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超英也喝多了，脸自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
“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她头也不始，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晚上，天都黑了，杜梅开了灯。
我们三个还在呆若木鸡地坐着，桌上放着的三碗面条没吃几口。“回来吧。回来吧。”
我对肖超英说，“回来咱们一起开公司。”“行啊，”肖超英盯着花瓶里的一束绢花，“应该能赚钱吧？”“应该！”潘佑军面无表情地吐字。
“哎，”杜梅板着脸走过来，“你们是不是该散了？天不早了，再不回去你们家里人也该等着急了。”
她已经在一边摔摔打打蹩了半天了，我们酒后反应迟钝毫无察觉。“没事，”潘佑军说，“我太大和老板去上海出差了，一晚上不回去也没关系。”“可我们得休息了，明天还得上班。实在对不起，改天再来玩吧。”潘佑军和肖超英看我，我脸上十分挂不住，对杜梅说：“去去去，不用你管，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散。”
“知道什么？都几点了？你身体又不好，喝了那么多酒，聊了一天，还没聊够？”我大怒：“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呵？”
“算了，我们走吧。”肖超英站起来。
“都别走，要走你走。”我指了一下杜梅。
“求你们了，请你们走好不好？我真的头疼了，难受了天，想睡……”这时，我脑袋忽地一热，像什么成块成吨的东西忽然迸碎了，衬衣的扣子也绷掉了，站起转身抡圆了就是一个大耳光结结实实贴在杜梅脸蛋上。随即破口大骂：
“你也太不懂事了！轰他妈我哥们儿。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告诉你，要滚你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
杜梅被我一巴掌房屋懵了，捂着脸吃惊地望着我：“你打我？”“打的就是你！再来劲我还扇你。他妈的把你惯得不成样子，就欠揍！”我气得浑身乱颤，对肖、潘二个道歉：“对不起呵，我这老婆没教养。”
肖超英严正地批评我：“你怎么能打老婆？你也太过分了。”潘佑军酒也醒了，连声说：“你这太不对了，你这让我们以后都没法上门了。”
这时杜梅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我眼你拼了。”我一个嘴巴又把她扇回床边。
肖超英一把扭住我，厉声吼道：“你还不住手！”
“你打我？”我看着肖超英，眼圈一下红了。
“不许你打人，懂么？不许打！”肖超英也十分激动。
相持片刻，他松开我手腕，拿起外衣，对杜梅说：“对不起呵，都怪我们。潘佑军，咱们走。”
一脚迈出门，他忽然哭了，转过身哭着对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动手就打人呢？有话不会好好说么？”然后哭着走了。
杜梅痛哭了一夜，我一句话没说，也一直没睡。
那之后，我们照旧上班，做饭吃饭，睡觉，但彼此一句话不说，甚至都不看对方，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转个身抬个手都能触到对方身体，但就像两个幽灵或者两个影子彼此视而不见。电影里的相声和幽默小品不能使我们解颐一笑，甚至绝对催人泪下的悲剧我们从头看到尾也始终无动于衷，我们出现在对方面前的脸永远是毫无表情。
我们的家庭陷入了冷战状态。
我反复叮嘱自己：忍，要忍，再忍5分钟。可实在忍不住。我的上司一下午都在我身后踱步，钉了铁掌的皮鞋在水泥地上像驴足子似地“咯嗒咯嗒”有节奏地响。他还在我身后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想起什么点子就用粉笔“吱扭扭”写上几笔，一会儿入党得不成熟，用板擦迭了，再写，又擦，搞得我办公桌上落了一层粉笔末儿。
他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成年累月，我一直忍着，我想我终究会习惯的，可我总也习惯不了，总感到一股火在心里越烧越旺，就象一堆灰烬中的火苗被风不断地，终于死灰复燃。这个该死的小店员了出身的一辈子风平浪静只会看风使舵冒充领导干部就像肥肉馅冒充雪花膏的家伙，居然他妈的在头发上喷定型发胶！我蹭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冲他嚷：“你少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好不好！”我这一突然动作使他一惊，眨巴着眼看着我：“我在这儿走碍着你什么了？”全办公室昏昏欲睡的同事，也都闻声一齐抬头，鸦雀无声地看着我们。“烦！甭管碍着没碍着我，不许你在这儿走，想散步到街上散去。”“哎，奇怪了。”
他强作镇定地笑，退了一步看着地面说，“这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的地方，我走走怎么？”
“就不许你走，没什么道理。”
“哎，哎，奇怪了。”他干笑着看大家。“莫名其妙嘛！”
“少废话，不让你走你就别走，该到哪儿呆着哪儿呆着去，办公室里又不是没你椅子。”
“你这就没道理了嘛……”“对，我今天就是不讲理了——
你再走一步试试。“”你今天怎么啦？怎么火气这么大？“看到办公室里没人出头表示义愤，呼应他，他换了一副关心，大人不为小人怪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什么不舒服，就是看见你烦！告你烦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躲我远远的！”我冲他一挥手，气呼呼地坐下，不看他。
他难堪池笑，站着不动：“不要这样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真他妈讨厌！真他妈腻歪人！”我扭脸看着窗外连声狠骂。“你怎么骂人？”他厉声道。
“骂你了，骂你了，”我掉脸冲他嚷：“就骂你了！”
