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必要再参观其他几个房间了。空荡荡的卧室。空空如也的壁橱。死一般的寂静，偶尔被一辆从布雷特威尔大道经过的汽车打破。这里的夜晚一定漫长得没有尽头。
“她带了钥匙走吗？”
他否定地摇了摇头。连在某个晚上听到宣布她打道回府、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都没有希望听到了。而且，他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再打电话回来了。
“您是怎么认识她的？”
她被招聘到赞纳塔茨公司接替一个女职员。一份临时秘书的工作。他跟她口授过几封给客户的信件，他们就这样认识了。他们在下班之后也见面了。她跟他说自己是大学生，在东方语言学校读书，每周上两次课，但他无论如何都没弄清她学的是什么语言。亚洲语言，她就是这么说的。然后，经过两个月的交往，他们结婚了，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在诺伊利区政府，赞纳塔茨公司办公室的两位同事做证婚人。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没有其他人参加。然后，他们俩和两名证婚人到离家很近的地方去吃午饭，在布洛涅森林边上，附近的圆形杂技表演场的游客经常光临那家餐馆。
他向我投来一丝难为情的眼神。看来，他本想为他的这场婚姻向我做出更充分的解释。我朝他微微一笑。我不需要那些解释。他下了个狠劲，好像要豁出去似的：
“我们试着建立关系，您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我当然明白。这种生活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时就像一块没有路标的广袤无垠的开阔地，在所有的逃逸线和消失的地平线之间，我们更希望找到设立方位标的基准点，制作某种类型的地籍，好让自己不再有那种漫无目的、随波逐流的感觉。于是，我们编制关系网，试着把那些随机性的相聚变得更加固定一些。我缄默不语，目光固定在那一堆杂志上。在那张茶几中间，放着一只黄色的大烟灰缸，上面印着新扎诺几个字。一本装订起来的书，书名叫《别了，佛克拉拉》。赞纳塔茨。让-皮埃尔·舒罗。新扎诺。雅克林娜·德朗克。诺伊利区政府。佛克拉拉。要从所有这一切中找出一个意义来……
“而且，她是一个相貌秀丽、气质优雅的女孩，我对她是一见钟情……”
他才低声说出这句心里话，就好像已经后悔了。在她出走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她身上有什么异常？是有些反常的，她对他们俩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她说，真正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可当他问她那种“真“逃逸线”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1925—1995）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后期经典之作《千座高原》中，他详细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线”：坚硬线、柔软线和逃逸线。坚硬线指质量线，透过二元对立所建构僵化的常态，比方说人在坚硬线的控制下，就会循规蹈矩地完成人生的一个个阶段，从小学到大学到拿工资生活到退休；柔软线指分子线，搅乱了线性和常态，没有目的和意向；逃逸线完全脱离质量线，由破裂到断裂，主体则在难以控制的流变多样中成为碎片，这也是我们的解放之线，只有在这条线上我们才会感觉到自由，感觉到人生，但也是最危险之线，因为它们最真实。
让-德·勃蒙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佛克拉拉位于法国东南部，属于科西嘉行政区。
正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时，她就一直耸肩膀，不置一词，就好像说了也是白说，她事先就知道他是听不懂她的解释的，一点也不懂。然后，她的脸上又露出往日的笑容和亲切，几乎在求他原谅她的坏脾气。她显出一副百依百顺的样子，对他说，这一切说到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朝一日，也许，他终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您真的没有她的任何照片吗？”
有一天下午，他们俩在塞纳河边散步。他打算在夏特莱坐地铁去办公室。他们从王宫大街那家很小的一次成像照片照相馆前经过。她需要照片办一本新护照。他在人行道上等她。从照相馆出来后，她把照好的照片交给他，跟他说她担心弄丢。回到办公室后，他将这些照片装进一个信封，忘记拿回诺伊利。妻子失踪之后，他发现那个信封一直在那里，放在办公桌上，和其他文件放在一起。
