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班最后一天5点钟的时候，弗朗索瓦点起了一根香烟，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
“好啦，正式的入门已经结束了，等你们一到那里就会看到，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准备。实地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学习，我们在这里只能尽力使你们具有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心理状态，而通常你们遇到的危机往往恰恰是我们没有能够使你们有所准备的。我只是想对受到过我不公平的责备的人说声对不起，而对那些没有受到我不公平的责备的人说——不用着急，到了那里以后会轮到你的。”
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我想，在他脾气暴躁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腼腆、可爱的人。
“好啦，祝大家好运。”他最后说，又补充了一句我从来没有指望会从他嘴里听到的话：“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按照计划，我们第二天傍晚动身，因此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在巴黎干我们想干的事。
上午，西尔维亚和我去了罗丹博物馆，然后，最后一次来到了国际医疗队。
我们得签署各种文件，包括银行委托书，医疗事故下的健康保险，以及使最近亲人受益的人寿保险。如果我死去，我指定蔡兹和妈妈每人各得五千美元。
下午我们分开了，各自去给家人买礼物。我给妈妈和马尔科姆寄去了一个金色“古董”黄铜钟作为迟到的结婚礼物，在“小不点”给刚怀孕的弟媳妇买了些非常可爱的婴儿服装。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走过“大师之声”，进去最后测览一番。自然我买了3盒磁带才算走出了门，其中一盒我让他们用礼品纸包装好，准备送给西尔维亚。
我在大汽车外面紧张地踱来踱去。已经晚了，如果再不出发就要误飞机了。我不断看表，心想她究竟可能出了什么事。
“喂，马修，”弗朗索瓦吼道，“上车。不用担心，我们即使不等她，她反正坐得起轿车。”
我觉得这话既不能让我放下心来，又没有什么滑稽之处，但我服从了。
我刚坐下，西尔维亚就出现在台阶顶上，身后仍跟着那个影子。
她穿着宽松的套头衫，紧身牛仔裤，黑皮靴，简直漂亮极了。她一屁股在我旁边坐下，拍拍我的手让我安心。
“对不起。可他们就是不肯放下电话。”
我认为最好别问她指的他们是谁。
当我们在星形广场陷入车海中寸步难行时，弗朗索瓦大声说道：“好好看一看吧，孩子们，你们现在从车窗里看见的汽车比全厄立特里亚的车都要多。”
永远无比忠实的尼诺独占了最后一排座位。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我热情地向他招手，让他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可是他就像没有看见我似的。他仍在工作，不打算做出亲近的表示。
在戴高乐机场，当我们把行李扔到行李车上开始往门口推时，她的看门狗仍继续保持着谨慎的距离，监护着她。当我们到达护照检查处时，他的任务正式结束。终于，他向西尔维亚和我走了过来。他不自然地倒换着两只脚，眼睛基本上看着自己的鞋，和我们告别。
“祝达历山德罗小姐旅途顺利。很遗憾我不能在那里照顾她了。但是……”他停了下来，难为情地没有说下去。
“你真可爱，”她热情地答道，“感谢你所做的一切。祝你妻子和小女儿好。回去吧。”
他斜眼看了看我，仿佛在说，我指望你了，先生，别搞糟了。然后他回转身子，沿通道慢慢走去。
“你会想念他吗？”我低声问道。
“不会。”她断然答道。
我拉着她的手，匆匆加入到免税店里的其他人之中，做最后一分钟的采购，买诸如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一类的必需品。莫里斯·赫尔曼斯费劲地拿着2升装的一瓶荷兰杜松子酒。
“你知道吗，这种杜松子酒是一个荷兰的医学教授首先用红松果酿造出来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看上去你有足够的杜松子酒给整个厄立特里亚治病用了。”我觉得很有趣。
“嘿，这东西现在减价，我捉摸着如果飞行员没汽油了还可能用得上。”
然后我们11个人全都在登机口附近等着，随便聊着，尽量不显露出心里的紧张不安。
终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往阿斯马拉的224号航班开始登机了。弗朗索瓦像个负责操练的军士般站在机舱门口，以保证他经过认真训练的医疗突击队队员全部万无一失地登上了飞机。自然，他对莫里斯那瓶特大号的杜松子酒刻薄地评论了一句：“那东西实在太可笑了，你这样做太幼稚了，赫尔曼斯大夫。至少你该买像库沃舍尔酒那样体面一些的酒。”
