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使劲点头，把书放入怀中，夹好。
馆内已空无一人，闭馆时间早过了，只有工作人员行色匆匆，老人送李慢到图书馆大门口，安全地走过了传达室。李慢一出门就跑了起来，没有回家，一直沿筒子河跑，最后跑到了快到故宫午门城墙的拐角处，进入五月的树丛中。那里百草丛生，有石桌石凳，是李慢最喜欢的地方，夜晚情人在此幽会，白天几无行人，行人都在午门广场。除了这里李慢还能到哪儿看画册呢？
夕阳慢慢透入树丛，照耀着李慢，那一年的春天。
那是1975年，李慢十三岁。
没成为一个杂耍演员，让人怀念。那个冬天好像也没什么演出，不过听说在巴黎获了奖，还是大奖，轰动了巴黎。巴黎，我想也不曾想过的城市，就算梦见过天王星或海王星我也没梦见过巴黎。
冬日阳光直照，正午时分，河岸空无一人，我挽着老馆长或者莫如说是老馆长挽着我，我们并肩走在风后的积雪上。老人腰弯得厉害，老得不成样子，但仍比我高出许多，仍昂着头，因为昂着头脸拉得越发长，目光直瞪，如同过逝之人。最初看到老人远远瞪着我，恍忽以为河边一尊街头青铜雕像。故宫河畔始终没一些雕塑实在让人遗憾，古老名城因此缺少一种艺术底蕴实在不该。石狮铜狮固然是艺术，但究竟还是一种图腾，还是不如人像。
“这雪天您也出来，也不怕摔倒了。”
“我摔不倒。”还是有点南方口音。
“您可真是。我没事的，您不用操心我。”
“你不来看我，我找你还不行么。”
“这路多滑呀，您也不多穿点儿。”
“我不冷。”老人硬硬地说。
老人的固执得惊人，以至有些湖涂，没有温度感。几天来我沿着河岸慢步，凝视雪后的太阳，古老城墙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风烛残年，不久即可羽化成仙，直到见到见雪中老人才发现时间不对。我的时间还无比的漫长，几至让人生畏，让人绝望，一个人可以那么久吗？那时老人一条黑手杖，穿了一件单薄的黑呢大氅，一顶旧毡帽，站在一棵树下，像一只苍老的乌鸫，满地积雪，不禁想起斯蒂文森：
周围，二十座雪山
惟一活动的
是乌鸫的眼睛。
这也是老人赏识的诗，但老人眼睛不活动，直目，好像盲人。老人出来散步，也是为了找我。我送老人回家，与其说我搀扶着老人不如说老人拉着我。老人的手依然有力，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如果老人滑倒我根本拉不住老人，但如果我自己滑倒说不定会一下吊在老人的手臂上，我觉得自己的样子一定十分好笑。假如在杂耍舞台上这一定会是个生动的笑料。想象一下吧，一个类似小道士的年人轻搀扶着一个老人，倒年轻人常常摔倒，像荡秋千似的吊在老人身上悠来荡去，嗯，完全可以演上一阵子。马戏或杂耍的特点除了精湛技艺就是哗众取宠，让人发笑。我记得当时还偷眼看了一下老人的毡帽，觉得很有某种效果，只要再稍加化装老人就是大师，同样可能会轰动法国。老人是西班语翻译家，但法文也是不错的。
老人住北长街一个灰色小院，在一条只有两个院门的小胡同里，原是独门独院，过去有影壁，古木，花园，鱼缸，现在一切面目全非，影壁被推倒，树伐倒，花园盖起了新房。小院归了房管局，搬进许多住户，很快便人丁兴旺，各家的小厨房土围子占用了越来越多的空间。老人一家被轰到一间房子里，若干次抄家，甚至挖地三尺，已是家徒四壁。第一次抄家还是老人儿子带人抄的，老伴为此气绝撒手人寰。老人的儿子当时大学一年级，文革之初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成为当时背叛与决裂的典型，但是很快还是因为决裂不够彻底被清出红色组织，1968年自愿到广阔天寻求革命，在包头的武斗中冲锋在前，死于乱枪之中，实际上已精神错乱。女儿早早下了乡，回到南方老家，1972年去了香港，后到了美国。
