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国家的动物性
国家是带有暴力性质的人类共同体。在现代法制国家，国家垄断了对内和对外政策中暴力的行为。而国家的暴力行为缘于人类的性格、人类的动物性。地缘政治学因人类的动物性而存在。所以，在讨论地缘政治之前，有必要了解人类是什么样的动物。许多种文化都把人类当作独特的生灵，仿佛他们与动物无关，至少是不同的物种。其实，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文化倾向于强调人类在尘世间的至高无上地位。在一些宗教中，特定的人群被认为是上帝的宠儿，高于其他人类。只有佛教认识到众生平等，不仅是动物，还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道生认为，“无情亦有佛性。乃云：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庭事苑》卷五。道生（355-434），东晋僧人，为鸠摩罗什门徒。道生主张众生平等，“一阐提迦皆能成佛”即他提出的命题。Icchantika即“断善根”。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对后世禅宗亦有影响。与道生不同，禅宗的大珠慧海把翠竹黄花与法身般若剥离开来。“问：‘禅师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慧海）师曰：‘法身无象，应翠竹以成形；般若无知，对黄华而显相。非彼黄华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景德传灯录》卷第二十八）慧海为马祖道一（709-788）的门徒，事迹多不详。这句话流传很广。它除了表明佛法无所不在之外，还包含了众生平等的意思。佛教的众生平等是拔高其他生灵的地位，通过灵魂在生灵之间轮回的思想，而不是贬低人类。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孟子并不完全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不过多了点文化。因为文化的熏染，许多人自负地认为他们已经超越了动物性，为“万物之灵长”。对这一种傲慢，除了佛家、儒家之外，科学家们也有不同看法。
文昌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生物，是脊索类中最古老的动物，大约有5厘米长。文昌鱼有简单的神经系统，但没有脊椎，没有鳍，没有大脑，只有一只原始的眼睛（感光器官在6亿年前出现）。从脊索类中产生了脊椎类。脊椎类动物包括哺乳动物。人类属于哺乳动物。文昌鱼在寒武纪时出现，它的基因在过去5亿年中没有变化。相比之下，人类的历史非常短暂。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大约在550万年前才成为猿类进化树上的独立一支，直立人（homoerectus）在100多万年前出现。智人（homosapiens），即现在的人类，只有30多万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不到万年。尽管文昌鱼如此原始，科学家们发现“人类基因组中95%的区域与文昌鱼的类似”。《参考消息》，2008年6月20日，《科学家破译文昌鱼基因密码》。消息出自埃菲社6月18日电。该研究结果刊登在《自然》杂志上。文昌鱼的拉丁名是Branchiostomalanceolatum。
动植物是基因的载体或殖民地。文昌鱼承载的5亿年基因还不算古老。基因有40亿年的历史。通过自我复制，一个基因可以存在上亿年而不发生变化。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把生物的躯体视为基因的殖民地”。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写《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不是极其自私的人。正如弗洛伊德的私生活很严肃，他既不淫荡，也不是一位生殖器崇拜狂。这些学者的观点都遭到过激烈的反对。虽然他们不可能完全正确，他们的方法和结论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那些激烈而彻底反对他们的人却难免有虚伪之嫌，至少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他甚至认为，基因“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保存它们或许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自私的基因》，22页。黑体为引用者所加。在道金斯看来，生物体（包括人类）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基因。生物体是客体，而非主体。生物体是基因因缘际和的产物，为了保存和传递基因而存在。基因才是主体。基因从一个生物个体转移到下一代生物体，不会彼此混淆，也不会衰老。自私的基因有什么目的？道金斯回答说：“目的就是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自私的基因》，112页。生物有利他行为，但道金斯证明，这些行为其实也是出于基因的自私性。自私性避免把生物置于危险之中。道金斯引用洛伦茨在《论攻击行为》中强调的事实：同类动物间的搏斗往往具有克制和绅士风度的性质，是有规则的竞赛，威胁和虚张声势代替了真正的攻击。《自私的基因》，85页。热带海水鱼缸中的空间狭小，同种的鱼往往不能容忍一起生活。一条鱼会追逐另一条同类，直到双方精疲力竭。同种之间如同水火，但如果某条鱼与别种的鱼体积相差不大，它们就能够和平共处。
相对于文昌鱼，狮、虎、豹算是人类的近亲了。这些食肉动物从不滥杀异类。它们制造死亡是为了获得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娱乐或仇恨。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在非洲东部的塞伦盖提大草原上看到：“在狮子寻找食物时，没有残忍，也没有同情，这种不动情感的行为拨动了同为猎人的人类的敏锐心弦。我喜欢观察大多数捕猎行为，它们是最基本的生死搏斗。”GoldenShadows，FlyingHooves，p137，GeorgeB?Schalle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夏勒对偷猎者和滥捕者深恶痛绝，自己更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但他却喜欢观察动物捕猎。观察捕猎是一种移情，可以满足他掩藏在心底的本能欲望——杀戮。虽然危险时刻存在，但被捕猎的动物并不总是处于戒备状态。因此，夏勒怀疑它们不具有人类的那种“害怕”情感。（食草）动物们在狮子逼近时逃跑，原因是基因和习惯在起作用，它们不知道害怕。害怕或恐惧是一种高级情感，一种只有高级动物才拥有的情感，在进化史的后期获得。因此，只有高级动物才有可能把制造“恐怖”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如战略轰炸和恐怖主义。
人类是具有丰富情感的动物。其他动物（甚至植物）也有情感，只是较为简单。许多动物学家认为，人类是有意识地屠杀自己同类的唯一物种。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欲望加上仇恨等情感，使得人类之间的杀戮远远超过了谋求生存的需要。国家比正常的个人（不是那些基因中具有犯罪倾向的人）更有可能冒险，因为冒险者和受益者不是同一批人。在战场上死去的与做出战争决策的没有直接联系。决策者一般不会暴露在他们政策所带来的危险之中，但如果冒险成功了，他们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恢复了人类的本来面目。他把人类恰当地称为“裸猿”（thenakedape），因为在现存的193种猴类和猿类中，只有人类没有浑身覆盖着厚毛。在用词上，“裸猿”比“人类”更能反映这种动物的动物属性，提醒人类不要忽视自己的根。关于动物的攻击行为，莫里斯对人类的评价似乎比较温和。他说：
任何动物攻击同类，都不是为了消灭同类。攻击的目的是要取得支配权，而不是杀戮。在这方面，裸猿在本质上和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德斯蒙德?莫里斯：《裸猿》，157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
其实，争夺支配权不是动物打斗的唯一原因。动物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而发起攻击（在一些群居的、有独裁者的动物那里，交配权可以归入支配权）。莫里斯说，动物攻击同类的目标有限。他也承认，人类比食肉动物更加残忍。裸猿同类残杀，是因为他们在集体狩猎中发展了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这两种能力减少了对暴力的控制，使战争的烈度超过了个体的打斗，优势者不容易看到弱势者表示屈服的姿态。所以，战争一旦爆发，就难以很快停止。莫里斯指出，裸猿在战争中忘记了争斗的原始目的。这个原始目的大致等同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常见到在打昏了头的战争中，战争本身成为目的，屠杀同类成为乐趣。在这里，莫里斯似乎忘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面：人类的贪欲超过了其他动物很多，他们不再满足于获得食物和交配机会，而是更大范围的支配。人类战争的残酷和范围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的打斗。而且，在过去数百年，人类的战败一方不能像其他动物或者古人那样放弃土地，远走他乡。人类的大量繁殖已经使地球表面人满为患。他们无处可去，只能留在原地继续战斗。冲突无法调和，于是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巴尔干、巴勒斯坦、南高加索等地的冲突已经有百余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至今看不到平息的前景。
战争是人类获得良好组织能力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只能算是混战。人类的社会性是战争的源头。早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时代，亚里斯多德就指出：“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亚里斯多德：《政治学》，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商朝灭亡后，伯夷、叔齐忠于商朝，“义不食周黍”。他们躲进首阳山中采薇（野豌豆）而食，最终饿死。人类组建了国家这样庞大的权力组织。国家间战争的爆发一般被归咎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这个理论忽视了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富有动物性和侵略性。以现有条件，解决无政府状态的出路是出现一个全球霸主（联合国没有足够权力），而不是全球性的政府。到目前为止，霸主都是赢得战争的大国，在一定范围内垄断暴力的使用。当霸主衰落时，群雄并起，战争重新成为常态。核时代的战争将使人类陷入绝种的险地。在核时代之前，那些寻求权力、寻求支配地位的大国更可能引发大战。在核时代，国家间竞争有所克制，有核国家之间不以大规模战争为冲突的最后解决手段，并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但是，国家间竞争没有因人类彻底毁灭的可能而停止。冷战时期的两大对抗阵营都炫耀能够彻底“毁灭全人类”那时的中国正梦想着“解放全人类”。的核武器。
国家间的对抗同样是“你”“我”对抗。阶级斗争属于这一类型，但加入了更多想象的和煽动的成分，因此比国家间的战争更容易走进“你死我活”的死胡同。因群体生活产生的“你群”、“我群”的对抗并不是从人类开始。猿类学家瓦尔在猩猩那里发现了种群对抗。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和国际政治的原始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国家间的战争与猴群间的打斗没有区别。瓦尔把莫里斯的看法更向前推进。他说：
在猩猩群中，“我们对抗他们”是一种种群基本特性，即使是相互熟悉的猩猩个体们，只要属于不同的集团、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它们仍然会成为敌人。而人类社会中，同样的情形时有发生，曾经和平共处的不同种族会突然地互相仇视，例如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再比如波黑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我猜这种翻转的态度在人类和猿类中都是一样的，是被利益共享或者竞争的意识所操纵的。只有当个体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时，他们才会把负面的感情压制起来。而一旦这个目标消失了，紧张的情绪会浮出水面。弗朗斯?德?瓦尔：《人类的猿性——一位权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对人类的解读》，89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
无缘无故置人于死地不是动物性，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人类对同种产生仇恨是因为受到操纵。只要有群体生活就会有操纵，不限于制造仇恨。操纵术是政治的一部分，国家是操纵的主体。尼采说：“国家乃是所有无情的怪物中最为无情者。”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48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尼采的许多观点在当时惊世骇俗，但他的这句话却是最平常不过。托马斯?霍布斯把国家看做是怪物利维坦，但他仍持尊敬的态度对待国家。在立宪之初，美国联邦党人支持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同时坚持三权分立，要求确保人民的监督，以控制这个怪物。他们知道：“仅只在书面上划分各部门的法定范围，不足以防止导致政府所有权力残酷地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的那种侵犯。”《联邦党人文集》，25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引文出自“第四十八篇”，写于1788年，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他后来担任美国第四任总统。限制和监督国家权力是西方政治学的主要议题之一，而最有效的方法是民主。但在国际关系中，对大国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大国本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努力超过别的国家。这个难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中国政府知道答案，提出了“国际民主”的主张。民主是受压迫者的出路。
权力也是国际政治中最强大的驱动力。在权力背后则是性欲。性欲存在的目的是传递基因，是权力之争的原始动力，反过来又受权力的刺激。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权力是最好的催情药。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权力和性欲都是动物性的，都来自旷野，现在已经深入到人类活动的各个角落。权力普遍存在，其作用不限于国际关系领域，也不是国际关系的特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就会有权力之谋和权力之争。尼采认为，“一切故意产生的现象，可以还原为扩展权力的企图。”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8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着重号为原书所有。权力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利益越大的地方，对权力的争夺就越激烈。经济利益是利益的一个主要方面，所以，经济中的权力和政治中的权力同样重要（在很多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中，经济或贸易已经成为最大要素）。自由经济、权贵经济、统制经济都与权力有关，尽管大小有别。在新制度学派看来，经济学中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权力”加以解释和解决。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说：“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发生什么，权力都是决定性因素。”基于此，他对两个主流经济学派提出严厉批评：
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具危害性的一个特征，就是把权力——个人或机构使别人或别的机构屈从于自己目标的力量——与主体分离开来这样的安排。《加尔布雷斯文集》，117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引文所出的文章是“权力与有用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错误也是忽视了权力对市场的干涉，而市场的利益如此巨大，那些本应留在市场之外的权力（如政治权力）不可能不渗透牟利，或受利益再分配的诱惑和压力而加以干涉。在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市场几乎为政治权力全部把持，形成统制经济及权贵经济。
加尔布雷斯在破折号之间给出的是对权力的一般定义。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实了加尔布雷斯的判断。资本权力、管理权力被权力的拥有者滥用了，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危害不亚于一场大战。权力欲是原始的欲望，这些国家有自我扩张的本能，无所不在，只要不受监督和制约就会造成危害。国际政治是强权政治，很少有正义可言。国际关系是权力最少受到限制的领域之一，只有集权国家的内政可以超过它。
地理对人类文明进化的影响
动物学家们已经证实，人类的行为可以上溯到猿和猴的时期，或更久远以前。当公猴们为争夺猴王地位而使用计谋和暴力时，国内政治出现了。当猴群之间为争夺食物和地盘而开打时，国际政治显现了雏形，而且已经带有了浓烈的地缘政治色彩。
地理是影响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最古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两河流域、尼罗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黄河流域）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温带。希腊、波斯等古文明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们彼此之间是相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犹太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一神教。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有波斯，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因此，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古老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贸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亚大草原上，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们还时常南下侵略，为古文明带去新的血液和新的技术——最显著的是马匹和战车。在古文明中，中国的地理位置最偏僻，与其他文明的距离最远、联系最少，而且人种也不同。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最为独特，但出现的时间也较晚，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价。不过，即使在史前时期，中国仍能够通过北方草原与西方（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西方）诸文明保持着联系，但紧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诸文明相比。
