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盖世里不单是在露姬的名字下面简单地画上一道杠。笔记本里每次提到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时，也被他用蓝色铅笔画了两条杠杠。他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保龄大惑不解，于是，他在接下来的日子经常去圣伯努瓦转悠，希望在拉马来娜或者蒙大拿撞见那名所谓的美术编辑，要他做出解释。但是，连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不久，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法国，并且把笔记本转给了我，好像他希望我把这件事继续追踪下去。但是，时至今日，一切都晚了。而我有的时候之所以对那一整段日子记忆犹新，恰恰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白天从办公室回来之后的闲暇时刻，以及独享孤独的大多数星期天晚上，我都会想起一个细节来。我全神贯注，试着把其他细节都收集起来，把它们记在保龄的笔记本后面的空白页上。我也一样，开始寻找那些固定点。这也是一种消遣，就像其他人做填字游戏或者玩单人牌游戏一样。保龄记录的那些人名和地址帮了我很大的忙，它们使我时不时地想起一件确切的事情，一个淫雨霏霏的午后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对季节一直非常敏感。一天晚上，露姬走进孔岱，头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或者十一月份或初春那种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小雨淋了个透湿。那一天，夏德利太太站在吧台后面。她上二楼的一个小套间找了一条浴巾下来。就像笔记本上记载的，那天晚上，扎夏里亚、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欧巴、弗雷德以及莫里斯·拉法艾尔坐的是同一张桌子。扎夏里亚拿过浴巾，把露姬的头发擦干，然后像用包头布一样把她的头包了起来。她加入到他们那一桌，他们要她喝格罗格酒，她和他们一起待到了很晚，头上一直包着包头布。离开孔岱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雨还在不停地下。我们站在门口的门洞里，露姬依然包着包头布。夏德利太太熄掉大厅里的灯，上楼就寝去了。她打开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中二层的窗户，建议我们上楼去她家避雨。但莫里斯·拉法艾尔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夫人，这万万使不得……我们得让您睡觉……”这是一个相貌英俊的棕发男子，比我们要年长，是孔岱的一名死心塌地的老主顾，扎夏里亚叫他
“美洲豹”，因为他不管是走路的样子还是手势都像猫科动物一样动作轻柔。他跟阿达莫夫和拉隆德一样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但是我们绝口不提此事。这名男子周围笼罩着一层迷雾，我们甚至猜想他与那些靠妓女和小偷养活的黑社会过从甚密。雨越下越大，是季风转换时期的那种滂沱大雨，但对其他人来说并不要紧，因为他们就住在本街区。
用朗姆酒或者威士忌兑水而成。
一眨眼工夫，就只剩下露姬、莫里斯·拉法艾尔和我站在门廊下。“要不要我开车送你们？”莫里斯·拉法艾尔提议道。我们在大雨中奔跑，一直跑到街道下面，他的汽车停在那里，那是一辆黑色的旧福特。露姬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席，我则坐在后排。“我先送谁呢？”莫里斯·拉法艾尔问道。露姬说了她住的那条街，明确地告诉他是在蒙马特公墓的另一边。“这么说，您住在地狱的边境啰。”他说道。我觉得当时我们俩谁也没听明白“地狱的边境”是什么意思。我叫他过了卢森堡公园的栅栏之后就放我下车，在瓦尔-德-格拉斯街的拐角处停一下。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确切住址，因为我担心他会刨根问底。
我和露姬以及莫里斯·拉法艾尔握手道别，心想他们俩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在孔岱，我是最谨小慎微的顾客，我总是与其他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个听众就心满意足了。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跟他们在一起感觉非常惬意。孔岱对我来说是个避难所，让我可以躲过我预想的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那里可以有我的一段人生——最美好的，而有朝一日我也可能逼不得已，必须把这段人生留在那里。