他连我的背包也批评，里面有个包成长方形的东西伸了出来。
“请你告诉我，希勒大夫，这是什么？一大块好时巧克力吗？”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弗朗索瓦，”我答道，“这是我的键盘。我告诉过你的。”
“哦，”他记起来了，“我期待着听不到它。”
西尔维亚和我像两个沮丧的推销员，推揉着沿狭窄拥挤的过道走到座位旁。
我们扣安全带的时候，她对我咧嘴一笑。
“笑什么？”我问。
“不笑什么，”她答道，“我只不过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情。”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情”。这也描述出了我的心情。同样我也无法把一切说个清清楚楚。
我把手伸进衣袋，拿出盒子来递给了她。
“给你的那个新奇的日本磁带录音机用。”
“谢谢你。是‘希勒最佳作品选’吗？”
“比那要棒得多。”
这时她已经打开了包装纸，看到我给她买的是格鲁克①的18世纪经典名作《奥菲欧与尤丽狄西》。
①格鲁克（1714-1787），18世纪德国主要歌剧作曲家。对法、意、英、奥地利、瑞典等国音乐戏剧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承认说。
“呃，这里面有最完美的以音乐表现的恋人的渴望。”
她把录音机递给了我。“帮我把这段找出来。”
我戴上耳机，快进到那儿后，把录音机递还给她。她闭上眼睛欣赏《没有了尤丽狄西我怎么办？》
听到一半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马修，没有了你我怎么办？”
我俯过身子吻她。长久地、温柔地、充满性感。
突然，轰的一声，飞机离开了地面，升上了黄昏的天空。
我曾天真地以为在飞行途中可以暂时免受头头的训斥，但我低估了他的献身精神。
机上开始供应晚餐的时候，扩音器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佩尔捷大夫。我想提醒所有的旅客——特别是我组里的成员——别忘了服用预防疟疾的药。谢谢各位。祝大家好胃口。”
我们于凌晨1点到达了阿斯马拉。由于兴奋，大家谁也不困。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对黑非洲的最初印象，那就是——黑。飞机一着陆，跑道上的灯就灭了，看到只有眼睛和牙齿的闪光不时打破机场上的黑暗，真觉得有点阴森森的。
海关完全是走过场，然后我们全都挤进了一辆呼哧呼哧作响的面包车的后部，另有3辆老式卡车拉着我们的家当跟在后面。在车队将近两个小时的痛苦颠簸中，西尔维亚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阿迪苏马和由用波状铁皮做屋顶的长方形棚屋组成的破败的院落。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儿将是我们的家。
在一些当地的职工给我们卸行李的时候，弗朗索瓦把我叫到了一边。“马修，我在安排住宿。从实际出发，我想知道你打算在什么地方过夜。”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听着，弗朗索瓦，我现在没法回答你。我们能不能暂时先随便安排一下？”
他耸耸肩，嘴里嘟囔着什么“美国清教徒”之类的话，走了开去。
就这样，头一晚我被分配和吉勒斯·纳格勒住在一起。他是个矮胖结实、看上去很认真的法国人，戴一副金属丝镜架的眼镜。
我们就着烛光打开了行李，因为那台原始的柴油发电机只向手术室及其他医疗区供电。
吉勒斯注意到我没有打开的那个大家伙，吓了一跳。
“那是什么？”他毫不掩饰他的关切。
“钢琴。”我答道。
“不，说真的，别瞎扯。”
“我没瞎扯。它只是一个别的什么也没有的键盘。”
“哦，这么说来你的意思是它不会发出声音啦？”
“声音？打消这念头吧，吉勒斯。反正，它发出的是音乐声，而且只在我的脑子里。”
“不过，我还是要警告你，”他一面从包里拿出五六只双筒望远镜来，一面告诫我说，“我有洁癖。希望你保持这个地方的清洁。”
“不用紧张。你用不着那么小心提防，我也不是个在房间里乱扔东西的人。”我忍不住盯着他那些光学设备看了几眼，使他感到需要解释解释。
“如果你觉得奇怪的话，”他颇带几分自豪地说，“我告诉你我是个野鸟习性观察家。”
“我毫不怀疑这一点。”我评论道，然后爬上床去想尽量睡上一会儿。
“要是我运气特别好，就能看见北方的秃顶朱鹭。”
“听起来不错。晚安。”
我不知道睡了有多久，但我记得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房间里已经又潮湿又不舒服，而且一分钟比一分钟更糟。
我走到窗口去看第一眼白天的厄立特里亚，看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上帝啊。”我倒抽了一口气。
我的同屋突然醒了过来，摸索着找到了眼镜，跳下床来追问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没事，”我说，“不过我觉得今晚这里可能有场大型的摇滚音乐会。”