今天，人类最发达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欧洲、北美、东亚这三大人口密集区域的纬度大致接近。当然，它们的南北向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10个纬度。其中，欧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为有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的影响，欧洲的气候比北美和东亚的更宜人。今天的地缘政治角斗的主战场也在欧亚大陆，以北温带的争夺最为激烈。关于古文明的规律有个小例外。美洲有三大古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其中玛雅位于热带，印加地处南半球。但南美古文明出现的时间较晚，发达程度也较低，规模也不大，而且在欧洲人到达时已经衰落了。欧洲人凭借他们的马匹和钢铁（刀矛、枪支）在新大陆横冲直撞，印第安人毫无还手之力。美洲的地理环境不适合早期文明的发展。即使在后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南美虽然起步比东亚早百余年，但日本、韩国已经超过了它们，中国的发展势头也很好。这里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丹（1530-1596）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人民和国家的特性。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气候与土壤等环境因素决定了法律、风俗、宗教、勇敢与懦弱。比如，孟德斯鸠有一个结论：“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83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这些观点可以看做是地缘政治学——以及地缘文化学——的早期源头之一。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代受到批判，美国最好的一些大学甚至取消了地理系。但是，地理对历史影响仍然存在，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相关研究仍非常兴旺，且成果不凡。近年《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年）和《国富国穷》（1998年）两本书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叹。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生物学家戴蒙德提出了他的问题：
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戴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够说明历史。“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24页。《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他对这些模式的解释。戴蒙德的研究从大约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时开始。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地理环境仍在决定着各民族的命运。——当然，宗教徒可以认为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欧洲人数百年来的优势是欧洲地理带来的。戴蒙德说：欧洲民族与非洲民族的差异“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434页。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地理的影响之后，人类才有可能借助技术改变人类在环境中的被动，和在不利的地理环境中创造更多的知识和财富。
与戴蒙德一样，兰德斯也相信地理的巨大作用。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国家的贫富与地理有关。兰德斯指出：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第一章标题下的文字，新华出版社，2007年。
类似这样的观点早已存在，在后殖民时代受到批判，那时把南方的贫穷归咎于白种人的剥削（当然有这个原因，但在长时期内，地理和气候的作用更大）。兰德斯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并且为地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当然，国家的富饶或贫穷有许多原因，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业精神、创新精神都在起着重要作用。兰德斯告诫读者，“地理只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国富国穷》，5页。在现代，由于技术的进步，地理和气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被缩小了很多。
现代技术已经缩小了地理造成的差异。移民的流动使得地理对性格、风俗的作用有点模糊起来。取暖、制冷设备的发明，使得寒冷和炎热地带的人们能够像在温带一样有效地工作和思考。发达的医学能够控制住大部分热带传染病。现在是资金，而不是技术，在阻碍那些传染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在全球贸易时代，热带和寒带的人们也可以得到足够的食品，只要他们有钱。在信息时代，地理和距离已经不再能阻碍技术的传播，对技术的使用也较少受到地理和气候的限制。比如，过去生活在热带丛林里的人们不可能骑马，不能享有驯化马匹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和军事优势，但他们现在可以开汽车，把砍倒的木料运到市场上去，把自己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远远没有消失。消失的热带雨林正在报复人类。
人可以流动，从消失的森林到城市，从一国到另一国，并可能在流动中改变性格（性格更多由基因决定，而基因是环境千万年作用的结果）。国民可以去寻找别样的生活，国家却不能搬迁，其对内对外政策、文化与经济仍然受到地理的诸多限制。与个人相比，国家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地理位置、地形和气候等方面。几百年来，民族国家为了土地而战；在和平时期，它们需要根据地理等因素为国家间政治做出安排，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这是以地理为基础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学的存在理由。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总结说：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崛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被剥夺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不会消亡。国家间的冲突将以各种形式持续下去，领土冲突是其中之一。即使领土冲突不再突出，而是被伊拉克石油这样更准确的目标所掩盖，各国也会为了在冲突中夺取优势而寻求更佳的战略地位。所以，地缘政治学将继续发展。
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兴衰本书不详述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国内至少已经出过两本有关书籍。其一是国玉奇、B?П?丘德诺夫合著的《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其二是杰弗里?帕克的《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有大量错误，但仍有一些参考价值。
今天，“地缘政治”已经是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词之一，不仅政界人士经常使用，记者也在频繁使用。但是，与许多常用词一样，“地缘政治”的含义也是模糊的，尤其在媒体中。一般而言，“地缘政治学”是从国家地理位置、地理特征的角度对国际关系进行的研究，而“地缘政治”则是与地理相关的国际行为。在日常用词中，“地缘政治”似乎有取代“国际政治”的趋势。的确，这两个词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是内涵的侧重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后者突出国际关系。
国家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大小和彼此的位置决定。其实，任何物体之间的关系都与它们的空间位置有关，这条原理在几何学和物理学中同样适用。解析几何用空间位置表示数字，却不完全属于代数学或几何学。同理，不应当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两者有很大的重叠，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缘政治学的历史早于国际关系学，其范围经常大于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前者更多地涉及国内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经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区域濒临地中海，土地贫瘠，贸易发达。所以，古希腊人见多识广，对于地理环境的变化非常敏锐。希罗多德总是详细地描述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即使在希腊一隅，修昔底德也看到了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中国文明核心区地处内陆，大片区域的环境较为单一，与外界交流较少。因此中国古人对地理因素不是那么重视。古代兵书是个例外，但其讨论范围限于小区域内的地形。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也留有对国家地理位置的分析。但不过寥寥数语，而且大多记录的可靠性较差，不足为凭。另外，史书的“地理志”也很简略，多记载户口数字，不注重地理对风俗的影响。但中国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话虽然简单，却是人人皆知，非书斋里的理论可比。更可宝贵的是，这句话把地理因素当作“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努力与天地并列，没有以偏概全，因此更为妥当，不会走向地理决定论的极端。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夸大了人的作用，而有些轻视天、地了。
近代地理学的起源受地质研究的启发。把地理学发展为一个现代学科的是亚历山大?冯?洪堡亚历山大的哥哥威廉?冯?洪堡（1767-1835）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语言学家，还是普鲁士的外交官和大臣，建立了德国的文理中学制度，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学术自由的大学是德国崛起的重要保证，美国向德国学习大学制度，也成为世界大国。（1769-1859）和卡尔?李特尔（1779-1859）。他们都注重地理学中人的因素。洪堡从地理学和宇宙学的研究中看到了“人类平等原则”和“个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则”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3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李特尔声称：人是地理学的核心，地理学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近代地理学创建人》，46页……洪堡和李特尔都是德国人，同在1859年去世——查尔斯?达尔文在这一年出版了《物种起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将深刻影响到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在洪堡和李特尔之后的地理学大家则有弗里德里希?拉策尔（1844-1904）和斐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这两位学者也都是德国人，同样有过在美洲旅行的经历。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间（1868-1872）在中国北方考察地质，在后来的中国地质学界有很高的声望。他提出了黄土高原的风成说，还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个词。此外，李希霍芬还提醒德国注意山东的煤矿和胶州湾海港。1897年，德国抢占胶州湾作为军港。
从这四位德国学者的贡献可以看出，现代地理学在其创建早期有着近乎纯正的德国血统。当年德国对外关系中的最大难题是地理困境。德国地理学家们没有回避这个挑战，况且他们有极好的人文知识修养，能够把地理学、人文知识、国家前途等要素综合在一起分析。于是，地缘政治学在德国应运而生。
地缘政治学的实际创始人是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上面的四人之一）。拉策尔的贡献不限于地缘政治学，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第一代大师”《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3页……在当时，地理学、人种学、博物学（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学科是交织在一起的。在1880和1890年代，拉策尔的主要兴趣在人种与文化，他的中心论题是“文化分布是历史上迁移和模仿的反映”。《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7页。拉策尔首先提出了“世界大国”（Weltmacht，worldpower）这个概念。他认为，与世界大国对应的是大空间（Grossraum）。这些观点是他在1901年提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前奏。他把生存空间当作是“生物地理学”的内容，认为国家的重要特征是空间和位置。后来，拉策尔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地理学上，写了《政治地理学》（1897）。这本书是地缘政治学的开山之作，第一次明确论述了海权和陆权的对立。拉策尔注重海洋对文明发展的促进，写有《海洋——民族强大的泉源》（1900）。在《国家空间增长的规律》（1901）中，拉策尔罗列了国家扩张的7个规律参见《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31页。，其中的两个是：国家的空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增长；国家的成长通过合并及吞并小国来实现。那时，进化论的观点已经普及，把国家当作需要增长空间的“有机体”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观点。在《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中，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定文明是生命体。这些作者正确地回到了原始民族的“万物有灵”思想。但关于维持“生命体”增长的营养，拉策尔带领地缘政治学迈出了有害的一步。不过，如果考虑到那时欧美列强正在为最后瓜分世界而疯狂争斗，拉策尔的观点也就不显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拉策尔为地缘政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剩下的工作将由后人完成。其实，拉策尔本人没有提出“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或“地缘政治学”一词是瑞典政治学教授鲁道夫?契伦（1846-1922）在1905年创造的。他在《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1916）中给予了详细阐释。他认为，国家有5个“器官”：空间、人民、经济、社会、管理契伦提出国家的“管理”要素是在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受到重视之前。他所说的管理是国家管理，与今天理解的企业管理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原理却是相近的……在契伦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而距拉策尔的早期工作已有30多年。其实，契伦的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两者的研究范围没有区别，只是使用不同的名称。契伦的贡献远远不止一个名词。他继承了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理论，支持大国向外扩张。在他看来，国家有机体在发展中争夺生存空间是自然法则所确定了的。为了保持争夺资源的行动自由，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在战争状态中自给自足，不依赖和平。
地缘政治学起步之初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殖民时代最后的疯狂。从国家有机体到生存空间，地缘政治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弱肉强食”的习性。这是20世纪初的“时代精神”。从梁启超到鲁迅，中国知识分子也深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的影响。与德国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是惨遭瓜分和蚕食的国家。中国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的自我拯救，而不是武力扩张。同时，他们还潜藏着对国民“不争”的愤怒。
契伦是身为小国公民却很有成就的地缘政治学家。其余所有地缘政治学家都是大国公民。这是因为地缘政治是大国的游戏，地缘政治学是大国的地理学。契伦亲德国——瑞典的南方邻国，深受拉策尔的影响，从德国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他可以被归入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在《现代大国》（1914）中，契伦认为小国注定要臣服大国，组成更大的国家。他看好德国的作用。在奠定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300多年，在契伦写《现代大国》之后100年，欧洲经历了多次大战，至今没有完成统一过程。其实，欧洲的这个过程并不算很长。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用了501年（前722-前221）才完成权力最后的高度集中。
与其他学科不同，“地缘政治学”之前可以冠以国家名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没有“地缘政治学”，但贡献却很大，可以说是“有其实，无其名”。美国海军军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写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强调控制海洋对国家和战争的重要性。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在位）非常推崇这本书，把它发到每一艘军舰上。在威廉二世的专制统治之下，德国推行全球扩张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四处出击，“争夺阳光下的地盘”。1900年，在欢送德国军队到中国镇压义和团时，威廉二世提出了著名的“黄祸”论，要求德军严惩中国人。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自以为是的威廉二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从19世纪末开始，英德两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英国当时的政策是保证它的海军军力超过其他任何两个国家之和。德国日益强大的海军被英国看做巨大威胁。在一战中，德国海军的军舰质量、军人技能超过了英国海军，但数量处于劣势。德国海军企图集中兵力消灭英国海军，却在日德兰海战中失利。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舰队一直被封锁在港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存在舰队”。战后，德国军舰被收缴、销毁。德国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海上霸权。
德国寻求的不仅是海上霸权。在一战之前，德国的海权和陆权两派对立起来，争夺有限的国家预算。两权对立的思想源自拉策尔。与海权派一样，陆权派也有宏大的计划。德国的“东进”（DrangnachOsten——向东突进）可与美国的“西进运动”做一番异同比较。战略不仅指向东欧和俄国，还包括欧洲之外的东方。19世纪末，德国计划修建巴格达铁路，用铁路把北海和波斯湾连在一起。线路从汉堡、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到巴格达。这条铁路将严重侵犯英国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最终因为英国的反对而流产。在海上和陆地上，德国的政策都对现有大国英国构成威胁。英德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最终因为奥匈帝国皇储被暗杀这个偶然因素爆发大战。一战前德国的地缘战略完全没有章法，非常混乱。这与统治者威廉二世的性格缺陷有很大关系。
