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头皮屑般散落的美德

我去厅里提出调房之前,又给刘托云打了一个电话,想确认她会不会后悔,毕竟是用三间换两间。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谈什么后不后悔。再说,我也挺想离开这个房子,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有太多我不愿回忆的事。”她说。
跟厅里主管分房的副厅长谈了所里分房的变化,希望厅里能同意把刘托云的三室调成一个一室的和一个两室的,将其中的一室给于奎。
“小胡,你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嘛。”副厅长年纪大了,口气也大,尽管是表扬人的口气,“都换成旧房行不行啊?”他问我。
关于这个,我也和刘托云商量过。
“也行。”我替她做主了。
副厅长当时就同意了,而且立刻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布置了下去。他说,我们的运气好,厅里要调进一个博士,需要一个三间的房子。我真是不敢指望更好的结局了,连忙道谢,离开厅里。
回研究所的路上,我接到一个中介公司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我替黑丽找的那间房也有消息了,让我明天上午去看房。
我心情振奋,决定去看看那个贴大字报的老头。
这老头是给交通厅贴大字报的。交通厅在文化厅的附近,两者离研究所都不远。老头贴大字报的原因是,他老伴儿六年前被交通厅的车给撞了,他认为处理得不公平,于是上访。上访结果他不满意,于是就开始每天在交通厅门前贴大字报。
我刚来研究所就听说了这件事,老头从周一到周五,天天来。我第一次跟他聊天儿的时候,他已经把两幅大字报裱了起来,带卷轴的。每天白天来到交通厅的铁栅栏外,展轴挂大字报,然后坐到一边儿喝茶。中午收起大字报,回家吃饭睡午觉,下午两三点钟再来……
“有什么结果吗?”我递给老头一支烟。
“慢慢来。”老头说,“别的我没有,时间很多。”
“一晃有六年了吧?”
“六年零两个月零十天。”
“您老真有愚公精神。”
“愚公办的那事比我这儿容易多了。”
“您说挖山比坐在这儿喝茶容易?”
“容易。”老头猛吸一口烟,“年轻人,如果你在这儿坐过六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就会发现,什么事都很容易。”
“我不明白,您老不能自己劝劝自己?这么贴下去值吗?”
“我不是劝不了自己,我是不劝自己。劝自己干吗?这样不是挺好嘛?!”
“你准备一直坐下去?”
“对,只要我还活着。”
“要是到最后一天您也没得到个结论,您……”
“这不就是结论嘛厂 我没再说话,去旁边的烟摊儿给老人买了一条”黄山“烟,跟愚公没关系,老头就抽这牌子。老头收了烟,谢了我,然后对我说:”年轻人,跟谁我都不吝输赢。“
在我老婆没有变化之前,下班以后,我基本上是准时回家。我并没有回家的愿望,但习惯了,甚至习惯了我老婆的白眼儿。家里沉闷的气氛和老婆永远不满意的表情,这些都是牵引。
现在,她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另外的选择,除了对她的理解,我并没有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在下班的时间里,我有疼痛感,如果说得准确些,是不习惯。
这之前,我不愿意回家,因为我老婆。现在我也不愿意回家,还是因为她。
我去了刘托云的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仿佛我是个必须有家的男人。但愿心理医生不会由此给我下个结论,说我的童年有问题之类的。到目前为止,童年还是我最美好的人生阶段。
刘托云为我打开门,和我第一次来,她唯一的变化是减少了一点儿冷淡,但热情没有增加。
她说,因为我没提前打个电话给她,所以她以为我不来了。
我说,我没有她的电话号码。她说,我的手机是可以显示的。我说,可惜我的不能。
“你好像真的有点与众不同,连手机都有个性。”她说完问我是不是吃饭了。我说没有。她就站起来朝厨房走,进去之前问我:“你想简单吃,还是复杂吃?”
“简单吃是……”
“四个鸡蛋。”
“复杂吃?”
“五个鸡蛋。”
我们都笑了,为这个女人日常中表现出的幽默。
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我不在乎,以为我是被请来听隐私的。
“谁的隐私?”她不解地问我。我同时发现黑丽对我的影响。
“你的。”我说,“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家史吗?”
