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是天上的牛郎与织女幽会的日子。房子里闷热，蚊子多得碰腿。母亲在石榴树下铺了一张草席子。我们起初坐在席上，后来躺在席上，听母亲的娓娓细语。傍晚时下了一场小雨，母亲说那是织女的眼泪。空气潮湿，凉风阵阵。石榴树下，叶子闪光。西厢房和东厢房里，士兵们点着他们自造的白蜡烛。蚊虫叮咬我们，母亲用蒲扇驱赶。这一天人间所有的喜鹊都飞上蓝天，层层相叠，首尾相连，在波浪翻滚的银河上，架起一座鸟桥。织女和牛郎踩着鸟桥相会，雨和露，是他们的相思泪。在母亲的细语中，我和上官念弟，还有司马库之子，仰望着灿烂的星空，寻找那几颗星。八姐上官玉女虽然盲眼但也仰起脸，她的眼比星星还亮。胡同里响着换岗归来的士兵沉重的脚步声。遥远的田野里蛙声如潮。墙边的扁豆架上，一只纺织娘在歌唱：伊梭呀梭嘟噜噜——伊梭呀梭嘟噜噜——黑暗的夜空中，有一些大鸟粗野莽撞地飞行，我们看着它们的模模糊糊的白影子，听着它们羽毛磨擦的嚓嚓声。蝙蝠亢奋地吱吱叫。水珠从树叶上吧嗒吧嗒滴下来。沙枣花在母亲怀里，打着均匀的小呼噜。东厢房里，上官领弟发出猫一样的叫声，哑巴的大影子在灯光里晃动着。她与他已经完婚。蒋政委当了证婚人。供着鸟仙神位的静室变成上官领弟和哑巴纵情狂欢的洞房。
鸟仙经常半裸着身子跑到院子里来，有一个士兵偷看鸟仙的乳房入迷，差点被哑巴拧断脖子。夜深了，回屋睡吧，母亲说。屋里热，有蚊子，让我们在这儿睡吧，六姐说。母亲说，不行，露水会伤了你们，再说，空中有采花的……我仿佛听到空中有人在议论，一朵好花，采了吧。回来再采。议论者是蜘蛛精，专门奸淫黄花闺女。
我们躺在炕上，无法入睡。奇怪的是八姐上官玉女却欣然入睡，嘴角还流出一缕涎水。熏蚊虫的艾蒿冒着呛鼻的烟。士兵们窗户上的烛光映亮了我们的窗户，使我们能够影影绰绰地看到院子里的景物。上官来弟托人送回来的海鱼臭了，在厕所里发酵，散发难闻的气味。她还运回了大批的财物，有布匹绸缎，有家具古玩，都被爆炸大队没收了。堂屋的门闩轻轻地响。“谁？！”母亲厉喝一声，随手从炕头上摸起了切菜刀。没有一丝声响了。我们可能听邪了耳朵。母亲把切菜刀放回原处。艾蒿熏蚊绳在炕前地下闪烁着暗红色的短促光芒。
一个瘦长的黑影子突然从炕前站起来。母亲惊叫一声。六姐也惊叫一声。
那黑影扑上炕，捂住了母亲的嘴巴。母亲挣扎着摸起菜刀，正要劈，就听到那黑影说：“娘，我是来弟……我是来弟呀……”
母亲手中的菜刀落在炕席上，大姐回来了！大姐跪在炕上，哽咽之声从她嘴里漏出来。我们惊讶地看着她模糊不清的脸。我看到她的脸上有许多亮晶晶的东西。“来弟……大嫚……真的是你吗？你是鬼吧？你是鬼娘也不怕，让娘好好看看你……”母亲的手摸索着炕头寻找洋火。
大姐按住母亲的手，压低了嗓门说：“娘，不要点灯。”
“来弟，你这狠心的东西，这些年，你跟着那姓沙的跑到哪里去了？你可把娘害苦了。”
“娘，一句话说不清楚，”大姐说，“我的女儿呢？”
母亲把酣睡着的沙枣花递给大姐说：“你也算个娘？管生不管养，连畜生都本如……为了她，你四妹和你七妹……”
“娘，”大姐说，“我欠您老人家的恩情总有报答的一天。四妹和七妹，我也要报答她们。”
这时六姐上前叫了一声：“大姐。”
大姐把她的脸从沙枣花脸上抬起，摸了摸六姐，说：“六妹。金童呢，玉女呢，金童，玉女，还记得大姐吗？”
母亲说：“要不是来了爆炸大队，咱这一家子，早就饿死了……”