在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显学。把它进一步推广到人人皆知程度（却不是好名声）的是德国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将军（1869-1946）。豪斯霍费尔接受了契伦的思想，他相信，“对地理现实的忽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43页。因此，他决心改变德国对地理认识的不足，促使德国从失败和屈辱中复兴。拉策尔和契伦是一战之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导师。豪斯霍费尔熟悉他们的理论。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豪斯霍费尔仍然持海权与陆权对立的观点，把英国作为德国的最大敌人。他认定德国的命运在东方，那些中东欧国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为德国的成长让出地盘。但他不赞同依靠侵略来达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国和苏联结成大陆联盟，共同对抗海权国家。纳粹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又敌视犹太人创立的共产主义，因此不能与苏联长期合作。当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豪斯霍费尔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发出欢呼。第三帝国用意识形态取代地缘政治分析，树敌过多，最终一败涂地。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东扩，中东欧的小国大多被纳入欧洲，证实了德国地缘政治学“东进”的判断，也似乎达成了豪斯霍费尔的愿望。不过，北约东扩与豪斯霍费尔的设想有一个差别：主导国家不是德国，甚至不是欧洲国家。
1924年，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宣扬他的主张。纳粹上台后，这本杂志逐渐充满了纳粹意识形态，豪斯霍费尔对杂志的影响力日益消退。不过，即使不考虑纳粹的影响，豪斯霍费尔的理论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这不完全是豪斯霍费尔的错。地缘政治学具有原罪，它的理论包含着内在侵略性。豪斯霍费尔和其他许多地缘政治学家把国家看做是在空间中生长和扩张的生命体，其生长需要营养。这没有错。在历史上，国家和民族强大时总是向外扩张，现在所有大国（以及许多中小国家）都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地缘政治学具有明晰的逻辑。如果一味强调扩张和对抗，制造了氛围，就会使战争的动机和规模都失去控制。20世纪前半期德国的教训是，地缘战略目标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时使用文化、经济等资源加以促进和调整。可惜，在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权力圈内，没有人懂得这一点。
与大空间相对应，豪斯霍费尔设想全球将出现四个泛区域：南北美洲各国组成的泛美区，由美国主导；从东北亚到澳大利亚的泛亚区，由日本主导；欧洲与非洲统一后形成的泛欧区，由德国主导；苏联和印度等国的泛苏区，由苏联主导。豪斯霍费尔的这个观点很有远见，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点超前。虽然区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还没有豪斯霍费尔设想的那样大。豪斯霍费尔认为泛欧的命定空间在德国，泛亚的命定空间在日本。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一次战败就可以终结一个国家的好运。德国非常幸运，在20世纪有过两次成为支配大国的机会，但都因不知节制而失败了。
在极权政治之下，学术是虚弱的。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不是学者的地缘政治学了。纳粹德国的副元首（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赫斯在那里接触到地缘政治学。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后，阿道夫?希特勒和赫斯一同被捕。豪斯霍费尔经常去监狱探望他的学生。赫斯则把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教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从中可以看到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纳粹上台后，豪斯霍费尔深陷到政治漩涡中。1941年5月，赫斯驾机逃往英国，可能是为了谋求英德之间的和平。豪斯霍费尔和儿子阿尔布莱希特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旋被释放。阿尔布莱希特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受到1944年7月谋杀希特勒事件的牵连，父子俩再次被捕。父亲随后被释放；儿子则被纳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于1945年4月被杀。美军占领德国后逮捕了豪斯霍费尔。1946年3月，豪斯霍费尔夫妇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玛莎也加入到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事业中。她在1925年把詹姆斯?费尔格雷夫的《地理与世界大国》（1915）翻译成德文。在家中自杀身亡。德国的地缘政治学随之消亡，至今看不到复苏的可能。
除了德国之外，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最发达的国家是英国。乔治?N?寇松勋爵（1859-1925）出生于土地贵族家庭。他在少年时期从马背上摔下来，脊柱严重受伤。终生残疾使他经常疼痛得昏迷过去，却没有阻止他长途旅行。在1887-1894数年间，他到了俄国、中亚、波斯、暹罗、印度支那、朝鲜、阿富汗、帕米尔，写书记录下他的东方之行。寇松不是单纯的旅行家，他的目的是地缘政治的，总是围绕着英属印度的安全。寇松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担任印度总督（1899-190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担任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在印度时，他把西北边境的独立部落地区变成印度的一个省，就是现在美国无人机经常攻击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1903年底，寇松派荣赫鹏带领英军入侵西藏，以阻挡俄国势力经由西藏到达印度。英军在占领拉萨后没有发现俄国人的影子。英国势力却在与俄国的大角逐中进入了西藏。“西藏问题”由此产生。1912年，寇松在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时说：
在地理学的帮助下——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伟大自然力的运作，人口的分布，商业的进步，疆界的拓展，国家的形成，以及人类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SubjectsoftheDay，GeorgeCurzon，pp156-166，London：GeorgeAllen&Urwin，1915?转引自《东方学》，274页，三联书店，2007年。
寇松是政治家、地缘政治的实践者。英国地缘政治学是由众多像寇松这样勇敢的冒险家、军人奠定的。这是英德两国地缘政治学的不同之处，符合它们各自的哲学传统。英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是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年长8岁。豪斯霍费尔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至把他叫做“可恨的敌人”《地缘政治学》杂志，第二期（1925年）第454页。转引自E?W?吉尔伯特：《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译本引言，17页。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年长，从事地缘政治学研究也较早。但豪斯霍费尔与地缘政治学前驱们在理论上一脉相承，而麦金德则像是一个旁支。对于后世，麦金德的影响可能更大。为了叙述的连贯性，在这里把麦金德放在了豪斯霍费尔之后。敬请读者诸君注意……麦金德是牛津大学地理系第一任主任，担任过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国国会议员。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演讲，论文的题目是《历史的地理枢纽》，突出了枢纽地区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稿成为地缘政治学的经典著作。麦金德把俄国看做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因为俄国占有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心脏地带）。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外交大臣寇松派遣麦金德出使俄国，使命之一是煽动非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动摇革命的基础。麦金德认为，来自枢纽地区的威胁与哪个国家控制它没有关系。如果日本占领中国，并进而挟中国之力征服俄国，占领心脏地带，就会对西方构成“黄祸”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70-71页，商务印书馆，1985。这本小书收录了麦金德的两篇演讲稿：“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历史的地理枢纽”。由此可见在对“黄祸”的担心中，英国与德国没有区别，尽管它们那时是对手……在对待黄种人的态度上，德国和英国在那时基本一致。
在皇家地理学会的那次演讲15年之后，麦金德把他的演讲稿扩写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9）。此时正值巴黎和会，据说麦金德是写给参加和会的各国代表们看的，提醒他们向东看。麦金德对他原来的思想做了一些修改，把“枢纽”（pivot）改称为“心脏地带”（heartland），而把欧亚大陆和非洲称为“世界岛”。书中有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DemocraticIdealsandReality，p150，HalfordMackinder，NewYork：W?W?Norton，1962。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指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与外界没有或很少有海运联系的地区。其中包括内流河流域，如注入里海的顿河、伏尔加河，注入咸海的阿姆河、锡尔河，以及塔里木河等消失在沙漠中的河流；注入北冰洋的大河流域，如额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这个地区与海洋隔绝，海洋大国不能从海上向这些地区发起进攻。在历史上，征服欧亚大陆各地的游牧民族都从这个地区出发。铁路出现之后，加强了心脏地带的机动性，可以与海洋航运相比。因此，俄国取代蒙古，可以向各方向（除了北方）攻击。“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历史的地理枢纽》，69页。在二战之后，苏联控制了东欧各国，几乎完全占有心脏地带，与美国形成了两强对抗，似乎有希望建立“世界帝国”。但麦金德的预言没有实现。苏联没有能够统治世界岛，更没有主宰全世界。相反，大陆强权苏联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堵，僵硬的极权统治不能灵活应对，终于分崩离析。麦金德站在欧亚大陆外缘的一个小岛上瞭望大陆。他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英国的传统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上的均势（力量平衡），不能产生一个对英国构成威胁的大国。麦金德担心，在大陆的心脏地带聚集的巨大力量将对英国构成威胁，而衰落中的英国对此却无能为力。
麦金德把“心脏地带”之外的土地分为两层：内新月地区在欧亚大陆之中，从德国、土耳其、印度到中国，与“心脏地带”在土地上连接在一起；外新月地区在欧亚大陆之外，从英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亚到日本，与“心脏地带”隔着海洋。麦金德看重“心脏地带”，较轻视外围地区。实际上，在所谓的心脏地带，荒凉的西伯利亚不适宜人类生活，更从来没有产生过权力中心。在遭受法国、德国入侵时，俄国（苏联）的权力中心从没有退到乌拉尔山以东。即使把心脏地带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其重心也是在它的南部，从里海沿岸的南俄草原延伸到中亚、蒙古。在工业革命之前，从大陆的外围地区攻入中亚不乏例证。波斯人、阿拉伯人、汉人都曾经是中亚一大部分的主宰。甚至在工业时代之前，面对外围地区的火炮等技术优势，心脏地带南部已经彻底失去了权力。大概有鉴于此，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更多师从马汉的学说。与麦金德强调“心脏地带”的威胁相反，斯皮克曼更看重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如果麦金德算是陆权派，斯皮克曼更接近海权派一些，但不局限于海权派。
斯皮克曼出生在荷兰。他原来是社会学家，出版过《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社会理论》齐美尔（一译西美尔，1858-1918）是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他的研究对象包括冲突、权力、社会交往、调情、货币等。斯皮克曼是最早把齐美尔介绍到美国的学者之一。尚不清楚齐美尔的社会学如何影响到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在方法上，齐美尔是反实证主义的；斯皮克曼是实用主义者，与美国的哲学传统一致，与齐美尔的抽象分析不同。（1925）。他还是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创建者。与豪斯霍费尔类似，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忽略了地理因素”，从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他转而研究新兴的国际关系学，在1938年和1939年发表了两篇地缘政治学的长文。这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皮克曼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坚持美国应该维持欧亚大陆上的均势，而不是依靠大洋的保护。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1942）以及在他身后出版的《和平地理学》（1944）。斯皮克曼声称“地理是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是最持久的”。的确，极权统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人口数量、文化传统等因素。但到目前为止，暴君仍无力改变地理环境。正当美国与德国、日本酣战之时，斯皮克曼建议在战后保持一个强大的德国，以对抗苏联；他还预言中国将在战后崛起，而美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的防务。实际上，中国的崛起被内乱迟滞了数十年。但斯皮克曼的预言仍然没有错。他能有如此远见是地缘政治分析的结果。
斯皮克曼接受了麦金德对世界的地缘政治学划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麦金德的“内新月地区”）、离岸岛屿（offshoreislands，麦金德的“外新月地区”）。但对于各区域的作用，斯皮克曼的观点与麦金德的相反，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因为这里兼有大陆和海洋之利。那时的美国是一个上升中的“岛国”，所以，斯皮克曼的心态与衰落帝国的麦金德不同。他注重的问题是美国如何控制欧亚大陆，而不是预防来自欧亚大陆的威胁。边缘地带是岛国控制大陆的登陆场，因此更受重视。作为对自己理论的总结，斯皮克曼套用麦金德的表达方式，也说了一句高度概括的话：
控制边缘地带者统治欧亚大陆；统治欧亚大陆者控制世界命运。TheGeographyofPeace，p43，NicholasJ?Spykman，NewYork：Harcourt&Brace，1944?
在冷战中，美国及其盟国控制了边缘地带的最富裕部分，拖垮了苏联集团，但并没有因此而统治欧亚大陆。相反，冷战后美国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没有维持很久。因为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美国对“老欧洲”的号召力显著下降。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却忘了一个民主的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任何过于强大、独断专行的国家。民主是强权的敌人，正如强权是民主的敌人一样。美国占领了位于边缘地带的伊拉克，却没有能够在中东站稳脚跟，更谈不上统治欧亚大陆。原因是美国忽略了伊拉克人的反抗意志。在一国之内，由于炽盛的民族和宗教情感，即使长期生活在暴政之下，人民也不可能接受外国入侵，无论侵略者打着什么旗号。从美国的教训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以及他之前的地缘政治学家都过于看重自然地理的因素，却有些忽视“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斯皮克曼并没有忽视“人”。说他忽视“人”，只是相对于他对地理因素的强调而言。请对照他罗列的强大国家的10条标准：领土、边界、人口、矿产、经济和技术、财政、民族组成、社会一体化、政治稳定、民族精神。“人”是地理各要素中最值得珍视的。无论是地理学还是地缘政治学，缺少了“人”必定会有很大缺陷，从而在指导行动时带来灾难。
斯皮克曼把北大西洋看做是西欧和北美之间的一个大湖。在1940年代，大西洋的东西两岸是世界上唯一的发达地区——日本那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今天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主要在边缘地带和离岸岛屿，其中北大西洋两岸仍然最为发达，非日本可及。斯皮克曼认为，大西洋是古希腊时代地中海的放大版，是西方世界的“中央海洋”。这一地区应该由美国来领导，以武力对付其他地区的反叛。
斯皮克曼影响了美国的遏制政策，被称为“遏制教父”。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集团的华沙条约组织。美国对苏联实行武力遏制，在朝鲜和越南作战，防止共产主义向外扩散。美国沿着欧亚大陆边缘（内新月地区）建立多个军事同盟，把日本、东南亚、两伊纳入西方阵营，在阿富汗支持反苏游击队。这些行动是为了阻止苏联势力南下到暖水海港。除了在远东（朝鲜、中国、越南一线）的大陆边缘，遏制政策是成功的。也许不能把政策的成功完全说成是地缘政治学者的贡献，但可以说，美国的决策者从斯皮克曼、麦金德等人那里吸取了大量有益的思想，他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接近学者们的理论。在经历了冷战后的龃龉之后，与北大西洋对岸的关系仍然是欧美今天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麦金德、豪斯霍费尔、斯皮克曼（以年龄长幼为序）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学家。他们分别生活在20世纪先后最强大的三个国家：英、德、美。也许是巧合，三位学者的年龄顺序和他们国家获得大国地位的先后是一致的。他们都在1940年代中期去世，相隔仅三年（斯皮克曼去世时才49岁）。在此期间，最重视地缘政治学说的德国战败。于是地缘政治学的喧嚣与骚动暂时告一段落，是为古典阶段。
在欧美之外，俄国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学传统，自成体系。俄国地缘政治学的特点之一是热衷于探讨文明的地理归属，显示出俄罗斯人不能就他们文明的位置达成相对一致。俄国的地缘政治学分成对立的两派：欧亚主义与大西洋主义。这与德国的海权与陆权两派的分裂近似，表现出一个民族被地理环境撕裂后的精神症状。Г?H?特鲁别茨科伊和E?H?特鲁别茨科伊兄弟两人是俄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强调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的特性，注重它们与地理的关系。俄国地缘政治学始终在探讨俄罗斯文明的归属问题，不离东正教。他们的侄子H?C?特鲁别茨科伊（1890-1938）和地理学家П?Н?萨维茨基（1892-1985）是欧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1921年，萨维茨基出版文集《出走东方》。这是欧亚主义的第一本书。欧亚主义继承了强调俄罗斯文化独特性的斯拉夫主义。它把俄国特性上溯到鞑靼-蒙古统治时期，珍惜俄国的东正教精神、东方色彩。与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相对立，欧亚主义者更愿意俄国留在欧亚大陆的东方，作为独立的一极承担重任。欧亚主义是1920年代初由流亡者在苏联之外发展起来的。苏联统治者不能容忍这些“爱国者”，他们也拒绝与苏联合作。参见《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第四章“地缘政治学体系中的欧亚主义”。