“您住在瓦拉-德-格拉斯这个街区是明智的。”莫里
没有接受洗礼的儿童死后所去的地方。
斯·拉法艾尔对我说道。他对我微笑着，这个微笑里好像既有亲切也有嘲弄的意味。“再见！”露姬对我说。
我从汽车里钻出来，等待着它在皇家港那里折回去，消失在夜幕之中。实际上，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住在瓦拉-德-格拉斯街区，而要再下去一点点，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85号的那栋大楼里，我一到巴黎就在那栋大楼里找到一个房间，是个奇迹。从窗户那里，我可以看见我那所学校的黑色外表。那天夜里，我的目光一直端详着学校雄伟的外表，和门口的高大石级。假如他们知道了我几乎每一天都要从那里拾级而上，知道我是高等矿业学校的一名学生的话，他们会对我怎么想？扎夏里亚，拉欧巴，阿里·谢里夫或者堂·卡洛斯，他们这些人确切地知道矿业学校是干嘛的吗？我必须守口如瓶，否则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对我冷嘲热讽，或者对我起疑心。对阿达莫夫、拉隆德或者莫里斯·拉法艾尔来说，矿业学校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毫无意义。他们可能会奉劝我别再去那种鬼地方。我之所以把很多时间消磨在孔岱，就因为我希望有人能给我这
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是法国最著名的工程师学校之一，由国王路易十六于1783年颁布谕令建立，旨在培养“矿业人才的领袖”。
一个建议，一劳永逸地给个建议。露姬和莫里斯·拉法艾尔一定已经到达蒙马特公墓的另一边了，到达那个被他称为“地狱的边境”的区域。我呢，我靠着窗户，站在黑暗之中，凝望着学校黑魆魆的墙面。就好像是外省的某座城市一个已经改变用途的火车站。在相邻的大楼的墙壁上，我曾发现过子弹扫射的痕迹，好像在那里枪毙过什么人。我低声地重复着那六个对我来说似乎越来越不同寻常的字：“高等矿业学校。”
那个年轻人是我在孔岱的邻座，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是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进行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凭我的年龄我可以做他的父亲。三年来，他日复一日，锲而不舍地对进出孔岱的顾客进行汇编，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这大大方便了我的工作。遗憾的是，我向他隐瞒了我想查阅这部文献的真正动机，虽然他好心好意地把它借给了我。可是，当我跟他说我是美术编辑的时候，我撒谎了吗？
他信赖我，对此我是心知肚明的。比别人大二十岁的好处正在于此：他们不知道你的老底。就算他们漫不经心地打探一些你此前的生活经历，你也可以天花乱坠地瞎编一气。新的生活。他们不会去追根问底。这种想象出的生活，你讲着讲着，就有大股大股的清新空气从一个很久以来一直让你觉得憋闷的封闭堵塞的地方吹过。一扇窗户忽地打开，百叶窗在风中喀拉喀拉响。你会重新感觉到，你的未来不是梦，它就在你的眼前。
美术编辑。这个名称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了。倘若在二十年前，有人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会含糊不清地嘟哝一句：做美术编辑。而且，我今天也是这么说的。什么也没有改变。所有这些年头都被一笔勾销。
只不过，我并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没有把过去的一套东西全然抛弃。在我的同代人当中，还有一些见证人，一些幸存者。一天晚上，在蒙大拿，我问瓦拉医生是哪年生的。我们生于同一年。我跟他说我们以前见过面的，就在这家酒吧，那个时候，这个街区尽享繁华，流光溢彩。而且，我好像觉得甚至在那以前就见过他，在巴黎右岸的其他街区。我甚至很肯定。瓦拉用生硬的语气要了四分之一升伟图矿泉水，在我有可能唤起他最糟糕的回忆的时候，打断了我的话。我赶紧闭上了嘴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许多事情讳莫如深，必须三缄其口。我们彼此都是知根知底的。于是，我们都极力避开对方。