“您等我一下好吗？”
他把我一个人留在沙发上。暮色苍茫。我看了一眼手表，很吃惊，指针才指到五点四十五分的位置。我感觉在那里呆的时间要长得多。
一个左边印着“赞纳塔茨（法国）房地产公司，和平街20号，巴黎1区”的灰色信封里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正面照，但另外一张是侧面的，就像从前警察局要求外国人提供的照片一样。她的姓氏德朗克和她的名字雅克林娜却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名。我用拇指和食指夹着那两张照片，默默地审视着。一头棕色的头发，一双明亮的眼睛，侧面的线条非常清晰，如果是现在照的话，这种人体测量照片会照得非常好看。但那两张照片尽显人体测量照片的单调乏味和冷漠。
“您可以借我用一段时间吗？”我问道。
“当然可以。”
我把那个信封装进外套的一个口袋里。
有一刻再也不用听任何人说话。他，让-皮埃尔·舒罗，对雅克林娜了解多少呢？对她所知甚少。他们在诺伊利的这个底楼一起生活才一年时间，他们俩面对面吃晚餐，有时是和商业学校以及让-巴布蒂斯特·赛中学的老同学一起吃。这些就能够揣度出一个人脑子里发生的事情吗？她还去见娘家那边的人吗？我竭尽全力，终于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不。她已经没有亲人了。”我站起身来。他忧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他呢，依然坐在沙发上。“我得走了。”我说道，“时候不早了。”我对他微笑着，但是他对我想离开他的想法仿佛真的很吃惊。
“我会尽快给您打电话，”我对他说道，“希望很快就能有消息告诉您。”他也下意识地站起来，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跟先前领我
到起居室的动作一样。我想到最后一个问题：
“她走的时候带了钱吗？”
“没带。”
“她走后给您打电话时，从未跟您提及过她的生活方式吗？”
“没有。”
他迈着僵硬的步子朝大门走去。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吗？我打开门。他站在我身后，岿然不动。我不知道是什么在作祟，是一阵什么样的痛苦发作，使我头脑发昏地用咄咄逼人的语气问了这么一句话：
“您原来可能希望与她白头偕老吧？”
这是为了把他从麻木和消沉中唤醒吗？他瞪大了眼睛，恐惧地看着我。我站在门框下。我走到他身边，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不用客气。”
他脸上的肌肉放松了。他费力地笑了笑。在关门之前，他挥挥手和我道别。我在楼梯平台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定时开关的照明灯熄灭了。我想象着他孤身一人坐在沙发上刚才所坐的那个位子上的情景。他用一个机械的手势，拿起叠放在茶几上的一本杂志。
外面是黑沉沉的夜。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底楼那个端坐在强烈灯光下的男子那里。他在睡觉之前会吃点东西吗？我寻思那里是否有厨房。我本该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的。也许，不用我提问，他就会冒出一句关键的话、一个招供，就可以让我更快地追踪到雅克林娜·德朗克的线索。布雷曼反复地跟我说，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冥顽不化的人，都会有一个“供认不讳”的时刻，这四个字是他的口头禅。我们只要极其耐心地等待着这一时刻，当然也要试着想办法促使这一刻的出现，但要做得干净利索，让人感觉不到，布雷曼曾说道：“要使用一些微妙的带刺的话。”必须让那人感觉到他面对的是一个聆听忏悔的神父。这很难做到。但要干这一行就得做到这一点。我到了马约门，我还想在温煦的夜晚里走一走。不巧的是，我的新皮鞋把我的足背硌得好痛。于是，我走进那条大街上的第一家咖啡馆，我选了一个靠玻璃窗的位置。我解开鞋带，把左脚上的皮鞋脱了下来，那只脚最疼了。当服务生过来时，我要了一杯绿色的伊萨拉利口酒。
一种产自法国巴斯克地区、以比利牛斯山植物为原料的利口酒。黄色的伊萨拉酒度达到40%,绿色的为48％。伊萨拉在巴斯克语中意为“星星”，黄色的伊萨拉以杏仁为主，使用多达32种植物原料；绿色的48种，以薄荷为主。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信封，久久地端详着那两张一次成像照片。她现在在哪里呢？在一家咖啡馆，像我一样，孤身一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吗？也许是他刚才说过的那句
