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之事，常有峰回路转的奇妙现象。我在武大时，没能赶上钱穆先生讲学的盛况。没想到在编译馆这位置上，却因“武圣岳飞事件”，让我有机会与钱穆先生联系上。
在我进馆之前。“大学丛书”收到一份台大历史系林瑞翰教授的书稿，尚在审查阶段，是否出版未定，却有报纸报导: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国通史》是台大一年级必修的中国通史课本，竟诬蔑岳飞跋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为什么杀他，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教材。而国立编译馆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书稿，将要出版，简直是动摇国本!
有一位自称是岳飞小同乡的李某，连续写了数篇，说:“你们侮辱武圣。就是数典忘祖……”还有一位骂得最凶的立法委员吴延环。不但以笔名“誓还”在《中央日报》专栏不停地讨伐，并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询。王天民馆长虽在各报来访时详细说明:“馆里接受书稿，既尚未审查，更未有出版计划。”但是各报继续登载责骂的文章，有一则报导竟然说:“据闻该馆负责此事者，系一女流之辈，亦非文史出身。”王馆长是历史教授出身，知道当时各校学者无人愿审，亦无人能抵挡此政治意识的汹涌波涛，命我去拜见由香港来台湾定居的钱穆先生，请他作个仲裁，说几句话，指引一下国立编译馆对此书处理的态度。
我对于前往钱府的事感到万分踌躇，不愿再遭遇坐与不坐、茶与不茶的场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气的王馆长说:“没别的办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钱先生来台湾居住的素书楼，位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一个小山坡上，有一条依坡而建的石阶路。我去外双溪的路上实在不知是何场面，深悔误入宦途。车到外双溪，沿东吴大学山径到山坡尽处，按了门铃，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阶。钱先生出见时，尚未坐下便说，“我已在电话中说不能审查。”我困窘至极，慑儒而言:“我刚由学校来国立编译馆三个月，这份书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舆论责难不止，请您看看，我们当如何解此僵局?”大约全出于同情心吧!钱先生接过书稿，放在几上。我道谢后仓皇辞出，几乎是奔下石阶，心想大约再也不用来了。
谁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钱先生电话，说请林瑞翰教授去谈一谈。再过数日，林教授亲自到馆里，他毛笔工整细密的手写稿二十二页，综合加添了钱先生面谈时给他的六种新资料，补充他书中岳飞部分。数据非常充实稳妥，提供了多面的论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们，教育部来了一道公函，转来立法院的质询提案，“国立编译馆拟靠钱穆先生的声望，将讽毁武圣岳飞的作品，作大学用书出版，动摇国本……。”命令馆长随教育部长罗云平去立法院说明。质询之前数日，我带了许多资料去立法院图书馆谒见吴延环委员，详细说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无人肯审，更不会近期出版。质询日，我坐在备询官员最后一排硬椅子上，王馆长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员席;他有多年教学经验，对答时如在课堂，不慌不忙，质询者虽然来势汹汹，但亦不知应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学术著作如何“动摇国本”？我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没想到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竟到这里来看着我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我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回到馆里，即写辞呈，馆长问我:“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么?你此时离开能说明什么立场呢？”他从桌上拿给我一封刚收到的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的，退还我随书稿送上的审查费两千四百元。一纸便签上写:“无端卷入贵馆书稿舆论漩涡，甚感烦恼。兹退回审查费，今后请勿再牵涉本人意见……。”馆长说，这本书我们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须去对钱先生致歉，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就这样，我开始了登上素书楼石阶十八年的缘份。轰轰烈烈的岳飞事件之后，是仍健在的陶百川、黄季陆、陈立夫、王世杰等长辈，他赞成国中与高中的国文教科书，以文学情操教育为主，少宣扬政治理念。至少，那时的教育部长罗云平实际上是支持的。在陈述编书理想时，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的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从那时起，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益，去得很勤。后来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我告诉他，我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枫树长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我，说老师很掂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枫叶。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我有时会以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胡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如柏杨的书，送给他。
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一九八三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当然，一九七五年后，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总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想不到，一九七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
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的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
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的《引论》。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我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文革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的摧残，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他们的暴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我深以为忧。钱先生说，文革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一九五一年出版《庄子纂笺》。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一九五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他对老师重要的著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证。一九六七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著述，颐养天年。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一九九0年六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两个月后逝世。当年继任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国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而当时在立法院尖刻强烈质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陈水扁，后来任总统八年。
十二年后，二00二年三月，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
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一九一0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她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沛聚散的感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九钱穆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等协助校阅。他与我谈话，从不论及更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柠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曲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的尊严。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曲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一九九0年八月三十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