砌在玻璃中的人

早上我醒来时,已经八点。老婆上班走了。我起来到处走了一圈儿,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却觉得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洗漱完毕,就想赶快离开。
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又吃了两个夹肉烧饼,还喝了一碗稀饭。坐在路边饭铺的棚子下面,放眼望出去,都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却不像往日那样令我沮丧。
有很多我无法把握的事,付饭钱的时候我心情平静,仿佛更糟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我想到外国人付小费的习惯,这是从前我不能理解的事,现在,我再去想它,就有种奇怪的感觉,世上令人费解的事太多了,最后它们都变得自然而然,再也不需要我们的理解,只留下回忆,带着当时的色彩。
去单位的路上,我想起多年前,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的一件小事。也是跟小费有关。
那时的汽车票价还是五分八分一毛。一个小伙子拿一毛钱买八分的票,女售票员找他两分钱时,他说,不用找了。
“还是找你吧。”女售票员还很友好。
“我说了,不用找了。”小伙子口气平淡。
“你还是拿着吧。”女售票员有点窘迫了。
“不找不行吗?”小伙子有点不高兴了。
“你什么意思啊?我凭什么不找你钱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说不找了,你干吗非找不可呢?”
“当然非找不可,我们是国营的。”
“国营的又怎么样,我都说不找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干吗要照你说的去做啊?”
“你干吗把一件两分钱的小事搞这么大啊?‘文革’的时候没过着瘾吧?”
“就是,‘文革’那时候多好啊,哪有这么多精神病!”
“你说我有精神病?”
“我可没说你,是你自己说你有精神病。”
“我……”车进站了,小伙子看站牌儿,连忙说,“倒霉,我得下车了。”
“整个一个精神病。”小伙子下车后,女售票员一边招呼乘客上车,一边说,“还以为两分钱咋回事呢。”说到这儿,突然想起那两分钱还没找回去,就探身窗外,小伙子已经不见了。
车再一次缓慢地启动,女售票员生气地把两分钱扔到窗外。
“去去晦气。”她说完离开座位,去后门卖票。
她走近一个站在柱子前的小伙子,头也没抬,就从他手里接过一角钱。
“八分的票,剩下的不用找了。”女售票员吃惊地抬头,就是刚才下车的小伙子。
时间所呈现给我们的面貌,就是总在消失着,一分一秒地过去,也总是留下一些这样的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有意思。
我走进研究所,立刻朝刘托云曾经在的角落望上一眼,有人在那儿放了一把办公室的旧椅子。我的心情有点莫名其妙,想坐到那把椅子上去,抚摸一下那个角落的空气。
我刚坐到椅子上,还没去抚摸空气呢,黑丽从办公室出来,撞见了我。她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孤零零的被告,正等待着最终的判决。
她没跟我说话,但是潜台词我已经读到,仿佛我背后站着刘托云。
“哎,黑丽,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跟你说。”我起来走近她。她怀疑地看着我。
“你要出去?”我问她。
“我要去银行。”
“那我陪你走一段路。”
街上永远是说秘密话的好地方,永不停息的喧闹让人感到孤寂,却让秘密变得安全,没人关心你在说什么,只要你不喊着说就行。
“我打听了一下租房子的情况,可选的房子很多。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地方的,离你父母近点儿的,还是……”
她没有说话,嘴角一直噙着一丝冷笑。
看见她这样的表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黯然了。为一套房子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上床而且怀孕,代价的确太大了。想到这儿,我对黑丽的同情淹没了我。
如果黑丽要这个孩子,想和我一起生活,我没有别的选择。
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吗?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她冷冷地对我说。
“你最好早点告诉我。”
“还有,我们……”
“什么?”
“一起吃个晚饭吧。”
“为什么?”
“谈谈。”
“谈什么?”她越说火气越大。
“你怀孕的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你是怎么打算的?”她的反问十分有力。
“我听你的。”
“要是我想跟你结婚,生下这个孩子,你也听我的?”
“对。”
我应允的时候,背上一定在冒冷汗。这是我付不起的价格,可我必须付。由此,我理解了,什么叫悔意。
黑丽把嘴角的冷笑笑了出来。她说:“你把头剪了,别告诉我原因,我不感兴趣。但是,傻×都能看出来,研究所的新所长获得了新生。”她说完像电影里受伤害的自信女性,昂扬地转身,离开了我。
“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的话被风吹得四散飘零。
又回到所里,庆子一个人来找我。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到研究所以来的第一次。
“你也想要房子吗?”我说。
“我一个臭司机,什么时候房子能轮到我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比您早半年。”
“是吗?”我的确惊奇,“可你看上去就像建所的元老。”
“我是闲人,什么事都能听见。”
“那应该你来当所长,我什么事都听不着。听到的也都是没用的。”
“有些人,您得防着点儿。”庆子说着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
看来,他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我没有接着打听,已经很领情。这是他第二次提醒我了。
“我走了,有事您再叫我。”
庆子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叫住了他:“哎,庆子。”
“什么事,所长?”
“嗯……”
“有话您就说。”
“我们还不太了解啊,不过,有件事,我就是挺好奇的。”
庆子笑了笑,又回到刚才他坐过的位置。
“那件事你是怎么摆平的?”
庆子没有问我是哪件事,但回答了我。
庆子所说的一切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使得我对从前的许多事情做出了新的理解。
庆子对老婆说,已经对不起你了,希望给我机会补偿。如果你闹,我就自杀,那样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你真的能自杀吗?”这时,我插话问庆子。
“我是想威胁她,如果她不吃这套,我也没办法。”
“如果她不买你的账,你真的能自杀?”
“你觉得活着很有意思吗?我不觉得。所以,无所谓的事。其实,命一点儿都不值钱,人说死就死了,地球照样转。”
庆子没有说他是如何摆平吴女士的,但他说,那是另一回事了,是技巧问题。
一个活得多么仔细的人,既在乎,又不在乎,却只当了一个司机。我理解了吴女士的选择,跟鲁副研究员比,司机庆子是能给女人带来意外的男人。
“我能给女人带来什么?”
庆子走后,我想到。  

《所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