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厅里提出调房之前，又给刘托云打了一个电话，想确认她会不会后悔，毕竟是用三间换两间。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谈什么后不后悔。再说，我也挺想离开这个房子，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有太多我不愿回忆的事。”她说。
跟厅里主管分房的副厅长谈了所里分房的变化，希望厅里能同意把刘托云的三室调成一个一室的和一个两室的，将其中的一室给于奎。
“小胡，你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嘛。”副厅长年纪大了，口气也大，尽管是表扬人的口气，“都换成旧房行不行啊？”他问我。
关于这个，我也和刘托云商量过。
“也行。”我替她做主了。
副厅长当时就同意了，而且立刻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布置了下去。他说，我们的运气好，厅里要调进一个博士，需要一个三间的房子。我真是不敢指望更好的结局了，连忙道谢，离开厅里。
回研究所的路上，我接到一个中介公司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我替黑丽找的那间房也有消息了，让我明天上午去看房。
我心情振奋，决定去看看那个贴大字报的老头。
这老头是给交通厅贴大字报的。交通厅在文化厅的附近，两者离研究所都不远。老头贴大字报的原因是，他老伴儿六年前被交通厅的车给撞了，他认为处理得不公平，于是上访。上访结果他不满意，于是就开始每天在交通厅门前贴大字报。
我刚来研究所就听说了这件事，老头从周一到周五，天天来。我第一次跟他聊天儿的时候，他已经把两幅大字报裱了起来，带卷轴的。每天白天来到交通厅的铁栅栏外，展轴挂大字报，然后坐到一边儿喝茶。中午收起大字报，回家吃饭睡午觉，下午两三点钟再来……
“有什么结果吗？”我递给老头一支烟。
“慢慢来。”老头说，“别的我没有，时间很多。”
“一晃有六年了吧？”
“六年零两个月零十天。”
“您老真有愚公精神。”
“愚公办的那事比我这儿容易多了。”
“您说挖山比坐在这儿喝茶容易？”
“容易。”老头猛吸一口烟，“年轻人，如果你在这儿坐过六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就会发现，什么事都很容易。”
“我不明白，您老不能自己劝劝自己？这么贴下去值吗？”
“我不是劝不了自己，我是不劝自己。劝自己干吗？这样不是挺好嘛？！”
“你准备一直坐下去？”
“对，只要我还活着。”
“要是到最后一天您也没得到个结论，您……”
“这不就是结论嘛厂 我没再说话，去旁边的烟摊儿给老人买了一条”黄山“烟，跟愚公没关系，老头就抽这牌子。老头收了烟，谢了我，然后对我说：”年轻人，跟谁我都不吝输赢。“
在我老婆没有变化之前，下班以后，我基本上是准时回家。我并没有回家的愿望，但习惯了，甚至习惯了我老婆的白眼儿。家里沉闷的气氛和老婆永远不满意的表情，这些都是牵引。
现在，她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另外的选择，除了对她的理解，我并没有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在下班的时间里，我有疼痛感，如果说得准确些，是不习惯。
这之前，我不愿意回家，因为我老婆。现在我也不愿意回家，还是因为她。
我去了刘托云的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仿佛我是个必须有家的男人。但愿心理医生不会由此给我下个结论，说我的童年有问题之类的。到目前为止，童年还是我最美好的人生阶段。
刘托云为我打开门，和我第一次来，她唯一的变化是减少了一点儿冷淡，但热情没有增加。
她说，因为我没提前打个电话给她，所以她以为我不来了。
我说，我没有她的电话号码。她说，我的手机是可以显示的。我说，可惜我的不能。
“你好像真的有点与众不同，连手机都有个性。”她说完问我是不是吃饭了。我说没有。她就站起来朝厨房走，进去之前问我：“你想简单吃，还是复杂吃？”
“简单吃是……”
“四个鸡蛋。”
“复杂吃？”
“五个鸡蛋。”
我们都笑了，为这个女人日常中表现出的幽默。
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我不在乎，以为我是被请来听隐私的。
“谁的隐私？”她不解地问我。我同时发现黑丽对我的影响。
“你的。”我说，“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家史吗？”
“是啊，可那叫什么隐私，谁都可以知道。”刘托云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出了这句话。