他脸上的油光像调入了其它中和性颜料刹那间失去了，他像舞台上发脾气的小生拂袖翘靴而去。
我的心情并没有因骂了一顿这个无辜的、平心而论还算和善的老头子好多少。下班以后，我在街上游荡。街上到处是鲜丽的瓜果和动人的少女，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产生欲望，街上的欣欣向荣和繁华喧闹使人感到压抑。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想去任何地方也不想见人。什么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感到麻木，像被银针扎中了某个穴位周身麻痹，别人撞了我，我也不以为然。我相信这世界中有我一个位置，就像我过去相信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可我不知道怎么走才能到达，也许已经错过了。
从骨子里我是个严肃的人传统的人，可事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严肃地对待。我自己选中的我自己感到失望。我尽了最大努力一切都是零。别人都认为这是在爱，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是在爱。看着一切都吻合，想想从第一天起裂痕就存在。
可能又是误会，也许永远没个完。
总觉着自己欠什么，心里明白也从未得到过，怀疑中使大家都受到了伤害。我在街上一直逛到深夜，人群散尽，车也蛰伏，只留下一路路的霓虹灯。我回到院里，院里一片漆黑，杜梅大概也睡了，房里熄了灯。我轻轻掏钥匙开门，门被反锁上了。我敲门，里边没动静。
我越敲越响，里边就是没反应。后来我开始用脚踢门，凶猛粗野地踢门。邻居都惊动了，有房门泻出灯光，开门控了一下头，嘟哝哝地又掩上了门。
“你不开门，我就把门踢烂。”
我运足气一脚踢出去，踢了个空，一大步跨进屋里，险些在地上来个大劈叉。黑暗中我听到她跑上床钻进被窝的响声和低低的笑声。我开了灯，她躺在被窝里安详地望着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谁让你回来这么晚的？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她开口跟我说话了。我看着她，脚和胯间隐隐地疼。“你看我干吗？”她挑衅地抬起脸，“你不是有本事不理我么？一辈子别理我呀。”我向她迈了一步。她马上说：“你要再敢动我一下，我就把全院的人都喊起来。”“我不动你，我动你干嘛？”我在沙发上坐下。“你也别闹了，我也闹够了。你起来，咱们谈谈。”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她裹着被子转身朝里。
“你不谈，那就我说。总这么闹下去，也没意思。我想了，责任也不全在你，当初我们结婚就有些草率……”
她倏地翻过身来，被子也松开了：“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泰然道，“我觉得我们性格太不合，这不是说你，我性格也不好。
再这么凑和下去也过不好，不如分开……“”噢，“她盘腿坐在床上，盯着我：”你想跟我离婚？“
“我的意思是先分开……”
“别吞吞吐吐的！”“对。是想离婚。”我的态度也坚决起来，“老这么下去对谁都不好，你也怪受罪的。房子家具我都不要，一切都归你。”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不是，随你怎么想吧。”
“你想让我同意？”“嗯，好说好散，咱们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
“不，我不同意。”她掀被赤脚下地，趿着拖鞋似要去干什么，又不知干什么，愣在书柜旁。“你不同意也没用，我不是来征得你同意而是亲自通知你。”“啪”她把书柜摆的一对小瓷人摔到地上打碎了，接着一路扫过去，把上面的所有她心爱的小摆设：唐三彩马、小鸭标本、瓷卧猪、永动不锈钢分子式以及镜子、小钟表、我的丁烷气筒、茶叶、润喉糖罐还有那支花瓶统统归到地上，挥得乱七八糟，怒冲冲地回过头盯着我：
“离婚，离吧，不过了。”
她又开始从书柜里抽出书一本本撕。
“都砸了，都撕了，反正也不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我提醒了她一句。“你现在是在破坏你自己的东西。”“我都不要了！”她怒目圆睁冲我嚷。
“那你随便吧。”我绕开地上乱七八糟的弃物，往门口走，顺路一脚踢开了挡道的茶几。“改天咱们再谈，等你冷静一点。”“你别走！”她在后面喊。
一瓶“果珍”从后面飞过来砸在门上，“啪”地粉碎，溅起一阵呛人的桔粉烟雾。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转身吼：“你要干什么？”
她笑，手拿一只打火机“啪啪”地打着火苗：“你要走，我就把这家点喽。”“你吓唬谁呢？敢点你就点。”
她二话没说，坐到床上，掀起床单一角就用打火机引燃。
我冲过去把她推倒在床上，用手扑火。她咯咯笑着又用打火机点枕巾。我一把将她揪起来，从她手里夺打火机：“你疯了！”
她反手环腰将我紧紧抱住：“你要走我就去死。”
我用力播她的手指：“你何必呢？又不是谁离了谁不能活。”“我离了你就不能活。”
她忍痛不松手，更紧地抱着我。
我早就知道女人身上蕴藏着惊人的力量，这次更有体会了。她像一条钢丝缆绳紧紧缠在我腰间，两条手臂几乎勒进我肉里。“你把我腰都勒断了。”
“那你还走不走？”“好，好，我今晚不走，你放开我吧。”
我揉着被勒疼的皮肉，蹒跚地走到一边，满怀急愤地冲她喊：“你这是干什么嘛？寻死觅活地给谁看？哎哟，我腰扭了。”
“我看看。”“去，一边去！”我厌恶地躲开她。“你到底要干嘛？”
“不干嘛，”她平静地说，“不让你走。”
“你就是把我扣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我在沙发上坐下，牢骚满腹地抱怨：“我有什么好的？又没钱又没本事，长得也一般，性情古怪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你跟我离了再找个好的不行么？”“不行。”她说。“我就看上你了，赖上你了，你毛病再多我也不嫌，别人再好我也看不上。”