大姐说：“娘，姓蒋的和姓鲁的不是东西。”
母亲道：“人家待咱不薄，咱可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大姐说：“娘，这是他们的阴谋，他们给沙月亮送信，逼他投降，如不投降，就要扣留我们的女儿。”
母亲问：“还有这种事？他们打仗，与个孩子有什么关系。”
大姐说：“娘，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把女儿救出去。娘，我带来了十几个人，我们马上就走，让姓鲁的和姓蒋的空欢喜一场。娘，您对俺恩重如山，容女儿后报。夜长梦多，女儿这就走了……”
大姐话没说完，母亲已经把沙枣花夺了回来。母亲愤愤地说：“来弟，你别变着花样来哄我。想当初，你像扔狗一样把她扔给我，我豁着性命把她养到如今，你倒好，来吃现成的了；什么鲁队长蒋政委，都是你的谎话。你想当娘了？跟沙和尚疯够了？”
“娘，他现在是皇协军旅长，手下有上千人。”
“我不管他有多少人，我也不管他是什么长，”母亲说，“你让他自己来抱吧，你告诉他，他挂在树上那些野兔子我还给他留着呢。”
“娘，”大姐说，“这是关系千军万马的大事，您别犯糊涂啊。”
母亲说：“我糊涂了半辈子了，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枣花是我养大的，我舍不得给别人。”
大姐一把夺过孩子，纵身跳下炕，往外跑去。母亲大骂：“鳖种，动了抢啦！”
沙枣花哭起来。
母亲跳下炕去追赶。
院子里啪啪啪几声枪响。房顶上一阵混乱，有人哀嚎着滚下去，跌在院子里。
一只脚踩破了我家房顶，漏下块状的泥土和一片星光。
院子里乱了套，枪声，劈刺声，士兵的喊叫声：“别让他们跑了！”
爆炸大队的士兵举着十几根蘸了煤油的火把，跑了进来，照耀得院子里通明如昼。胡同里、房子后边，都响着吵吵嚷嚷的男人声。有人在房后大声吆喝：“绑起他来你个小舅子，看你还敢跑。”
爆炸大队的鲁队长走进院子，对着紧紧抱着沙枣花、缩在墙角的上官来弟说：“沙太太，你们这样做不太够意思吧？”
沙枣花在大姐怀里哭着。
母亲走到院子里。
我们趴在窗户上往外观看。
甬路旁边，躺着一个浑身窟窿的男人，他流了很多血，成了汪，像小蛇一样四处爬。血腥味，热烘烘的。煤油味儿，呛鼻子。血还从窟窿里往外冒，还有气泡儿。他没死利索，一条腿还在抽动。他嘴啃着地，脖子别别扭扭，看不见他的脸。
树叶子像金银箔。哑巴提着缅刀，对鲁队长边叫边比划。鸟仙跑出来，还好，穿着一件肯定是哑巴的军装上衣，上衣下摆齐着膝盖。乳房和肚皮半遮半掩。雪白的、修长的小腿。肌肉结实、皮肤光滑的腿肚子。半张着嘴。痴迷的眼睛，时而望望这个火把，时而望望那个火把。一群士兵，押进来三个穿绿衣服的人。一个胳膊受伤，流着血，脸色煞白。一个瘸着腿。一个被绳子勒低了头，他拼命想昂起头，但几只强有力的大手不容他抬头。蒋政委也随着进来。他手里捏着一个手电筒，电筒头上蒙着一块红绸，放出红光。母亲啪哒啪哒走，因为她赤着脚。
地上有蚯蚓倒上来的土堆。她毫不畏惧地面对着鲁大队长，说：“这到底为啥？”
鲁大队长说：“大婶，这不关您的事。”
蒋政委多余地用蒙着红绸布的电筒照着上官来弟的脸。上官来弟，身材修长，如一棵白杨。
母亲走到大姐面前，劈手把沙枣花夺回来。沙枣花伏在母亲怀里。母亲哄着她：“好孩子，别怕，奶奶在呢。”
沙枣花哭声渐弱，变成抽泣。
