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以为一进家门就会发现上官领弟和上官吕氏的尸首，但眼前的情景与我们想像的大相径庭。院子里热闹非凡，有两个剃着崭新光头的男人，坐在正房的墙根，低着头，认真地缝补衣服。他们穿针引线的动作十分娴熟。还有两个人，紧挨着缝补衣服的人坐着，同样是闪着亮光的崭新的头，同样是十分认真的样子，他们俩在擦拭两杆乌黑的大枪。还有两个人，在梧桐树下，一个站着，手持一柄闪闪发光的刺刀，另一个人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脖子上围着一块白布，湿漉漉的头上，噼噼叭叭爆裂着肥皂的泡沫。站着的人屈起腿，把手中的刺刀在裤子上反复擦了几下，然后，一手捏住满是肥皂泡的头，一手举起刺刀，比量着，仿佛在寻找下刀的位置。他把刺刀按在那爆裂着肥皂泡沫的头颅正中，撅起屁股，手臂往下滑动，一刀到底，便将一大片湿漉漉的头发刮下来，闪出一块青白的头皮。
还有一个人，在我们家囤过花生的地方，双手攥着一把长柄的大斧，劈开双腿，面对着一个老榆树盘根。他的身后，是一大堆劈好的木柴。他高高地举起斧头，让闪光的利器在空中略微停顿一下，然后猛地劈下去。斧头下落时他嘴里嗨了一声，斧刃深深地楔进树根里。他用一只脚踩着树根，双手摇撼斧柄，艰难地把斧刃拔出来。他退后两步，摆好姿势，往手里啐几口唾沫，又一次高举起斧头，榆木根盘响亮地裂开，一块劈柴像炮弹皮子一样飞出来，击中了上官盼弟的胸脯。五姐尖叫了一声。缝补衣服和擦枪的人抬起头来。剃头的人和劈柴的人扭过头来。被剃头的人倔强地抬起头来，但随即又被剃头的人用手按下去。“别动。”他说。劈柴的人说：“是讨饭的来了，老张头，老张头，讨饭的来了。”一个围着白围裙、戴着灰帽子、满脸皱纹的人弓着腰从我家堂屋里跑出来。他高高地挽着袖子，胳膊上沾着面粉，和善地说：“大嫂，另跑个门吧，我们当兵的吃定量，省不出饭来打发你们。”
母亲冷冷地说：“这是我的家！”
院子里的人顿时愣住。那个顶着一脑袋肥皂沫子的人猛地跳起来，抬起衣袖，擦干净被脏水污染了的脸，对着我们哇哇怪叫。他是孙家的大哑巴。
哑巴跑到我们面前，嘴里哇啦，双手比划，表达了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意思。
我们困惑地望着他那张线条粗糙的脸，心里萌生着许多毛茸茸的念头。哑巴眨动着土黄色的眼珠子，肥大的下颚连连抖动。他转身跑到东厢房里，拿出了豁边的青瓷大碗和那幅鸟画，对着我们炫耀。剃头的人提着刺刀走上前来，拍拍哑巴的肩膀，问：“孙不言，你认识她们？”
哑巴放下碗，捡起一块劈柴，蹲在地上，写出一行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大字：“她是我的丈母娘。”
“原来是大婶子回来啦，”剃头人热情地说，“我们是铁路爆炸大队一排五班，我是班长，姓王，我们大队来这里休整，占用大婶的房屋，十分抱歉。您的女婿，我们政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孙不言，他是个好战士，作战英勇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婶子，我们立刻搬出正房，老吕小杜赵大牛孙不言秦小七，大家赶快搬东西，给大婶子腾出炕来。”