以上介绍了最重要的几位古典地缘政治学家，另外一些也很出色的学者却没有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政治学的传统中断了20多年。等到它再次兴起时，人们的知识结构、对国家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和平的力量更强大了。战前的理论显得距离现代已经有些遥远。只有专业学者需要认真借鉴这些理论，一般读者大概不太容易产生共鸣，特别是处于不同语境中的中国读者——他们不会习惯从数十年前、百年前的西方角度看世界。另外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地缘政治学著作很少有被翻译成中文的。作为阅读本书必要的知识背景，这部分的简略介绍可以满足一般需要。
2005年4月25日，俄国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的最大灾难。”一位英国记者评论俄国的地缘政治学时说：“很少有现代意识形态像地缘政治学这样既充满奇想又无所不包，即浪漫又晦涩，在理智上是混乱的，还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DreamsoftheEurasianHeartland：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CharlesClover，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原文的副标题太模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地缘政治学在俄国的复兴”(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inRussia)。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驻基辅首席记者。当然，这是记者在导语中故意耸人听闻，有点英国小报的风格。记者讽刺的目标也不是欧美的地缘政治学。冷战之后，俄国丧失了官方意识形态，一些政坛重量级人物用地缘政治学填补国际关系中的这个空缺。于是，欧亚主义在1990年代复苏。在新欧亚主义的信徒中，有左翼共产党的总书记Г?久加诺夫（写有《胜利地理学》）、右翼自由民主党的党魁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写有《向南的最后出击》）等权势人物。这两个党当时占有国家杜马近一半的席位。俄国前总理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也被看做是欧亚主义的支持者。1998年12月，普里马科夫在访问印度时提出俄、印、中三个大陆国家建立“战略三角”的建议。
那位英国记者在1999年采访的主要人物是亚历山大?杜金，一度在国外名声最大的俄国地缘政治学家。上段开始处的引语是这次报道的导语。杜金出生于1962年。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强烈反西方立场。在俄国军方的帮助下，杜金于1997年出版《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俄国的地缘政治未来》。他采用了麦金德的陆权与海权对立的观点，并加入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把它们当作同一个对立的两个方面。杜金主张建立由俄国主导的“欧亚大陆联邦”，对抗大西洋主义。他还希望新疆和西藏（最好还有内蒙和满洲）独立，成为这个联邦的组成部分，从而把中国与俄国的东方领土隔开。除添加西藏，杜金的这个想法不是新东西。俄国一直对中国长城以北的领土“胸怀大志”。
新欧亚主义者把伊斯兰国家作为俄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国。他们希望通过伊斯兰国家获得暖水出海口，控制全球石油供应，与他们的共同敌人西方（主要是美国）对抗。新欧亚主义者多是领土扩张主义者。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民族使命是建设强大帝国。”《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102页。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使命感”是侵略和扩张的源泉。不仅俄国有，美国、欧洲各国都有这种使命感，只是名称不同。它又称“天定命运”、“白人的责任”。
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俄国的新欧亚主义仍然势头不减。2008年，俄国外交学院教授伊戈尔?纳帕林预言美国分裂。2009年4月，他又做出新的预言，设想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的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他认为，俄国将建立新的联盟——欧亚联盟，其成员国是所有前苏联国家，其组织模式是欧盟。因此，纳帕林把俄国主导的欧亚联盟称为欧盟2号，预言它即将在2012年产生，而普京将成为这个联盟的“君主”。纳帕林说，欧亚联盟将与欧盟和中国构成世界三大力量中心（美国已经分裂）。《消息报》2009年4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4月6日。欧亚联盟实际上是翻版的苏联帝国。纳帕林的预言也许不足为信。它的价值在于再次凸显了俄国传统的、与大西洋主义抗衡的欧亚主义，以及俄国保留完好的帝国之梦。
地缘政治学以国家为学派之分野，每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学都不相同，因为它们观察的角度不同。它们彼此借鉴，其目的却都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另外的国家。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杜金等人和欧亚主义的价值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既值得警惕，又可以用来取笑，像花边新闻一样为乏味的日常报道添加佐料。
b?中国的道路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学发端和发展于大国，特别是有着缜密战略思维传统的大国——中国是这样的大国之一。地缘政治是大国之间的游戏，现在，中国正在逐步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来。对于今天的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必不可少，恰逢其时。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学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似乎也没有大战略。美国一再催促中国加大军事问题的透明度，许多邻国也有同样的希望，只是声音没有美国那样大。他们要求知道的不仅是中国军队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战略。中国对外界的呼声反应迟缓，官员与外界的交流也不畅通，只是一再声明“为了防御”。美国军方对此不满意。关于中国军队建设的目的，他们需要更多信息。虽然他们有窥探的嫌疑，但也有充足理由：历史已反复证明，在误解中更容易发生战争。或许，日本防卫省防务次官增田好平可以替中国回答这个中国不便回答的问题。2008年2月，增田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怀疑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或者国防战略，中国的军力建设好像只是解放军不同兵种在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装备。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希望事实不是这样。http：//news?china?com/zhcn/international/1000/20080204/14658994?html。采访者是平可夫。
增田好平把国家战略简化并等同于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学当然不限于军事问题，但也可以从中窥豹之一斑。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高层想法属于高级机密。即使中国真的制定了国家战略，也不一定会公开——虽然和平的、防御的战略没有不可公开的理由。国家战略这样的大框架比较容易被外界感知。日本军方密切注视和研究中国的一举一动，关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信息和情报。在国内的公开出版物中，没有官方关于国家战略或地缘战略的资料，学者也很少发表有关大战略的研究成果。了解中国决策层的人也许会对增田好平的评论不屑一顾。但中国普通人很难获得关于自己国家的真实信息，增田的观点至少可供中国一般研究者参考。
想了解中国战略的还有其他国家，这很正常。尽管中国官方一再强调中国的和平愿望，但美国军方总是想了解更多。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战略，中国将如何使用日益增长的实力。这一招让美国占了先手。不过，即使中国真的有战略，美国的要求永远都不会结束，因为中国总会有一些美国想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美国自己的战略是公开的，有时并不讳言野心。同时，美国更把它描绘成和平的维护者和缔造者，在这方面比中国的宣传成功得多。但美国的可信度很低。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大规模入侵别的国家这种事，基本都是美国干的。至于中国在发展什么样的武器并不特别重要。在军事上，进攻与防守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如果可以用民航飞机撞击大楼，用间谍飞机撞落战斗机，还有什么不可以用来进攻？在核武时代，常规武器的些许发展能起到多大作用？所以，进攻与防守的区别在使用者的动机，而不在武器本身。
中国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军事问题或许有保密的必要，不能让外人知道，尤其在实力和自信心不足的时候。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较容易被感知的方面，中国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倾向。
在另一方面，详尽的国家战略不是特别重要。历史总有许多偶然，不会按照人们的美好设想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依据一项事先制定的大战略（grandstrategy）大战略是比较详细、全面的国家发展规划，不限于经济内容，也不仅是一两句口号，尽管这样的口号对指明国家发展方向是非常有用的。“国家战略”和“大战略”在此可互换使用。而发展起来的，今后大概也不会有。即便如此，框架性的国家战略是极其必要的，尤其在国家的转型或动荡时期。一个国家没有发展方向就很容易走上岔路。大战略可以为国家指明发展方向，在公开的讨论中不断修改和调整，并获得民众对发展方向的认知和支持。在研究和讨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许多模糊之处得到明晰，不足之处得到改正。对大战略的公开讨论可以培养民众的公民责任。一个国家有公民责任感的民众越多，责任感越强烈，国家的基础就越雄厚，前景就可能越美好。国家的强盛就是在偶然之中由这些有责任感的公民推动的。满足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意图的希望倒在其次——但绝非不重要。
均势的三种模式
国与国之间的状态有战争与和平两种，包括冷战与冷和平。战争的种类有很多，和平也有不同的和平。就其原因而言，和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Romana)，即一个强大的帝国主导着国际关系，控制着发动战争的权力。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天子脚下的和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因为诸侯是天子分封的，诸侯的权力来自天子。天下有道时，天子不仅发起征伐，也制定礼乐（类似现代的国际行为准则）。罗马治下的和平也不同于现代国家垄断国内的暴力，因为它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国家使用暴力，也不能让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军事行动都是合法的。有人声称冷战之后的世界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美国的权力不是来自道德或法律，而是军事和经济。美国的海外干涉不是为了维护正义，或是利他（虽然有时会间接产生这两种结果），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威望。
国际和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均势。均势是在一个区域内或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拥有对另外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明显军事优势，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发动战争。均势在欧洲的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欧洲有几个大国，它们的人口、面积、发展水平，乃至文化都没有悬殊差距，比较容易通过建立某种组合来互相牵制。几个实力相近的国家是均势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欧洲的俄国是个例外。俄国的发展水平落后，但是通过人口和面积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劣势，使它有能力参与欧洲的大国游戏。均势一旦被打破，欧洲就会爆发战争，或者战争的结果证明原来的均势只存在于一般人的想象之中，有眼光的战略家已经看出其中的破绽。欧洲之外没有良好的均势条件，因此均势很少是其他地区传统的国际关系状态。
在均势受到破坏，而某一大国治下的和平尚未到来时，很容易爆发战争。均势通常是在战争各方打到精疲力竭之时得到恢复。在过去数百年中，欧洲没有产生过大国，最强大的国家总是受到牵制。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原因是战场不在它的国土上，使美国尽得渔翁之利。美国维持均势的方法也与欧洲不同。
a?均势思想的发展
均势是“权力均衡”（balanceofpower）的简称。至少需要三个国家才能形成均势。它们中的几个合作或联合，以期制约、抵消它们认定的来自另外国家的威胁或潜在威胁，在国家间达成某种平衡，保证没有某国拥有控制乃至毁灭其他国家的能力。均势不是稳定的状态，它总是处在不停地变化之中。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均势就会被打破。如果占有优势的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其余各国可能为维护均势而卷入战争。马丁?怀特指出，“均势”这个术语是含混的。他总结了“均势”的五种含义，其中两个分别又有两层意思。他实际上给出了七种含义：（1）权力均匀分布的状态；（2）权力应当均匀分布的原则；（3）我方实力略胜于对方的优势状态；（4）现有力量分布状态，或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状态；（5）大国维持均势的作用；（6）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趋向均匀分布（这一条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7）国家体系的同义词。马丁?怀特：《权力政治》，117-12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原书在1946年第一次出版时只有68页，怀特用了他最后的20年来修改和扩展这本书。怀特于1972年逝世之后，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予以扩充。中文版译自修订后的版本。
强势国家经常把它的优势等同于均势，其他国家却不会这样看。均势和优势本来是不同的，但从不同的立场去判断力量对比的状态时，它们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和态势。
怀特说：“权力模式的思想使我们能够从地理的角度对国际政治进行概括。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用均势的思想解释国际政治。这样，我们不是将国家视作棋盘上的棋子，而是天平两端的砝码。”《权力政治》，169页。原译把“砝码”译作“重量”。当是误译。引文径改。无论是棋盘、天平或是杆秤，只描述了地缘政治的一个侧面。其实，均势更像是一杆秤，而不是天平。秤的平衡与天平的不同，不要求两端的重量完全相等。由于杠杆作用，较轻的秤砣可以与更重的物体保持平衡。在地缘政治中，杠杆可以是坚定的意志、出色的外交、虚张声势、讹诈等多种因素，而地理条件的重要性不亚于前面这几条。均势总与地理有关。基辛格就是几乎不加区别地把“地缘政治”当作“均势”使用。尽管如此，要维持均势，各国彼此之间的悬殊仍不能太大。如果在某一地理范围内，无论是全球还是区域，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对其余各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该范围内就不能产生均势，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霸权，无论霸主是否有意拥有霸权，都会被“黄袍加身”。
在欧洲大陆，均势思想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时期产生。那时，统一的教权和皇权在欧洲大陆衰落，世俗国家崛起，大小林立，你争我斗，正是产生纵横家的时候。法国是欧洲最早出现的民族国家。在1453年，法国赢得与英国打了一百多年的战争，把英国势力几乎完全驱逐出法国。百年战争结束之后8年，路易十一即位为法国国王。他再接再厉，加强王权，通过战争、和谈、婚姻各个击破，兼并贵族的领地，大致奠定了法国现在的版图。法国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与神圣罗马帝国争夺大陆的权力，而英国不再是它的敌人。在宗教改革出现之后，法国陷入教派分裂和宗教战争。这时的哈布斯堡家族是一个帝国，它控制的领土从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到荷兰，几乎完全包围了法国。法国成为欧洲的“中国”——它必须突破包围圈。红衣主教黎塞留在担任法国宰相（1624-1642在职）时，建立海军，成立贸易公司，向海外扩张。黎塞留在三十年战争中支持新教徒，共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并在1635年促成法国参加了战争。当战争在1648年结束时，哈布斯堡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被严重削弱，德意志地区遭受严重破坏，法国俨然已是欧洲强权。
黎塞留在1642年临终前推荐马扎然继任宰相（1642-1661在任），继续推行他的内外政策。在黎塞留之后不久，法王路易十三也去世了。在一年的时间中，法国的国王和宰相都换了人。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即位时年仅5岁，马扎然是他的教父和宰相。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在他的统治下，法国进入鼎盛时期。马扎然在其中居功甚伟，他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条约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黎塞留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得以继续。马扎然的权势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结束。他像黎塞留一样死在任上。路易十四的时代这时才开始。
当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对法国政府的全面控制时，欧洲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一个决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国王。……（法国）挑动葡萄牙人去反对西班牙人，挑动马扎尔人、土耳其人和德国的王公们去反对奥地利，并挑动英国人反对荷兰人，而同瑞士各州签订的1663年重要条约则加强了法国自己的地理地位。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97页，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
