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咸丰年间，有个别古钱爱好者在自己的收藏笔记、作品中提到一种严格遵循中国传统“孔方兄”式样铸造的铜钱“高昌吉利”，是罕见的品种。清朝乾隆年间大学者张伯行和清末大多数古钱收藏家认为，这种铜钱是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唐太宗年间、占据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的地方割据政权“高昌国”所铸造的。
但这种铜钱存世数量实在太少，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在介绍材料中说“传世仅两枚”(都在该博物馆内)并不确切，而且这两枚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才出土的，张伯行等清代钱币收藏家不可能看见过，事实上今天能够找到线索、传承有序的“高昌吉利”铜钱，大约有50枚左右，除了吐鲁番博物馆藏这两枚，其他几乎都能在晚清收藏家的各种笔记、著述中找到线索。
高昌虽是个地方性政权，许多对历史不感兴趣的朋友甚至都不知道它曾经的存在，但在其200多年历史上却经历过好几个朝代的更迭，最早可上溯到北魏，最晚则可推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君主的姓氏则先后有沮渠氏、阚氏、马氏、麴氏四姓，究竟这种“高昌吉利”是哪个“高昌”所铸造，从清代开始收藏家们就争论不休。
这还不算，到了民国，又有许多名家认为，高昌在当时属于落后地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技术条件铸造如此精美的铜币，不仅如此，出土的“高昌吉利”铜钱数量如此稀少，且品相几乎都保存得十分完好，仿佛没有用过一般，这是很不寻常的，因此有人认为，“高昌吉利”四个字未必代表“高昌国”的钱币，而很可能不过是“厌胜钱”常见的吉祥话，因此这些铜钱可能是五代十国甚至明朝铸造的。
数量稀少且没有流通痕迹，表明这些“高昌吉利”并非一般铜钱，这个推断是符合逻辑的，但就此认定其为“厌胜钱”则根据不足，因为“厌胜钱”系民间私铸，不能流通，一般而言都比较粗糙，而“高昌吉利”却厚重精美，是铜钱中的佳品，更可能系官方发行的纪念币或镇库钱。至于“高昌落后造不出这么好的钱”、“新疆用不上铜钱”则更是偏见和臆断——比高昌更早的焉耆、更落后的突骑施等，都在本土制造、发行和使用过“孔方兄”，而地处西域最东端、和中原联系最密切的高昌国，又凭什么独独不可以呢？
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出土了一枚“高昌吉利”铜钱，由于该墓保存十分完整，毫无盗挖痕迹，且同时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墓葬时间为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此时距离高昌被唐朝吞并为“高昌县”仅仅两年而已。
这枚“高昌吉利”铜钱，就是前面提到的、新疆吐鲁番博物馆保存两枚中的一枚，由于此次出土，围绕“高昌吉利”铜钱的两个最关键悬疑不攻自破——首先，这种铜钱确乎是新疆地区的“土产”，而非“姓名偶合”的内地“厌胜钱”;其次，这枚铜钱的“生日”不会晚于公元642年，因此绝不会是什么五代十国钱，更不可能是明朝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