我成为老人身边惟一的人，但直到1978年我才第一次去了老人的家，老人恢复了馆长职务，《洛尔迦诗集》也重获出版，并到了我的手上。我不再是三年前的孩子，三年同老人的接触，使我成了一个越发寡言的人，我与周围人的隔膜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现在看来事实上读了那么多书对我有点过分了，16岁，我既不像一个孩子，也不像年轻人。当然不仅是书的缘故，更有老人的缘故。我与老人的交往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我并没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骄傲，事实是三年中无论我多么深爱老人，对老人始终是持有警惕的，我们的接触仅限于图书馆，直到老人平反。我与老人的交往在1977年一时成为校园佳话，但我自己清楚我是不真实的，某种程度我始终部分扮演了一个监视老人的角色，因为某种直接性我的警觉实际上超过了所有同龄孩子，同时这也是我与老头交往的一个心理支撑和正当的理由。这些当然不是很明确，但它们是存在的。泰戈尔不能抹去老人的标签，普希金不能，冰心不能，洛尔迦也不能，这些都是文明典范，但仍不能清除我对老人的警觉。人们越是赞扬我，把我视为有思想的小典型，我越是觉得出入很大，是个玩笑。我无法告诉别人事实上我扮演了某种打入敌人内部的角色，这是多么荒唐，真实有时不能说出，也无法说出，甚至老师也不让说出。我没勇气向老人说出真相，只能加倍地热爱老人，无条件热爱老人，什么也不信了，只相信老人。我去了老人家，结果让我吃惊。
我记得那年已是年底，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单位发了点过新年的年货，要我给老人送去一篮子鸡蛋。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母亲想到了。母亲说老人对我帮助那样大，也算是我的恩师，快过新年了应该到家看看老人，老人虽然恢复了职务，可家破人亡，身边没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是母亲提醒我去老人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我非常高兴，知道老人住哪儿，这条街无人不知。我如此兴高彩烈到了老人的小院，可一进院子心先凉了一下，老人房门上墨画的黑叉子赫然还在，虽然淡了但仍十分清晰；窗棂斑驳，陈年的柿子皮烂菜叶还粘在上面，烟筒正在冒烟。小院已十分拥挤，四周都伸着烟筒，我虽然没见过早年有花园的小院，也没见过孩子们眼中的魔鬼屋，但我觉得一切不该是眼前的这样，应该是什么样我不清楚，我的兴高彩烈包含了某种理想化的东西，眼前的普通与黑叉让我定了一会。
敲开了老人的门，更是一下愣住了，如果刚才仅是有点幻灭，那么现在我真的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老馆长人没变，还是我平时见到的穿蓝工作服的样子，比早年大殿里的新，也合高大的身，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房间太奇怪了；我对十年前的1968年并不清楚，我是在人们揭批林彪四人邦运动中才开始重新经历，对我那已是词语中的1968年，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真的一步回到了现场的1968年。简单地说，老人十年的生活几乎没有改变，只是蓝工作服稍稍改变了一点，比较合身了。我提着鸡蛋始终没放下，像问历史一样问老人，墙上的标语怎么还没刷掉？我目光朦胧，或者不如说是老人的目光朦胧，总之我们都在穿越时间，我像做梦一样，而老人几乎就像实物。
“为什么要刷掉？”房间几乎有回音。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砸烂倪维明的狗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墙上的字有用毛笔写的，有用刷子刷上去的，老人的名字打了叉子，没见过那样粗暴的字，写满了一面墙。灰尘布满墙壁，蛛网层层叠叠，有的滚成一团，有的拉成一道弧形，能看到上面炉灰发红的粉末。去安源的画像石膏像标准像选集四卷语录若干纪念章一切都在灰尘中、在时间中的原位，未动过一指。房间空荡，几件旧家具，有的门子掉了，里面空无一物；一张床，铺盖简单，黑糊糊的，地上墙角丢弃着或粉或黄的传单，破碎的唱片，皮带头，折了的棍棒，扫把，水桶，皮管子，胶鞋。一件旧蓝大褂儿。一张油漆了红色万岁的两屉桌。方凳。烟缸。老人早已不抽烟，只是一种陈列。一把竹躺椅，应该是幸存的，就是当年孩子们看到的：老人柱着半截树棍，坐在躺椅上，看孩子们探头探脑，呼喊，向他投掷，冲锋陷阵，跑掉