大姐的胳膊还保持着抱孩子的姿势。姿势僵硬，很丑。她脸上很白，双眼有些直。她穿着一身绿衣服，男式的，成熟的乳房高高挺起。
“沙太太，我们对你们可算是仁至义尽。你们不接受我们改编，我们不勉强，可你们不该投降日寇。”鲁大队长说。
大姐冷笑一声：“这是老爷们的事，别跟我一个妇道人家说。”
蒋政委道：“听说沙太太是沙旅长的高参？”
大姐道：“我只知道要我的女儿。你们有种，去跟他真刀真枪地干，拿个小孩子做文章，不是大丈夫的行为。”
蒋政委道：“沙太太差矣，我们对沙小姐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你母亲可以作证，你的妹妹可以作证，大地可以作证，苍天也可以作证。我们的本意是，热爱孩子，为了孩子，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不希望这个美丽的孩子，有一个汉奸父亲和一个汉奸母亲。”
大姐说：“这些话我一句也不明白，您别枉费口舌了。我既然落在你们手里，随你们处置吧。”
哑巴冲出来，在十几根火把之间，他显得格外高大威猛，裸露的黑皮，像涂了一层獾油，光彩熠熠。啊噢——啊噢啊噢——他狼着眼，猪着鼻，猴着耳朵，虎着脸，喊叫着，举起粗壮的胳膊，攥着拳头，对着周围的人，划了一个圈。他踢了一脚甬路上的死者，又逐个地对三个俘虏施以拳打。每人一拳，打一拳一啊噢。打到尽头又回头打了一遍：啊噢！啊噢！！啊噢！！！一拳比一拳狠。最后一拳，竟把那倔强地想昂脖子的俘虏打瘫在地。蒋政委严厉地制止了他：“孙不言，不许打骂俘虏！”哑巴咧开嘴，笑着，指指上官来弟，指指自己的胸口。他走到来弟面前，左手捏着她的削肩，右手对着众人比划。鸟仙人神地盯着变幻莫测的火苗子。大姐抡起左臂，扇了哑巴右腮一巴掌，呱唧一声响。哑巴松开手，狐疑地摸摸脸，好像不知打击来自何方。大姐抡起右臂扇了哑巴的左腮。这一掌打得疾速有力，响声清脆。哑巴身体晃荡，大姐在强大的反作用力下，倒退了一步。大姐柳眉竖起，凤眼圆睁，咬牙切齿地骂道：“畜生，你毁了我妹妹！”
鲁大队长说：“把她押走，女汉奸，这么猖狂！”
几个士兵上前架住了大姐的胳膊。大姐高声叫着：“娘，你糊涂啊，三妹是只凤凰，你却把她嫁给了哑巴！”
一个兵跑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大队长，政委，沙旅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沙岭子镇。”
鲁大队长说：“大家别乱，各连长注意，按原定计划行动，把地雷全埋上。”
蒋政委说：“大嫂，为了您和孩子的安全，跟我们到大队部去。”
母亲摇摇头，说：“不，死也要死在自家炕上。”
蒋政委一挥手，一群士兵拥到母亲身边，一群土兵拥进屋子。母亲喊着：“天主啊，睁开眼看看吧。”
我们一家，被关在司马家的偏房里。门口站着岗。隔壁的大客厅里，瓦斯灯通亮，有人在大声喊叫。村子外边，一阵阵爆豆般的枪声传来。
蒋政委端着一盏玻璃罩子灯，慢条斯理地走进来，罩口冒出来的黑烟呛得他眯起眼睛。他把罩子灯放在花梨木的桌子上，打量着我们，说：“为什么要站着呢？坐下坐下坐下。”他指点着环墙摆着的花梨木椅子，说，“大嫂，您这二女婿家可真够排场的。”他自己先坐在一把椅子上，双手按着膝盖，用略带嘲讽的目光看着我们。大姐一屁股坐下，与蒋政委隔桌相对，她赌气般地噘着嘴，说：“蒋政委，你请神容易送神难吧！”蒋笑道：“好不容易把神请来，为什么要送呢？”大姐道：“娘，您只管坐，谅他们也不敢怎么着我们。”