“你疯了吗？”
“呃，”我继续开他的玩笑道，“好像有挺大一群歌迷在排队呢。我想像不出来这么多人还会等什么别的。不过马尔塔好像在那里发节目单呢。”
吉勒斯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这似乎没有尽头的人的长龙——憔怀瘦弱，满身尘土，显然都有病——从诊所大门口一直聚集到目力所及之处。
“基督啊，”他倒抽了一口气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7点才开始吗？”
“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劳力士和吉勒表①的。总之，我看咱们今天会够忙的。”
①劳力士和吉勒表，昂贵的名牌手表。
“没错，希勒。看来马尔塔已经开始在把病人分门别类了。我得去喝我早晨的那两杯咖啡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早点开始。”
他神经有点紧张，但很明显，具有献身精神。
当我们很快穿衣刮胡子的时候（用的是冷水），吉勒斯不由自主地谈论著鸟。在我们“暂住”期间他是如何希望能看一眼有赘肉的鹤和——我不是在骗你——棕色的鲤鸟之类的带翅膀的奇迹。在往“食堂”去的路上他仍不停嘴地说着。食堂比起我们住的棚屋来可算很大了，这是个谷仓式的木结构建筑，显然是仓促之中修建起来的。
其他的人大多数都已坐在了有点往下榻的长桌边，包括西尔维亚在内。她向我招手表示已经给我留了座位。
墙的另一头有个充作厨房的地方，有一个烧木材的炉子和一些有四痕的钢制锅。我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当地的厨子有基本的卫生知识，在拿出来给我们吃之前把什么东西都煮开了两遍。至于对他们有任何别的指示没有，那还得走着瞧。
早餐放在一张柜台上：番木瓜、香蕉和羊奶酪，这是和用当地的谷物做的像橡皮一样的面包卷一起吃的。咖啡壶看上去原来做过食油桶（确实如此）。我在西尔维亚旁边坐了下来。
“感觉怎样，西尔维亚？”
“吓坏了。你呢？”
“呃，我得说我的主要心态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开始干活。毕竟我们是为此而来的，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一面环顾周围人的脸，感觉到他们流露出了和我同样迫切的干劲。
只有西尔维亚好像很克制。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关于血吸虫病的迹象和症状我脑子里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搂着她的肩膀说，“那晚在弗洛尔咖啡厅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现在是毫无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再说，这些病的症状就像时代广场的霓虹灯广告牌一样明显。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强笑了一下，想起来还没有给我介绍坐在她对面月u才在和她谈话的那个提格雷省的青年。
“对了，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运，他要做我的护士，周围的人里他的英文讲得最好了。”
听到这样的称赞，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笑容。“医生，你肯定说错了，”他说道，“我语言上不是那么强的。”
从我所听到的这点，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医疗上的问题恰当地翻译给病人——特别是传达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里？可别对我说他还在睡个小懒觉。”
“你在开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进来说，“弗朗索瓦和莫里斯从我们昨晚到了以后一直都在手术室里。我们到的时候有几个枪伤严重的游击队员正等在那里，他们不想冒险让他们等到早上。”
“他们做得好。”我说。我站起身来，对大家说：“让我们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去咬住子弹苦干一番吧。”（很不幸用了这个短语，反映了我自己的紧张心清。）
我们正要分散开的时候，马尔塔高声说道：“记住，没有正式的午饭，吃的东西就在这儿，你觉得能走得开就来吃点。7点半吃晚饭，9点开全队会。相信我的话吧，今天会很紧张。”
“我相信她。”我们走到灼热的太阳下往“门诊楼”（棚子）走去时我低声对西尔维亚说。
分手前我吻她的前额时，她一把紧抓住我的手说：“如果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能去找你商量吗？”
