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文学播种——国文教科书改革

  人世所有的幸福时光都似不长久。编译馆第二年,我那运指如飞的打字机上,拥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骤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书组主任黄发策因病辞职,而业务不能一日停顿。教科书组不仅须负责中小学所有各科教科书的编、写、印刷、发行,还有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祭在头顶。王馆长令我先去兼任,以便业务照常进行,他努力寻找合适的人。于是,我勉为其难兼任教科书组主任之职。
  那时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一种,一九六八年,蒋中正总统下手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编印部定本,这一年也就是我随着王馆长走进舟山路那座门的时候。
  全国万所国民中学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决定:教科书有三年暂用本的缓冲。缓冲期间,教学的实际建议和民间舆论的具体反应,都是编部定本最有帮助的根据。我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的箭靶,样样都不对,最不对的是教科书,编、写、印刷、发行。全有弊病,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的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一周就贴满一目册。
  我们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国民中学的第一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它几乎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焦点。三年来,社会舆论对已编国中三年六册的暂定本有许多不满的指责和批评。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的说。学生没有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地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的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截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报纸杂志敢登。
  我到国立编译馆之前,对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间”。国民中学的各科编审委员会全是新设,可聘请切合时代精神的专家学者,而不似过去只以声望地位作考虑。在这方面,王馆长和我在大学校园多年,应已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会各科的编写计画。既被迫兼掌教科书组,又须负责计划的执行,包括各科编审委员会的组成,编书内容的审定。在一九七二年,那并不只是“学术判断”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断”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细研究,分析暂定本国文的内容编排。每学期一册,各选二十篇课文。翻开暂定本第一册篇目表,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这时我明白,我所面临的革新挑战是多么强烈巨大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第一件事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平,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万里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鹏,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返台,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其后转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后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声望很高。
  这时我在台大文学院教“高级英文”课已经三年了,我的学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有一位学生认为我课内外要求阅读太多,随堂测验不断,对他本系的研究无用。徒增负担,写信请他的系主任屈万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与文学院长和外文系主任谈过之后,认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抚了抗议的声音。因此屈先生对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学术上属于高层的清流,我在文学院回廊上看到他,总是庄重俨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学究形象。国文教科书是为中学生编的,那时又正是各界嬉笑怒骂的箭靶子,我怎么开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许都有机缘。我刚回台大教书的时候,除了外文系几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谈话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庆明,认识他的经过非常戏剧化。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兴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锡先生气冲冲到系办公室告状:“上课二十分钟了,学生都不见,一个也没来!我派人去查,全班去听演讲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圣有此魅力?连受他们爱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体跷课!我与施先生到演讲厅一看,果然座无虚席,台上的演讲者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诗经》讲到现代文学的欣赏。
  我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这一场吸引“新人类”的演讲,看到一个年轻文人对文学投入的热情,也忘记“抓”学生回去上课了。这位演讲者就是何庆明,应中文系陈癸淼主任和中兴文艺青年社之邀而来演讲。他那时刚从金门服役退伍,已由晨钟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发》,担任台大中文系的文学期刊《夏潮》的主编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执行主编,对台湾文学创作、评论已经投入颇深。他回台北后写了一封信.,谢谢我去听他的演讲。
  机缘是连环的,那时柯庆明是屈万里先生的助教,诚恳热情的二十七岁,初入学术界的助教,与外表冷峻内心宽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办公室日久产生了一种工作的信托,师徒之情,可以深浅交谈。在《昔往的辉光》散文集之中《谈笑有鸿儒》,柯庆明写下这份情谊。