“但我肯定你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个。”我说。
我仿佛看见自己心里不停增加的对刘托云的好感，如果她现在做出否定的回答，我也许会受到伤害。
我搞不清自己的真相了。
她盯着看了我一阵，然后垂下眼皮，一句话也没说就去准备复杂的鸡蛋晚餐。
晚饭后，我们坐在她家昏暗的灯光下，却没了话题，互相尴尬地对笑了两次。
在刘托云去我家闹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需求：在她面前敞开自己。即使她不赞同我的所为，也不会利用这些来伤害我。
“我跟黑丽的事，你知道吧？”我低声提起了这个话题，好像自己是个隐私的领唱者。
“研究所的人都知道。”刘托云脱口而出，尽管她没有夸张的意思，我还是吃了一惊。我从没想过，这件事能作为一个秘密在研究所存在，但传播的范围到了刘托云这儿，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她怀孕了。”我再次低声说，仿佛我是隐私合唱中的永远低音部。
“是吗？”她也低声应了一声。
刘托云的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其中有一种表情直刺我的眼睛，它好像在说，没想到你走得这么远，而另一个女人怀孕的事实让她难过。
“要是她留下这个孩子，跟你结婚，你怎么办？”刘托云问我。
我不敢回答。
“你一定考虑过了，为什么不回答？”
“你会跟她结婚，对吗？为了这个孩子。”
我艰难地点头。
“你爱她吗？”
“不爱。”我立刻回答，好像耽搁一秒就会产生天大的误会。
我的回答让刘托云激动地站了起来，像笼中的一只困兽，像某些血性的男人那样，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我的神经被她的步伐绷紧了，她越走越快，就像织布机的梭子。
“刘托云，你能坐下吗？我有点头晕。”
她坐下，眼睛看着前面，我不在她的视野中。她脸上沉重的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与她在我家面对我老婆和我时的沉重不同，与她静静坐在会议室门口，盯着自己的鞋尖儿，听着分房结果时的失落也不同。
“你想听一个隐私吗？”她用了“隐私”这个词儿，看了我一眼，是想讽刺我，还是想借此调节一下气氛，我都不愿多想了。
我点头。“隐私”两个字，把黑丽曾经可爱的面目变得狰狞。但我还是要为这两个字点头，因为我太想了解眼前的女人，此时此刻，她看上去就像一堆美丽的沙，软弱，仿佛和风也会改变她的模样。
因为我父母都是话剧演员，而且是演主角的，所以我一生下来就给送到了南方的姥姥家。在话剧时兴的年月里，他们经常出去演出，风光无比。
我回到他们身边时十八岁，是为了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然后参加高考。
考上大学后，我立刻又搬了出去，虽然大学也在这个城市。简单地说，我受不了他们吵架的方式。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许多父母都吵架，我也不太知道别的父母怎么吵，也许是骂骂粗话之类的。可那时，我认定我父母的吵架是全世界吵架中最丑陋的。
在大学里，我曾经模仿过一次他们的吵架。当时是我前夫的一个中学同学来看我们，但是我前夫不在。他是戏剧学院学表演的，如果不是他戴着校徽，没人能相信他将来必须成为一个演员。走在大街上，他是最不显眼的一个行人。
除了他，我没在任何人面前模仿过我父母的吵架。我想是因为一段对话引起的。
我说，在台上，好像你只能演个普通人。
他说，演什么都行，反正，演什么我都这么演。
接着，我就告诉了他，我父母都是有名的话剧演员。他听完没说什么，那样看着我。
然后我就说，所以，我爸骂我妈，都是这样的：“你怎么能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居然在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中如此充分暴露你自私而无知的本性。选择吧，我请你选择！离婚不是你的武器，因为我再也不惧怕威胁。”
他笑了。我却有点后怕。我怎么能记住他们说的话。
也许你已经明白我为什么离婚了。跟那个学戏剧的人没关系。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在他眼里，我很可能是个疯子。但是我跟我前夫永远找不到任何一种细腻的感觉和理解的默契，可是，最终还是他先走出了我们的婚姻，为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人。
那以后，我搬回了父母家，因为我母亲去世了，我父亲的状态非常糟，我调到了研究所工作。