在马扎然执政时期，法国陷入投石党内乱，路易十四也要出逃。乱党得到西班牙的支持。在恢复了国内秩序之后，路易十四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西班牙。他联合英国对抗西班牙——这时虽然已经开始衰落，但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西班牙的鼎盛时期在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统治的前期。腓力二世的父亲查理一世（CarlosⅠ，不是在1649年革命中被砍头的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Ⅰ）兼有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查理一世先后从他自己的外祖父（1516）和祖父（1519）那里继承而来。腓力二世只继任西班牙国王，却拥有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以及全部美洲和非洲殖民地。腓力二世娶英国玛丽女王。玛丽女王死后，伊丽莎白女王登基。腓力二世向伊丽莎白求婚未果，决定入侵英国。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西班牙失去了欧洲强权的地位。
法王路易十四的母亲是西班牙国王菲力三世的女儿、腓力二世的孙女。1660年，路易十四娶腓力四世的女儿、腓力三世的孙女玛丽-特雷莎（1638-1683）。这场婚姻是法国打败西班牙后和谈的结局。1700年，腓力四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去世。他因家族近亲繁殖而没有后代，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绝嗣。查理二世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一个孙子，是为腓力五世。法国还趁机入侵尼德兰（西班牙领地）。英国不能容忍法国独霸欧洲，与荷兰结成反法同盟，普鲁士等多个国加入同盟。于是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英国于1704年占领直布罗陀至今。战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不再。以上仅是政治婚姻之一斑。可见欧洲各国王室力图通过复杂的婚姻关系维持均势，血缘关系加深了皇室成员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但亲属关系不能免除权力之争和战争。欧洲各国王室之间的婚姻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婚姻一样，都是政治联姻。他在大陆上开疆扩土，法国边界向东部扩展了许多，终于招致反法同盟的对抗。法国的大国地位以中欧（主要是德语区）的分裂和战乱为代价。法国刻意维持中欧分裂。只要德意志各诸侯国不能统一，法国就减少一个强劲对手，在欧洲大陆遭遇挑战的几率就小很多。
强国的均势是“唯恐天下不乱”。路易十四以“朕即国家”闻名于世。他的四处出击政策引起各国组织反法同盟，使法国的扩张受到限制。在他之后，法国走上了下坡路。路易十四在位72年，他死的时候儿孙两代人都已亡故。继承人是他的重孙。像曾祖一样，路易十五（1715-1774在位）即位时才5岁。在他幼年时期，执政的先后是奥尔良公爵和红衣主教弗勒里。新国王上台之后，法国与英国保持了近20年的和平。然后，法国又有了大国之梦。由于海军较弱，集权的体制又缺少灵活性，法国在海外扩张中不敌英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法国屡次被英国打败，失去了加拿大的殖民地。法国又反过来支持美国的独立运动，借以打击英国。在对印度的争夺中，法国也不敌英国，于1763年完全放弃了印度。英国独占印度，以印度为在亚洲扩张的基地。路易十五也留下一句名言：“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一说为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所言。另一个很少被采用的解读是：“在我之后，（将出现）滔天洪水。”。
路易十五也很长寿，直接继承人是他的孙子路易十六（1774-1792在位）。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王权长期截流形成的“洪水”终于破坝。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也给炮兵军官波拿巴?拿破仑带来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法国革命为欧洲各民族点燃了独立和自由的希望。以革命为号召，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大肆扩张，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王国。但法国的道义优势随着拿破仑称帝而失去，领土的扩张则破坏了欧洲的均势。欧洲各国多次结成反法同盟。法国几乎被孤立，但在北美有一个盟友，法国支持美国的独立，牵制英国在欧洲的行动。为了获得和巩固独立，美国也需要法国。为了给英国制造强大的敌人，拿破仑把路易斯安娜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出售给美国（1803），使当时美国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实力大大增加。拿破仑在1815年彻底失败。此后的法国再也不能称霸欧洲大陆了，反而一再受到普鲁士或德国的侵略。
b?均势的欧陆模式与英国模式
打败法国之后，各国政要聚集在维也纳商讨新的欧洲均势。奥地利后来的首相梅特涅是一位均势的高手。他在维也纳会议上主持建立了“欧洲协调”体系。中欧300多个日耳曼小国被合并为30多个，成立了松散的邦联。合并后的国家大小适中，既能够抵抗法国入侵，又不至于威胁欧洲安全。这时的奥地利已经不再是强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普鲁士和俄国成为欧洲的重要力量。俄国向中欧逼近，德语国家掌握了欧洲大陆均势的主动权，先是奥地利，后是德国。从1815到1914年的百年间，欧洲大体上保持了和平。百年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分别由梅特涅和俾斯麦两人奠定基础。他们的国家都是德语国家，争夺对德意志民族的领导权，最后是普鲁士打败了奥地利，并把奥地利排除在统一后的德国之外。在对外政策上，两国的思想非常接近。
在维也纳会议时，梅特涅是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1809-1848）。他后来担任首相（1821-1848）兼任外交大臣。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就接受了欧洲均势的思想。先是作为一位外交官，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先后担任驻普鲁士和法国公使。在反法同盟中，他是一个主要的组织者，但在战败的时候，他又能成功地笼络拿破仑，保护奥地利的利益。战后，他与英国和法国签订秘密协议，对付俄国和普鲁士可能的威胁。梅特涅对内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在1848年革命时辞职。他先逃亡到英国，后来又回到了奥地利。这个时候，奥地利已经衰败，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失败。次年匈牙利自治，奥地利帝国变成奥匈帝国，转向巴尔干地区发展，终于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奥地利战败，一个庞大帝国的版图萎缩成现在的奥地利。
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欧洲协调制度就是各国在安全问题上合作。维也纳会议之后，建立了四国同盟和三皇同盟。前者由英、普、奥、俄组成，其目的是压制法国再次扩张。后者少了英国，由普、奥、俄组成，号称“神圣同盟”，因为这是三个神圣的君主专制国家，之后其他几个君主制国家也陆续加入。基辛格认为：“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享利?基辛格：《大外交》，65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同盟不仅是国际合作，还要维护各国国内的制度。
在法国战败之后，扩张成性的俄国成为欧洲的最大威胁。在19世纪，俄国从北到南向波兰和土耳其方向扩张，占领了大片土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亲自率团参加维也纳和会，各国头面人物对他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疯狂而虚荣。会议期间，俄国已经成为防范的主要目标。不过，参加和会的英国外相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持有不同意见。
卡斯尔雷身为远离冲突现场的岛国的外相，只打算对俄国明显的攻击采取行动，而且一定要攻击威胁到均势才会有所反应。梅特涅的国家却在欧洲心脏地带，冒不起这种风险。《大外交》，67页。
法国衰败后，欧洲大陆的部分权力逐渐转移到普鲁士。普鲁士原来是条顿骑士团国家。在第三代国王腓特烈大帝（1740-1786在位）期间，普鲁士成为欧洲强国。在首相俾斯麦（1862-1890在位）的策划下，普鲁士各个击破，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于1871年统一了德意志各邦。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法国从此一蹶不振。俾斯麦小心地不去触动其他欧洲大国的神经，强调德国已经心满意足，再没有领土要求。德国统一没有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而俾斯麦设计了复杂的均势，使欧洲大国能够彼此牵制，尤其是孤立法国，不对德国构成威胁。俾斯麦退休之后，德国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复杂外交，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让位于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德国要求得到“阳光下的地盘”。俾斯麦竭力维持的均势遭受破坏。英国本来无意与德国为敌，也被德国逼向敌对。如基辛格所说：“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常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大外交》，47页。德国在给自己树立敌人。
俾斯麦和梅特涅犯了相同的错误。他们在国内实行强权统治，压制反对派，拒绝政治制度改革。以他们的权势，本来可以使君主制国家更加开明一些。他们在国内没有安排均势，只有加强专制。国内的不稳定限制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辗转腾挪。不过，他们的专制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没有被窒息。两国的科技和学术都非常发达。德国在科学技术和制造业方面更是当时世界的领先者——这是德国能够挑起世界大战的基础。在俾斯麦去世之后，僵硬的制度终于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国际竞争中，英美的地理位置让它们拥有更灵活的选择，可以等到最后均势被破坏。在另一方面，英美两国始终占有制度优势。它们接受了大批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难民，难民中有许多科学家和学者。他们不全是遭受迫害的犹太人，还有为了良心而出走的德意志人。
在百年战争（1337-1453）中战败之后，英国基本上退出了欧洲大陆，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较弱的岛国。为了保证安全，英国成为大陆均势的维护者，防止出现可能对英国构成威胁的大陆强权。英国尤其不能容忍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遭受侵略，因为那里是登陆英国的出发点。同时，英国没有偏安一隅，困守孤岛。百年战争之后不久就是地理大发现时期，英国迅速走上海外扩张之路，从岛国变成日不落帝国。
英国产生均势思想的时间比法国略晚。在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在位）统治的前半期，英国外交政策一直由首相托马斯?沃尔西（1475-1530生卒）制定和执行。沃尔西与法国的黎塞留、马扎然、弗勒里都是高级僧侣，最后都升任红衣主教。那时，欧洲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完全脱离宗教色彩。沃尔西是英国均势思想的创始人。英国先是反抗大陆强权法国。1512年教皇组织反法的“神圣同盟”，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先后加入。后因帝国日益强大，英国与法国讲和。1520年，亨利八世渡海去法国访问，却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闹得很不愉快。于是，亨利又转而与帝国结盟。在帝国与法国的战争中，英国支持帝国。1523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下，沃尔西竞选教皇失败。沃尔西告诉亨利八世，英国没有钱打完这场战争。得到国王的允许后，沃尔西与法国讲和。1525年，在英法讲和之后仅六个星期，神圣罗马帝国大获全胜，俘虏了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把法国势力赶出了意大利。因为退出了战争，英国没有分享到胜利果实。从此，“亨利再也不能影响欧洲均势的天平了”。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482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然后，亨利八世看到沃尔西在用很多钱建教堂，因此很不满意。沃尔西在去世前一年失宠，病死在被押往伦敦塔的路上。
在统治的后半期，亨利八世自己操作外交。因为他的离婚事件，英国教会于1534年与罗马教廷分裂，奉国王为宗教领袖，引发了天主教和新教之争，国家有分裂危险。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在位）在她的姐姐之后即位，时年25岁。伊丽莎白要应付法王之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她以前的姐夫）等权势人物的求婚，或与他们讨论婚事。为了保证各方平衡，伊丽莎白一直独身。她不想因接受某一个人的求婚而得罪其他人，为英国树敌。此外，她还要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维持平衡，以免英国出现欧洲大陆上那样的分裂和屠杀。伊丽莎白即位之后重用杰出的政治家威廉?塞西尔（1520-1598生卒），一直到他去世。她的另一位得力干将是弗兰西斯?沃尔辛厄姆（1530-1590生卒）。沃尔辛厄姆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曾担任驻法国大使。最重要的是，他为英国建立了一个高效的间谍网。英国国内反对派的阴谋，欧洲大陆强国的计谋，伊丽莎白都能及时知道，事事处于主动地位。
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开始向海外扩张。女王在1578年向一名英国探险家发布特许状，允许他占领“野蛮的异教徒的土地”。这时的英国海军还不是西班牙舰队的对手，伊丽莎白支持英国海盗袭击西班牙商船，掠夺西班牙本土和殖民地港口，造成了很大破坏。另外，尽管英国的财政困难，但仍用金钱支持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叛乱。与伊丽莎白大约同时的西班牙国王是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他的统治前期是西班牙的鼎盛时期。西班牙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强国，也是英国的最大威胁。英国海盗的袭扰迫使西班牙向英国宣战。西班牙人的战术还是地中海时代的，船员跳到敌人的船上作战。英国舰只装备了射程更远的大炮，因此避免近战。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遭到风暴和英国海军的双重打击，损失了一半。这是女王统治期间的最伟大的成就。
伊丽莎白没有后代。她死后，都铎王朝结束。继之而起的是来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议会的权力继续增长，但国王坚持“君权神授”。因为征税等问题，国王查理一世与议会发生冲突。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砍头。1653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建立独裁统治。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为了防止再次出现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议会邀请荷兰的威廉和玛丽到英国，推翻斯图亚特王朝。这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经过这一段动荡时期，议会民主制度在英国确立下来。立宪君主制的英国显示了更大的扩张能力，领土范围迅速增加，从英格兰到大不列颠，再到日不落帝国。但英国不是没有受到过威胁。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法国两次有征服欧洲大陆的趋势。为了生存下去，欧洲各国多次结成反法同盟，而英国都是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1692年，英国歼灭了路易十四准备进攻英国的舰队。1805年，英国海军将领霍拉修?纳尔逊又一次消灭法国舰队，再次保护了英国本土免遭入侵。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达一个多世纪，在海上无人能敌。
在19世纪，除了德国统一战争之外，欧洲大陆基本维持了和平。英国没有干涉德国统一，因为俾斯麦的政策是克制的，没有破坏欧洲大陆的均势。这段时间是英国的“光辉孤立”时期。唯一的例外是英国联合法国共同支持土耳其反抗俄国，抵制俄国向地中海方向扩张。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又称东方战争。主要战场在黑海北岸。那里是欧洲的边缘。英法联手是因为它们在近东的利益不容染指，因此需要堵住俄国的出海口。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结盟反对俄国。它们向俄国施压，逼迫它从南欧向后退。奥地利的得罪俄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俄国战败后转而向中亚和远东扩张，中国将深切感受到克里米亚战争的后果。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一样，都是为了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而主动卷入战争。每次英国都比美国更早加入欧战，因为英国距离欧洲大陆更近，选择范围更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最终仍然放弃了绥靖政策。希特勒曾认真考虑过入侵英国，最后因为纳粹空军没有摧垮英国而作罢。
从以上介绍可以得知，均势观念从形成之初就已经大致有了两种不同模式：一是大陆模式，一是岛国模式。法国是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围之中，因此最早产生了均势的思想。自路易十一之后，法国时常怀有帝国野心，屡遭挫折而不甘失败。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中两次被打败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急剧下降，在地缘政治游戏中处于被动。19世纪有两种均势模式分别以英国和德国两大玩家为代表，虽从欧洲早期历史中发展而来，却与法国无关。基辛格总结说：
十九世纪的势力均衡体系有两种模式：帕默斯顿、狄斯累里所主张的英国模式，以及俾斯麦模式。英国模式是坐等势力均衡受到直接威胁后，才挺身介入，而且几乎永远站到弱者这一方。俾斯麦则设法防止挑战发生，它主张尽可能与许多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建立交叉重叠的盟国体系，并进而用影响力让竞争者的主张温和下来。《大外交》，773页。
这是一个简要而准确的总结。基辛格只说“俾斯麦模式”，不说“德国模式”，原因是俾斯麦的政策在德国没有继承者。基辛格一向推崇俾斯麦。英国模式与俾斯麦模式的区别是岛国和大陆国家地缘环境差别造成的。大陆国家与其他国家没有地理间隔，因此没有条件坐等均势遭到破坏，必须及早做出安排。在俾斯麦退休之后，德国从均势的维持者变成了破坏者，两次挑起战争，两次战败，失去了德国统一时争取到的大片土地和众多德意志人。这是德国决策者们的最大失误。他们完全忽视了德国不具备打破均势的地缘政治条件。德国处在大国的包围之中，本不应轻举妄动。
岛国的均势也有不同。英国和日本都是狂热的殖民扩张国家。英国的殖民地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在美洲、非洲和亚洲，不会对欧洲大陆的均势产生直接影响。日本的殖民企图是早熟的，在它还不够强大时产生。日本不能远行，远方也没有空白的土地。日本只能侵略它的邻国，它的文化母国。日本的侵略战争打破了本地区的均势，美国参战不可避免。否则，美国不仅将失去在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的利益，夏威夷和本土的西海岸都将受到威胁。而且美国也是一个扩张中的国家，不可能不战而退。
c?均势的美国模式：辐辏