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彻底的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是冤家路窄啊……世界上的事情还真就这么巧，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跨进孔岱的大门时，再次与瓦拉不期而遇。他坐在大厅的最里头，和两三个年轻人在一起。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不安，就像一个大活人见到鬼一样。我朝他微微一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我觉得自己随便说一个字，都有可能让他在新朋友面前颜面尽失、很不痛快。当我在大厅的另一头那张仿皮漆布长椅上坐下来的时候，我的沉默和审慎似乎让他松了一口气。坐在那里，我可以观察他，但不会碰到他的目光。他把身体凑过去，低声和他们交谈。于是，为了打发时间，我想象着我可能会用装模作样的社交界的语气跟他说的所有话语，这些话可能会让他的前额渗出豆大的汗珠。“您还在做医生吗？”稍作停顿之后，继续追问：“说呀，您一直在路易-布雷里奥河堤路行医吗？除非您还留着莫斯科街的那间诊所……很久以前您在弗雷斯纳住过一阵子，我希望那段日子没有给您造成恶果……”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想着想着，差点爆笑起来。大家都没有变老。随着时光的流逝，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到最后会让你觉得特别滑稽可笑和微不足道，对此你会投去孩子般的目光。
第一次去孔岱，我在里面等了很久。她没来。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可能要等别的时间。我观察过店里的客人。大部分不超过二十五岁，要是有一个十九世纪的作家来描写他们的话，会把他们描写成“浪子大学生”。但是，以我之见，他们当中在索邦大学或者高等矿业学校读书的人屈指可数。我必须承认，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很为他们的前程担忧。
两个男子走了进来，两人一前一后，几乎没有什么间隔。来人是阿达莫夫和那个步态轻柔的棕发男子，棕发男子已经用莫里斯·拉法艾尔的名字出了几本书了。我与阿达莫夫面熟。以前，他基本上总呆在“老军舰”，他的目光让人难以忘怀。我相信自己曾经帮过他一个忙，那个时候我跟情报部还有一些联系，我帮他办理了合法的居留手续。至于莫里斯·拉法艾尔，他也是街区酒吧里的常客。据说，战后他用原来的名字惹出了一些麻烦事。那个时候，我在替布雷曼做事。他们俩一起走到吧台前，手肘支在吧台上。莫里斯·拉法艾尔自始至终都笔直地站着，阿达莫夫则做着一脸痛苦的怪相爬上了一张圆凳。他没有发现我也在场。再说了，我的脸会让他想起跟他有关的什么事情吗？三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穿着一件变旧了的风衣、留着刘海的金发女子把他们一起引到了吧台那里。莫里斯·拉法艾尔把一包香烟递了过去，笑吟吟地看着他们。阿达莫夫，他则没那么随便。他那紧张的眼神让人以为他有些被他们吓着了。
我的口袋里有两张一次成像照片，是那个雅克林娜·德朗克的照片……在我替布雷曼做事的那个时候，我轻易就能把随便什么人识别出来，对我的这种绝活，他总是啧啧称奇。随便什么人的面孔，我只要见过一次，它就会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布雷曼常常拿我这种在老远的地方就能一眼认出一个人的本事来打趣，因为即使是半侧着身子甚至是背对着我，我也能认出来。所以，我压根儿就不担心。她一走进孔岱，我就知道是她本人。
瓦拉医生朝柜台方向转过身，我们的目光交集在一起。他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我突然很想走到他所坐的桌子，跟他说我有一个私密的问题要问他。我或许可以把他拉到一边，把那两张照片拿出来让他看一下：“您认识吗？”说真的，通过孔岱的一个顾客来了解这个女孩更多的情况也许能帮上我的忙。
我刚得知她所住的那家旅馆的地址，便赶往那里。我选择了下午的悠闲时刻。这个时候，她更有可能不在家。至少，我希望如此。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前台那里打探一下她的情况。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决定徒步前往。我从河堤那里出发，慢悠悠地朝着大地的纵深处走去。走到“寻找正午”街的时候，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于是，我走进“抽烟狗”酒吧，要了一杯干邑白兰地。我开始焦虑起来。我透过玻璃窗凝望着梅纳大街。我可能要走左边的人行道，然后就会到达目的地。没有任何焦虑的理由。我沿着那条大街前行，走着走着，心境重新平静下来。我几乎可以肯定她不在，而且这一次我可能不会进那家旅馆去打探她的情况。我会在四周来回转悠，就像人们测定方位一样。我有的是时间。别人出钱就是让我做这种事的。
