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厨人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26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着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干。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着脸,瞪着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50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着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1972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着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16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瓷瓶、瓷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沉着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①,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伙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个小伙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捡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嵇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中。不知为什么他总没有结婚。但路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嵇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着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话嗓门挺大。瞧那做派,简直跟嵇老师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纯跟嵇老师说话的时候,她就坐在嵇老师床上,抽着一根烟,极随便地翻阅着嵇老师的一本集邮册,还不时发出像男人那样粗嗄的笑声。
    路喜纯倾诉了他的苦闷。嵇老师照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里的一个圆形塑料立体梳,慢慢梳理着日渐稀疏的头发,待路喜纯说完了,便从桌上取过一本书来,递给路喜纯,简单地说:“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册纸已发黄的《文史资料选编》,路喜纯翻开,溜了一下目录,有什么溥佳的《清官回忆》、溥杰的《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官太监回忆录》之类。看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你看看这个。”嵇老师慢腾腾地对路喜纯说,“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么?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直到1924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前后,北京的钟楼还在鸣钟报时呢!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钟鼓楼‘定更’以后,街上还要出来‘手打梆子腚摇铃’的人;‘腚摇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谁领着他们巡夜?还是由清朝九门提督衙门的巡街老爷们领着,前头打着名叫‘气死风’的灯笼,一路顺街那么走下去……那时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5年,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3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也已经发生过,但北京的街头,居然还有这种景象……这本书还能告诉你更多的这种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惊讶地发现,溥佳的所谓《清官回忆》,写的是1919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许多丑恶的封建景象,在民国以后居然长时间“依然故我”;而溥杰关于醇亲王府的回忆,更告诉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内部依旧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至于几位老太监的回忆,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进宫而使家庭状况有所改变,竟亲手为儿子血淋淋地“净身”,然后将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掩卷深思,路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它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积垢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沉着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着一双为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这位势利眼不让路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路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了他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为让儿子顶替,他提前两年退休了,退休后为了补差,这才到了离他家不远的这个小饭馆。其实还有好几家仅次于同和居的大饭馆争着请他去当教席,甚至答应给他很高的“补助”,他却一一谢绝了。他说:“也该让进小饭馆的人吃到点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钱的烧豆腐,他也精心地制作,使那小饭馆几个月后便颇有点口碑,不过,那口碑的前半句是夸赞,后半句却是“质量不稳定”五个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伙子。路喜纯多么想替他来为饭馆挣个“质量稳定”的声誉啊,但至今还不能如愿……
    路喜纯常往何师傅家跑,翻着菜谱请教细节时,何师傅一般只是咬着烟嘴,皱眉摇头,难得进出一两句指点的话来;可一旦路喜纯带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厨房里摆弄起来时,何师傅就把烟嘴搁到一边,眉飞色舞地一连串地支上嘴了……当一盘芙蓉鸡片,或者一盘糟溜鱼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现在白瓷盘中时,何师傅总让路喜纯给他同院的邻居端去,他说:“咱们的玩意灵不灵,让人家尝了发话!”邻居们惊喜之余总要报之以答礼,或是一盘水果,或是一碟蜜饯。何师傅不让路喜纯谢绝,他主动接过来,拿出“二锅头”,坐下约路喜纯就着水果、蜜饯喝上一盅,边喝,边指出他今天制作过程中还有哪些失误。路喜纯发现,菜谱上所写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谬误之处,何师傅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谱都要有价值……
    “甭跟那起人置气①,”何师傅常在喝一口酒后,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纯说,“有你掌勺的时候……”
    何师傅真是喜欢他这个徒弟。不过,路喜纯有时候也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头些天他们饭馆不知从哪儿弄来了20个大瓷壶,除了留下几个在厨房里装酱油、醋以外,剩下的作为福利每人分上一个,别人都把壶收下了,惟独路喜纯不要。何师傅跟他说:“别嫌式样老,用它晾凉白开,比那玻璃凉水瓶还实用,你就拿回去吧!”他还是不要;问他为个什么,他又不说;别人硬把那壶塞到他怀里,他不接,壶摔到地上碎成几半;大伙都说可惜,他却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除了这种偶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表现,路喜纯总体来说是一个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好青年。他渴望着何师傅所说的那样一个时候早日到来,他将不仅要掌勺,还要掌握整个饭馆,他要兴利除弊,让饭馆彻底改变面貌,使每一个进去的顾客都能一辈子忘不了它。
    为此,他不放过每一次练功的机会。今天,他就是顶替何师傅,到钟鼓楼那边,去帮薛家操持婚宴的。听说这家人备的料相当齐全,打下手的人也不会短缺,他将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让那家人及其亲友吃得眉开眼笑!

《钟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