兵们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进正屋里去。他们背着叠得方方正正、捆得结结实实的被子，打着绑腿，脚蹬千层底布鞋，胳膊弯上挎着大枪，脖子上挂着铁地雷，整整齐齐站在院子里。班长对母亲说：“大婶子，你们进屋吧。大家都在这里等着，我去向政委请示。”士兵们都规规矩矩，连那现在叫孙不言的大哑巴也站得挺拔，好像一棵松。
班长提着枪跑走。我们进入正屋。锅上加了两扇用苇席和竹片制成的笼屉，灶膛里燃烧着劈柴，火势凶猛，水在锅里响，蒸气从笼屉缝里蹿出。我们嗅到了馒头的香气。那个老伙夫，抱歉地对母亲点点头。他很慈祥。他往灶膛里塞劈柴。“原谅我未经同意改造了你们家的锅灶，”他指了指通往灶膛下边的一条深沟，说，“十几个风箱也不如这条沟。”火苗子轰轰响，使人担心锅底被熔化。面色红润的上官领弟坐在门槛上，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从笼屉的缝隙里蹿出来的蒸气。那些蒸汽飘飘袅袅，瞬息千变，果然越看越好看。
“领弟！”母亲试探着叫了一声。
“姐姐，三姐。”五姐六姐叫。
上官领弟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们一眼，好像与我们素不相识，也好像我们与她根本没有分离开过。
母亲带着我们看了看收拾得很清爽的房间，感到坐立不安，处处拘谨，只好重新回到院子里。
哑巴在行列中对着我们扮鬼脸。司马家的小东西大着胆子去摸他们绑得结结实实的腿。
班长带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进来。他说：“大婶子，这是我们蒋政委。”
蒋政委白净面皮，嘴上无须，中等个头，腰里束一根宽皮带，胸前衣兜里别着一杆金笔。他客气地对我们点点头，又从腰后的牛皮挎包里摸出一把花花绿绿的东西。他说：“小朋友们，请吃糖。”他将手中的糖平均分配给我们，连裹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女婴也得到两块，由母亲代领。我第一次尝到了糖的滋味。政委说：“大婶，希望您能同意这个班借住您家的东西两厢。”
母亲麻木地点点头。
政委捋起衣袖，看看手表，大声问：“老张，馒头蒸好了吧？”
老张跑出来，说：“就好了。”
政委道：“你安排给孩子们开饭，尽她们吃，回头我让事务长给你们补足差额。”
老张连声答应。
政委对母亲说：“大嫂，我们大队长想见见您，请您跟我走一趟。”
母亲欲把怀中的女婴递给五姐，政委伸出一只手，说：“不，抱着她吧。”
我们跟随着政委——其实是母亲跟随着政委——我在母亲背上，女婴在母亲怀中——走出胡同，穿过大街，来到福生堂大门口。两个持枪肃立的士兵脚跟并拢，左手拄枪，右手并拢，从胸前弯过去，按在雪亮的刺刀刃上，对我们行了一个持枪注目礼。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弄堂，最后进入一个大厅。大厅正中摆着一张紫色八仙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两个大盆。一个盆里是野鸡，一个盆里是野兔。还有一笸箩白得发蓝的馒头。一个络腮胡须男人笑着迎上来，说：“欢迎，欢迎。”