“我们压根儿就没想怎么着你们，”蒋政委微笑着说，“大嫂，坐下吧。”
母亲抱着沙枣花，坐在墙角的一把椅子上。我和八姐拉着母亲的衣角，贴椅子站着。司马家的公子头歪在六姐肩膀上，嘴里流着哈喇子。六姐被瞌睡折磨得身体摇摇晃晃。母亲拉了她一把，让她坐下，她睁开眼睛看看，随即就发出了酣睡声。蒋政委摸出一根纸烟，将烟头放在大拇指甲上顿了顿。他摸索衣袋，显然是想找火。他没有找到火，大姐好像幸灾乐祸地冷笑。他走到玻璃罩子灯前，嘴叼着烟，凑到灯火上方，眯着眼，吧嗒吧嗒地吸着，火苗在灯罩里被拉扯得上下跳跃，烟头发了红，发了亮。他抬起头，把烟卷从嘴里摘下来，紧闭着嘴唇，鼻孔里喷出两股浓烟。村子外传来轰轰的爆炸声，震动得窗户上的木格子索索地响。
一片片火光在夜空中抖动着。人的哭叫声和呐喊声时而隐隐约约，时而异常清晰。蒋政委面带微笑，挑战般地紧盯着来弟。
来弟屁股上好像长了尖，在椅子上歪来斜去，摇晃得椅子腿嘎嘎吱吱响。她的脸色苍白，攥着椅子扶手的双手颤抖不止。
“沙旅长的骑兵中队闯进了我们的地雷阵，”蒋政委惋惜地说，“可惜了那几十匹好马。”
“你……你们做梦……”大姐双手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一阵更加密集的爆炸声把她按坐在椅子上。
蒋政委站起来，悠闲地敲敲偏房与客厅之间的花格子木隔墙，仿佛是自言自语：“全是红松的，司马家大宅院耗费了多少木材？”他抬头望着大姐，问：“你说，要用多少木材，梁、檩、门窗、地板、木隔壁、桌椅板凳……”大姐局促不安地扭着屁股。“耗费了一个森林的木材！”蒋政委痛心地说，好像虚拟的森林被砍伐得满目狼藉的情景就在他的面前。“这些账迟早要算的，”他沮丧地说着，把被砍伐的大森林扔到脑后。他走到大姐面前，双腿叉成A形，右手卡着腰，胳膊肘子成锐角，僵硬地撑出去。“当然，我们认为，沙月亮跟死心塌地的汉奸还有区别，他有过光荣的抗日历史，如果他痛改前非，我们还愿意跟他互称同志，沙太太，待会儿我们捉住他，你可要好好劝劝他呀。”
大姐的身体松软地靠在椅子背上，尖声说：“你们抓不到他！你们休想！他的美式吉普比马跑得快！”
“但愿如此，”蒋政委说，他放下锐角胳膊，双腿也变了姿势。他摸出一支烟，送给上官来弟。来弟身体本能地往后缩了缩，他把烟跟着往前送了送。来弟扬起脸，看着蒋政委脸上莫测高深的微笑。她畏畏缩缩地伸出一只手，伸出那两根被纸烟熏黄了的手指，捏住了烟卷，蒋政委把手中那半截烟卷放到嘴边吹了一下，吹掉烟灰，让火头燃旺。然后他把红红的烟头送到来弟面前。来弟又扬脸望了一眼蒋政委。蒋依然微笑。来弟忙乱地叼住纸烟，把脸凑上前，让嘴里的烟卷与蒋政委手中的火头相接。我们听到她吧嗒嘴唇的声音，母亲木然地望着墙壁，六姐和司马少爷半醒半睡，沙枣花无声无息。烟雾从大姐脸上腾起。她抬起头，身体后仰，胸脯疲惫地凹下去。她的夹着烟卷的手指湿漉漉的，宛若两根刚从水中捞上来的黄泥鳅，烟头火飞快地往她嘴边爬，她头发凌乱，嘴边有几道深皱纹，眼睛周围有两团紫色阴影。蒋政委脸上的微笑慢慢收敛，好像一滴落在热铁上的水，从四周往中间收缩，收缩成针尖大约一个亮点，欺然一声便消逝得无影无踪。蒋政委脸上的微笑慢慢收缩到鼻子尖上，欺然一声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扔掉手中短得几乎要烧到指尖的烟头，用脚尖捻碎，然后，大踏步地走了。
