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着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着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着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缕不清。不仅像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字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幸。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①。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16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着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着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今年22岁,比薛纪跃小3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着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着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着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钟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