“当然——不过你不会拿不定主意的。”
在接下去的大约2分30秒内，也就是我走到自己那间设备“奢华”的诊室，穿上白大褂，洗好手，连听诊器都用不着就诊断了第一个结核病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琢磨着西尔维亚那和她的个性很不相符的怯场表现。
这个小姑娘的肺部感染是这样明显，我可以从她的呼吸听出她肺部的损伤。
从那以后我忘记了时间。
此后的3个小时里，我看到了比我全部医疗经历中所看到过的范围广得多的罕见病症。我想我遇到了让一米歇尔·戈特列布所讨论过的每一种“宣称已被消灭”了的病症，包括麻风病。
我的护士名叫艾达，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她不像歌剧里的那个著名女英雄，一点也不“神圣”。
她个子很小，人很厉害。我承认，起初我觉得她对病人的态度有点太凶了，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她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因为那些推推操操拼命往前挤的病人，只要她一喊，有的时候再推两下，就都听话了。
同时，她还帮助我开始学埃塞俄比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词是会使任何一个医生感到满足的“谢谢”。
到第一天结束时我还学会了问哪儿痛，并且能听懂病人已经病了多久。当病人充满感激地谢我时，我也能说“不客气”了。
我一直忙得在停下来喝那强制要喝的一升水时才注意到自己已经全身被汗水湿透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面试和弗朗索瓦那些可笑的问题，现在觉得仿佛是多少个光年以前的事了。他问我会不会想念像电视和麦当劳之类的文明世界的享受。现在回想起来，他没有提到空调。
这种照顾人类舒适的唯一让步只有在手术室才能找到（也许那狡猾的法国伦因此才占据了这地方）。
医疗区按计划“在最近的将来”会得到降温设备，准确地翻译出来，意思就是永远不会有。
当我在享受着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时间时，突然想起了西尔维亚。
我让艾达先处理着病人，我小憩片刻。我实在无法使自己提食物这个词，因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处在饥饿的边缘。
这时，太阳正处在正午的位置上，一团火球——一天中除极短距离外禁止工作人员外出的3个小时的开始。而且连极短的距离也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出去。
当然病人别无选择，只能坐在炎热的阳光下，用破衣烂衫尽可能遮挡一下，默默顺从地忍受着——至少大多数人是如此——等待着轮到他们接受从一个不同的世界来的、穿白大褂的男女医生给他们做检查。
母亲们像棕色的雕像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给啼哭的婴儿吃奶，苍蝇无情地在他们四周嗡嗡乱飞。瘦得像层纸的老人弓着被岁月压弯了的腰一声不响地站在一边。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徒步走了半天多的时间来到这里，并准备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的。这意味着他们就睡在排队的地方，只能得到水、象征性的一碗稀饭和“下次运气好一点”的宽心话。
我只要看看他们的脸——我尽量不这样做——心里就感到十分痛苦。
我到的时候，西尔维亚的诊室里一片混乱。人们喊的喊，叫的叫，推的推。我立刻就明白了，尽管尤翰尼斯有口才，但他缺少艾达对付比较厉害的病人使劲往里冲的状况的能力。
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一个女人痛苦的哭喊和咒骂声吸引住了。这时我看见丹妮斯正在缝合一个哭叫着的女病人腹部上的一道锯齿形伤口，几个志愿者在使劲按着她。
“见鬼，你在干什么？”我问丹妮斯，“你就不能给她点利多卡因吗？”
“不能，”她咬着牙嘶嘶地说，“几分钟前用完了。”
“那我去给你拿点来。”我喊道。
她瞪着我，眼里射出怒火。“没有了，你这愚蠢的美国杂种。别来打搅我了。难道你以为我高兴这样做吗？”
“西尔维亚呢？”我用和缓的口气问道。
“不知道，大概在美容院吧。”丹妮斯厉声说，“如果你找到她，告诉她滚回来出点力。”突然，她的口气变成了无助的请求。“劳驾了，马特①，我已经快招架不住了。”
看得出来她快要哭了。显然，出于什么难以理解的原因，西尔维亚擅离了岗位。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匆匆去到食堂，进门时差点和弗朗索瓦撞个满怀。
①马特，马修的昵称。
从他没有刮过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心情不好。他显然刚从手术室出来。