政委说：“大嫂，这是我们鲁大队长。”
鲁大队长说：“听说大嫂也姓鲁？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
母亲说：“长官，我们犯了什么罪？”
鲁大队长一怔，爽朗地大笑，笑罢，说：“大嫂误会了。请您来，没有别的意思。我与您的大女婿沙月亮十年前曾是交杯换盏的朋友，知道您刚刚归来，特意备酒为您洗尘。”
母亲说：“他不是我的女婿。”
政委道：“大嫂何必隐瞒呢？您怀里抱着的，不就是沙月亮的女儿吗？”
母亲说：“这是我的孙女。”
鲁大队长说：“先吃饭，先吃饭，我知道你们一定饿坏了。”
母亲说：“长官，我们走了。”
鲁大队长说：“大嫂慢走。沙月亮捎信给我，让我帮他抚养女儿，他知道您生活困难。小唐！”
一个漂亮的女兵从门外快步走进来。
鲁大队长说：“帮大嫂抱着孩子，让大嫂吃饭。”
女兵走到母亲面前，微笑着伸出双手。
母亲坚定地说：“这不是沙月亮的女儿，这是我的孙女。”
我们穿过一道道弄堂，越过大街，走完胡同，回了家。
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个名叫小唐的漂亮女兵，不断地往我们家运输食品和衣服。她运来的食品中，有用铁筒装着的做成小狗小猫小老虎形状的饼干，有用玻璃瓶子盛着的白色的奶粉，还有用瓦罐子盛着的透明的蜂蜜。她送来的衣服有绸缎缝成、滚着花边的棉袄棉裤，还有一顶竖着两只高高兔皮耳朵的棉帽。“这些东西，”她说，“都是鲁大队长和蒋政委送给她的。”她指着母亲怀中的婴儿说，“当然，弟弟也可以吃。”她又指指我，说。
母亲冷漠地看着热情洋溢、脸如红苹果、眼如青杏子的女兵唐姑娘。母亲说：“拿走吧，唐姑娘，穷人家的孩子，消受不了这些好东西。”母亲把她的两个乳头，一个塞到我嘴里，一个塞到沙家的女孩嘴里。她得意地哼哼着，我恼怒地哼哼着。她的手碰了我的头，我的脚蹬了她的屁股，她哼哼唧唧地哭起来。我隐约还听到了八姐上官玉女嘤嘤不绝、又软又轻的哭声，这是连太阳和月亮都要聆听的哭声。
唐姑娘说，我们蒋政委给这女孩起了一个名字，他可是大知识分子，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能写会画，还精通英文。沙枣花，这名字好不好？大婶，您别疑神疑鬼，鲁大队长是一片好心。如果我们要抢这个孩子，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唐姑娘从怀里摸出一个玻璃奶瓶，奶瓶上装着个淡黄色的胶皮奶头。她把蜂蜜和白色粉末——我闻到从那个领走上官想弟的洋女人身上发出的味道，便知道这是洋女人乳房的粉末——放在碗里加热水冲开，搅匀，装进奶瓶，说，大婶，别让她跟弟弟抢奶吃了，这样很快就会把您吸干，让我喂她这个，她说着，便把沙枣花抱了过去。沙枣花的嘴把母亲的乳头拽得像鸟儿韩的弹弓皮筋一样长，终于挣脱，挣脱后母亲的乳头像被热尿浇着的活蚂蟥一样慢慢收缩，好久才恢复原状。我心中痛苦为了乳房，我痛恨沙枣花也是为了乳房。但这个可恨的小妖精已经在唐姑娘的怀抱里疯子一样吮吸着假乳房里流出的假乳汁。她吸得那般香甜，我一点不馋。母亲的乳房终于又一次全部属于我了，我好久都没这么踏实地、安稳地睡着了，我的梦取代了我的嘴，梦吮吸着我的陶醉和幸福，我的梦一派奶香！
