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汪敬熙

    敬熙先生:尊函对于“近日吾国所谓人道主义的作者”的批评,痛快极了!我所处的地位,偏得我天天要看几篇象先生所说的那样浅薄的作品的“来稿”,我也常常看了不满意,却从未看出他们所“蔽”何在,今读来信所举三点,真把我欲说而又说不出的话,给统统说出来了,畅快何如?这种“新镣铐”当然非打破不可,只是国内青年容易误会,希望他们不误会到连人道主义都遗弃。
    先生说“在文学一方面我们应抛去一切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而忠诚的描写自己对于生活的感触”,这句话简直可说是“天经地义”;我以为旧毒极深的中国文学界现在要办到这步,先应该经过自然主义的淘洗,尊意以为是否?自然主义在一方看来,自然也是桎梏,但在今日而要一般人养成客观描写的习惯,似乎可以先学学自然主义。对于这一点,极盼先生发抒高见。
    雁冰〔一九二二年七月〕

《茅盾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