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

  一、诗句的出处及对地缘政治学的启示
  标题中的这两句诗出自《醒世碑记》,相传为清顺治帝福临所作。当然,相传而已,并无确证。紧接这句之后是“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辈,南北山头卧土泥”。像是顺口溜,意思似乎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近。可比较“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两位开国者都是在感慨他们之前的开国之君。但两首诗的基调完全不同。毛泽东的诗更有帝王气势,意气风发,抒发古代帝王豪杰“俱往矣”的豪迈,又表达“还看今朝”的自我期许。福临(1638—1661)是清兵入关时的皇帝,但那时他才7岁,即位不到1年。大清朝的江山不是他打下的。与残酷的征服者形象形成对比,福临还是一个情种。民间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顺治帝为情所伤,看破红尘,把帝位传给儿子玄烨(康熙帝),自己到五台山出家了。这首诗表现了他悟道之后的清醒。在比较了先朝的帝王之后,福临感叹吾亦将“卧土泥”的无奈。“土泥”是生命的归宿。古人一直知道,我们从土中来,将回土中去。例如,吴公子季札在他儿子的葬礼上说:“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语出《礼记?檀弓》,是有关内容的较早的一个记载,时间在公元前515年。1067年,欧阳修祭奠他去世26年的朋友,作《祭石曼卿文》,对亡友有美好设想:“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却“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欧阳修知道:“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曼卿,石延年字,北宋的一位武臣,诗文亦有名。石曼卿也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他主张备战,以抵抗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圣经》也有归于尘土的说法。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名叫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亚当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吃了夏娃摘给他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华上帝要惩罚他:“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创世纪》三)然后,“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据此,犹太人的祖先在那时似乎是农民,或者这是他们从两河流域听来的故事。这种无奈,以及怀古,是中国历代诗人反复吟咏的主题之一,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观。
  福临是否放弃帝位出家,今天已不可考。标题中的诗是不是他作的也不太重要。这句诗的关键是它的内容,它对国家治理、地缘政治学可以有很大的启发。
  可以说,“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分别表达了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精髓。“百年事业三更梦”——世事无常,许多世事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多作努力,然后顺其自然,适当调整。如果刻意为之,反而容易坏事。在20世纪,德国、日本刻意追求大国地位,连续发动侵略战争,却落了个战败的结果,倒不如没有发动战争。如果没有战争,凭借两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本来就可以获得地区领导权。战后,国家满目疮痍,几代人的强国梦付诸东流,真是如同一场“三更梦”。它们的邻国更是无辜遭殃。日本可以不太顾及邻国的哀痛,但是大梦醒来,恐怕不能不惋惜自己失去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战时的德国和日本,经济和技术是从属的,服务于战争,但在战后却成了它们国际地位的保证,达到了战争没有达到的目标。苏联发誓要“埋葬”西方国家1956年11月,苏联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西方外交官们说:“历史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埋葬你们。”,为此信心满满地挑起冲突,卷入冷战,冷战的起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外,美苏两国地缘政治的冲突也是主要原因,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无论有无意识形态冲突,两个扩张大国的矛盾都难以调和。最后却被美帝国主义埋葬。苏联帝国解体,俄国数百年的扩张事业毁于一旦,而北约则咄咄进逼,一再东扩。美国也追求大国地位,但它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潜龙在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地适度扩张。在20世纪水到渠成之后,美国和它的盟国一起,两次打败挑战者,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而英国也很愿意接受美国做它的继承人。早年的英国和美国类似,以商业和海盗起家,首先追求的是利益。在霸权之前,英美两国没有制定明确的霸权计划,没有全国一致的目标,却逐渐积聚了霸权所需要的力量。因此,它们的霸权也更持久。
  二、万里江山一局棋
  先从后面这半句谈起。从字面上看,顺治帝说的“万里江山一局棋”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大棋局”很相近。顺治帝下的棋很可能是围棋,布热津斯基下的棋是国际象棋。前者的变数要复杂得多。