由此，我对唐姑娘满怀着感激之情。那两只在灰粗布军装里硬梆梆地凸起的乳房使我感到她美丽可爱。尽管她的乳房长得比较靠下，但形状一流。她喂完沙枣花，放下奶瓶，解开那件紫貂皮大衣，沙枣花的臊狐狸一样的味道被抖落出来。我看到沙枣花白得如奶汁般的皮肤。想不到她的脸黑得如炭，身体却如此白。唐姑娘给沙枣花穿上绸缎棉衣，戴上玉兔帽子，把她打扮成一个漂亮婴儿。她把那件紫貂皮大衣推到一边，双手托起沙枣花，往空中一扔，又顺手接住。
沙枣花咯咯地笑响了喉咙。
母亲的身体一直紧张着，准备着随时跃起把沙枣花抢下。唐姑娘把沙枣花还给母亲，说：“大婶，沙司令看到也会高兴的。”
“沙司令？”母亲诧异地望着女兵小唐。
“大婶，您还不知道？您的女婿，现在是渤海城警备司令，有三百多人，还有一辆美式吉普车呢。”女兵小唐说。
沙月亮把信撕得粉碎，恼怒地骂道：“鲁大炮，蒋四眼，你们做梦！”
爆炸大队的信使不卑不亢地说：“沙司令，您的千金小姐，我们可是宠爱有加呀！”
“扣押人质，算什么本事？”沙月亮说，“回去告诉鲁、蒋，让他们来攻渤海城吧！”
信使道：“沙司令，不要忘了您过去的光荣！”
沙月亮道：“老子愿抗日就抗日，愿降日就降日，谁能管得着？请吧，再哕嗦休怪我不客气！”
唐姑娘掏出红塑料梳子，给我的五姐六姐梳头。给六姐梳头时，五姐痴迷地望着唐姑娘。五姐的目光像梳子，把唐姑娘从头梳到脚，又从脚梳到头。唐姑娘给五姐梳头时，五姐好像怕冷一样，脸上、脖子上爆起一层米粒大的小疙瘩。梳完了头，小唐走了。五姐对母亲说：“娘，我要当兵。”
两天之后，上官盼弟便穿上了灰军装。她的主要工作是与小唐一起给沙枣花换尿布、喂奶瓶。
我们的生活进入最佳时期，就像当时流行的小曲里唱的那样：嫚啦，嫚啦不用愁，找不到青年找老头。只要跟着同志走，大白菜炖猪肉，锅里蒸着白馒头……
大白菜炖猪肉不常有，白馒头也不常有，但萝卜、熬咸鱼是常有的，巨大的窝窝头是常有的。
“旱不死的大葱，饿不着的大兵。”母亲感慨地说，“我们跟着当兵的沾光啦，早知如此，也用不着卖孩子啦。想弟，求弟，可怜的孩子啊……”
这段时间里，母亲的乳汁优质高产，上官金童终于从棉布口袋里跳出来，能走二十步了，能走五十步了，能走上一百步了，终于不爬行了。我的笨拙的嘴也灵活了，能流利地骂人啦。孙家大哑巴捏住我的小鸡巴时，我怒骂一声：“操你妈！”
六姐去识字班，学会了唱歌，唱：“十八姐把军参，参军真荣耀，咔嚓剪去了大辫子，留起了‘二刀毛’。站岗放哨查路条，汉奸实难逃。”
识字班设在教堂里。黑驴队留下的驴粪蛋子扫出去了。破板凳修理好摆得整整齐齐。插翅膀的天使没有了，也许飞走了。枣木雕成的耶稣也没有了，也许上了天堂，也许被人偷走当了劈柴。墙上挂着一面黑板，黑板上写着一行白色的大字。貌比天仙的唐姑娘用木棍戳着黑板上的字，黑板发出笃笃的声响。
抗——日——抗——日——女人们奶着孩子，纳着鞋底子，麻绳噌噌响着，嘴巴里跟着小唐同志念叨：抗日——抗日——我在女人堆里蹒跚，在各式各样的乳房之间蹭蹭磨磨。五姐跳上讲台，对着台下的女人们说：老百姓是水，子弟兵是鱼，对不对？——对——鱼最怕什么？——鱼怕什么？鱼怕钩？鱼怕鱼鹰？鱼怕水蛇？——鱼最怕网！对，鱼最怕网！你们脑后是什么？——髻——髻上是啥？——网——女人们至此恍然大悟，脸红脸白，交头接耳，唧唧喳喳。剪掉发髻拆下网，保护鲁大队长和蒋政委，保护他们率领的铁路爆炸大队。谁带头？上官盼弟高举着大剪刀，还用纤细的手指开合着大剪刀，使大剪刀变成一条饥饿的鳄鱼。