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知道么？
回去吧。把鸡蛋拿回去。
我退着出了门把门关好站在北长街冬天的风中手里一篮子鸡蛋听见冲呵冲呵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不准放空枪不准放空枪开火开火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着神兵千百万嘿埋伏着神兵千百万一窝蜂地跑了出来抄家我还小，不知道怎样抄打踢砸，没敢去看，一切都是听说。只记得一次跟着那些孩子远远守在胡同口，听到喊声、齐唱，他们跑出来，跳着脚，举着链子枪，啪啪响枪庆贺战绩。我赶紧跑了，我也曾想有那样一把链子枪，也找过一些自行车链子铁丝车条什么的，但是没成功还弄破了手
不知在风中站了多久，提着篮子重返小院。
没有敲门，直接进了屋。老人坐在桌前吃粥，咸菜，眼睛直看着我，像看陌生人一样，正如我看老人也同样陌生。我开始说话，我说是妈妈让我送的，新鲜鸡蛋，妈妈单位发的，不是买的。我说，您炒着吃，煮着吃，做汤，煎荷包蛋，我说的这些都是我吃过的。我不知道说什么。老人不说话，我想是同意了。我把鸡蛋放在地上，又提起来放到碗柜上，然后离开。把门关好，飘一般离开了小院。
高考恢复，我所在161中学分成快班和慢班，我学习优秀自然在快班，但是没人知道1979年我陷入了难以描述的恍惚。我受到的刺激难以形容，我心目中的老人恩师如日中天怎么又像一个地狱之人呢？我无法将两个人统一起来，吓坏了，上学下学躲着图书馆走，怕见到老人,不能想象老人的房间,想象老人的样子以及老人历史般的声音。
那时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外面的世界热火朝天，而老人的时间却是不动的，像钟表停在了时间深处。是的，老人一直是严肃的沉思的，但那是面对一部书一本名著的严肃，是在把上古史演义、东周列国志、希腊神话、安徒生、杜甫和哥德交给我手里的时候，那时老人声音清晰，深思熟虑，老人说从神话到哥德是人类的一个完整过程，其中一些人书是重要的驿站。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老人的良苦用心，老人胸怀广大，在架构我的心灵坐标，那时我把老人奉若神明，我从未想过我们之间有什么异常，然而事实是无论我还是老人都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造访了老人之后我才感到一种似乎更为强大的我无法理解的东西，而老人是固执的。老人无法泯灭某个或某些历史时刻，比如1968年，女儿最后离去，沓无音信。老人的近万卷藏书以及书信手稿日记全部抄没，有的被付之一炬，有的充入图书馆。书老人一本也没索回，即使又成为馆长。事实上当年我与老人整理那些堆砌的图书，造册编号，有相当一部分是老人自己的书。那时老人已把希望寄托于我，而我还有另一双眼睛。
老人什么也没索回，甚至没申请落实房产政策。