就是在这时，在所有痛苦可怕的事都发生以后，我居然有了一个愿望：我希望我能再爱一次，以此证明我没有被弄坏，就像一架机器，我停止是为了休息，而不是坏了。
这以后，我开始信上帝。
因为我爱上了张道福。
我不好看，但他知道怎样对付我这样的女人。
他倾听我。听得入神仔细。他的倾听就像一种软化剂，把我从童年就开始结的硬核儿慢慢地溶化了。除了他，从没人真正听我说过什么。
他开始热烈地追求我。如果我拒绝他的约会要求，他就到说好的地方等我，经常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等。他每天给我打电话，有时在电话里很冲动，对我大喊，责问我为什么不能再相信一个男人，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我前夫那样等等。我问他在哪里打电话，他说是办公室，我就劝他注意影响。可他对我说，他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因为我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女人。他不年轻了，他找了这么久，他不想再在乎什么了……诸如此类吧。
后来我们在外面，临时租了一个房子，我完完全全地陷进去了。
可是我们出事还是在外面，因为张道福特别喜欢公园。
那天夜里，我们在公园被堵到。那时候正好是打击淫秽犯罪的风头上，警察经常是突然截住一辆出租，把坐在后面的男女分别带开，询问。如果这对男女说不出对方的基本情况，就会被带到公安局。
在公园的办公室里，我对审问我的警察谈了情况。我希望他们别难为张道福，因为他有家室。那个警察听我说完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和另一个警察还有张道福一起进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对张道福做了什么，他一脸恐惧，吓坏了。
“你勾引他，”那个我没见过的警察指着张道福问我，“因为他是你的领导。”
张道福充满悔恨地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我没有回答。
“你威胁他，如果他不跟你，你就自杀或者诬陷他，告诉他老婆，你跟他有过什么，对吗？”那个警察接着说。问过我话的警察站在旁边，歪着头看着这一切，一句话没有，好像对我们的表演十分满意。张道福要说什么，他立刻用严厉的手势制止了。
我忘记了说话。
“我问你半天了，你怎么不说话？”
我点头。
“点头什么意思，你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是。”我说完就要离开，被那个一直在问我话的警察拦住。另一个警察又拦住了自己的同事，放我走了。
刘托云停了好久，才接着说下去。
“而我后来不能去上班的原因却不是这场经历，而是警察问我的那些话，在研究所传开了。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又不富有，大家都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老大姐还跑到我家里来，劝我放过张道福。当然，张道福他老婆也找我闹过几次，可惜公园里的那场经历后，她也没能再伤到我。我真的无所谓了。”
“你能告诉我那个老大姐是谁吗？”我问刘托云。
“你想开除她？”她说着笑了，“她在你来之前就退休了。”
我真的想开除这个女人，用我能找到的任何权力。如果我实在不能开除她，我也会给她找天大的麻烦，让她受到实实在在的惩罚。
刘托云至少没对我说过生活不公平之类的话，估计她永远都不会这么说了。
来到街上，我肚子里刘托云亲手炒过的鸡蛋，好像要跳出我的喉咙，再变成小鸡。在昏暗的路灯下，一想刘托云刚刚说过的话，一想可能和黑丽在一起生活，我就有呕吐的感觉。但是又吐不出来。
鸡蛋梗在胃里的难受一直都在，就像那恐惧一样。快走到家的时候，心突然一阵狂跳，被刘托云唤起的疼痛，差一点让我倒下去。
回到家里，看到老婆留下的条子。她说，她暂时搬出去，等换房的事有消息，她再跟我联系。她留下了可以找到她的电话号码。
“再见。”除了这个，条子上就没有别的跟感情表达有关的字眼儿，爱和恨在我老婆那里同时消失了。我放下条子，觉得自己就像这条子，后背上写了“再见”，被留了下来。我读过很多关于分手的描写，夫妻之间的，情人之间的，亲人之间的，没有一个是用两个字了结的，哪怕是“再见”两个字也不行。
不行，也得行！
我终于明白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我老婆的决绝来自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冷淡和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