唐姑娘说，想想吧，受尽了苦难的大娘大婶子们，大姑大姨们，大嫂子大姐姐们，我们妇女，受了三千年压迫，现在终于挺起了腰杆，胡秦莲，你说说看，你那个酒鬼丈夫聂半瓶，还敢不敢打你啦？面色如土的青年妇女胡秦莲抱着孩子站起来，望一眼讲台上英气勃勃的女兵唐和女兵上官，赶紧垂下头，说：不打了。唐女兵拍着巴掌道：听见了吧，妇女们，连聂半瓶都不敢打老婆了。我们妇救会是妇女的家，专为女人打抱不平。妇女们，现在这平等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吗？不是，不是，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来了爆炸大队，在大栏镇、在高密东北乡，建立了巩固的、钢打铁铸的敌后根据地，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善了人民生活，尤其是改善了妇女生活，我们不搞封建迷信，但我们要拆破一切网络，这不单是为了爆炸大队，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妇女们，剪掉发髻拆去网，统统变成‘二刀毛’吧！
“娘，你带头吧！”上官盼弟卡着剪刀对着母亲走过来。
“是啊，上官家大嫂剪成‘二刀毛’我们都跟着剪。”女人们齐声说。
“娘，您带个头，给女儿长长脸。”五姐说。
母亲红着脸，把脑袋伸过去，说：“剪吧，盼弟，只要能让爆炸大队好，别说剪个发髻，剪两个手指头，娘也不含糊！”
唐女兵带头鼓掌。女人们鼓掌响应。
五姐把母亲的发髻散开，一大团鬈曲的黑发从母亲的脖颈旁悬挂下来，犹如一架藤萝，好像一匹黑瀑布。母亲与墙上那个几乎赤裸着身体的名叫玛利亚的圣母有着一模一样的神情。庄严、忧愁、宁静，逆来顺受地、自觉自愿地奉献。我洗礼过的教堂里有腐败的陈旧的驴粪的味道，在大木盆里，马洛亚牧师为我和八姐施洗的往事浮现在眼前。圣母从来不遮掩自己的乳房，母亲的乳房却被一道门帘半遮半掩着。盼弟，剪吧，你还犹豫什么？母亲说。于是上官盼弟的大剪刀张开大口咬住母亲的头发，咔嚓咔嚓咔嚓，母亲的黑发落地。母亲抬起头，成了“二刀毛”。发梢齐着耳朵垂，细长的脖颈，一览无余。突然去掉了沉甸甸的发髻的累赘，母亲的头显得轻巧灵活，失去了稳重，有些猴头猴脑，一动便显出轻俏，竟有些鸟仙模样。母亲满脸赤红。唐女兵从腰里摸出一个圆形的小镜子，让镜面对着母亲的脸，母亲不好意思地侧过脸，镜面跟踪着她的脸，她羞羞答答地看到了镜子中留着“二刀毛”、缩小了仿佛好几倍的头，急忙背过脸去。
“美不美？”唐女兵问。
“丑死了……”母亲低声回答。
“连上官大婶都剪成了‘二刀毛’，你们还犹豫什么？”唐女兵大声说。
剪吧。那就剪吧，赶潮流吧。每逢改朝换代，头发上就要翻花样。给我剪。
轮着我了。咔嚓咔嚓。惊叹声。我弯腰捡起一绺头发。地上有很多头发，黑的、黄的、粗的、细的。粗的必是又硬又黑，细的必是又软又黄。满地头发中数我母亲的头发最好。母亲的头发梢里能渗出油。
那些日子欢天喜地，比司马库搞铁桥废料展览的日子还热闹。爆炸大队里人才济济，会唱歌的，会跳舞的，会吹笛弄箫弹琴拨筝的，什么才子佳人都有。村里的光滑墙壁上，都用石灰水写上了大字标语。每天凌晨，便有四个少年兵爬到司马家的嘹望台上，对着阳光练习吹号。起初吹得哞哞哞像牛叫，渐渐吹得汪儿汪儿像小狗叫，最后吹得曲曲折折、起起伏伏、高低不平，成了动听的曲调。小兵们鼓着胸脯，扬着头，挺直脖子鼓起腮帮子，金黄的小号红绸的穗子，威武又漂亮。四个小号兵当中那个名叫马童的最漂亮，咕嘟着一个小嘴，腮上两个酒涡，两扇招风大耳朵。他活泼好动，嘴甜得像抹了蜂蜜。他大张旗鼓地在村里拜了二十多个干娘。那些干娘们一见了他就双乳抖动，恨不得将奶头塞到他嘴里。