美国是欧亚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国”。“维持均势的政策尤其适合于超然于大陆竞争之外的岛国”。《权力政治》，116页。但美国一点都没有超然于大陆之外。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均势制造者，也是最大的均势破坏者——取决于某一均势范围是否对美国有利。每一个均势范围都必须由美国发挥杠杆或中枢作用，其他国家则互相对立，或彼此孤立。这样，这个范围就离不开美国。即使在欧洲，美国也不能容忍建立独立的欧洲军队。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韩国仍依赖美国驻军，而三八线南北的长期敌对显然有美国的很大功劳。在中东，以色列必须依靠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才能够对抗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而阿拉伯国家为了对抗以色列，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在2007年8月16日签署的国防援助备忘录，在此后10年中，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3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在此前的10年中，美对以的军援是240亿美元，新的军援增加了25%。这是美国对以色列40年军事援助的继续。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宣布将向沙特阿拉伯等6个海湾国家出售价值至少200亿美元的武器。美国还打算在未来10年内向埃及提供1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样，美国制造并维持着中东的均势，使对立的双方都依赖美国以和另一方抗衡，同时也孤立和弱化了该地区不服从美国的国家，如伊朗和叙利亚。真是一箭双雕。
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一范围内没有美国的势力，那么美国就会制造混乱，打破团结，把自己变成这个均势的参与者和维持者，使各方都离不开自己。最明显的是拉美。大国普遍使用“分而治之”的伎俩，大英帝国最为老练。在英国人离开的地方经常会发生血腥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印度与中国、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与科威特，还有非洲的许多地方。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前，英国也在香港制造分裂和纷争，以民主的名义使香港与大陆出现对立，以便它上下其手。
大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美国出色地继承了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这份遗产。台湾海峡是一例。台湾是一个小岛，很难和大陆抗衡。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台湾凭借一道海峡与大陆对峙。虽然两岸没有爆发战争，但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从海峡两岸同时获利。美国需要保持台湾在军事技术上对大陆的优势，以弥补台湾在军队数量和纵深上的不足。而为此，美国只需出售较落后、甚至被淘汰的武器，如基德舰和柴油潜艇等。由于在技术上领先很多，美国的均势政策可以长期维持下去。但问题是，台湾能够负担得起吗？大陆将始终占有武器和士兵的数量优势，技术也在提高。台湾的防御压力会越来越大，如不缓和，最后只落得为美国服务。
在台海问题上，美国绝不会轻易放手，哪怕引起一场大战。坐山观虎斗是美国的一贯政策。1941年6月，在德国向苏联发起闪击战之后，美国的一位参议员提议说：
如果我们眼见德国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苏联，而如果苏联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以此让它们尽可能多地彼此杀戮。《纽约时报》1941年6月24日。转引自《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2页，约翰?加迪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四年后，这位参议员以副总统职务接任去世的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并获得连任。他就是哈里?杜鲁门总统（1945-1953在位）。美苏之间的冷战在他执政期开始。杜鲁门的思想在美国并不独特。乔治?凯南也说过类似的话。凯南的政策更加主动：
我们在世界的敌对或不可靠的势力中间确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彼此冲突中消耗。出自1948年12月凯南在国家军事学院的演讲。转引自《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29页。
美国和英国一样享有岛国的优势。当欧亚大陆上发生战争时，美国可以静观其变，然后再决定站在哪一边，以及何时加入战局。但是，美国又与英国不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与欧亚大陆及周边岛国建立了多个军事同盟。这些条约彼此牵连，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不同，却接近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并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战略。部分原因是美国在欧亚大陆上有大量的军事存在。它的海空军分布在欧亚大陆之上以及四周（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关岛、夏威夷群岛、迪戈加西亚岛，等等）。现在美国的军事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再加上美国的军事盟友也是军事大国，因此，美国在全球都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的国际战略至少有两重目标：其一是遏制任何潜在的挑战者，中国因其庞大的人口和快速发展成为第一选择；其二是防止盟友摆脱美国的号令——失去盟友就会使美国失去在欧亚大陆的立足点。没有了立足点，美国对俄国、中国等大陆国家的遏制也就失去了用力的支撑点。在欧亚大陆上制造国家间的猜疑、不满和对立，则能取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遏制了潜在的挑战者，又整肃了队伍，迫使盟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周围。所以，在欧亚大陆各国之间制造危机是美国的根本战略。
一个团结的欧盟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洲大陆外岛英国的利益。美英的对策是制造外部威胁，一是把俄国包装成一个威胁，二是把俄国刺激成一个威胁。在21世纪初，英国和俄国之间的间谍案，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就分别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任何一个组织扩张过度，必然会失去内部凝聚力。所以，美国的另一个办法是向欧盟内部“掺沙子”。美国极力支持土耳其、乌克兰加入欧盟。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孑遗、伊拉克的邻国。土耳其加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欧盟，必将改变欧盟的性质和行动能力。乌克兰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在斯拉夫民族的各国中与俄国的血缘最近。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欧盟与俄国的对立将更加直接。
基辛格说：“俾斯麦的操纵均势，却和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可能更如出一辙。”《大外交》，146页。美国的均势比俾斯麦的更主动，不仅是叠床架屋的联盟体系。美国要制造以它为轮毂的放射状的世界格局，每一根辐条都辏向美国之毂，以使美国利益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这种结构中，一两根辐条的损害不会影响整个车轮的有效运转，但会增加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义务。地区内部的不团结是“辐辏均势”的前提。邻近的国家会在历史中积淀下不信任和仇恨。在欧洲，有英国与大陆国家的矛盾，有大陆国家与俄国的矛盾；在中东，有以色列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在东亚，有日本与韩国的矛盾，有日本与中国的矛盾，还有朝鲜的问题；在中亚，前苏联国家对俄国都有一定的警惕。美国和俄国同时都在哈萨克斯坦有驻军，仍在分化和争夺之中。在2007年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哈萨克斯坦禁止中国军队过境到俄国，可见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个邻国还很低。在南美洲，美国挑逗各国间的矛盾，更企图控制内政。它策划暗杀、政变，乃至入侵。
一般国家都会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来寻求自身利益。但美国却有能力先破坏地区均势，然后再加入到该地区的各个力量中去，使美国成为该地区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砝码。这一点在中东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以色列要依靠美国的支持，与之对立的埃及、沙特阿拉伯也要依靠美国的支持，任何一方离开美国，就会在地区对抗中处于劣势。伊拉克、伊朗没有加入美国建立的均势范围，就面临着军事打击和入侵。在冷战期间，包括离日本很近的朝鲜战争，美国都压制着日本，没有重新武装日本。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它却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其目的不仅是弥补美国力量的不足，更在挑起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疑虑，进而劝留美国。
怀特说：“替代均势的选择不是全球无政府状态就是全球霸权。稍稍思考便可以看出均势比前者更可取。”《权力政治》，125页。美国已经是全球霸主，但还在忙于制造均势，因为美国是一个遥远的“岛国”，不便于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直接使用力量。为了留在大陆就必须有落脚点。为了让落脚点国家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成为美国的盟友，就必须为它们寻找和制造敌人。辐辏均势是支配型的。2002年9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说：“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史无前例、无可比拟的力量（strength）和影响……这个国家的伟大力量必须用来促进有利于自由的均势。”所谓的“自由”就是美国。在维持区域均势的同时，美国需要保持绝对的全球优势：“我们的军事力量(forces)将强大到足以阻止潜在的对手追求军事建设，希望超过、达到美国的权力（power）。”所以，美国的均势与英国和德国都不一样，其手段是使用优势军力实施控制和打压。
但辐辏均势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轴心国家必定承担过多的义务，特别是军事义务，在地区动荡中难以脱离接触。国家决策的灵活性必然会大大减弱。在国家强大时还可以承担责任，获取好处。当这个国家的实力减弱的时候，这些义务将成为不可承受的负担。有类似结构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很快将看到美国不堪重负的例子。
均势是动态的。在一定限度内，全球和地区均势能够自我调节。在挑战均势的过程中，如果挑战国没有能力平息事态，局势的反弹将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从表面上看，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苏联似乎得分了：土地进一步向南推进，占领了在19世纪与英国争夺未果的国家。但苏联陷入一场耗费巨大的游击战。这场战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前奏。同时，苏联在世界舆论中陷入不义，为更多的穆斯林所仇视。与苏联作战的不仅有阿富汗人，还有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志愿者。沙特人本?拉登是其中之一。美国向游击队员们（“自由斗士”）提供武器和资金，冷眼旁观苏联在阿富汗苦苦挣扎。但美国没有想到多年以后遭到拉登的攻击，更没有想到拉登的进攻方式如此震撼。于是，在苏联撤离12年后，美国入侵阿富汗，亲自向它的自由斗士作战。美国的结果很可能不比英国和苏联更好。
在另一场寻求“均势”的较量中，美国也得不偿失。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者是反美的。因此，在伊拉克挑起的两伊战争（1980-1988）中，美国支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长期维持这场消耗战。在两伊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却成为美国在中东更大的麻烦。美国暂时摆平（均衡）了伊朗，却无法摆平（均衡）伊拉克。在冷战之后，美国才利用萨达姆的误算（一说是美国误导），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打得他丢盔卸甲，又找了个借口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却与德国、法国以及俄国闹得很不愉快。盟国也不愿意看到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横行霸道。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很顺利，但占领却很麻烦，还引起了链式反应，加强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伊朗乘伊拉克被削弱之机发展势力，也提出了核武器计划。朝鲜和伊朗的核武计划只是海湾战争启动的链式反应的第一链，更多的后果可能很多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这些事实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世事无常，人算不如天算。一国在地缘政治中采取保守姿态，可能带来更多的主动权和更多的收益。历史反复无常。地缘政治玩家在“机关算尽”之后，有时会收到一个惊喜，有时会遇到一个惊吓，而且时间不确定。更多的时候，后果很沉闷，很无聊。有时候，无为是好的政策选择，以静才能制动。
d?古代中国不识均势
这里所说的“不识”，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而是没有把均势放在战略高度上时时予以调整。组成均势的要素不完全是军事力量，还包括外交。在战国中后期，六国缺少坚定的“均势”信念，各怀心思，贪图小利，听信说客，最终被秦国各个击破。在完成统一之前，秦国的军事优势持续了100多年，六国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战略。当时并非没有可以被归结为“均势”的考虑，“合纵”与“连横”双方大体势均力敌。如果六国采取更加合作的外交策略，秦国也不是不可抵挡，但它们终究不能很好的合作，更彼此攻伐不已。以楚国为例，可见各国之间的钩心斗角，矛盾重重。公元前318年，楚、魏、赵、韩、燕合纵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联军却不能过函谷关。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国，占据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在张仪提出的土地诱惑下，楚国首先背叛了联盟，却没有得到秦国许诺的土地，反而在讨要时被秦击败。公元前301年，秦国与韩、齐、魏联合攻楚，斩首杀将，取楚之十六城。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不听劝阻，执意出访秦国，被秦人扣留。秦趁机伐楚，大破楚军。公元前297年，楚怀王从秦国出逃到赵国，但赵国不接受他，终于又被秦人抓了回去，第二年死在秦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楚之都郢今湖北江陵之纪南城，楚国都城多有称郢者，此为最重要的一个。，放逐中的屈原“眷顾楚国，心系怀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而死。张仪等纵横家的言行记录在《战国策》中。《战国策》是后代策士们所辑。而纵横策术如同今天的推销术一样，往往夸大其词，甚至凭空编造。
在战国时期，东方六国不能团结一致，终被秦国各个击破。三国时，蜀与吴能够联合抵抗北方强大的魏。南北朝时，南方的陈朝上了北方北周的当，派兵北上与北周一起，于575年灭掉了北齐，分到了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土地。但陈朝很快在北周的进攻下失去了更多。公元10-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三国”时期，先后登场的有辽、宋、西夏、金、蒙（元），期间大多数时候同时存在的权力是三个。宋朝犯了东方六国的错误。宋地处南方，是军事力量较弱的一方，却总是与最强大的力量结盟。宋初因为燕云十六州与契丹辽国有过大战。北宋与金结盟灭辽（1125），然后金趁机南下，攻占北宋都城开封（1127），掠走徽钦二帝，北宋亡；南宋没有记取教训，伙同蒙灭金（1234），最后被蒙元所灭（1279）。1208年，西夏受到成吉思汗进攻，向金求援。金章宗的继位者卫绍王却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何患焉？”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21。转引自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215页。请注意，北方民族因南下而自称“中国”。这表明中国仍是一个地理方位名词。当时金的都城还在今天的北京，后因蒙古的压力于1214年南迁至今天的开封——北宋时的都城。如果不是蒙元的征服范围太大，分散了兵力，西夏、金、南宋的灭亡时间可能更早。
拿破仑或希特勒没有成为欧洲的秦始皇，不能把欧洲统一于一个帝国，原因是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犯下六国和两宋的错误。它们能够抛弃成见和仇恨，联合起来对付有侵略企图的最强大国家。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基本原则虽然相同，不同的游戏仍有不同的规则。中国现在玩的这个游戏不是古代东亚的游戏。在记取古代教训之余，还应把主要心思用于研究在西方形成的规则上。
从1840-1945年的105年间，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英国首先以毒品和军舰打开中国大门，和法国人一起烧毁北京的皇家园林，又在南部边境吞食中国领土。法国虽然国势不振，也不放松努力，占据了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并北窥中国。俄国从西北和东北割去中国大片领土，在20世纪更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借用西方的意识形态闹革命早已有之，在19世纪有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在19世纪中叶，中、日同属欧洲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日本能够及时跟进学习，于1855年开港通商，40年后已俨然东亚一强国。日本在1895年先败中国，在1905年再败俄国，并琉球，占台湾，据朝鲜，割东北，海外扩张之势强劲。中国日益呈瓜分豆剖之状。
清末的局势非常无奈，中国的回旋余地很小。李鸿章“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在李鸿章时才形成一种均势安排。更古时代的“以夷制夷”一般不涉及权力平衡，是鼓励夷人双方互相牵制，结构比较简单。的政策是一种均势安排，对列强许以“利益均沾”“利益均沾”不是李鸿章提出的。但当时中国无力拒绝任何国家染指，列强实际上早已是利益均沾了。而使它们彼此竞争。那时的中国非常孱弱，李鸿章实在太被动，外有列强虎视，藩属尽失；内有太后垂帘，权贵掣肘。李鸿章甚至被抨击为“卖国”。他“卖国”或许有之，但不过是哄抬物价，以使列强彼此竞价，或知难而退。他期望能避免强盗们一哄而上，强行把中国抢了去。庚子之乱（或八国联军）之后，列强军队彻底进入中国。中国幸免被瓜分和被殖民，实在与中国关系不大。英国为保住在华既得利益，鼓动美国提出“门户开放”，而美国是后来者，需要先到的强国给予它对等机会，于是英美两国一拍即合。后来强盗们因为分赃不均，在欧洲打了起来，无暇东顾。中国暂缓一口气。但日本仍步步紧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最大威胁。在此期间，日本在东亚扩张的最大制约力量是美国。
在国内政治中，不识均势的后果是大一统专制制度的巩固。在权力斗争的态势比较明朗之际，人们或者倒戈，影从强者；或者放弃，隐遁山林，没有坚持国家利益的忠实反对派，而掌握大权的人也不能容忍异见，能接受一点批评已经是明君了。