隔壁客厅里，传过来他大声的吼叫：“一定要捉住沙月亮，他即便钻到老鼠洞里，也要把他挖出来。”接下来是电话筒按在话机上的清脆声音。
母亲怜悯地注视着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瘫软在椅子上的大姐。走过去，抓起她那只被烟卷熏黑的手，仔细地看了看，摇摇头。大姐从椅子上滑下来，跪着，双手搂住母亲的腿，仰着脸，嘴巴像吃奶一样翕动着，一种奇怪的音响从她嘴里冒出来。刚开始我以为她在笑，但马上就知道她在哭。她把眼泪和鼻涕都抹在母亲腿上。她说：“娘，其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想妹妹，想弟弟……”
母亲说：“后悔了吗？”
大姐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母亲说：“这就好，该走哪一步是天主给安排的，一后悔就要惹恼天主。”
母亲把沙枣花递给大姐，说：“看看她吧。”
大姐轻轻抚摸着沙枣花黝黑的小脸，说：“娘，要是他们枪毙我，这孩子就要靠您抚养了。”
母亲说：“他们不枪毙你，这孩子，也得由我抚养。”
大姐欲把孩子还给母亲，母亲说：“你先抱一会儿吧，我给金童喂喂奶。”
母亲走到椅子前，掀起衣襟。我跪在椅子上，吃奶。母亲撩着衣襟，弓着腰站着，说：“平心而论，姓沙的不是孬种，就凭着他给我挂那一树野兔子，我也得认这个女婿。但他成不了大气候，就凭着那一树野兔子，我就知道他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俩加起来，也斗不过姓蒋的，姓蒋的是棉花里藏针，肚子里有牙。”
想当初，那像累累果实一样挂满我家树枝的野兔子，曾让母亲恼怒万分；但转眼间，这满树的野兔子竟成了母亲接受沙月亮为女婿的理由；也还是那几树野兔子，成了母亲判断沙月亮必败于蒋政委之手的根据。
在黎明前的暗暝中，一群从天河架桥归来的喜鹊落在屋脊，疲倦不堪地喳喳乱叫。喜鹊们把我唤醒。我看到母亲抱着沙枣花坐在椅子上，我却坐在上官来弟冰凉的膝盖上，她用两条细长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腰。六姐和司马公子还是那样交颈而眠。八姐依偎在母亲腿边。母亲的眼睛里没有光彩，两个嘴角耷拉着，显得极度疲乏。
蒋政委走进来。看了我们一眼，道：“沙太太，要不要去看看沙旅长？”
大姐推开我，猛地站起来，哑着嗓子说：“你撒谎！”
蒋政委皱皱眉，说：“撒谎？为什么要撒谎呢？”他走到桌子前，低下头，噗哧一声，吹熄了罩子灯。红太阳的光芒立即从窗格子里泻进来。他伸出一只手，谦恭——也许不是谦恭——地说：“请吧，沙太太，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路堵死，如果他迷途知返，可以担任我们爆破大队的副大队长。”
大姐机械地往外走，临出房门时，她回头望了望母亲。蒋政委说：“大嫂也去，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去。”