马童到过我家，向那班长传达什么命令。那天我正蹲在石榴树下看蚂蚁上树，他好奇地蹲下，与我一起看。他的神情比我还专注，他捏死蚂蚁的技巧比我还熟练，他还率领着我往蚂蚁窝里撤尿。我们头上是一树火焰般的石榴花，时令四月，阳春天气，天蓝蓝云洁白，成群的家燕飞来飞去，在懒洋洋的南风里。
母亲预言：像马童这样漂亮机灵的孩子，多半没有长寿，上帝给他的太多了，他已经占尽了做人的便宜，不可能再有一个寿比南山、子孙满堂的结局。果然不出母亲所料，在一个满天星斗的深夜里，大街上突然响起一个少年的高声嚎叫：鲁大队长蒋政委，求求你们饶我这一次吧……我是三代单传，俺爷爷奶奶就我这个孙子，俺爹俺娘就我这一个儿子……毙了我，俺马家就断子绝孙了呀……孙干娘、李干娘、崔干娘，干娘们哪，都出来保我吧……崔干娘，您跟大队长有交情，替我求条命吧……马童一路哀嚎着出了村，一声清脆的枪响，万籁俱寂。这个仙子般的小号手从此消逝了。那么多干娘也没能救了他的命，他的罪名是：盗卖子弹。
第二天，大街上摆着一口朱红色的大棺材。停着一辆马车。一群士兵把棺材抬上马车。那棺材是用四寸厚的柏木做成，刷了九遍清漆，挂了九层布衬。盛水十年也不漏，“三八”式大枪的子弹也打不透，埋进地里一千年也不会腐烂。那棺材十分沉重，十几个士兵把着棺材底，由一个排长喊着号子，才战战兢兢地直起腰来。
棺材上车后，大队部一片紧张气氛，当兵的穿梭般出入，都紧绷着脸，一路小跑步。后来，来了一个骑毛驴的白胡子老头，在棺材边下了驴。老头啪啪地拍打着棺材，哇哇地哭，满脸是泪，胡子上也挂着泪珠。这是马童的爷爷，清朝时中过举人，文化水平很高。鲁大队长和蒋政委出来了，很尴尬地在老人身后站着。老人哭够了，回过头，盯着鲁和蒋。蒋说：“马老先生，您熟读经书，深明大义。我们是挥泪斩马童。”鲁跟着说：“挥泪斩马童。”老人对着鲁的脸喷出一口唾沫，道：“盗钩者贼，窃国者侯。抗日抗日，抗成一片花天酒地！”蒋政委严肃地说：“老先生，我们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一向治军严肃。确实有一些花天酒地的队伍，但决不是我们！”老人绕过蒋政委和鲁大队长，仰天大笑着朝前走，小毛驴儿垂头跟在他身后。拉着棺材的马车尾随着毛驴，悄悄启行。赶车的把式吆马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压抑的蝉声。
马童事件好像一场地震，动摇了爆炸大队的根基。虚假的安定幸福感破灭了，枪毙马童的枪声告诉我们，战乱年代，人的命如同蝼蚁。听起来颇似治军有方、执法如铁的马童事件，在爆炸大队内部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连日来，发生了十几起士兵醉酒、斗殴事件，住在我家的这班兵，也渐渐露出了不满情绪。姓王的班长公然说：“马童不过是个替罪羊！他一个小孩子，盗卖的哪门子军火？人家爷爷是举人，家里良田千顷、骡马成群，还缺那几个小钱？依我看，他小子是死在那群浪干娘手里。怪不得老举人说，‘抗日抗日，抗得花天酒地。’”班长的牢骚是上午发的，下午，蒋政委就带着两个护兵来到我家。政委森严地说：“王木根，跟我去大队部吧。”王木根瞪着眼，看着他的战士，骂道：“哪个驴日的出卖了爷？”