中国不识均势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权力趋向集中。这其中有很大的地理原因，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夏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统天下的观念：尧“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尚书?尧典》。“於”，叹美词。“变”，由恶变善。“时”，是也。“雍”，和也。舜使“天下咸服”。《尚书?舜典》。禹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尚书?大禹谟》。“奄”，尽也，完全也。禹说：“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尚书?益稷》。“黎献”，黎民之贤者。“时举”，是举。“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尚书?禹贡》。从夏开始，权力越来越集中，从诸侯国（万邦）的数量不断减少可以看出来。均势安排中的权力是比较分散的，与大一统的格局不兼容，所以在中国发展不起来。在大一统的局势中，各国缺乏独立意识和长远目光，很容易贪小利而失大体。在大禹时期就已经有了朝贡制度的雏形，夏、商、周三代绵延不断。基于《禹贡》思想，汉朝试图扩大这个制度的范围。这就是朝贡体系，中国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朝贡体系发端于西汉与匈奴的关系，在明、清时达到顶峰。朝贡包括朝贡方的“称臣纳贡”和宗主方的“册封赏赐”两部分。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政治内容远大于进贡的物品，因此朝贡方把自己放在附庸或属国的位置上。朝贡体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这种“一头大”的制度在清末被西方入侵打破。即使能够维持下去，朝贡体系大概也不能带领东亚走向统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制度在清朝时已经日趋僵硬，文化和经济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大幅度倒退。当核心力量不能发挥引力作用时，系统必将走向瓦解，而不会更加聚合。
东亚的朝贡体系与欧洲的均势安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旦核心力量不能发挥作用，这个系统就将开始紊乱无序。从1840年代到1970年代，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有欧洲国家的殖民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战争。除了日本是一个施害者之外，其余东亚国家都是被欺凌者。所有这些战争的重要的诱因是中国的贫弱和分裂。中国的衰弱不仅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地区权力真空，而且中国本身就是一块巨大诱人的“肥肉”，引起列强的垂涎与争斗。这段历史证明，没有中国的强盛，就不可能有东亚（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中国是东亚的定海针。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是东亚的地理中心。这也是中国总是担心被包围的原因，而且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由，苏联和美国都尝试过这样做。
以中国现在的规模和资源，在较小的东亚地区，各国无论如何排列组合，都很难形成对中国的均势，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对中国友善的国家。如果不努力制造均势，东亚地区就不会有战争。过去100多年发生在东亚的战争都不是本地力量对比失衡造成的。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不会被轻易否认。在日本强行实施殖民统治之前，高丽坚称是中国的附庸。日本的崛起是东亚的灾难。现在，没有外来势力，东亚就不会有均势。在一个地区制造对立可以给外来者带来操纵的机会。这是中国现在在东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清末列强均势下的中国
中国不识均势，但均势没有放弃中国。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列强表示没有反对，也没有接受。“门户开放”是一种均势政策。这是列强之间的均势，对于被“开放”者，仍是被宰割和瓜分，不过避免了沦为真正的殖民地。门户开放与欧洲均势同出一辙。然而，中国是“鱼肉”，不是“刀俎”，本不是均势中的力量。当年，英国是最大的全球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大。英国割占了香港之后，还据有长江流域，又从西南窥边。它不仅要和法国等老牌帝国争，还要和新兴列强（日本、俄国、德国，此外还有美国）抢。英国既要坚守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想要染指其他国家的在华势力范围，于是想出了“门户开放”的主意。这个倡议实在不便由在华利益多多的英国提出，英国转而怂恿新来到远东殖民的美国出面倡导，门户开放符合后来者的利益。唐德刚认为：
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失败了，它在列强之中却反映出一个列强“均势”（balanceofpower）的局面。任何强权在诸强相互牵制之下，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后行。满清政权就仰仗这点均势，又多活了十年。唐德刚：《晚清七十年》，29页，岳麓书社，2005年。关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之由来，参见本书26-29页。
门户开放政策失败的原因是慈禧一念之差。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重新听政。她听信了列强要她“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1900年6月21日，她居然下令向11国同时宣战。义和团被发动起来了，各国驻华使馆受到攻击。然后，清廷又暗中支援被围困的使馆。那时的清朝已经腐朽透顶，摇摇欲坠，一国入侵尚抵挡不住，况11个强国——当时的所有发达国家，它们的利益从来没有如此一致。这样不对称的战争堪称世界史一大奇观。
清廷的西式外交还不熟练。1895年的《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当年，俄、德、法三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清廷很是感激。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欧、美。他与俄国订立密约，主要内容是两国共同对付日本。接着，他又在德国受到隆重接待，而同期到访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却遭到冷遇。但甲午海战和环球旅行不是清朝第二个“盛世”的开始。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第二年，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而俄国紧随着强租旅顺口、大连湾，各自把胶东和辽东两个半岛纳入势力范围。于是清朝又于1897年倒向日本。到日本留学的热潮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最初只有张之洞奏请派遣的两人。后来，日本先后夺走两个半岛。清朝“一边倒”向俄国，吃了大亏。在1950年代，中国又一次向俄国“一边倒”，再次吃了大亏。后来这次“倒”多了很大的意识形态成分。在此之前，宗教从来不是中国政治中的决定因素。在1900年代，中国留学生还不比一般日本人穷。到了1990年代，中国留学生在餐馆打点零工就可以“发大财”。
中国一直在远东地区独大。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对均势没有了解，也没有兴趣。自秦统一以后，李鸿章大概是中国运用“均势”的第一人。他的策略是“以夷制夷”，把中国的土地和财富当作赃物，在强国之间制造“分赃不均”的矛盾。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现在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人对弱肉强食的感受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清朝的努力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另外，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场，他的思路受到官场上找“靠山”的限制，还不完全是均势，因而更加被动。而自强之路被限制在工业，没有制度改革。不过，李鸿章很难做到更多了。他手中的牌太少，背后的掣肘太多，而且他也不干净。从1870年接替曾国藩与法国交涉天津教案开始，到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之后两个月去世为止，李鸿章惨淡经营外交近30年（其中大约有3年被排挤在外）。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中最复杂、最艰险的30年。李鸿章设想的均势很悲凉，很无奈，但挽救中国的还是均势。马丁?怀特说：
中国地域辽阔，位置重要，很难被某一个大国吞并而成为其保护国。……但相互妒忌最终使列强的对华政策成为在中国争夺租借地的竞争。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很可能就导致了对中国的瓜分。《权力政治》，110页。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办法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策略。但在清朝末年，每次谈判“制夷”之前，夷人都已经打进家门来。列强们肆无忌惮，没有道德约束，也不担心中国报复——因为中国根本无此能力。中国外交的选择余地很小。从1840年之后100多年的痛苦经历中，中国人知道“弱国无外交”，却又指责李鸿章“卖国”。可是，在晚清，又有谁能做得比李鸿章更好呢？中国那时的境遇非常危险。但中国没有被列强瓜分，没有成为殖民地，在各种可能中，已经是一个不太坏的结局。李鸿章确实出卖了一些国家利益，但也保住了更多的利益。不然，损失一定更大。那不是商业谈判，任何一方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条件，否则就拉倒。在强盗的刀枪之下，中国无可奈何。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应该明白：外交是建立在内政基础之上的。国际政治从内政开始。只有清明的国内政治才能保证坚实的国际政策，不然只能牺牲国家利益（卖国）。
慈禧向列强宣战是一个坏兆头。在20世纪以后的岁月里，个人对权力的迷恋多次把中国推入战乱和险境，其危害程度不亚于外国入侵。专制难道不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吗？列强之战使清廷暂时免于亡国，掌权者似乎可以略微从长计议了。但他们不能推动政治改革。在风雨飘摇之中，南方的一次兵变就推翻了整个王朝。辛亥革命一举成功，八旗子弟的无知与顽固葬送了他们先辈们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江山。但革命没有停止。不久，国民党的革命者又遭遇另一批革命者。在长期的外战和内战中，他们先是被日本重创，接着又被新革命者打败。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或者权力之争的世纪。
边缘、中心与势力范围
在地缘政治中，“中心”又可称作“极”，即“多极世界”中的“极”。在多极世界，大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个大国是体系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边缘。与权力一样，文明在地理上也有中心与边缘。文明从中心向边缘传播，而边缘的人们依据自己的传统和理解改造传播而来的文明。古代东亚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和罗马）是最明显的文明中心。西方现代文明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参见彼得?伯克：《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东方出版社，2007年。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世界凭借先进的武器，使自己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西方世界内部仍有多个中心。其他古老文明因技术落后而显得无足轻重，它们失去了活力。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的权力更加向西方集中，而且只是一个国家，英国或者美国。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成为边缘，大片沦为殖民地。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故乡都不能免，查拉图斯特拉、孔子和老子的故乡几乎不免，美洲的文明则遭到毁灭性打击。所有边缘地区都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
日本长期以来是东亚的边缘国家，却是第一个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一度成为东亚的权力中心。同时，日本企图变形为西方文明，显示了它在文明方面的自卑——在当时几乎不可避免。直到20世纪后半期，文明才又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各地区一直有次级权力中心，但真正的多中心（或多极世界）要等到美国衰落之后才有可能。
欧洲整合的难度在于它在政治上是多中心的。查理曼大帝死（814）后，法兰克王国很快分裂，之后的教权和王权都曾试图统一欧洲。在拿破仑和希特勒之前，最接近这个目标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但欧洲的地理环境远比中国复杂，大小诸侯林立。不仅在内部难以聚集起统一力量，强大的外部（匈奴、蒙古）力量也不容易打入。另外，虽然欧洲语言的差别不比中国东西南北方言的差距大很多，但在文艺复兴之后，各民族越来越多地使用本民族书写文字（高卢文字早至9世纪初就出现），逐渐抛弃了拉丁文。推动者有阿里盖里?但丁和马丁?路德这样的巨擘。根据发音而变化的拼音书写体系造成欧洲各地“书不同文”，加大了各民族的隔阂。因此，在欧洲形成了多个政治和文化中心，而边缘地带随着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而趋于减少。后起之秀日耳曼发现它已经没有地方扩张了。原来的那几只虎不仅拥挤在欧洲的几座小山头上，它们还已经把全球殖民地瓜分殆尽了。德国这条新来的大虫找不到更大的地盘，因此越发焦躁不安。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德国人明克勒说：
大多数成功的帝国创建过程都不是在那些上演着激烈的世界政治角逐的广阔地域的核心地带，而是在其边缘地带完成的。《统治世界的逻辑》，35页。
扩张当然不可能在中心完成，因为中心周围还是自己国家的领土。内部无序扩张就如同某些细胞大量恶性分裂产生癌症一样，必然导致生命体的死亡——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固定模式。对国家生长有益的扩张从来都是从边缘向外部的。明克勒这句话对帝国扩张时期的英国、俄国、美国都是对的，却不适用德国。德国向海外扩张起步甚晚。德国（以及统一前的普鲁士）的“边缘”之外是波兰、捷克这些斯拉夫人的国家，即使按照殖民时代的标准，这些国家也不是无主的土地。德国要扩张，只能消灭这些国家。但在欧洲这块拥挤的土地上，德国不可能吃独食。因此，德国在瓜分波兰时需要和奥地利、俄国合作。反过来，俄国向西扩张绕不开波兰。俄国同样也不能吃独食。它必须与德国共分这一杯羹。
庞大的帝国总会有不安定的边境地区，即turbulentfrontier（动荡边疆）。为了保证边界的安全，满足对土地的欲望，帝国会产生扩张的冲动。但随着新一轮扩张的完成，又会出现可能是更加动荡的边界。为了稳定新的边界，扩张难以停止。过度扩张不仅制造更多的外部敌人，也会在边界内产生许多不安定因素。无论如何扩张，任何一个帝国都不可能获得稳定的边疆。过度扩张会损害帝国的力量，导致帝国的衰落和解体。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国、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和苏联帝国都是例证。在历史上，中国对扩张的冲动是比较克制的，也许隋朝算是一个例外，此外没有一个王朝亡于扩张或过度扩张。它们都因内乱而覆没，隋朝也是亡于战争引起的内乱。
杰克?斯奈德总结了解释过度扩张原因的三种理论。其一，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扩张是获得安全的最佳途径，是对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理性的反应；其二，因认知偏差而产生错误。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者简化评估和选择，把对手看做是纸老虎，从而选择了过度扩张的政策；其三是国内因素的驱动，自身狭隘利益的垄断集团、自我欺骗的宣传、目光短浅的统治利益集团都可能把国家带向过度扩张。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扩张受限（如德国）或扩张过度（如俄国）都会导致帝国衰落。扩张受限的国家为了打破限制，必定要在军事上花费大量资源——这也是扩张过度，首先是财政扩张过度。扩张过度的国家为了守住过多、过于分散的利益，为了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必须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这正是美国今天所做的。美国的边界不仅在墨西哥以北、加拿大以南，也在伊拉克和伊朗之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韩国和朝鲜之间。保罗?肯尼迪认为，财富与军事力量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他说：
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大国的兴衰》，36页。
一国战略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利益扩张，而不是军事扩张。前者可以带来后者，而后者却会削弱前者。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是执行这个政策，促进了经济起飞，使中国的军费在1990年代后期可以大幅度增长。与领土扩张相比，建立势力范围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势力范围有点像专属经济区，其他大国承认某个国家在这个区域内有特殊利益，但该国不能阻拦别国的无害通过。中国是后起国家，还没有自己明确的势力范围，在东亚地区之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所以非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是有利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后起的美国正是这个思路。当美国到中国时，富饶的土地已经被瓜分，而且美国是一个前殖民地国家，对于殖民行为有时会有一点不安。于是美国出面要求其他强国在中国“门户开放”，以使它能够“利益均沾”。
在20世纪上半叶，领土扩张失去了限制。霍尔斯蒂说：“帝国向被视为‘未开化的’地区的扩张是19世纪的常例。而现在（1920年代），帝国主义是以主权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的代价来实现它的扩张。”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当大国向主权国家扩张时，战争不可避免。在21世纪，扩张的主要形式将是利益扩张和建立均势范围，或区域一体化。
均势将导致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排除了日本的利益。日本不能容忍。日本大陆扩张的首要目标就是朝鲜和东北。那时，俄国正与英国在中亚以南的地区“大角逐”。于是日本与英国订立反俄同盟，可以看做是海权对抗陆权。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日本在陆海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海上胜利得益于英国禁止俄国舰队通过苏伊士运河。在陆地上，日本攻下俄军据守的大连、旅顺、辽阳、奉天（今沈阳）、铁岭等重要城市，俄军退守四平街一线（后来林彪曾两次在四平一线鏖战）。同时日军也伤亡惨重，无力把俄国势力挤出东北（这时的日本还知节制）。两个国家因力衰而形成了均势，在美国的调停下议和。在1905年9月的《朴茨茅斯和约》中，日俄在东北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后来的“南满”、“北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使美国能够有机会向东北渗透。到1916年，日俄又陆续签订了四个密约，逐步把它们的势力范围划分扩张至全中国，并承诺在一国与第三国为争夺中国而发生战争时，另一国将提供支持。最后一个密约的有效期至1921年7月14日。