“是啊,可那叫什么隐私,谁都可以知道。”刘托云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出了这句话。
“但我肯定你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个。”我说。
我仿佛看见自己心里不停增加的对刘托云的好感,如果她现在做出否定的回答,我也许会受到伤害。
我搞不清自己的真相了。
她盯着看了我一阵,然后垂下眼皮,一句话也没说就去准备复杂的鸡蛋晚餐。
晚饭后,我们坐在她家昏暗的灯光下,却没了话题,互相尴尬地对笑了两次。
在刘托云去我家闹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需求:在她面前敞开自己。即使她不赞同我的所为,也不会利用这些来伤害我。
“我跟黑丽的事,你知道吧?”我低声提起了这个话题,好像自己是个隐私的领唱者。
“研究所的人都知道。”刘托云脱口而出,尽管她没有夸张的意思,我还是吃了一惊。我从没想过,这件事能作为一个秘密在研究所存在,但传播的范围到了刘托云这儿,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她怀孕了。”我再次低声说,仿佛我是隐私合唱中的永远低音部。
“是吗?”她也低声应了一声。
刘托云的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其中有一种表情直刺我的眼睛,它好像在说,没想到你走得这么远,而另一个女人怀孕的事实让她难过。
“要是她留下这个孩子,跟你结婚,你怎么办?”刘托云问我。
我不敢回答。
“你一定考虑过了,为什么不回答?”
“你会跟她结婚,对吗?为了这个孩子。”
我艰难地点头。
“你爱她吗?”
“不爱。”我立刻回答,好像耽搁一秒就会产生天大的误会。
我的回答让刘托云激动地站了起来,像笼中的一只困兽,像某些血性的男人那样,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我的神经被她的步伐绷紧了,她越走越快,就像织布机的梭子。
“刘托云,你能坐下吗?我有点头晕。”
她坐下,眼睛看着前面,我不在她的视野中。她脸上沉重的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与她在我家面对我老婆和我时的沉重不同,与她静静坐在会议室门口,盯着自己的鞋尖儿,听着分房结果时的失落也不同。
“你想听一个隐私吗?”她用了“隐私”这个词儿,看了我一眼,是想讽刺我,还是想借此调节一下气氛,我都不愿多想了。
我点头。“隐私”两个字,把黑丽曾经可爱的面目变得狰狞。但我还是要为这两个字点头,因为我太想了解眼前的女人,此时此刻,她看上去就像一堆美丽的沙,软弱,仿佛和风也会改变她的模样。
因为我父母都是话剧演员,而且是演主角的,所以我一生下来就给送到了南方的姥姥家。在话剧时兴的年月里,他们经常出去演出,风光无比。
我回到他们身边时十八岁,是为了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然后参加高考。
考上大学后,我立刻又搬了出去,虽然大学也在这个城市。简单地说,我受不了他们吵架的方式。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许多父母都吵架,我也不太知道别的父母怎么吵,也许是骂骂粗话之类的。可那时,我认定我父母的吵架是全世界吵架中最丑陋的。
在大学里,我曾经模仿过一次他们的吵架。当时是我前夫的一个中学同学来看我们,但是我前夫不在。他是戏剧学院学表演的,如果不是他戴着校徽,没人能相信他将来必须成为一个演员。走在大街上,他是最不显眼的一个行人。
除了他,我没在任何人面前模仿过我父母的吵架。我想是因为一段对话引起的。
我说,在台上,好像你只能演个普通人。
他说,演什么都行,反正,演什么我都这么演。
接着,我就告诉了他,我父母都是有名的话剧演员。他听完没说什么,那样看着我。
然后我就说,所以,我爸骂我妈,都是这样的:“你怎么能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居然在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中如此充分暴露你自私而无知的本性。选择吧,我请你选择!离婚不是你的武器,因为我再也不惧怕威胁。”
他笑了。我却有点后怕。我怎么能记住他们说的话。
也许你已经明白我为什么离婚了。跟那个学戏剧的人没关系。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在他眼里,我很可能是个疯子。但是我跟我前夫永远找不到任何一种细腻的感觉和理解的默契,可是,最终还是他先走出了我们的婚姻,为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人。
那以后,我搬回了父母家,因为我母亲去世了,我父亲的状态非常糟,我调到了研究所工作。