战士们面面相觑，脸色都灰都土，惟有哑巴孙不言傻呵呵地笑着，走到政委面前，比比划划地诉说着沙月亮抢婚之事。政委说：“孙不言，任命你为代理班长。”孙不言歪着头看着政委的嘴。政委抓过哑巴的手，摸出钢笔，在他手心里写了几个字。哑巴把手掌弯过来，呆呆地端详着。他兴奋得手舞足蹈，黄眼珠放出了光彩。王木根冷笑着说：“这样闹下去，哑巴也要开口说话。”政委对护兵挥挥手。
护兵虎虎地上前，一边一个夹住了王木根。王木根大叫着：“你们推完磨就杀驴吃，忘了我爆炸铁甲列车的时候了。”政委不理睬王木根的喊叫，上前拍了拍哑巴的肩膀，哑巴受宠若惊，挺起胸脯，给政委敬了一个礼。胡同里，传来王木根的吼叫：“惹恼了老子，把地雷埋在你们炕头上！”
哑巴升任班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向我母亲要人。当时母亲正在司马库负伤后藏过身的那盘石碾子旁，为爆炸大队粉碎硫磺。距离这盘碾子一百米处，上官盼弟指挥着几个妇女，用小锤子砸着破铜烂铁。距离上官盼弟她们一百米处，爆炸大队的工程师带领着学徒，鼓动着要四个壮汉才能推进拉出的大风箱，把狂风送进熔炉。在他们旁边的沙地上，埋藏着一大片地雷模具。母亲嘴上缠着毛巾，跟着拉碾的小驴团团旋转。刺鼻的硫磺味儿辣出了母亲的眼泪，熏得那头蚂蚱驴连续不断地打着喷嚏。我和司马库的儿子蹲在一丛紫荆树上，上官念弟遵照母亲的指示严格看管着我们，不许我们接近碾子。哑巴背着汉阳造大枪，手里玩耍着那柄他家祖传的缅刀，摇摇晃晃地到了碾子旁。我们看到他拦住了驴，对着母亲举起缅刀，晃了晃，让缅刀发出铮铮的响声。母亲在驴后，手持着一把磨秃了的笤帚，定定地望着他。他对着母亲亮出了那只写着字的手掌，嘴巴里哈哈笑着。母亲对他点点头，似乎在祝贺他。接下来哑巴的脸上便变幻出许多表情。母亲不断地摇着头，似乎在否定他的什么请求。后来，哑巴挥起胳膊，对准驴头打了一拳，那头驴两条前腿一软便跪在了碾道里。母亲大声说：“畜生！
不得好死的畜生！“哑巴嘴巴歪歪地笑着，像来时一样，摇摇晃晃地走了。
那边，熔炉的出铁口被长钩子捅开了，白炽的铁水泻出坩埚，溅起一簇簇美丽的火花。母亲揪着驴耳朵把毛驴拉起来。她走到紫荆树下，扯下蒙嘴的、发了黄的白毛巾，掀起衣襟，把被硫磺熏白了的奶头塞到我嘴里。我正在犹豫着是否把这又臭又辣的乳头吐出来时，母亲猛然推开我，险些拽掉我初生的门牙。我想她的乳头也一定奇痛无比，但她分明顾不上了乳头。母亲大踏步地往家跑，那条毛巾拎在她的右手里，随着她的步伐摆动。我仿佛看到那沾染着硫磺气体的奶头正急遽地摩擦着粗布衣襟，有毒的乳汁汩汩流淌，浸湿了她的衣服。母亲周身流窜着电流，她沉浸在怪异的感觉里，如果是幸福那一定是极度痛苦的幸福。母亲为什么要用如此快的速度往家奔跑？我们马上就得到了答案。
领弟！领弟呀，你在哪儿？母亲喊叫着，从正房喊到厢房。
上官吕氏从堂屋里爬出来，趴在甬路上，昂起头，像只大青蛙。她的西厢房被兵占领。西厢房里，五个士兵头顶着头趴在磨盘上，研究着一本毛边纸钉成的破书。他们抬起头来，惊讶地看我们。他们的枪挂在墙上，地雷悬挂在屋梁上，黑油油圆溜溜，宛若比骆驼还大的蜘蛛产出的卵。哑巴呢？母亲问。士兵们摇摇头。母亲冲向东厢房。那张鸟仙的图像胡乱地放在一张断腿的桌子上，画上放着半个吃剩的窝窝头和一棵叶子碧绿的羊角葱，青瓷大碗也在桌上，碗里盛着一堆白色的小骨头，难以分清是鸟骨还是兽骨。哑巴的枪挂在墙上，地雷悬挂在房梁上。