只是守着老屋，让时间不动。老人称自己是九死之人，活着只是一种《神曲》，实际上是过逝之人，房间没必要改变，事实上是个故居。有一个人还活着的故居有什么不好吗？老人说，“在我所谓的有生之年它会一直这样，会有价值，这是我惟一还能够做的，我不能留下什么了，只能留下这间房子，在这间房子里我难道不是文物？”老人笑，一种奇怪的笑，非常平静，苍老，不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的苍老，而是像岩石一样的笑，未泯去任何东西。那时我已上了大学，虽然适应了老人的房间，但当每次都要像穿越某种时间隧道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像另一种“桃花园记”。不过通常这只是我开始的一种感觉，进入谈话之后很快我和老人都忘记了置身的房间，时间的错位并不能阻挡一个老人的当下生活。我为老人带来了大学的思潮、周末舞会、人们谈论什么，学生会竞选、各种文学社团、打印或油印刊物、我的态度——一个并不积极的参与者。而老人目光炯炯，时常打断我，盯住我，让我详细讲，批评我的游离与轻描淡写。那时老人已退居二线，没作了多长时间馆长，实际上老人68年就到了退休年龄。老人成为一个义务图书管理员，每天向少年人发放图书，在阅览室阅读报刊杂志，对世事并不陌生，常常或者击节，或者一针见血，有时因为激动而嘴角颤抖，老人牙残缺不全，后来又掉了一些，嘴巴颤抖起来显示着巨大的能量。但老人仍然是锋利的，就算牙不锋利眼睛也十分锋利，常常让我心惊，那时老人目光如炬，以致有时让我产生错觉好像房间的主人是我不是老人。老人看上去像一个守陵人，实际上并没生活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我会注视一下墙上的字，意识到我所置身的空间，感到说不出的一种飘惚，甚至一种暗示，好像真的存在上帝的面孔，我不能说那是笑。但的确正如爱因斯说：上帝上微妙的，爱因斯因有自己的时间理论，但只是长与短的关系，并没发现某种并列的关系，如果老人是科学家或许会有新的阐释。
老人说我赶上了好时光，跟我讲一个人的道义感和责任感，讲它们与诗歌必不可少的联系，讲那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诗人是如何工作的，一个真正诗人从来都是现实生活最敏感的神经，即使不直接介入现实，诗歌中无形的血脉、气味、甚至节奏同样是对所处时代的一种自觉与掘进。后者当然是针对我的诗歌而言，我知道老人更欣赏北岛江河食指们的诗，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他们，老人也十分清楚。我模仿过他们的声音，甚至也曾写出惊人的句子：我们从墓地站起/像一场叛乱/村庄望风而逃。但这不是我的诗，不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与我无关。
是的，我没能成为老人所希望的诗人，甚至不是我自己希望成为的诗人。我更多的诗淡而无味，几乎没有抒情成份，也没意象或象征，只有细节、叙述，干净的句子，无色无味，像塑料一样。这不是我喜欢的诗，但我只能这样写，如果也算诗。我后来真正喜欢的诗人是海子，从抒情角度我认为有了海子的诗我已无事可做。我需要抒情读读海子就行了，不做作，像大地流水一样。老人也喜欢海子，从天才角度对海子评价甚至超过了北岛，老人认为海子的才华不在俄国叶赛宁和西班牙的洛尔迦之下。老人趣味之广泛使他并没完全排斥我的无色无味的写作，从纯诗的角度老人也欣赏我的写作，我不知道是否一种鼓励，老人认为我的诗有一种罕见的质地，看起来淡而无味，没言说出什么，却可能是一种新的声音，但同时老人认为我作为诗人是不成功的，甚至是不可取的，老人不解我年轻轻的写的诗何以如此平淡，怎么会有着事物本身的安静与虚无，老人说，你到老了再写这样的诗不迟，现在还是应该尽量使年轻的自己飞起来，触摸历史、大地、更多的心灵。在老人看来我这样写下去至多是一个小诗人，为此老人数次向我悉心讲述自己的心灵与肉体的历程，讲述苦难与荒谬的根源，讲述历史的现场。老人不知道这一切对我都过于巨大，只能将我吞没，不可能做出我个人生命的反应。有时我甚至没出息地想，老人也是诗人，为什么自己不写寄望下一代人呢？很多次话已呼之欲出又咽了回去，我想我不能要求老人，希望总是在下一代的，是我自己不长进。然而不可避免地我后来越来越反感历史，越来越不愿倾听历史，我认为那是别人的历史，不是我的历史，面对别人的历史我在哪儿呢？我不要历史，我只要安静，体会，寻找的存在。我内心有一些东西，它们细枝末节，可能没价值，但是属于我的，并深刻地直指内心。我愿成为一个眼中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我愿自己是一种开始；如果老人从没有一种个人的生活，那么我是否有了这种可能？
