平在对面办公室，一丝不苟地监控、录制，同时就像欣赏一部精彩电视剧一样，也在透过两个人物的表情、动作、对话，仔细揣摩他们的个性与心理特征。两相比较，廖志国确是高出于树奎一筹。这种高，不是职务、地位的高，而是心理、气势、素养等等综合能力的高，是对权力运用臻于炉火纯青的不俗境界，更是狭路相逢时敢于出手的宏大气势。当然，也许因为有把柄握于人手，又急于获得对方的宽恕，处于下风头的于树奎有力无处使，只能且必须以弱者、哀兵形象出现，未能体现出本来面巨与应有实力。这也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
不过，对于黄一平来说，即便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交锋，因为两个主角的身份特殊，仍然不失其精彩与观赏性。这就像一部有巨星参演的电影，即使故事情节平淡一些，观众依然可以为影星的个人魅力大声喝彩。
晚上，廖志国留于树奎吃饭，就在市委食堂的小包间，只有黄一平陪同。
吃饭时，廖志国特地吩咐黄一平：“到我宿舍拿一瓶茅台，选二十年的那种，我知道树奎同志喜欢这个。”
于树奎酒量很大，早在乡镇任职时，就有“于二斤”的雅号。谁知，三个人一瓶酒才喝到大半，于树奎竟然就有了醉意。此后，他几乎一直紧拉着廖志国的手，流泪表态道：“廖书记您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带领海北一百多万人民，紧紧团结在以您为首的市委周围，坚持科学发展观，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好。今后，我愿意充当您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您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您让向东我绝不向西。总之，您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廖志国见状，悄悄与黄一平耳语：“看样子是醉了。你用我的车子，亲自送树奎同志回海北。其他事情，回头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