我们站在院子里，绝望地喊叫着。士兵们从厢房里跑出来，连声问着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哑巴从萝卜窖子里爬上来。他身上沾着一层黄色的土和一些白色的霉斑，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疲倦神情。
母亲顿足长吼：“我糊涂啊！”
在我家地道的尽头，那个陈年草垛下边，哑巴奸污了三姐上官领弟。
我们把她从地道里拖出来，把她抬到炕上。母亲流着眼泪，用那条满是硫磺味儿的毛巾，蘸着一盆水，一点一点地，仔细地擦拭着领弟的身体。母亲的眼泪落在领弟身上，落在她那只留着牙印的乳房上，她的脸上却是动人的微笑。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美丽的、迷死活人的光彩。
五姐闻讯跑回来，直着眼看着三姐。她一句话也没说，跑到院子里，从腰里拔出一颗木柄手榴弹，拉开弦，扔进东厢房里。手榴弹臭火，没有响。
枪毙哑巴的地方就是枪毙马童的地方：村子南边，一个中间生长着臭蒲、边上倒满垃圾的臭水坑。哑巴被五花大绑着推到坑边，几十个兵持枪站成一排。
蒋政委向围观的百姓做了慷慨激烈的演讲。演讲毕，士兵们拉开枪栓，把子弹推上膛。政委亲自发布命令。子弹即将出膛时，穿着一身白衣的上官领弟翩翩而来。她的步态轻盈，飘飘欲仙。鸟仙来了！有人说。鸟仙的传奇经历和神奇的事迹立即被人们回忆起来，大家都忘了哑巴。那时刻是鸟仙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她在众人面前舞蹈着，像沼泽地里的仙鹤。她的脸鲜艳极了，像红荷花，像白荷花。她身材匀称，肿胀的嘴唇十分诱人。她舞蹈着靠近哑巴，突然停住脚步，歪着脑袋，看着哑巴的脸，哑巴咧嘴傻笑。她伸出手，摸摸哑巴毡片般的卷发，捏捏他蒜头般的鼻子。最后，她竟然伸出手，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歪回头，对着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女人们慌忙歪头避开，男人们却痴迷地看着，脸上挂着鬼鬼祟祟的笑容。
政委咳嗽一声，很不自然地说：“拉开她，执行枪决！”
哑巴昂着头，嗷嗷怪叫，可能是表示抗议。
鸟仙的手始终摸着他的家伙，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没有人愿意执行政委的命令。
政委大声地问：“姑娘，他是强奸还是顺奸？”
鸟仙不回答。
政委说：“你喜欢他吗？”
鸟仙依然不回答。
政委从人群中找到了母亲，为难地说：“大嫂，您看这事……依我看，不如索性让他们成了亲吧……孙不言有错误，但肯定不是死罪了……”
母亲一言不发，转身走出了人群。她走得很慢，步履艰难，好像背上驮着一座沉重的石碑。人们回望，直到听到她突然发出了嚎啕声，才把目光分散了。
“给他松绑吧！”政委有气无力地说一句，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