  地缘政治就是国家作为棋手,以地球表面为棋盘,以政策、行动、军队、别国作为有形或无形的棋子,彼此博弈。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棋盘——“万里江山”和棋子。每一局棋都在这张棋盘上走。地缘政治的棋盘凹凸不平,边角不齐。各种变数多到不可胜数,因此,国家间的博弈比下棋复杂得多,结局的可能性也更多样化。在棋枰上,棋手就是对手,双方玩的是“零和游戏”,一人之得就是另一人所失。但在地缘政治中,合作正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对手,也会有很多合作,结果可能是双(多)赢,也可能是双(多)输,不直接相干的渔翁得利。在地缘政治中,国家既是棋手,也是棋子。虽然互为棋子,但一般而言,强大的国家利用别国的机会更多。此外,还有先手、后手的问题。在东方国家发现了地球这张大棋盘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在上面布满了棋子。好在中国历史悠久,祖先留下的国土辽阔,尚有许多回旋余地。而且,国家间政治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局输了,可以在下一局扳回来,但也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彻底出局。德国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中连输两局,至今仍留在棋局中,但形势却局促了很多。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终于挺了过来并再次站起来,而且还有成为全球大国的可能。苏联输掉了冷战,也输掉了帝国,也许再也没有机会重建苏共的大帝国。国家的兴亡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除了很少出现的紧要处,一般不会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但是,国家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在参与塑造这个长期过程。所以,每一个决策都要谨慎。
  国家间政治和正式棋赛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落子无悔”。放下棋子就无可挽回,悔也没有悔处。每一个国家都会设法充分利用别国(特别是不友好国家、潜在的对手)犯下的错误,为本国增加利益,否则它的决策者就在犯错误。“万里江山一局棋”有关本书主题,以后数章中还要详细论述,此不赘言。在此着重谈谈“百年事业三更梦”。
  三、百年事业三更梦请比较李商隐的《咏史》:“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北湖南埭”指玄武湖和鸡鸣埭(dài,坝的意思),在今南京。从东吴、东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皆建都于建业、建邺、建康(今南京)。东吴把都城设在建业的时间是229年,到280年被西晋灭亡,建业为吴都51年。东吴和东晋中间隔了一个西晋,西晋都城在洛阳。从东晋建立(317)到陈灭亡(589)共272年。前后两段时间相加,六朝一共323年,政权更迭频繁,这就是李商隐说的“三百年间同晓梦”。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到今天,也已有300多年,世界霸主地位屡经倒手。争霸失败者更多,挂起“一片降旗”。这不也是“三百年间同晓梦”吗?如果一个国家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虎踞龙盘的地理之势也不能提供足够安全。
  国家的兴盛是“百年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跃进。“事业”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马克斯?韦伯认为,“事业”或“职业”一词“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8页,三联书店,1987年。德语的beruf有“职业”、“天职”之意,与之对应的英语的calling有“神的感召”、“职业”之意。在德语中,berufen作动词用是“任命”,作形容词用是“负有使命的”,其含义是把在这个世界上的职业当作上帝的安排。韦伯认为,这样的含义只存在于信仰新教的国家中,这是新教事业发达的根本原因。因为有了更高的含义,“职业”与“事业”的意思是一样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的语言中,对应的词往往意思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抽象的词。不过,在“事业”这个词上,中德语言在内涵上没有大的出入。这个事业是上帝的安排,人们必须服从。人们对来世的追求变成了致力于此世的事业。因此,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儒家一向是入世的,没有这个问题;佛教有过类似的世俗化转折。唐朝时,禅宗大师百丈怀海在江西创立了农禅,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身体力行,“日给执劳,必先于众”。《祖堂集》。北方有临济宗,一直传到今天。但总的说来,禅风在南方更炽盛。也许因为禅宗的改造(应该还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今天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难容忍懒惰和懈怠,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禅宗把“平常心”当作通往宗教觉悟与自由的途径,把日常生活作为宗教修行的手段。在传入中国800年之后,佛教出现了猛烈的世俗化。禅宗的“清规”与“新教伦理”有相通之处,都有入世的一面。