“蠢么！愚蠢！”“就是蠢，就是愚昧——因为我爱你。”
“哦——”我全身像被捆了筋似地一瘫，爱在这儿居然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要挟。“我爱你，所以不放你走。”
“你爱我，可你没问问我是不是爱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爱我，反正我爱你。”
这叫什么逻辑呀！“我用拳击额，转念一想，问她：”你说你爱我，你了解我么？“
“了解。”“了解什么？我都不了解自己。从一开始你就是盲目的。”
犹如被人一棍打昏，只有醒过来，呆上一会儿，才反应的过来发生什么事，才感到头疼欲裂，才知道伤势有多严重。
杜梅渭然泪下，边哭边说：“从一开始我也不是盲目的，就是真心爱上你，觉得你好，你对我好。谁说我不了解你？就了解你，你那会也是真心爱我的，别到这会儿又不承认。”
“好啦好啦，别动不动就哭鼻子，又不是三岁小孩。就算我那会儿爱过你，就冲你对我这样，我还爱的起来么？”
“我对你哪样了？就算我有时爱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还不是最后每回都跟你承认错误了？我也没说我对呀。”她这么一句倒把我怄笑了，没词可说，指指地上：“你瞧你砸这一地东西，这家还像个家么？”
“我砸的我拣，我扫，我再去买。”
看着她穿着单薄的内衣站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我也不忍。“行啦，别哭了。”她越发委屈地哭得伤心。
“行了，别再哭了！”我提高嗓音喝道：“不许再哭了！”
她的哭声小了，没了，仍在流泪，因为竭力忍也忍不住，虽无声脸仍是一副哭相。“拿簸箕来，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弯腰拣起两半摔断的马身，又拣起一本撕坏的书。
她吸溜着鼻子拿了簸箕和笤帚哗哗地扫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碎了玻璃蒙子的小钟，放到耳边听了听：“还在走呢。”杜梅拎着笤帚鼻子嚷嚷地说：“明天我拿出去换块表蒙子。”“再别闹了咱们。”杜梅偎在我怀里低声说，“再这么闹下去，我真害怕。”“以后我一定对你发好的，决不再惹你不高兴。”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说。星期天一早她就出去了，我醒来后一个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照的阳光，射在我脸上，有一股暖意，令我想人非非。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操纵命运。
走廊传来鸡的咯咯叫声，接着是一片惊呼和杂沓奔跑的脚步声。我从窗户看到一群邻居的孩子在捉一只血淋琳的鸡。然后杜梅出现在视野，她拿着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丛中东扑西扑，跟着孩子们转着一棵树仰脖张望，又一窝蜂地跑进树丛深处消逝了身影。片刻，她头上粘着树叶草屑从树丛里出来，仍拎着那把一尘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来是她雄心勃勃地想杀一只鸡，可还是给那只负了重务的鸡跑了。跑了就跑了，它中了我们吃别的肉。“我安慰地。
她还是很扫兴，嘟嘟哝哝怨自己笨：“那刀没割到地方，手软了，应该一刀先把头切下来。”
她拿瓶很贵的“郎酒”，说这是她给我买的。“你不是爱喝酒么？喝就喝好酒。”其实我并不喜欢酱香型的酒，包括“茅台”，那种过于浓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部受到吹嘘的片子。
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高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钢琴。
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
尽管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高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眼睛。初还以为她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深深受了感动，睁眼时眼眶中充满泪水。
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来不管台上走马灯似地轮换等台的男女胖子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
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种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眼前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吸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乱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露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
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被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眼兔子中眼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感情，但我无法安慰她。我已经尽力做到善待她。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出现争执的苗头，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干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出同入，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坚决、近乎粗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即便是在做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
