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袁世凯为何被日本人称为“猿猴政治家”

虽然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尤其是在击败孙中山二次革命、“万民上表”劝进“中华帝国”皇帝时,国内威望到达顶峰,但在当时的日本历史学者眼里,既没有筹安会“六君子”对袁冠以“雄豪君主”的备至推崇,更没有当今翻案者抬袁到“历史伟人”那样高度。

20世纪初叶,日本有两位广为人知的世界级历史学者,那就是活跃于东方学林的“东白西内”。东部白鸟库吉、西部内藤湖南。尤其是内藤湖南,他对中国史和东亚史的研究颇有心得,他为《朝日新闻》撰稿,自成实证派历史观。内藤湖南出成果的时候,正是中国清末民初期。袁世凯无疑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一大主角,但内藤湖南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高。清朝倒台了,民国成立了,但内藤湖南依然不看好中国未来,他认为袁世凯上那些政治人物上来了,中国“进入了最适合玩弄权谋伎俩而不顾长远国计之辈跳梁的时期。”

1914年,内藤湖南发表对中国带着有色眼镜的文章《支那论》。此时,袁世凯正在从袁大总统的位置向洪宪皇帝的宝座递进,内藤湖南对如日中天的袁仍不以为然,称袁世凯只是个拥有“猿猴智慧的政治家”、“不知大计、不通大局”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的人领导中国,对日本来说,不足为道。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日本正向军国急剧迈进,内藤湖南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为日本全面侵华做准备。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了推翻帝制的改朝换代,但内藤湖南等学者对中国依然带有轻蔑的眼光。以“支那”蔑称中国,就是当时日本不屑中国的一个标志。

内藤湖南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否过低?虽然日本普遍不屑中国,包括中国的政治人物,但内藤湖南对袁世凯的评价,还是颇为中的。其时很多人把中国的未来寄望于袁世凯这样的政治人物身上,而后来的结果却让内藤湖南不幸言中,袁世凯不仅没有带领中国人新生,而且差点将中国拉回万劫不复的老路中去。何谓“猿猴智慧”?猿猴对外界的反应比人灵敏,但是智商却没法超过人。说一个人拥有猿猴智慧,那就是精灵有余,却远虑不足。或者说只抓眼前自身利益,不顾民族百年大计。诚然,袁世凯是机敏的,无论是和国内政党还是与外国政要打交道,他是极尽狡诈之能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他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自己不吃亏。即便是签订《二十一条》,他也是想利用日本、占尽眼下便宜。

比起空谈的清流来,袁世凯是务实的。但是,一个投机政客与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区别,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务实”,而在于有没有政治信仰,有没有不可逾越的政治原则底线。由是观之,以“政治家”评价袁世凯,不是过低,而是过高。政治家与官僚的区别,就是政治信仰和原则。毋庸置疑,袁世凯是个没有政治信仰和原则底线的人,他的本质和前辈李鸿章并无二致,是官僚而非政治家,他们做事是为了做官,并不是做官是为了做事。权力是他们的最高追求,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为做大事、青史留名,去冒丢掉荣华富贵的风险。

纵观中国历史,如袁世凯这样的政治人物多如牛毛,中国历史为什么产生大量的“猿猴智慧”政治人物?与“猿猴智慧”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另一传统的发扬光大——以“成王败寇”为评价标准的庸俗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中国“学界”(确切地说,是御用界)源远流长,一切为得势者、权力者服务,完全丧失文化精神传承、文明进步、道义是非的评判,严重摧毁民族信念、文化信念,所以就不断催化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家”。内藤湖南的前辈、日本明治维新的功勋西乡隆盛曾经这样评价过中国历史,“自孔子之后,历八十余世而不进步,此乃中国特色也”。而从政治人物的角度分析,中国之所以“历八十余世而不进步”,盖因袁世凯这样的“猿猴智慧”的政治人物太多,他们不通世界大局、不知发展大计,只是一些钻进“权眼”的“机会主义者”。如何带领一个民族走出泥沼?

袁世凯死后,推动日本走向军国的日本学者依然不看好中国,没有“像样的政治人物”和“无精神的精英群”是他们不看好的理由之一。与内藤湖南地位不相上下的学者桑原骘藏一语点到了这个痛处:“在中国有地位、有知识,可充当一般民众领导者的官绅阶级腐败堕落,他们既无精神,也无真心。这种腐败堕落是几百、千年来之积弊传习,无望一朝一夕改变……立宪也罢,共和也罢,政体是死的,将其活用的是人。没有最要紧的人,任何政体都是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从辛亥革命到日本全面侵华,时间跨度是25年,日本在这25年里,产生了很多“立志征服世界”的政治人物,而中国的政坛上,内讧却成为主旋律,“玩弄权谋伎俩而不顾长远国计之辈”越积越多……

《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