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我有一个梦

  第一次交换教员进修回来,回到台中一中教书满两年后,一九五八年秋天,转任台中的台湾省立农学院教大一英文,事实是学术生涯的开始。
  台湾省立农学院在一九六一年改为省立中兴大学,而后才又改为国立中兴大学。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还有国文、历史、三民主义、体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员休息室听多了“杂拌”的言谈,下定决心一定要推动中兴大学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学同道。
  一九六0年左右,学校开设两班大二英文课程,请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这一年正好是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适先生最后的演讲稿,加上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说“IHaveaDream”,我在台中美国新闻处取得这三篇稿子,我大约读遍了那里的文学书。当时台中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英文数据少得可怜。
  我拿这些篇章。再加上读书时读过的一些好散文,还有狄金荪(EmilyDckinson)、惠特曼与佛洛斯特(RobertFrOst)的诗作教材,并且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学生对我讲的都觉得很新鲜。尤其在肯尼迪总统和金恩博士被暗杀后的国际氛围中,大学毕业去美国的留学潮已经开始,有关美国文化的,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欢迎。
  这门课是选修的,约有七、八十个学生选,但上课时挤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约只有七、八十个位置,学生因为座位不够,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来坐,常起纠纷。那时的校长是林致平和后来的汤惠荪,刘道元校长时期我开始向校长要求设立外文系,他们也常常在重要场合请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FriedrichaHayek)到台中各校演讲,我受命担任现场翻译。他对我说:“待会儿我讲一段,你就帮我翻译一段。”我心里志忑不安,因为我大一虽然修过经济学概论,但并不懂,所以很紧张。到了会场,看到台北还有好多人陪他来,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华严等,整个会场都坐满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没有给我演讲稿,而且他讲的英文带有德国腔,不容易听懂;他往往一说就是五、六分钟才让我翻译,这真是很大的挑战。还好,他偶尔会在黑板上写几个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ClosedSociety”跟“OpenSociety”这两个词,我想“Closed”是封闭,“Open”是开放,所以就翻成“封闭的社会”与“开放的社会”,应该不会错吧。后来大家果然继续这么用,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台大法学院长施建生后来对我说:“我带他们走了这么一大圈,你是当中翻译得最好的。”而且也对别人这么说。
  后来。很多重要人士来台中,我曾为浸信会主教翻译,这种翻译我还能胜任。六0年代左右,蒋总统邀请《读者文摘》总编辑来台,因为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台湾是个新宝岛的文章,到台中来他曾请我帮他翻译,这些经验给我很大的鼓励。当然,紧张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战士披着盔甲上战场,总想怎么样能生还才好。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到达精深的层次,日后我推动中书外译的一些计划,那是更高的挑战。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