我实践着自己，但写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拿给老人看，来老人这里也少多了，而且后来更多的情况只是看望一下老人，买点吃的用的日常物品。我曾给老人买过一个小巧的可移动的金属书架，结果被拒之门外；提议老人无论如何应有一台电视，老人坚持不要；给老人清理房间，打扫一下厚厚的灰尘也从未得到同意。我同意老头看守历史现场，但灰尘实在无此必要，灰尘说明什么呢？为此曾同老头数次争执。每次来看望老人，那些房顶墙壁垂挂的灰尘都让我感到危险，总怕掉落下来。我的确发现过老人头上后背挂过一缕缕长长的毛茸茸的灰尘，额上黑了一块，老人尽管已直不起腰，但高旷的身躯仍时时会碰到那些越来越长的尘埃。那些灰尘已构成某种缓慢但看上去又像上疯长的植物，它们不仅夏天生长，冬天照样伸展，一开门就迎风摇摆。如果是晚上，在昏暗灯光下，老人一动不动，我来了也只是向我点点头，有时笑一下，有时不笑，半天我们才能进入谈话。老人越来越固执，冬天冷，我记得曾给老人买过一条电褥子，一只电磁保温杯，老人用了有两年，但是有一次我发现保温杯不翼而飞，老人又用起了文物般的上面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缸子，我问老人保温杯哪去了，老人不答，身上又穿上了早年扫街刷厕所的蓝大褂儿。那一刻我想到某种东西已快要降临，老人已年过八旬，的确是太漫长了。
我害怕见老人，每次去都要心跳一阵子，但是老人活着。老人并不糊涂，甚至我觉得越老越强硬，说话短促，越来越简洁，没有任何唠叨。每次都是我讲一些事情趣闻给老人听，或者嘘寒问暖，问需要什么，老人从来说自己很好，没病没灾，什么也不要。有时问我在读什么书，让我念新写的诗，老人听着，总是点头，不再批评我，有时眼睛骤然一亮，让我重复，我重复，以为老人会说什么，但是没有。老人已不去图书馆，基本也不怎么出门，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就是枯坐，回忆，老人说经常回到孩提时光，就像看电影一样。有时我想给老人买串佛珠，像古寺僧人那样有自己的周天与极乐，那是一种没有边界的遨游，可上天入地，可是老人没有任何宗教修持，老人把基督教佛教艺术脉络说得头头是道，对宗教并不陌生，可是从没谈论过自己的任何一种信仰。从老人身上我觉得一个人的晚年是需要一个神的，如果没有神的陪伴简直是可怕的，就那样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一生，守着风烛残年，再强硬的人也是多么的孤单。也许只有回到童年，像做梦一样，童年是我们惟一的宗教，无论它是否快乐。是的，总是快乐的，那时我与老人整理图书是多么快乐呀，我们度过了怎样神秘的时光，甚至就连我对老人的另一种眼光也是快乐的。十年或十五年了我说不清老人是否我另一个父亲，我依赖他又拒绝他，拒绝他又依赖他，他比我强大，甚至越是垂暮越比我强大。老人九命，我恐怕连九分之一也没有，一次就足以结束我。事实上在我精神恍惚时已数次想到过服药，但每一次想起老人都觉得自己轻如鸿毛，几乎立刻打消了自绝的念头。如果我没得到老人的任何个性的真传，但老人顽强地活着的确总能给我以力量，我不知那是一种什么力量，甚至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但那的确是撼人的力量。
我失去工作曾非常软弱地向老人提出请求，想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哪怕开始是临时性的。我说图书馆是我童年的梦想，这您是知道的，只要给我一个开始我就会很好地做下去，我会永远做下去，您能跟馆里人说说吗？我当时真是昏了头，说完就后悔了，无地自容。