我们穿越着司马家的重重门洞，路过一个又一个一模一样的套院。路过第五个套院时，我们看到院子里躺着十几个伤兵。那个姓唐的女兵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包扎。我五姐上官盼弟给唐女兵当助手。她全神贯注，没有发现我们。母亲对大姐轻声说：“那是你五妹。”大姐瞥了五姐一眼。蒋政委说：“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六个套院里，摆着一副门板，门板上躺着几具尸首，尸首的脸都用白布蒙着。蒋政委说：“我们鲁大队长壮烈牺牲，损失无法估量。”他弯腰揭开一块白布，让我们看到了一张血迹斑斑的、生着络腮胡须的脸。他说：“战士们都恨不得剥了沙旅长的皮，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沙太太，我们的诚意差不多可以感天地动鬼神了吧？”走出第七个套院，绕过一道高大的影壁，我们站在福生堂大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街上来回跑动着一些爆炸大队士兵，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灰。几个士兵牵着十几匹马，沿着大街从东往西走，几个士兵却指挥着几十个老百姓，用绳子拉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往东走。两拨人在福生堂大门口相遇，一齐都站住。两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跑上前来，都立正，都行举手礼，像吵架一样同时向蒋政委报告，一个报告缴获战马十三匹，一个报告缴获美式吉普车一辆。但可惜炸破了水箱，只能用牛拖回来。蒋政委高度赞扬了他们。士兵们在赞扬声中都挺胸抬头，目光灼灼。
蒋政委把我们带到教堂门口。大门两侧，站着十六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蒋政委一举手，士兵便齐拍枪护木，并拢脚跟，行持枪注目礼，我们这一列妇孺，俨然成了视察战场的将军。
大约有六十多个穿绿衣服的俘虏挤在教堂的东南角落上，在他们的头上，一大片因为漏雨霉烂了的屋笆上，生着一簇簇洁白的蘑菇。在他们面前，并排站着四个怀抱冲锋枪的士兵，他们的左手摸着弯曲着像长长的牛角一样的弹夹，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脖子，食指扣着鸭舌般的扳机。他们的背对着我们。在他们身后，放着一堆死蛇般的牛皮腰带，俘虏们如要行走，必须双手提着裤腰。
蒋政委嘴角上迅速滑过了一个不易觉察的笑容，他轻轻咳嗽了一声，也许是为了引入注意吧？俘虏们懒洋洋地抬起头，看着我们。他们的眼睛，突然间都闪烁了几下，有的两下，有的三下，有的五七下，最多的不超过九下。这些闪烁着鬼火的眼神，应该是因为上官来弟而发，如果她真的如蒋政委所说，是沙旅的半个掌柜的话。上官来弟却因为不知什么样的复杂心情，使自己的眼睛发了红，脸色发了白，脑袋往胸前垂。
这些俘虏兵，让我想起模模糊糊的记忆中的鸟枪队的黑驴们，它们聚集在教堂时，也喜欢挤在这个角落里，二十八匹驴，结成十四个对子，你轻轻地啃我的腚，我温柔地咬你的臀，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团结亲密的驴队究竟覆灭在什么地方呢？是什么人消灭了驴队？在马耳山，被司马库的游击队，还是在胳膊岭，被日本人的便衣队？为我施浸洗礼那个神圣的日子里，母亲遭到强暴。
