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尤其是在击败孙中山二次革命、“万民上表”劝进“中华帝国”皇帝时，国内威望到达顶峰，但在当时的日本历史学者眼里，既没有筹安会“六君子”对袁冠以“雄豪君主”的备至推崇，更没有当今翻案者抬袁到“历史伟人”那样高度。
20世纪初叶，日本有两位广为人知的世界级历史学者，那就是活跃于东方学林的“东白西内”。东部白鸟库吉、西部内藤湖南。尤其是内藤湖南，他对中国史和东亚史的研究颇有心得，他为《朝日新闻》撰稿，自成实证派历史观。内藤湖南出成果的时候，正是中国清末民初期。袁世凯无疑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一大主角，但内藤湖南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高。清朝倒台了，民国成立了，但内藤湖南依然不看好中国未来，他认为袁世凯上那些政治人物上来了，中国“进入了最适合玩弄权谋伎俩而不顾长远国计之辈跳梁的时期。”
1914年，内藤湖南发表对中国带着有色眼镜的文章《支那论》。此时，袁世凯正在从袁大总统的位置向洪宪皇帝的宝座递进，内藤湖南对如日中天的袁仍不以为然，称袁世凯只是个拥有“猿猴智慧的政治家”、“不知大计、不通大局”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的人领导中国，对日本来说，不足为道。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日本正向军国急剧迈进，内藤湖南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为日本全面侵华做准备。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了推翻帝制的改朝换代，但内藤湖南等学者对中国依然带有轻蔑的眼光。以“支那”蔑称中国，就是当时日本不屑中国的一个标志。
内藤湖南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否过低？虽然日本普遍不屑中国，包括中国的政治人物，但内藤湖南对袁世凯的评价，还是颇为中的。其时很多人把中国的未来寄望于袁世凯这样的政治人物身上，而后来的结果却让内藤湖南不幸言中，袁世凯不仅没有带领中国人新生，而且差点将中国拉回万劫不复的老路中去。何谓“猿猴智慧”？猿猴对外界的反应比人灵敏，但是智商却没法超过人。说一个人拥有猿猴智慧，那就是精灵有余，却远虑不足。或者说只抓眼前自身利益，不顾民族百年大计。诚然，袁世凯是机敏的，无论是和国内政党还是与外国政要打交道，他是极尽狡诈之能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他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自己不吃亏。即便是签订《二十一条》，他也是想利用日本、占尽眼下便宜。
比起空谈的清流来，袁世凯是务实的。但是，一个投机政客与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区别，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务实”，而在于有没有政治信仰，有没有不可逾越的政治原则底线。由是观之，以“政治家”评价袁世凯，不是过低，而是过高。政治家与官僚的区别，就是政治信仰和原则。毋庸置疑，袁世凯是个没有政治信仰和原则底线的人，他的本质和前辈李鸿章并无二致，是官僚而非政治家，他们做事是为了做官，并不是做官是为了做事。权力是他们的最高追求，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为做大事、青史留名，去冒丢掉荣华富贵的风险。
纵观中国历史，如袁世凯这样的政治人物多如牛毛，中国历史为什么产生大量的“猿猴智慧”政治人物？与“猿猴智慧”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另一传统的发扬光大——以“成王败寇”为评价标准的庸俗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中国“学界”（确切地说，是御用界）源远流长，一切为得势者、权力者服务，完全丧失文化精神传承、文明进步、道义是非的评判，严重摧毁民族信念、文化信念，所以就不断催化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家”。内藤湖南的前辈、日本明治维新的功勋西乡隆盛曾经这样评价过中国历史，“自孔子之后，历八十余世而不进步，此乃中国特色也”。而从政治人物的角度分析，中国之所以“历八十余世而不进步”，盖因袁世凯这样的“猿猴智慧”的政治人物太多，他们不通世界大局、不知发展大计，只是一些钻进“权眼”的“机会主义者”。如何带领一个民族走出泥沼？
袁世凯死后，推动日本走向军国的日本学者依然不看好中国，没有“像样的政治人物”和“无精神的精英群”是他们不看好的理由之一。与内藤湖南地位不相上下的学者桑原骘藏一语点到了这个痛处：“在中国有地位、有知识，可充当一般民众领导者的官绅阶级腐败堕落，他们既无精神，也无真心。这种腐败堕落是几百、千年来之积弊传习，无望一朝一夕改变……立宪也罢，共和也罢，政体是死的，将其活用的是人。没有最要紧的人，任何政体都是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从辛亥革命到日本全面侵华，时间跨度是25年，日本在这25年里，产生了很多“立志征服世界”的政治人物，而中国的政坛上，内讧却成为主旋律，“玩弄权谋伎俩而不顾长远国计之辈”越积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