我到了塞尔街，决意要做到胸有成竹。一条静谧灰暗的街道，让我想起的不是一座村庄或者一个郊区，而是被人称作“内地”的神秘区域。我径直朝那家旅馆的前台走去。没有人。我等了十来分钟，希望没有人出来。但是，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头发很短的棕发妇女来到收银台。我和气地说：
“我找雅克林娜·德朗克。”
我心想她在这里登记用的是她少女时代的名字。
她朝我微微一笑，然后从身后的一个格子里拿出一个信封。“您是罗兰先生吗？”那家伙是谁？为了以防万一，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她递给我的那封信的信封上用蓝墨水写着：烦交罗兰。
信封没有封口。一张大纸上写着：
罗兰，五点钟以后到孔岱来找我。要不，打电话到奥特依15-28这个号码，给我留话也行。
信末签的名字是露姬。是雅克林娜的昵称吗？我把信重新折好，塞进信封里，然后把它还给了那个棕发女子。“对不起……刚才搞错了……不是我的信。”她没有对我发牢骚，而是机械地把那封信重新放进那个格子里。“雅克林娜·德朗克在这里住了蛮久吗？”
她犹豫了片刻之后，和气地回答说：|福哇小说|
“住了大约一个月吧。”
“一个人吗？”
“是的。”
她好像无所谓，准备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但她落在我
身上的目光显示出厌烦。“谢谢您。”我说道。“没什么。”
我还是赶紧走人，不要耽搁了。这个罗兰很有可能随时出现。我重新回到梅纳街，朝着来时相反的方向往前走。在“抽烟狗”酒吧，我又要了一杯干邑白兰地。我在一本年鉴上寻找着孔岱的地址。它位于奥黛翁街区。下午四点钟，我还有一些时间可支配。于是，我拨通了奥特依15-28那个号码。一个生硬的说话声让我想起电话报时机的声音：“这里是拉封丹汽车修理厂……我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吗？”我说我找雅克林娜·德朗克。“她现在不在……要留言吗？”我想挂掉，但我还是让自己回答道：“不，不用留言。谢谢。”
无论如何，为了更好地弄明白人们的意图，首要任务是尽可能最精确地确定人们所行走的路线。我低声地重复着：“塞尔街的旅馆。拉封丹汽车修理厂。孔岱咖啡馆。露姬。”然后，在布洛涅森林和塞纳河之间的诺伊利区域，那个家伙就是约我在那里跟我诉说他的妻子，一个名叫雅克林娜·舒罗、婚前姓德朗克的女人。
我忘记了是谁建议他来找我的。他可能是在年鉴中查到我的地址的。约定的时间还早得很，但我提前坐了地铁去。那条地铁线是直线。我在萨博隆下的车，在附近地区转悠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习惯先熟悉现场的环境，而不是马上下手。以前，布雷曼常常批评我这么做，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他告诉我，与其在游泳池边转悠，还不如干脆跳进水里。我的想法则正好相反。不要贸然行事，消极被动一些，慢条斯理一些，就能慢慢地让自己融入到现场气氛当中。
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秋日和乡野的味道。我沿着动物园边上的林荫大道往前走，但我走在左边，靠树林和练马场的跑道那边，我更愿意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散步。
那个让-皮埃尔·舒罗跟我确定这次约会时声音语调平直。他只告诉我事关他的妻子。我离他的寓所越近，浮现在眼前的是他像我一样正沿着马道走过的身影，已经过了动物园的那个圆形竞技场。他多大年纪了？听他的声音还很年轻，但是声音总能迷惑人。
他会将我带入一个什么样的婚姻悲剧或者婚姻地狱呢？我觉得自己开始泄气了，要不要去赴约，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进入布洛涅森林，朝圣詹姆斯水塘和冬天滑雪者常去的那个小湖方向走去。我是惟一的散步者，感觉自己远离巴黎，到了索洛涅的某个地方。我下了狠劲，又一次克服了自己的气馁情绪。一股隐约的职业性的好奇让我中断了散步，回到去往森林边的诺伊利方向。索洛涅。
法国中部的一个森林地区，位于卢瓦河以南，占地五十万公顷，建有香堡等大量城堡，尤以水塘和森林著称，适于打猎和打渔。也是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诺伊利。我想象着住在诺伊利的那些舒罗们度过阴雨连绵的漫长午后时光。而在那边的索洛涅，人们可以听到黄昏时分吹响的狩猎号角声。他的妻子是不是侧坐在马上？我想到布雷曼的那番话时，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盖世里，你啊，你进展过快。你本该去写小说的。”