“如果你在找你的那个女朋友，告诉你她正在享受历史上最长的工间休息，”他反感地说，“我早该知道的。可是达历山德罗的贿赂大下流了，让人没法儿不理。我猜这一切是她那娇生惯养的情感所无法接受的。”
“你在说些什么？”
“她不知道，在她提出申请的时候，她父亲要给我们100万……”
“如果你接受她的话？”
“不，如果我们拒绝她的话。这使我一气之下录用了她。现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工作要干，你也一样。”
他一个字也没有再说，怒冲冲地冲了出去。
我看见西尔维亚坐在桌子的远端，手撑着头，凄楚地盯着咖啡杯。我拼命想压下火气，但无法不感到失望和——是的，难堪。为她，也为我。
但当我走近她时，我提醒自己，既然弗朗索瓦肯定已经训了她一顿，她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番指责。显然她正经历着自信危机，需要得到二些支持。
“你好，西尔维亚，”我柔声说，“想谈谈吗？”
她摇摇头。
“说说吧，这样你会觉得好些。”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马修，我觉得自己太可耻了。过去这些个月里我对自己想干什么非常自信，然而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心就碎了，人就垮了。”
啊，原来这样。她失去了做医生的超脱。难道她没有意识到现在不是应该被这样的同情心摆布的时候吗？
“我应该更冷酷点儿。”她责备自己。
“如果你更冷酷点儿，你就不是你了。”我温柔地说。
“那就说勇敢点吧。这些人简直是生活在地狱里，可我即使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面对他们都做不到。”
“别说了，”我命令道，“弗朗索瓦第一天要求太高了。对了，你按时喝水了吗？”
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再责备她也没有意义了。我只是走过去，给她拿了2升瓶装水。“现在喝掉一瓶，今天剩下的时间里别再忘了喝水。至于别的一切，我只有两个字要说。”
“什么？”她急切地看着我。
“长大。”
不知因为什么，她笑了起来。
10分钟以后，当我们终于离开食堂时，她得到了足够的鼓励去面对最严重的医学挑战。
刚出门口，她用双臂搂着我说：“谢谢，马修。”
然后她吻了我，其热烈的程度使我们在飞机上的拥抱显得就像只是友好地啄了一口。
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处理游击队员的枪伤之外，我诊断和治疗的病人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在那里，许多病人就会死去。
此外，我们的到来使至少十几名沙眼病儿免遭失明。这种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总是在卫生条件最差的情况下肆虐，使他们失去视力。但及时涂用强力霉素（多么容易——谁能想像生活中没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愈。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天治疗的最后一位沙眼病人。他是个叫做达威特的聪明的小男孩，在好几个小时的等待中学会了一两个英文单词。他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叫我“医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个没完。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角膜或结膜还没有开始结痴，使用一段时间强力霉素就会使情况好转，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但是我们手头没有药膏了。我让艾达向达威特的母亲解释，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带达威特来一趟。
第二天，哪儿也找不到这母子二人。
而且，哪儿也找不到一管强力霉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一进药，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小男孩，想把他从终生失明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他。
我认为最好的医生，是那些既记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时也记住了自己的失败的医生。这会给他们必要的谦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想到厄立特里亚，我就想到那些我没有能够拯救的人，想到小达威特。
还想到西尔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