  柯庆明对于文学,是个天生的“鼓舞者”。自从在中兴大学听他演讲,三十七年来,我与他无数次的谈话中心是书。教书、读书,三十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创新与冷却,围绕着台大和重庆南路书店的特色及其新书,可谈的事太多了。他很耐心地听你讲述心中的观念,然后兴高采烈她响应,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许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记得他鼓励别人写书的热诚,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译《源氏物语》,以及我的散文写作。他使迟疑的人产生信心,使已动笔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从建国中学读指定课外书,读到林语堂所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维疆界;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热血沸腾,感动落泪。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中文系,从文艺青年到文学教授,岂止读了万卷书!书中天地,海阔天空,更增强他助人“精神脱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时卡住一句,过不了门,转不了弯,他总是擅于引经据典,引出一条通路来: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较客观的劝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块阳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庆明对我在国立编译馆要做的事很有兴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续编辑《现代文学》的心情,提供许多帮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湾文学作品的书单,开始公正而不遗漏的选文作业。譬如他最早告诉我,司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车》等,由高雄大业出版社印行,已近绝版,我写信去才买到他们尚称齐全的存书。因他的协助,我们建立与作者的联络与认识通道,日后选稿能站住国家编书的立场。对于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改进和定编,他有更真挚的关怀。他深感民间普及教育的重要,愿意帮我说动屈先生领导这艰巨的工作。终于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办公室一谈。
  在那次相当长的面谈中。我详谈旧版的缺点和民间舆论的批评与期望。这原也是王馆长和我在台中淳朴校园未曾深入了解的。现在,不仅是基于职责而编书,更是为国家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世代的性灵,必须用超越政治的态度。当然,这样一套新书是与旧制为敌的,虽无关学术立场,但将来不免会为主持者引来一些政治立场的敌人。但是,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为了未来国民教育每年每册三十万本的教科书,是义不容辞的。我清晰地记得,屈先生坐在那间陈旧的办公室,深深地吸着他的烟斗,然后叹了口气,说:“好罢……我答应你!这下子我也等于跳进了苦海,上了贼船。”他语气中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复杂情绪。我觉得其中有种一诺不悔的豪情和悲壮,从洁净超然的学术天地,走进政治、文化立场的是非之地,应是也经过许多内心交战的思量决定。
  屈先生主持“国民中学国文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由台大、师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几位中学老师组成。主编执笔者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师大应裕康教授、政大戴琏璋教授,他们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
  为了一年后即须使用正式部编本教科书,第一、二册必须编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国立编译馆所有会议室,日日排满会程,有些委员会晚上也开会。国文科委员开会经常延长至黄昏后,当时还没有便当简餐,编译馆就请屈先生、执编小组和编审委员到隔壁侨光堂吃很晚的晚饭。屈先生有时主动邀往会宾楼,杯酒在手,长者妙语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后,数代的国民中学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的宣传品。想来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诺,他当年付出的心力和时间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后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三位主编初拟国文课本第一、二册目录之后,我们的编审委员会才算真正开始运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开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围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仅要掌稳方向,注意礁岩,还要顾及全船的平稳航行。开会第一件事是由主编就所选二十课的文体比例及各课内容、教育价值加以说明,然后逐课投票,末过半数者,讨论后再投票。如我们预料,这个过程是对屈先生最大的挑战。有两位委员严词责问:为什么原来课本中培育学生国家民族思想的十课课文全不见了,现拟的目录中只有两篇,远二分之一变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于教诲的文章。杨唤的新诗《夜》怎么能和古典诗并列?《西游记》、《美猴王》、沈复《儿时记趣》和翻译的《火箭发射记》都没有教学生敦品励学……解释再解释。投票再投票,冗长的讨论、争辩、说服,几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最后审订两册目录时,屈先生、三位主编和我的欣喜,只有附上新旧课本目录的对照表可以表达明白。新版实在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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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版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选了一此自话文,也都偏属议论文;属文学性质者,篇数略少。新版只保留孙文《立志做大事》,并将旧版第二册蒋中正《我们的校训)挪移到第一课,其余古典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选入翻译文章《人类的祖先》和《火箭发射记》,让国中生有人类文化史观与尖端科技的世界观。
  想不到我当初万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书组,被屈先生称为苦海“贼船”的挑战,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国立编译馆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之一。为达到改编的理想,恢复国文课本应有的尊严,让每一个正在成长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与启发,在那个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仅要步步稳妥,还需要各阶层的支持。
  在政治高阶层,我们必须寻求一些保护。我曾以晚辈的身份,拿着新旧国文课本目录拜望早年教育部长陈立夫、黄季陆;也以学生身份去看望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希望他们在舆论风暴之前,能对我们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为他们自己是文人从政,对文学教育和学术尊严也有理想。我尤其记得黄季陆先生,对我侃侃而谈民国以来,国民教育的种种利弊得失,他很赞成政治退出语文教材,一谈竟是两小时,还说欢迎我以后再去谈谈我们编写的进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听教益。老
  国民党有不少被历史定位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稳定社会中以书生报国之心从政,却生不逢辰,生在政争的中国。
  在编审委员会中,我最需要资深委员的支持,当时代表编译馆最资深的编审者是洪为溥先生。我初到馆时,他对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作人文社会组主任颇感怀疑,甚至反感。经过几次恳谈后,对我渐渐转为支持。讨论第三册篇目时,我大力推荐黄春明《鱼》。没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过,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开会,能不能让这个案子复活,再讨论一次?”屈先生说:“还讨论什么呢?投票也通不过。”我说:“我为它跑票。”我第一个去跑的就是反对最激烈的洪为溥先生。他的办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间,窗外都对着舟山路台大校墙外一棵高大丰茂的台湾变树,太阳照在它黄花落后初结的一簇簇粉红色果子上,美丽中充满自信。他说:“这篇文章讲小孩子骑脚踏车,在山路上将买给爷爷的鱼掉了,回到家反反复覆不断地喊,我真的买鱼回来了!相当无聊,怎么讲呢?”