他们都是鸟枪队繁殖的绿衣兵，是我的仇敌。现在，该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惩罚你们，阿门。
蒋政委清清嗓子，说：“沙旅的弟兄们，饿了吧？”
俘虏们又一次抬起头，有的人想回答而不敢回答，有的人根本不想回答。
蒋政委身边的护兵说：“小舅子们，聋哑了吗？这是我们的大队政委，问你们呐！”
“不许骂人！”蒋政委严厉地训斥护兵，护兵红着脸，垂下了头。蒋政委说：“弟兄们，知道你们又饿又渴，有胃病的人可能正在肚子痛，眼冒金花背出冷汗，请坚持一会，饭马上就好。咱这里条件差，没有好的吃，先熬上一锅绿豆汤，给你们解渴败火，中午，吃白面大馒头，韭菜炒马肉。”
俘虏们脸上现出喜色，有几个大着胆低声说话。
蒋政委道：“死马很多，都是好马，真可惜，你们闯进了我们的地雷阵。待会儿，你们吃的马肉，可能就是自己座骑的肉。虽说骡马比君子，但毕竟是马，大家尽管吃，人是万物之灵嘛！”
正说着马，两个老兵抬着一个大桶，吆吆喝喝地进了门。两个小兵，各抱着一大摞从肚皮直垒到下巴的粗瓷大碗，踉踉跄跄地跟在老兵身后。“汤来了！汤来了！”老兵喊着，好像有人阻碍了他们的道路似的。小兵们挺着一肚子碗吃力地看着地面，寻找放碗的地方。老兵一齐下蹲，让汤桶着地；汤桶着地时他们也差不多坐在了地上。小兵们上身保持着正直，双腿往下落，终于蹲下，双手下垂，手背从碗底抽出。“两摞碗摇摇晃晃立在地上。两个小兵释掉重负站起来，抬起衣袖擦着脸上的汗。
蒋政委抄起大木勺子，搅动着绿豆汤，问老兵：“加红糖了没有？”老兵说：“报告政委，没弄到红糖，弄了一罐子白糖，从曹家弄的，曹家的老太婆舍不得，抱着糖罐子不肯撒手……”
“好啦，分给弟兄们喝吧！”蒋政委说着，扔下木勺，好像突然想起了我们似的回过脸来，亲热地问，“你们是不是也喝一碗？”
上官来弟冷冷地说：“蒋政委请我们来，不是喝绿豆汤的吧？”
母亲说：“为什么不喝呢？老张，给俺娘们盛上几碗。”
上官来弟说：“娘，当心汤里有毒！”
蒋政委大笑着说：“沙太太想象力太丰富了。”他抓起木勺，舀起一勺汤，高高举起，慢慢往下倒，让汤的优美展现，让汤的味道扩散。他扔下勺子，说：“这汤里，下了一包砒霜，两包老鼠药，一口下肚，五步断肠六步倒七窍流血，有没有敢喝的？”
母亲上前，摸起一个碗，用袖子擦擦灰土，抄起木勺，盛上一碗汤，递给大姐。
大姐不接。母亲说：“这碗是我的。”她往碗里吹了几口气，试探着喝了一口，又试探着喝了几口。母亲又盛了三碗汤，递给六姐八姐和司马少爷。俘虏们说：“给我们盛，我们盛，有毒没毒喝三碗。
两个老兵掌勺，两个小兵递碗，一碗接着一碗盛。持枪的士兵闪到两边，侧面对着我们，我们能看到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只看着俘虏。俘虏们都站起来，自行排成队伍，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无聊地垂着，等待着端绿豆汤碗。端到汤碗的，小心翼翼地低着头，生怕热汤溢出烫了手指。一个接着一个的俘虏一手提着裤子一手端着绿豆汤慢慢地转到后边去，蹲下，才腾出两只手，捧着碗，转着圈吹，转着圈喝。