  儒家一向注重民生,以口号和意识形态代替粮食不是中国的传统;同样,把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不是中国的传统。这些都是舶来品,倡导者有“全盘西化”之嫌。相反,在中国的哲学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监督着统治者的一切言行,惩罚他们的错误和罪孽,收回给他们的任命。“无常”的观念不是来自佛教,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在立国之初,周人已经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在战国时期,学者们从历史中了解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是史墨对赵简子说的话。到了元朝末年,总结为“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明史?章溢传》。章溢与刘基、叶琛、宋濂号为“四先生”。四人一起初见朱元璋时,朱元璋提问:“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章溢说了以上引文,又接着说:“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他实际上在重复孟子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这种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的理论和道德依据,流传至今。中国人自古就不承认,打天下就能理所当然地坐天下,传子孙。
  事业不是梦想,梦想不能代替事业。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完全理解天道之运行。伊曼努尔?康德指出了人类理性的两难困境及其限度;卡尔?波普尔揭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指出历史没有目标;从弗里德里希?尼采到后现代派诸家试图颠覆西方的传统价值,把人类从理性和科学中解脱出来。这些都说明了某一层面上的无常。量子物理的发现则证明了万事万物的不确定性。虽然无常是常,但无常也非恒久不变,否则无常也就成了有常。所以,佛家说:“今若无有常,云何有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中论?观邪见品》,龙树造,鸠摩罗什译。据此,无常其实是常态,无常不成其为无常。我们不应该执著于常或无常,应该以平常心待之,不要有分别心。
  相比与儒家、佛家、物理学的理论,道家的无常思想可能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为它更接近日常生活。道家对待“无常”的态度是豁达的:“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庄子?秋水》。道家这样的境界,大概很少会有人表示拒绝吧,但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
  帝国的扩张、帝国的维持,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额外的目标和开支带来沉重负担。从962年到1945年的近千年间,德意志民族建立过三个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封建帝国,权力大多分散在各邦,有些像中国的先秦时期。在封建制度之外,宗教分裂进一步撕裂了德意志;由于地处中欧,邻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能接受德意志的统一;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争斗。在1871年,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最接近完成统一的目标,但他的统治是灾难性的,时间也很短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拥有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陆空军,尤其在二战初期,闪电战势如破竹。但纳粹德国最后仍然战败,千年帝国之梦在十余年间破灭。波拿巴?拿破仑在战场上时常改变主意,部下只好紧紧跟随他的主意而不求理解。赫尔穆特?冯?毛奇(老毛奇)说过:在遭遇敌军之前,任何战略都没有意义。老毛奇不仅是西方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他非常宽容前线指挥官改变他的战略,哪怕导致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陷入被动。可见,伟大的战略家都知道制定战略与实施战略的区别,也都谙熟“无常”。
  “百年事业三更梦”所表达的意思好像是消极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却是非常积极的。历史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创造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世事无常”,不要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历史,不要误以为人类有确定未来历史的能力,那是超人类力量(佛、上帝、真主)的工作,以偶然的方式展现给人类,人类不能把握。爱因斯坦曾经断言:上帝不掷骰子。他错了,上帝的确会掷骰子:自然界存在着偶然性。过去恍惚是一场三更梦,未来仿佛是一场三更梦。我们不能把梦境当作现实(现实也是一场梦),错认他乡为故乡。历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我们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改善现在。由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和社会不公正,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百年事业”,需要长期的努力。在中国已经真正开始崛起之时,“为了中国崛起”是一个危险的念头。
  常与无常本无区别。我们仍需奋斗。在排斥了过去与未来的确定性之外,我们需要一个坚实的“现在”。与佛家的觉悟者不同,我们不能够破得那样彻底,还需要在现实世界留下坚实的落脚点,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其实,大乘的觉悟者也发愿留在娑婆世界普度众生。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前和死后都是无知的黑暗。纳博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摇篮在深渊之上摇晃,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不过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短暂的光明隙缝。”Speak,Memory:AnAutobiographyRevisited,VladimirNabokov?这是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可比较《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纳博科夫更精细、恐怖,而《远游》更雄浑、阔大。时间是一切武器中最强大、最恐怖的武器。除了不可验证的传说之外,虔诚的宗教徒、得道的高僧(未必是佛教出家人),都不能明确知道此生之前、此生之后的事情。此生也许只有一次,此生的幸福是最重要的。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这是自由的价值所在。除了个体的生命之外,延续生命,延续文明,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文明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没有生命,就不会有文明。没有了文明,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就会深陷蒙昧、野蛮、黑暗。