“我们试着建立关系”让我产生了这种想法。大街上的邂逅，高峰时刻在地铁站里的相遇。那个时候人们也许应该用手铐把彼此链在一起。什么关系能够抵挡住那种把你卷走、让你失去控制的浩荡人潮呢？一个股份公司，在那里向一个临时打字员口授一封信，在诺伊利底层的一套公寓里，空无一物的白墙让人想起被称为“样品房”的公寓，人从那里走过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两张一次成像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要用它们来建立关系吗？有一个人可以帮我查找，此人叫贝尔诺尔。从我为布雷曼效命的时候起，我只在三年前的一个下午遇见过他一次，之后就没再见过他。我准备坐地铁，正穿过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一个城市流浪者模样的人从主宫医院走了出来，与我擦肩而过。他穿着一件袖子撕烂了的雨衣，裤子短到脚踝上面，光脚丫穿着一双旧拖鞋。他胡子拉碴，黑头发非常长。但我还是把他认出来了。贝尔诺尔。我紧跟着他，想跟他说话。但他走得飞快，转眼就穿过了警察局的大门。我犹豫了片刻。要追上他已经为时太晚。于是，我决定在
圣母院附设的教堂医院。
人行道上守候他。无论如何，我们是在一起长大的。
他从同一扇门里走了出来，换上了一件海蓝色的外套、一条法兰绒长裤和一双黑色的系鞋带的皮鞋。简直判若两人。我走上前去的时候，他有些尴尬。他刚刚刮过胡子。我们默默地沿着河堤走着。我们在稍远处的金太阳咖啡馆一坐下来，他就把近况和盘托出。他们依然差遣他做一些苦役似的情报工作，噢，没什么大事，做的是眼线和卧底，扮演成城市流浪者，以便更好地观察和窃听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在一些大楼前面，跳蚤市场，皮嘉尔广场，火车站周围，甚至拉丁区潜伏。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忧郁的微笑。他住在十四区的一个单人房间里。他把电话号码给了我。我们绝口不提我们的过去。他把旅行包放在身边的长凳上。要是我告诉他那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准会大吃一惊的：里面装了一件旧雨衣，一条过短的长裤，还有一双拖鞋。
我去诺伊利赴约回来的当晚，就给他打了电话。我们重逢之后，我时不时地求助他为我提供一些我所需要的情报。我请他帮我找一些与那个名叫雅克林娜·德朗克、夫姓舒罗的女子相关的详细资料。关于这个女子，我没有更
巴黎有名的声色场所，位于蒙马特高地的山脚处，著名的红磨坊即坐落于此。
多的情况提供给他，只说了她的出生日期，以及她和某个名叫让-皮埃尔·舒罗的结婚日期，此人家住诺伊利的布雷特威尔大道11号，是赞纳塔茨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他做了记录。“就这些吗？”他显得很失望。“我猜想，关于这些人，犯罪记录簿上不会有任何记录。”他轻蔑地说道。犯罪记录簿。我试着去想象舒罗夫妇在诺伊利的卧室，我本该出于职业意识瞧一眼那间卧室的。那间卧室将永远空在那里，床上也只剩下床绷了。
随后的几周当中，舒罗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说话的声音总是那么语调平直，打电话的时间也总是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也许，在这个时刻，他一个人呆在底层的公寓里，形单影只，需要找个人说说话。我跟他说要有耐心。我感觉他已经不相信我的话了，会慢慢接受妻子失踪的事实。我收到了贝尔诺尔的一封信，信上写着：
我亲爱的盖世里：
犯罪记录簿里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舒罗的，也没有德朗克的。
但是，无巧不成书：他们派我对九区和十八区的警察
法语中sommier一词既有犯罪记录簿，也有床绷的意思。
分局的事件记录进行统计，这是个枯燥乏味的工作，但我在那里帮你找到了一些资料。
我两次看到“雅克林娜·德朗克，十五岁”的记录。第一次，七年前，在圣乔治街区警察分局的事件记录上，第二次是几个月后，在大采石场警察分局的事件记录中。原因：未成年流浪。
我问了雷奥尼是否能从旅馆方面查找一些信息。两年前，雅克林娜·德朗克住过阿玛依埃街8号的桑·雷默宾馆（十七区），以及星形广场街13号的大都会宾馆（十七区）。在圣乔治街区和大采石场街区的警察分局的事件记录上，写着她住在母亲家，在拉谢尔大街10号（十八区）。
她现在住在十四区塞尔街8号的萨瓦宾馆。她的母亲四年前就去世了。在索洛涅-封丹（在卢瓦尔-谢尔省）市镇政府里找到了她的出生证副本，我会给你寄一份复印件，出生证上记录着她的生父不详。她母亲曾是红磨坊里的引座员，有一个男友，一个名叫居伊·拉维涅的人，此人在拉封丹街98号（十六区）拉封丹汽车修理厂工作，给她提供物质上的资助。雅克林娜·德朗克不像有正式工作。
我亲爱的盖世里，我能为你找的全都在这里了。我希望再次见到你，只要不在我穿着工作服的时候。这种城市流浪汉的装束会让布雷曼笑掉大牙的。我猜想，你是不会