他住在最里头，靠马德里门，那是一幢现代化的大楼，有一扇大玻璃门。他告诉我往左边走到大厅的最里面。我会看到他家门上的名字。“是在底层的一套公寓。”我听到他说“底层”时流露出的那种忧伤语调时很是吃惊。因为他说完之后沉默了良久，好像很后悔自己坦白交代了这件事。
“那具体的地址呢？”我问他。
“在布雷特威尔大道11号。您记好了吗？11号……四点钟，您觉得合适吗？”
他的声音更加坚定，用的几乎是社交界的语调。
门上有一个镀金的小门牌：让-皮埃尔·舒罗，我看见门牌下面有个猫眼。我按响门铃。我等待着。在这个沉寂无人的大厅里，我心想我来得太晚了。他已经自杀了。我为自己有这种想法感到羞愧，我又一次萌生了撒手不管的念头，我想离开这间大厅，到索洛涅去，继续我的闲庭信步，享受自由空气……我又按了一次，这一次门铃短暂地响了三下。门随即打开了，仿佛他一直就站在门后，透过猫眼窥探我。
一个四十来岁的棕发男子，头发很短，身材比我高大得多。他穿着天蓝色的衬衫和一套深蓝色的西服，衬衫的衣领敞开着。他一言不发地把我带到一个可以叫做起居室的地方。他示意我坐在一张茶几后面的沙发上，我们并排坐在一起。他说话很费力。我想让他感觉舒服一些，便尽可能用最温柔的声音问他：“那么，是关于您的妻子吗？”
他试图采用一种冷淡的语气。他朝我淡淡地笑了笑。是这样的，他的妻子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他吵了一架之后，已经失踪两个月了。那她失踪之后，除了我，他是不是没跟其他人说起过？其中的一扇玻璃窗的铁质百叶窗放下来了，我寻思着这个人是不是两个月来一直幽居在这套房间里。但是，除了那个百叶窗以外，这个起居室里没有一点散乱和放任自流的痕迹。他本人在犹豫片刻之后，又略略镇定了一些。
“我希望这种状况很快就能明朗起来。”他终于跟我说出了这句话。
我近距离地观察着他。浓黑的眉毛，非常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颧骨，五官端正。一举一动都显示出那种运动员才有的体力充沛，那一头短发更加重了这种感觉。别人更乐意想象他光着上身，站在一艘帆船上，独自远航的情景。可是，尽管他是如此雄健有力，如此富有男子气概，他妻子还是弃他而去。
我想知道，都过去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是否尝试过寻找她。没有。她给他打过三四次电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极力劝他不要煞费苦心和她联系，也不跟他做任何解释。她的语气已经改变。那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那声音非常平静，非常自信，让他张皇失措。他和他的妻子相差十五岁。她，二十二岁。他三十六岁。他透露的细节越多，我越感觉到他身上的谨慎，甚至有些冷漠，这可能是所谓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结果。现在，我必须问一些更明确具体的问题了，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个必要。他到底想要什么？要他妻子回来吗？抑或，他只是想弄明白她为什么要离他而去？也许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除了那张沙发和茶几，起居室里没有任何其他家具陈设。那几扇玻璃窗朝着大街，从街上通行的汽车非常少，所以这套公寓位于底层并不受什么影响。夜幕降临。他点亮了放在我右边、紧靠沙发的那盏装着红色灯罩和三脚灯座的落地灯。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白晃晃的灯光使这里显得更加静谧。我以为他在等我提问题。他跷起了二郎腿。为了节约时间，我从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螺旋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做了一些记录。“他，三十六岁。她，二十二岁。诺伊利。底层公寓。没有家具。玻璃窗朝向布雷特威尔大道。没有车流。茶几上放着几本杂志。”他默默地等待着，就好像我是一位正在写处方的大夫。
“您妻子娘家姓什么？”
“姓德朗克。她叫雅克林娜·德朗克。”
我问他这个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还有他们俩结婚的日期。她有驾照吗？有固定的工作吗？没有。还有什么亲人吗？巴黎有吗？外省呢？有银行支票吗？他语调忧伤地回答着这些问题，我把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录下来，它们常常是一个人在人世间走过一遭的惟一证明。只要哪一天有人发现这个记录了所有那些细节的螺旋笔记本就行了，笔记本上的字非常小，很难辨识，像我写的字。
现在，我要涉及一些更为敏感的问题，这些问题将让你未经许可进入一个私人领地。谁赋予的权利呢？“您有朋友吗？”