就是在这时,在所有痛苦可怕的事都发生以后,我居然有了一个愿望:我希望我能再爱一次,以此证明我没有被弄坏,就像一架机器,我停止是为了休息,而不是坏了。
这以后,我开始信上帝。
因为我爱上了张道福。
我不好看,但他知道怎样对付我这样的女人。
他倾听我。听得入神仔细。他的倾听就像一种软化剂,把我从童年就开始结的硬核儿慢慢地溶化了。除了他,从没人真正听我说过什么。
他开始热烈地追求我。如果我拒绝他的约会要求,他就到说好的地方等我,经常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等。他每天给我打电话,有时在电话里很冲动,对我大喊,责问我为什么不能再相信一个男人,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我前夫那样等等。我问他在哪里打电话,他说是办公室,我就劝他注意影响。可他对我说,他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因为我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女人。他不年轻了,他找了这么久,他不想再在乎什么了……诸如此类吧。
后来我们在外面,临时租了一个房子,我完完全全地陷进去了。
可是我们出事还是在外面,因为张道福特别喜欢公园。
那天夜里,我们在公园被堵到。那时候正好是打击淫秽犯罪的风头上,警察经常是突然截住一辆出租,把坐在后面的男女分别带开,询问。如果这对男女说不出对方的基本情况,就会被带到公安局。
在公园的办公室里,我对审问我的警察谈了情况。我希望他们别难为张道福,因为他有家室。那个警察听我说完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和另一个警察还有张道福一起进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对张道福做了什么,他一脸恐惧,吓坏了。
“你勾引他,”那个我没见过的警察指着张道福问我,“因为他是你的领导。”
张道福充满悔恨地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我没有回答。
“你威胁他,如果他不跟你,你就自杀或者诬陷他,告诉他老婆,你跟他有过什么,对吗?”那个警察接着说。问过我话的警察站在旁边,歪着头看着这一切,一句话没有,好像对我们的表演十分满意。张道福要说什么,他立刻用严厉的手势制止了。
我忘记了说话。
“我问你半天了,你怎么不说话?”
我点头。
“点头什么意思,你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是。”我说完就要离开,被那个一直在问我话的警察拦住。另一个警察又拦住了自己的同事,放我走了。
刘托云停了好久,才接着说下去。
“而我后来不能去上班的原因却不是这场经历,而是警察问我的那些话,在研究所传开了。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又不富有,大家都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老大姐还跑到我家里来,劝我放过张道福。当然,张道福他老婆也找我闹过几次,可惜公园里的那场经历后,她也没能再伤到我。我真的无所谓了。”
“你能告诉我那个老大姐是谁吗?”我问刘托云。
“你想开除她?”她说着笑了,“她在你来之前就退休了。”
我真的想开除这个女人,用我能找到的任何权力。如果我实在不能开除她,我也会给她找天大的麻烦,让她受到实实在在的惩罚。
刘托云至少没对我说过生活不公平之类的话,估计她永远都不会这么说了。
来到街上,我肚子里刘托云亲手炒过的鸡蛋,好像要跳出我的喉咙,再变成小鸡。在昏暗的路灯下,一想刘托云刚刚说过的话,一想可能和黑丽在一起生活,我就有呕吐的感觉。但是又吐不出来。
鸡蛋梗在胃里的难受一直都在,就像那恐惧一样。快走到家的时候,心突然一阵狂跳,被刘托云唤起的疼痛,差一点让我倒下去。
回到家里,看到老婆留下的条子。她说,她暂时搬出去,等换房的事有消息,她再跟我联系。她留下了可以找到她的电话号码。
“再见。”除了这个,条子上就没有别的跟感情表达有关的字眼儿,爱和恨在我老婆那里同时消失了。我放下条子,觉得自己就像这条子,后背上写了“再见”,被留了下来。我读过很多关于分手的描写,夫妻之间的,情人之间的,亲人之间的,没有一个是用两个字了结的,哪怕是“再见”两个字也不行。
不行,也得行!
我终于明白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我老婆的决绝来自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冷淡和厌烦。  

《所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