笑得像他那么厉害的。而我本人，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加油干吧！
贝尔诺尔
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让-皮埃尔·舒罗，告诉他真相大白了。我试着去回忆我确切地是从哪一刻开始决定向他隐瞒这一切的。我拨了他的电话的前面几个号码，但我陡地挂掉了。一想到要像上次一样，在黄昏时分返回到诺伊利的那套底层公寓，和他一起在红色灯罩的灯光下等待夜幕降临，我就觉得沮丧。我的办公桌上触手可及的地方总放着那张塔利德出版社出版的用旧了的巴黎地图，我摊开那张地图。由于不断地查阅，地图的边缘经常被我撕烂，每次我都用透明胶把撕裂口粘上，就像给一个受伤者贴膏药一样。孔岱。诺伊利。星形广场街区。拉谢尔大街。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觉得在展开调查的时候，有必要反其道而行。是的，我要在雅克林娜·德朗克走过的道路上逆行。至于让-皮埃尔·舒罗，他嘛，已经无足轻重了。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哑角，我看着他手上拎着个黑色公文包，远远地向赞纳塔茨办公室走去，一去不返。总之，惟一有意思的人，是雅克林娜·德朗克。在我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雅克林娜……她可能是最后一个。我坐的是地铁，就像别人说的，坐的是南北线，这条线路把拉谢尔大街与孔岱咖啡馆连接在一起。地铁站过了一个又一个，我也在时间长河里追溯。我在皮嘉尔下了车。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在林荫大道的土台上。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下午，人们可能会在这个季节制定一些生涯规划，生活有可能从头开始。无论如何，雅克林娜·德朗克，她就是在这个区域开始她的人生之旅的……我好像和她定了约会一样。走到布朗西广场附近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快了些，我感到激动，也觉得害怕。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继续在土台上走着，步子越来越快。在这个熟悉的街区，我本来可以闭着眼睛健步如飞，这里有红磨坊，蓝野猪……谁知道呢？很久以前，我曾在右侧的人行道上与这个雅克林娜·德朗克擦肩而过，她要去红磨坊找她母亲，要不在左边的人行道上，于尔-费里中学放学的时候见过她。好了，我到了。我忘记了街角的那家电影院。电影院的名字叫墨西哥，它取这样一个名字可不是偶然的。它让你萌发逃之夭夭、浪迹天涯的念头……我忘记了通向公墓的拉谢尔大街上的静谧与沉寂，但现在人们不去想它，不去想那个公墓，他们对自己说这条大街的尽头通向乡村，甚至有可能通向一条滨海散步大道。
我在拉谢尔大街10号的那栋楼房前面停了下来，犹豫片刻之后，走进那栋大楼。我想敲一下看门人的玻璃门，但忍住了。有什么必要呢？大门的一块玻璃上粘着一块牌子，用黑体字写着房客的名字和所住的楼层。我从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把牌子上面的名字都记了下来：
克里斯蒂安娜·德尔洛尔
日热尔·迪斯
玛特·杜布衣
伊维特·艾思诺
阿丽丝·格拉维尔
阿尔比娜·马努里
玛丽斯卡
于格特·冯·博斯特罗
奥德特·扎扎尼
热娜维艾芙·德朗克的名字被划去了，换上了于格特·冯·博斯特罗的名字。母女俩曾经在六楼住过。但是，在合上笔记本的那一刻，我心里马上明白所有这些细节对我也许没有任何用处。
外面那栋大楼的底层，有一个人站在一家名叫“独角兽”的布店门口。当我抬头仰望六楼的时候，我听见他用尖细的声音问我：
“您在找什么东西吗，先生？”
我本来应该问他一个关于热娜维艾芙以及雅克林娜·德朗克的问题的，但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我，他只会告诉我一些非常肤浅片面、不痛不痒的事情，一些不沾边的小细节，就像布雷曼常说的那样，永远也扯不到点子上。只要听一下他那尖细的声音，看一下他那鼬鼠般的脑袋和冷酷的目光就会发现：不，不要对他有任何指望，你从他那里得到的只有一个普通的告密者所提供的“情报”。要不，他就会跟我说他既不认识热娜维艾芙，也不认识雅克林娜·德朗克。看到这个长着鼬鼠脑袋的家伙，我怒不可遏。也许对我来说，突如其来的这个人代表了我侦察过程中询问过的所有那些所谓证人，由于他们的愚蠢、恶劣或者冷漠，他们对看见过的事情从来就弄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迈着沉甸甸的步子走过去，横在他面前。我的个头比他高出二十来公分，体重是他的两倍。
“我看看大楼的墙面都不行吗？”他看着我，目光冷漠、胆怯。我本想给他来个下马威，吓得他屁滚尿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