势力范围起源于全球殖民扩张的初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最早向美洲扩张的国家。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殖民地展开激烈争夺，都不能占有优势。在教皇的调停下，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两国于1494年签订条约，划分殖民地界限。以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约2055公里）经线为界，西班牙占以西，葡萄牙占以东。这就是“教皇子午线”，最早的全球势力范围界限。随着向东半球的扩张，两国又于1529年立约，以摩鹿加（马鲁古）群岛以东17°为界。两条界线一直延伸到地球两极。这是全球大国第一次划分势力范围。两个很小的强国瓜分了全世界。中国在清末几乎被瓜分，就是这两个条约立下的先例。那时，两“牙”已经不再锋利。“门户开放”暂缓了瓜分中国的进程。门户开放以势力范围为基础，是势力范围比较温和的版本，加大了各范围之间的往来与渗透。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它们控制着各自在二战中赢得的那一部分世界，以各自的势力范围为基础建立起全球均势。这种均势是对抗性质的。均势范围有全球的，更多的是区域的。可以把区域性的均势称为“均势范围”（sphereofbalanceofpower），就范围而言，类似于“势力范围”（sphereofinfluence）。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中的各权力较为平衡，而后者有一个主导权力。均势范围不像势力范围那样有很强的排他性。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出现在几个均势范围之中。均势范围的概念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尤为重要，因为今后很少再有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更多的是在某一范围之内大国力量的重叠和分享——这就是均势范围。大国应该学会共处，彼此开放门户。布热津斯基说：
中国地区性的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中。但是不应该把实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如前苏联在东欧实施的那样）混为一谈。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这种势力范围更具渗透性，而从政治上说则较少垄断性。《大棋局》，219页。
较少垄断性的势力范围是由一个国家主导的均势范围。这两种“范围”概念之间的过渡是模糊的。因为排他性较低，布热津斯基可以接受中国建立势力范围。这样的势力范围又称均势范围，是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或区域联合体。它不仅对外开放，更对内开放。均势范围正在全球各地出现，这就是正在成为潮流的区域一体化。
地缘政治板块和区域一体化
a?区域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板块”一词是从地质学那里借用的。地球的外壳（地壳）不像蛋壳那样完整，是由许多版块组成的，像是缝制的足球外壳。地球表面上的人类过着群居生活，他们分割成许多国家，还没有组成一个全球性的完整社会。现在，国家正在把更多的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区域同盟就是其中一大类。这些区域组织是地缘政治的板块。与“板块”相对应的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断层线”。断层线是地质板块的边缘线，是一个板块与另一个板块摩擦、冲突的地方，可能导致地震。推动板块运动的是半流质的地幔。地幔在地壳之下，比地壳厚得多，而且自成一体。地缘政治板块与斯宾格勒的文明分类有相似之处。地缘政治之下的地幔是文明，包括现代政治文明。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不能进入发达板块。
今天的“全球化”程度被夸大了。“全球化”主要是美国的一个概念。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全球大国，鼓吹全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它可以把全球作为它的资本和商品出口市场，并获得对全球的控制权。作为廉价劳动力市场、发达国家经济的补充，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至少是利大于弊。但这个地位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不是长久之计。中国不能总给富国打工，作为富国的经济和金融殖民地。
今天的全球化程度远不如100年前。比如，国界对人员流动的限制无以复加，富国的签证不容易得到。而且正如批评者所说的，富人、富国从全球化中攫取了最大利益，全球化其实是美国化。作为美国化的全球化只是一层薄膜，一个障眼法，覆盖了正在发生的区域一体化。实际上，在真正的全球化到来之前，必定要经历区域一体化。削弱国家权力的首先将是区域化。美国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区域化，因为北美对它的吸引力有限。美国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陆地邻国和一些小的、相对贫穷的加勒比岛国。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墨西哥已经接近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但在人口方面，却是墨西哥主导着美墨之间的一体化。由于拉美裔人口的增加，可能改变美国的国家、种族和文化特征。为此，塞缪尔?亨廷顿发出了《我们是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的警告。当墨西哥成为美国投资与生产的乐园的时候，美国也在两国边界修筑铁丝网，架设各种探测装置，增派武装巡逻人员，以防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这样的全球化（或美国化）是单方面的：穷国向富国改革开放，让出市场；富国对穷国闭关锁国，保守技术。这个全球化以穷人和穷国为代价，因此不可能走出很远。
对目前的人类而言，地球是一个封闭系统。虽然有宇宙飞船前往月球、火星和太阳系之外，但人类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仍局限在地球之内。全球化就是在这个封闭的系统内进行的。如果真的实现了全球化，对人类的发展并不是好事。那时，人类发展的“熵”将达到最大，世界各地的人种和文化将不再有差别。人类的“热量”将均匀分布，不再流动。于是人类历史将进入“热寂”——真正的“历史的终结”。
生物学家们发现，在有限空间中，生物密度的增加将导致它们彼此联系的增加，它们发展出新的组织水平来应对由此产生的压力。生物化学家和控制论专家弗里德里克?菲斯特把这种组织结构的变化称为“定律”，因为它遍及整个生物界。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手工业、技术和贸易是孤立的，零星发展的，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图一）；然后，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系统），增长和相互联系是无序的，因而不能持久（图二）；于是一个高等级的结构开始自发出现，它有工业和技术的次级结构，分散的经济单位（图三）。这样的结构是稳定的。但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因为人口增加等原因，我们又回到了图二所显示的那种无序状态。2008年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这种无序状态的一个结果，很快波及全球。
图一图二图三
在有关内容的论述中，菲斯特没有提到全球化或区域化。我们可以从他的定律推断，图二代表了全球化，而图三则代表区域化——更稳定、更持久的结构。菲斯特说：
我们的未来不能再继续无心的和混乱的增长，一直到我们窒息。相反，如同所有增长的系统一样，我们必须经历一次变形，发展出带有区域和经济次级结构的、新的、高等级的结构。为了复苏被践踏的控制调节机制，使它们再次运作起来，自足与依赖的健康混合、相互反馈和自我调节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让一个增长的网络自行其是，它将在某个时候自动解体。现在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出现频率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实际上可能是我们忽视这个定律的第一个负面后果。这个定律显然渗透于整个生物界（我们和我们的人工系统也属于生物界）。TheArtofInterconnectedThinking：Ideasandtoolsforanewapproachtotacklingcomplexity，p68FredericVester，MCBVerlag，2007。
全世界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区域化。西欧正在吸收东欧——那个从前被西欧排斥在外的地区参见《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作者佩里?安德森引用了从兰克、黑格尔到琼斯、布洛克等人的观点，以证明西欧和东欧的历史是分离的，就像欧洲与中国的历史是分离的一样——西欧到中国的距离可是比西欧到东欧的距离遥远得多。——以建立一个欧洲共同体。南美、非洲也都在一体化的过程之中。区域化是通往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建立在区域化基础之上，全球化才有坚实的支撑。在全球化的喧嚣中，这必要的一步常常被忽视了。与全球化一样，区域化也不是今天才出现。区域化的历史比全球化要悠久得多。当全球化真正到来时，区域化仍将继续存在。没有次级结构的超级结构不会是稳定的。关于区域体系，蒂利说：
国家形成体系，在一定范围内它们相互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每一方的命运。由于国家总是产生于对领土和人口的控制的竞争，它们总是成群出现，通常形成体系。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着重号为原书所加。
卡尔?多伊奇卡尔?沃尔夫冈?多伊奇（1912-1992），布拉格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把控制论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引入政治学。对“世界区域”有一个概括：
由许多邻近国家组成的，按照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在广泛领域中都存在显著依存关系的国家群体。转引自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原著首次在2003年出版。
关于区域化的存在，多伊奇和蒂利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位学者卡赞斯坦对多伊奇这个观点评论说：它“提供了一种能够把握动态变迁的方法，既揭示了本体论者所关注的内部结构特点，同时又避免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外形不断变化但内核却固定如一的流动着的集合体”。《东亚的复兴》，6页。大概是遵循这个思路，卡赞斯坦在2005年出版了《地区的世界：美帝国时代的亚洲和欧洲》AWorldofRegions：AsiaandEuropeintheAmericanImperium，PeterJ?Katzenstein，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5?。他认为，今天的各区域不是自由的，是“嵌入”美国帝制之中的。在冷战期间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之时，美国制造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区域力量，以为美国的支持力量。此后，美国不会再允许新的区域力量出现。
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控制权是二战的战利品，美国向这两个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在2009年之前，日、德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也就是说，前三位的经济体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日本和德国的离心将大大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像苏联帝国一样，苏联的解体是从东欧附庸国开始的，然后才是它的几个加盟共和国。美帝国也面临内部的破裂。日本和德国不会永远一心一意地跟在美国后面。
在全球的所有地区都出现了区域联盟，走在最前面的是欧盟。欧盟的产生以经济合作为先导。其他地区正在紧跟欧盟的步伐。2008年5月23日，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行了非洲联盟（AfricanUnion）小型首脑会议。参加会议的首脑来自12个非洲国家，包括埃及、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大国。他们提出要逐步建立联邦制的非洲合众国。非洲联盟成立于2001年，共有8?5亿人口。巧合的是，在提出建立非洲合众国的同一天，南美洲的12个国家在巴西利亚签订了《南美洲国家联盟宪章》，使南美的一体化进程又迈进了一步。南美洲国家联盟（UnionofSouthAmericanNations）成立于2005年，几乎涵盖了整个南美洲。北美则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过去和现在，东南亚国家彼此都有一些恩怨，现在也更加密切地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已经从一个安全组织变成更加全面合作的区域同盟。
印度成为现代国家是次大陆区域化的结果。这个过程是由英国殖民者使用暴力而完成的。在英国人撤走之后，次大陆的区域化出现倒退，印巴分裂，后来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分裂。印巴之间有很深的疑心，目前没有统一的迹象。在民众层面上，因历史和宗教的原因，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等其他邻国的关系倒更紧密一些。次大陆的局势说明，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外界压力不可能代替内部凝聚力。
这些联盟都刚刚起步，还是比较松散的地区组织。假以时日，它们必将能够达到区域一体化的目的。因为只有较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才会在全球化中更有实力和竞争力。区域联盟的目的是加强各国之间的安全、经济和金融合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区域一体化，建立联邦制区域国家。区域化的浪潮表明，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仅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安全和繁荣。在当今世界，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仍然不够大，在进入全球市场之后，还要建立排除贸易障碍的区域市场——这是迈向全球自由贸易的必要一步。区域化浪潮正在压过全球化浪潮，但不会取代全球化。它是走向真正全球化的必由之路。由于此轮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区域化的一个含义是，美国在各大区域中的作用衰减。区域内各国在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而不是辐辏向美国。
当东亚的区域化完成的时候，欧亚大陆将出现一个放大版的19世纪的欧洲。在“东亚联盟”和欧洲联盟之外，欧亚大陆上还有北方的俄国，南方的伊斯兰世界和印度。届时，美国不再是世界的霸主，但将在大陆之外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美国将成为放大版的19世纪英国，但有一个区别：美国的相对实力可能比不上当年的大英帝国。
b?区域化的必要条件：以东亚为例
各国价值和制度的相容是区域化的必要前提，是最低的必要条件。理想的状态是各国价值和制度的相近、相同。除非在区域化开始之前各国已经存在相似的价值和制度，否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模式。古代中国的制度曾被一些邻国所模仿，其影响至今仍可以看到。这也是区域化将在全球化之前完成的原因——全球化需要兼容更多的文化、价值和制度，因此需要以区域化为基础。从国家到全球的距离太大，不可能一步走到。在区域范围内，国家间的相似程度较大：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等。比如，中东的大多数国家以阿拉伯人为主要民族，大都信仰伊斯兰教；非洲各国大多是前殖民地，国界的历史短暂，国家意识还不强；南美居民多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并有印第安人的血统，多信仰天主教；西欧居民享有共同的历史、宗教，语言和文字接近，人种混一；东欧虽然与西欧有许多不同，但受西欧的长期熏染并仰慕西方文化，又面对俄国的压力，因此能够与西欧一起发展欧盟。
本书的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的差异最大。制度横跨从专制到民主的政治光谱；经济从赤贫国到富裕发达国。东亚的文化也更具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世界性宗教有众多信徒，道教以及其他一些本土宗教也有许多信仰者，有佛教国家，也有伊斯兰国家，还有保留了一些儒家传统的中国。东亚的国家规模也极其不均等。面积从新加坡的600多平方公里到中国的9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从文莱的不足40万到中国的13亿多。国家的独立程度也有差别，有日本、韩国这样的半独立国家（至少在军事上），也有朝鲜这样几乎完全拒绝外来影响的国家。中国的领土和人口在东亚独大，经济将可能在20年内独大。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援引一些机构的研究结果说，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是日本的4-5倍。新华社2009年4月18日电。不过，中国有一些在中短期内难以弥补的严重不足：国民富裕程度低，科学技术水平低，海外投资能力低，文化创新能力低，制度号召力低，而且在军事上被现有超级大国视为潜在对手。除了加工产品的出口之外，中国各方面的出口能力还很有限。离开道义、文化的号召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领导国。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更不具备领导东亚的能力。由此可见，东亚的地区一体化可能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需要更多的意志、智慧和时间。
在过去100多年中，日本最早萌发领导东亚的念头，期望团结黄种人与白种人抗衡。早在明治末年，日本就出现了关于种族战争的想法。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中，战胜国日本饱受种族歧视。为了准备种族战争，日本需要先行在东亚扩张。入江昭：《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5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日本侵略战争的借口一度是驱逐西方殖民者，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日本的霸权取代西方的霸权。直到1940年8月1日，因战事不顺，首相近卫文麿的外相松冈洋右才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然后，日本又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更进一步图谋建立“世界新秩序”。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导致了日本与美国的危机。1941年10月，近卫不敢面对他制造的紧张局势，辞去了首相一职。继任者东条英机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并于该年年底偷袭珍珠港，入侵东南亚。东条首相在1942年时说：“整个亚洲，不管是独立国家还是刚占领的领土，都必须归并日本，各自为日本而贡献力量。”Beasley，JapaneseImperialism，1894-1945，pp237-238。转引自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2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引文出自第七章“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本章作者是肯尼斯?B?派尔。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含义，是奴役和殖民的思想。西方殖民统治那时已经奄奄一息。日本不知道这是末班车，还拼命想挤上去，把西方人挤下来。日本确实挤上去了，却没有想到列车刚出站就倾覆了。
由于日本使用暴力失败，东亚一体化需要更多的制度兼容，其动力需要来自道德与文化的力量，以及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区域化的过程中不应有强迫，需要各国、各民族的平等合作。中国在真正走向世界之前，必须认真经营好东亚，和地区各国一起迎接全球化。任何组织的有效运作都需要领导力。平等合作不排除倡导与领导。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责任，中国责无旁贷，也无处可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