雪后老人出来散步，我也散步，我们相遇，见到老人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毫无希望，几乎立刻想拿出调查所的羊皮工作证给老人看，安慰一下老人，也安慰自己。工作证就在贴身兜里，几乎摸了一下。我身体发飘，正好是愉快活泼的样子。我们一老一少，一支手杖，相互搀扶，在积雪的街景上并没引起太多的目光。街上几无行人，没什么汽车，骑自行车的人匆匆而过，大多只稍稍侧一下头。我不知道观注北京的卫星是否会注意到我们，据说拍下的照片相当清晰，连地上的烟盒名片都能成像。我曾看过一次航天摄影，没看到名片或烟盒，但是的确看到过报纸，标题十分醒目。
老人的房间一切如故，但这次我非常适应，几乎没有时间的错位感，也就停留了不过一两秒钟，我想可能是房间比较温暖的缘故。火烧得很旺，铝壶咝咝作响，水开了一段时间了。可能由于热气球的原理，屋顶垂状灰尘差不多是自然地飘摆，非常整齐，像一种舞蹈。我跺脚，老人不跺，我想老人从来不跺。老人放下手杖，扶着两屉桌，颤颤巍巍开暖瓶给我倒水。没有茶，老人从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白开水展示出一种白色的时间，颤抖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倒在了外面，顺桌子流，形成很好的图案，类似温泉。我看到而且听到自己同老人争执，我要夺下暖壶倒水，老人充耳不闻，毫无感觉，一任时间漫流。我说我不喝水，您别倒了，我给您倒上，我坐不住，雪天您可别出来了。我终于还是夺下老人的暖壶，扶老人坐下，给老人把水倒进搪瓷缸。提下铝壶灌暖瓶，蓄蜂窝煤，到院子里灌上凉水，重新坐在火上。倒炉灰，冬天每次来都要为老人清理一次垃圾，倒在街上圆形的垃圾筒里，有时要跑上好几趟。老人的炉灰通常堆放在两处，一是炉旁，一是门口的角落，门口堆太多了，邻居通常给倒掉，我来一次不管多少都要彻底清理一次。
最后擦掉桌上的水，嘱附了老人的身体，准备告辞。
老人直瞪着我，看出我要走，嗫嚅着说：
“我快倒不动一杯水了，可我还是能倒，你坐下。”
我喝老人倒得满满当当的水。
“洒了不要紧，”老人说，“这是一个人的必然，人到老了事情非常慢，还控制不住，越老越慢，但是你知道从快倒不动水到倒不动水要多长时间？很长，长得你无法想象。”老人说：“今天举不动暖瓶了，你以为完了，到头了，可明天可能又举起来了，这个过程你知道这又要多长？还是很长。什么都要耐心，面对死亡也要耐心，他不招你去你就不能去，我厌了，别人也厌了。”
“您不能这样说，您很硬朗。”
“我与死斗了二十多年了，呵，也不是斗，这个词不恰当，应该是‘守’是吧，是‘守’，‘守’了二十多年，我是有贡献的。”
“您培养了我，就是我不争气。”
“嗯——你怎么这么说，你的路还长。我说有贡献不光是你，我对你没什么贡献，没有我你也有自己的路。我是说这间房子，”老人环视了一下，“应该是个贡献吧，你说呢？”
“是是，这房子已名扬海外。”
“这不是目的，无关紧要。”老人再次环顾，看着我。
“你要活下去，一直到我这样，比我还要老。”
我感到某种紧张、死亡的强大，好像不是生者与生者之间，是死亡与死亡在说话。我厌倦了，实在是厌倦了，我为什么要一次次面对老人，面对这样的房间？现在我不能再承受什么了，我没有死的概念，但也了无生趣。我不要再听下去，我要赶快逃离。我看到我站起来，浑身战抖，我说您不要说了，干嘛要说这些，我得走了，还有事情，您多保重自己吧。但是我看到老人弯着腰站起来，一手拄杖，一手颤巍巍放我肩上，理了一下我的头发说：别怕，什么也不用怕，你等等，再等等，我不会马上，我也在看，我还要坚持，不会马上死。老人按下我，缓慢地向床前移动，非常吃力地卧下，像一匹老马一样。我不知老人要干什么，从来没见过老人这样。老人把手杖伸到床下，显然要够什么东西，半天也够不出来，实在看不过去我走上前问老人找什么，我来找，老人不出声，非常固执，手杖发出碰撞的响声。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样子，老人终于叹了口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