  四、帝王之梦与百姓之梦
  百年事业三更梦,这个梦是帝王之梦。平民百姓很少像项羽、刘邦那样做帝王梦。他们无权无势,无论他们的梦想多么不切实际,多么荒唐可笑,最坏也不过是个人的“意淫”,能够伤害个人或家庭,却不会危害到国家。最需要警惕的是帝王之梦。
  人生在世,不满百年。帝王之梦是权力在握,长生不老。秦始皇焚书坑儒,却信方士,自称“真人”,遣徐福入海求仙人和不死之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更信方士,敬鬼神,还把女儿嫁给了方士。武帝听了方士讲黄帝登仙的故事后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史记?孝武帝本纪》。躧(xǐ),鞋的一种。武帝召文学儒者,说他要怎样行仁义。汲黯当场揭发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这个事例又一次证明,任何学术或主张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必将走向虚伪。武帝气愤退朝。一代枭雄曹操疆场厮杀多年,见惯死亡,也曾伤感地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曹操。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在初登基时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旧唐书?太宗纪》。时间在贞观元年。但是到了晚年多病的时候,他开始服用丹药。王玄策消灭中天竺国,把印度的国王和方士带回长安。太宗相信方士已有200余岁的谎话,服了他的药,结果中毒暴亡。成吉思汗在晚年的时候,听说道士丘处机活了将近300岁,邀请他去阿富汗见面,想要他的长生不老之药。他们初次见面时,成吉思汗满怀希望地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反而赞赏他的诚实。事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本书引文的句读略有改动。明初,太祖、成祖不信神道,杀戮过甚。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唐宋时已经基本绝迹的活人陪葬再度兴起,孔子连用假人陪葬都不能忍受。他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朱元璋死后,他的40个妃子中有38人殉节,“这显然是学蒙古人那一套”,《剑桥中国明代史》,2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本引文所出的第三章的作者是小约翰?D?郎洛瓦。以延续帝王进入阴间后的享乐。明英宗在临终遗言中吩咐取消殉葬,此时距明朝建立已经有96年了。《明史?英宗后纪》还赞美曰:“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以上这些梦想的例子限于有为之君,昏庸皇帝的美梦就更多了,不值一提。自古以来,皇帝们对生命的逝去很敏感,不始于顺治帝,亦非终于顺治帝。这种敏感没有妨碍他们施展雄才大略。
  这些还只是帝王私生活中的黄粱美梦。当他们企图展现雄才大略时,危害要大得多,能够把整个国家或地区搅得天翻地覆,他们还能在众人的死亡中慷慨浩歌。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20世纪的政治领袖们已经轻松地把枯骨的数字推升到千万级了。相比之下,将军杀人,小技耳。如果有一点无常的知识,他们也许就不会去争当世界领袖,不会试图推进历史。
  帝王们感叹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快乐,惋惜的只是他们自己逝去的岁月。在帝王的统治之下,即使恭逢“盛世”,那也只是权贵的盛世,与百姓无关。更不用提战争频仍,饿殍遍野,生灵涂炭的时候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小曲因温家宝引用而闻名一时。《山坡羊?潼关怀古》全曲如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作者张养浩(1270-1329)是元人,担任过高官(礼部尚书)。在20世纪之前,高官同情百姓境遇者并不少见。这是张养浩在去陕西赈灾的路上写的。另外,“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表明作者没有脱离传统的“怀古”内容。此之谓也。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如果匹夫只有责任,没有权利,只能是奴隶。甘愿这种卑下地位者不过是奴才。奴隶和奴才都不是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不可能促成现代国家的兴起。“兴”的标准应该是百姓福祉的提高。不能让百姓受益的国家之“兴”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少数权贵挂在脖子上的奖章。国家的存在理由是保护每一位国民的安全、福祉,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个人就没有群体。个人价值最重要。没有个人价值,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百姓不是棋子,更不是弃子。国家不能为了帝王之梦而牺牲当下,牺牲现实,牺牲百姓,最后毁坏国家未来。