弗弗弗吹气；唏溜唏溜，都非常有经验地小口喝，大口喝就会烫烂口腔粘膜。司马少爷就没有经验，喝了一大口，欲吐吐不出，欲咽咽不下，烫得满口腔发了白。一个俘虏伸手接碗时悄悄地叫了一声：“二姨夫……”掌勺的老兵抬起头，盯着那张年轻的脸看。“二姨夫，您不认识我呀？我是小昌呀……”老兵抢起勺子砸了一下小昌的手背，骂道：“谁是你的二姨夫，你认错人了，俺可没你这号当绿皮子汉奸的外甥！”小昌哎哟了一声，手中的碗掉在脚背上。脚背被烫，他又哎哟了一声。提裤子的手情急中欲去摸脚，裤子却落到膝盖下，露出烂脏的裤头。他又哎哟了一声，双手提起了裤子。直起腰时，他的双眼里满盈着泪水。
“老张，注意纪律！”蒋政委恼怒地说，“谁给你随便打人的权力？告诉军法处，关三天禁闭！”
老张嗫嚅：“他冒认二姨夫……”
蒋政委说，“我看你就是他的二姨夫，遮遮掩掩干什么？好好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参加我们爆破大队。小伙子，烫得怎么样？待会儿让卫生兵给涂点二百二。
汤泼了，重给他盛一碗，多给他盛上点绿豆。
那个倒霉的外甥端着优待他的稠汤一瘸一拐地转到后边去了，后边的俘虏又接上来端汤。
现在，所有的俘虏都在喝汤，教堂里一片嘴响汤响。老兵和小兵暂时无事可做，一个小兵舔嘴唇，一个小兵直着眼看我。一个老兵无聊地用勺子刮着桶底，一个老兵摸出烟口袋和烟袋锅想抽烟。母亲把碗沿塞到我嘴里，我厌恶地把粗糙的碗沿吐出来，我的嘴不适应除了乳头之外的其它任何东西。
大姐的鼻孔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哼哼，蒋政委看看她，她脸上也尽是表示轻蔑的表情。她说：“我也该喝碗绿豆汤。”
蒋政委说：“太应该了，你看你的脸，快成了干茄子啦。老张，赶快给沙太太盛碗汤，要稠的。”
大姐说：“我要稀的。”
蒋政委说：“盛稀的。”
大姐端着汤碗，喝了一口，说：“果然放了糖，蒋政委，我劝你也喝一碗，你说了那么多的话，一定喉干舌燥。”
蒋政委捏捏喉咙，说：“还真有点口渴。老张，给我盛一碗，我也要稀的。”
蒋政委端着碗，和大姐讨论绿豆的品种问题。他说他们老家有一种沙绿豆，一开锅就烂，不似这里的绿豆，没有两个小时熬不烂。讨论完了绿豆问题，又接着讨论黄豆问题。这两个人似乎是豆类专家。把各种豆子讨论过，蒋政委想把话头转移到花生品种上时，大姐却把碗掷在地上，很蛮横地说：“姓蒋的，你玩的什么圈套？”
蒋微笑着，说：“沙太太，您多心了。我们走吧，沙旅长一定等急了。”
“他在哪里？”大姐讥讽地问。
蒋政委说：“自然是在你们难以忘记的地方。”
我家大门口，站岗的士兵比教堂门口还多。
东厢房门口还有一道岗。带班的是哑巴孙不言。他坐在墙边一根圆木上，玩着手中的缅刀。鸟仙耷拉着两条腿坐在桃树杈上，手里攥着一根黄瓜，用门牙一点儿一点儿地啃着吃。
进去吧，蒋政委对大姐说：“好好劝劝他，我们希望他弃暗投明。”
大姐进了东厢房，便发出一声尖叫。
我们冲进东厢房，看到沙月亮悬挂在梁头上。他穿着一身绿毛料制服，腿上穿上锃亮的高腰牛皮马靴。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不甚高的人，但悬挂在粱头上后，身材却显得格外修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