  我想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本语文教学书,读到一位中学老师写他教初中课本选了莎士比亚《麦克白》一段:
  Tomorrow,andtomorrow,andtomorrow,
  creepsonitspettypacefromdaytoday,
  Tothelastsyllableofrecorded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这碎步中爬行,
  直到注定时刻的最后一秒。
  这位中学老师问学生:“为什么连用三次“明天”?”学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点:活得很长,会有许多明天。老师听完后说:“你们想着,那么多明天可以去骑马、打猎、钓鱼,麦克白因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恶事,所以他的许多“明天”是漫长难挨。”用一个简单的字,一再重复,它所创造的意境,老师大有可讲之处。就像《鱼》,小孩不断重复“我真的买鱼回来了”,也有令人玩味低回之处。
  下一次开会时,屈先生果然将上次未通过的几课提出再讨论,洪先生突然站起来说:“我们的学生百分之八十在乡镇,对《鱼》中祖父和孙子之间的感情应是很熟悉,这样朴实的情景会让他们感到亲切。”第二次投票通过,我记得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个重要的支持来自我们举办的几场全省老师试教大会,听到来自各地数百位代表的意见,几乎一致认为新编课文校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这给了我们选材更大的空间相面对批评的勇气。
  在那个渐开放而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文化界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教育部统编本的国文和历史课本往往是社会注意的焦点。我因缘际会,恰在漩涡中心,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各种文化波涛,甚至时有灭顶的危机。
  到编译馆任职前,高中国文课本刚换主编。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认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师大周何教授是台湾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他说:“我选的是清代戏剧,并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说:“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一课?”周教授差一点进了我们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我刚组织国中国文编审委员会时,从不同的来源听到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听说原任馆长就是因此而退休。我的处境,若非亲历,很难预测。一位资深馆员张杰人先生,曾在东北协会任职。看过童年多病又爱哭的我,知道我进馆工作,间我:“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后来我让他吃惊的是,在进入“那种地方”之前,我已然历经人生波涛,不再哭泣了。
  第一个不能哭的经验,是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馆长交给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导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馆长让我先去拜望林教授当面解释。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篇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夜》。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作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结了婚没有?丈夫做什么?i三个儿子读什么学校?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我原以为许多故事是虚构的戏诧,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真有。
  二00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时报》有一篇报导。标题是“老教科书总复习,网络正发烧”,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回味中学时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他们也记得《木兰诗),尤其以白居易《慈乌夜啼)获得最热烈的讨入而。
  还有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孤雁》也选人课本。沙洲上一只孤雁,为一对对交颈而眠的雁儿守更。芦丛后火光一闪一闪,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梦中惊醒的雁儿发现无事,以为孤雁故意撒谎,如是两回。第三次,猎人拿着香炬轰立眼前,孤雁飞到空中,拚命的叫唤,疯狂的回旋,但酣睡的雁儿毫不理会。眼睁睁看着猎人伸出残酷的手,将一只只熟睡的雁儿放进了网罗。从此,孤雁多了起来。
  二十余年之后,柯庆明(一篇序文,二十年岁月齐邦媛老师在编译馆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后阅台大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作文卷,题目是“影响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许多人写的竟然是《孤雁》,让他感动莫名。
  屈指算来,当年读这套新编国文的读者,现在也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许多人大约还记得阅读这些作品的喜悦吧!
  住在丽水街三十多年,我把这第一版六册国中国文教科书和英文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两厚册,放在书架最尊贵的地方,抬头即见。国中国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静农老师题写的。当时台老师竟然亲自穿过台大校园送到我办公室来,令我惊喜得连怎么谢都说不明白了。记得台老师说了一句勉励的话:“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给我的支撑,胜过千言万语。
  编书第二年,教师大会建议编译馆编一本书法辅助课本,屈先生和台老师都推荐庄严先生。庄伯伯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四八年,押运故宫文物抵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我在故宫博物院兼差时的恩师。那时庄伯伯大约七十多岁,为了写这本书很费精神。因为读者的艺术层次太低,书法背后的文化素养尚未培养起来,进不了他们曲水流畅、诗酒风流的境界,所以他迟迟不能交稿:教科书组的办事人员,按照程序,常常催稿。每周五下午,我在台大教“高级英文”课程,常常在文学院回廊遇见他老人家夹个布包去中文系上课,也会向他催稿。他常常说:“太累了!做不出哄孩子的事了,你赶快找别人吧……”下了课,他邀台老师和我去温州街一间日式房子开设的“老爷饭店”吃鸡腿简餐,要把稿约还给我。我跟两位老先生吃了三次鸡腿餐,后来终于把书稿“逼”出来了,虽然印出来只是薄薄一小本《中国书法》,每年发行量却是三十多万册,多年来受它指引的少年总有数百万人吧……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