  人生是一场三更梦,历史则是一场春秋大梦。与帝王们的恋恋不舍相比,文人对时间的消逝、历史的远去更多是一些无奈和感伤。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解读跛足道人关于人生的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道人称赞他“解得切,解得切”。这是小说作者开宗明义提出要旨。根据甄士隐的领悟,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暂住民”。“暂住证”的有效期不过数十年,也不得不时时接受瘟神、噩运的检查。与《红楼梦》的开篇要旨类似,《三国演义》的开篇是一首咏史诗,为全书的国际纷争定下基调。《临江仙》全诗如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许多人误以为这首词的作者是罗贯中。其实,它出自杨慎品评历史的弹词《二十一史》。毛宗岗批《三国演义》时,把这首词放在小说正文的前面,后来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杨慎(1488-1559)是明大学士杨廷和之子,博学多才,24岁中状元。杨慎是一个典型的儒者,耿直敢言,因忤逆明世宗被充军云南永昌(今保山)。他的《临江仙》表达了中国传统文人对历史的一般看法,《临江仙》被广为传唱已足以证明。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喜欢写怀古诗词,怀古时又多时光不再、英雄往矣、万法皆空的感慨,在英雄豪情中不免藏着淡淡哀伤。其中多有名诗、名词。比如,《金陵怀古》是一个常用的题目。王安石(1021-1086)在晚年不得意时填《桂枝香?金陵怀古》。其下阕是:“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曾是一位强势、强硬的宰相,也难免对时间的流逝表露出脆弱的一面。与王安石同时代而年纪较轻的苏轼(1037-1101)填《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和杨慎的词出现了意思相近的“谈笑”和“笑谈”。周公瑾谈笑间,曹操大军“樯橹灰飞烟灭”;白发渔樵笑谈间,“古今多少事”灰飞烟灭。沉重的历史在回顾中变得轻松了。上引的这首词也属于这一类,它的通俗名声很大。《三国演义》是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战争的一部小说。虽然魏、蜀、吴的三角关系是在中国领土的大框架内,但现代国际关系中争斗的要素那时都已经有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首词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看法。中国的这一类怀古诗往往都流于伤感,在“笑谈”之中似乎放弃了努力。今天,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发展社会(不是国家),但如果以为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历史,那就大错特错了,必然会吃尽苦头。
  风水轮流转。大国崛起又衰落。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与国家相比,个人的价值更珍贵,文明的传承更持久。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多次被异族入侵打断却又顽强地延续下来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20世纪中,中华文明先是受到外来优势文明的冲击,然后又受到国内政权的摧残。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后果最为悲惨。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维持中华文明的正常生长,给予她足够的养料,一切足矣。这些养料不需要官方的梦想,不需要刻意制造——这些很可能是有毒的。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社会自然会给文明添加营养。在自由之中,中华文明的传人将做出更加伟大的创造。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局,一盘新的棋局就要开始。我们恰逢其时。刻意追求世界地位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平常心”对待中国的发展是最好的办法。将来的中国应当彰显文明、维护和平、促进贸易……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是这一切的必要保障,不是国家兴盛之目的。国家的强盛不是刻意追求来的。很多时候,越是刻意追求一个目标,越容易适得其反。帝国和强国的产生是偶然的,无常的,是天意和个人决定共同作用的产物,而这些个人决定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人做出的”。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国家需要留给那些“没有合法性的人”以机遇。这些人如同机遇一样可遇不可求。因此,个人自由对国家的扩张必不可少。明克勒在考察各帝国历史之后说:“差不多每一个帝国都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产生的。”《统治世界的逻辑》。“心不在焉的时刻”(inafitofabsenceofmind)是英国历史学家JohnRobertSeely在1883年说的,由明克勒转引自尼尔?弗格森名噪一时的《帝国》。这个表达与北京土话中故作潇洒的“一不留神就……”不同。“心不在焉的时刻”只是成功时刻到来时的“心不在焉”。它要求的做事态度是认真的,只是把精力集中在过程中,不刻意追求某个宏大目标。
  以上说了这么多,对标题实在有“过度诠释”之嫌,而且标题所出的诗很可能不是顺治帝所作。地理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命运,但棋局与梦境经常难以分别。比地理更重要的因素是人。没有人的地缘政治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请记住刘禹锡《金陵怀古》中的一句诗: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全诗:“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冶城、蔡洲、幕府都是金陵(南京)的地名。对比“山川空地形”和“钟山何处有龙盘”,可知仅有好的地理条件是不够的。
  切记!切记!言归正传,请读者诸君开始阅读本书的正文吧。

《地缘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