是的，有几个经常见面的人。他们都是他在商业学校里认识的。而且，还有一些曾经是让-巴布蒂斯特-赛中学时的同学。
他甚至尝试过和其中三个人一起合办企业，后来以合
伙人的身份为赞纳塔茨房地产公司工作。
“您一直在那里上班吗？”
“是的，在和平街20号。”
他上班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每一个细节，即使表面看来无关紧要，实际上却能暴露一些问题。他时不时地为赞纳塔茨出差。里昂。波尔多。蓝色海岸。日内瓦。那么，那个在娘家的时候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罗呢，她独自一人留在诺伊利吗？借出差的机会，他带她去过几次蓝色海岸。那她一个人在家里时，怎么打发时间呢？确确实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他提供跟这个夫姓舒罗、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的失踪有关的情况和哪怕一丁点线索吗？
“我不知道，哪一天她心情郁闷的时候，是否跟别人透露过隐情……”不。她从不跟别人诉说自己的心思。她经常数落他，说他的朋友索然寡味，缺乏激情。但要说明的是，她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小十五岁。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很难说出口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得问他：“您觉得她是不是有了情人？”我说话的声调有些唐突和愚蠢。但只能是这样了。他皱了一下眉头。
“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直视着我的眼睛，好像在等待我的鼓励或者在斟酌措辞。一天晚上，商业学校的一位老同学和一个叫什么居伊·德·威尔的人来这里吃晚饭，那人年龄比他们都要大一些。那个居伊·德·威尔非常精通神秘学|福@哇$小!說%下&載*站|，提出要带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给他们看。他妻子多次参加这类聚会，甚至还参加这个居伊·德·威尔定期举办的讲座。由于赞纳塔茨办公室里超负荷的工作，他没能陪她一起去。他的妻子对这一类的聚会和讲座表现出了兴趣，他却不大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居伊·德·威尔建议她读的那些书中，她借了一本，她觉得最容易阅读的那一本。那本书名叫《消失的地平线》。妻子失踪之后，他和居伊·德·威尔联系过吗？是的，他跟他打过许多次电话，但他什么都不清楚。“您确定吗？”他耸了耸肩膀，眼神疲惫地看了我一眼。那个居伊·德·威尔闪烁其词，他明白从他嘴里是得不到任何情况的。有这个人确切的名字和地址吗？他不知道他的地址。年鉴里没有。
我寻思着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问他。我们之间出现了一阵沉默，但这好像并不让他觉得尴尬。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好像是坐在一名牙医或者一个医生的候诊室里。光秃秃的白色墙壁。一幅女人的肖像挂在沙发上方。我差点就抓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杂志。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袭上心头。我得承认，那个时候，我感觉到那个娘家姓德朗克的雅克林娜·舒罗的不在场，她的失踪在我看来是毅然决然的。但是，不应该从一开始就那么悲观。而且，当那个女子在家的时候，这间起居室也给人这种空虚的感觉吗？他们在这里吃晚饭吗？在这里吃晚餐的话，可能是在一张桥牌桌上吃，吃完马上就收起来放好。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才离家出走的，家里是否还留下了她的私人用品。没留下。她带走了所有的衣服和居伊·德·威尔借给她的那几本书，全都放在一个石榴红色的皮箱里带走的。这里没有留下她的任何印记。甚至那些与她合影的照片——度假时拍摄的很少几幅照片——都不见了。晚上，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套公寓里时，他常常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曾经和这个雅克林娜·德朗克结过婚。能佐证这并不是做梦的惟一证明，是结婚后发给他们的那本户口本。户口本。他重复着这几个字，仿佛已经不明白这三个字的意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