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巴嘎巴响就可以知道她的牙齿是从小吃什么锻炼得这么结实。
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她说话居然有口音，。一个货真价实的本地丫头，中国话词汇单一得只会说：“很有趣儿。”
杜梅就很欣赏她。当然她还没俗气到喜欢白兰地和毕加索。她只羡慕她能如此外露地表现爱情。当我批评她装腔作势和娇柔造作时，她便为她辩护：“女人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就真爱。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过分。”
“这不叫爱，这叫演戏，演给别人看。”我反驳她。
“总要有所表示，否则怎么才能让人知道？”在这点上，她一向执拗。“不说，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我？”
“可即便是说了，帮了，也未必就证明了谁爱谁。这一套花花公子和浪荡娘们儿最拿手。”
“我宁肯被一个人甜言蜜语哄骗一时，也不愿一个人沉默一辈子哪怕他心里爱得最深。”
有时她也学潘佑军的老婆，怯生生地走过来坐在我腿上，我也不撵她也不说话，坐了一会儿，她便没趣儿地自己走开了。她夜里常做恶梦，我经常被她的搐动和呻吟弄醒，拼命摇她，她才从恶梦中惊恐万状地醒来。
她很爱给我讲她都做些什么令她恐惧的梦。都是些荒诞不经、超现实的梦，很多是发生在欧洲。我有印象的其中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她在捷克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反抗谁不知道，反正是些穿呢子大衣拿自动枪的男人。起义失败后，她在城里受到追捕，几次中弹都没死，从尸堆里爬出来，然后找到了残存的队伍和撤退的德军一起撤往德国。在翻越阿尔卑期山时累得精疲力尽，队伍里有很多她们医院的人，包括贾玲。好容易撤到了德国边界，边界那边的法国已经全都解放了，斯塔隆领着一帮弟兄在巡逻，而且一眼发现了她，机枪就扫了过来。她一边气喘吁吁地又往山上跑，一边想：不行，我得叛变了。但是贾玲她们还是一副坚持到底的大无畏样子。后来醒了，回到中国。
还有一个梦是一群皮夹克党在城里杀人放火，无法无天。她在街上简直是失魂落魄，拼命想跑回有人站岗的院内，可院门都关了，她只好找地方爬墙。终于进了院，又发现院内气氛很阴森，院长、政委嘀嘀咕咕，她一下就明白他们想里应外合。于是想到家里安全，就想回家，可在黑洞洞的走廊总也找不着自己的家，推开一扇门不是，推开一扇门不是，里面全是正在密谋的武装匪徒。她忽然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家在窗外另一所房子里。她跳窗奔向另一处房子。一进门，发现进了匪徒总部，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枪打得她睁不开眼……无数人压在她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
我从来没在她的梦中出现过。
有一次，她在极端恐惧中，曾在梦中找过我，到处找找不着。所有人都不告诉她我在哪儿。街上有几个人很像我，她认错了人，那些男人拉住她就要非礼。非要如此这番后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答应了其中某些人，可那些人事后还是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的血流在床上，连被子都给搞脏了一块。她一声不响地拆被子撤床单，泡在冷水中，用手攥着一点点搓洗，直到全部洗净。她疼起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佝偻着腰，咬紧牙关闭着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挺不过这场磨难了。
这时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注视着她，整日不发出一点声息。我每天晚上都喝酒，不管什么酒，只要够度数就行。她先是陪我喝几口，怕我喝多了，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后来她自己也喝。经常是我们俩人很随意地就喝光了一瓶白酒。然后眼睛通红地互相凝视，醉醺醺地上床，不到八点就昏昏沉沉地睡了。就像童话中两个贪心人挖地下的财宝，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虽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种了树，载了花，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看见树，看见花，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具骸骨。“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的？”
半夜，她忽然问。
我没说话。“是那次我轰你的朋友？”她自顾自地说，“还是那次我骂你没本事挣钱不如我多之后？”
“行啦，你睡觉吧，瞎想什么？”
“还是更早，那次我夜里跑出去当着好多人和你发脾气之后你不爱我了？你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爱我吧？”
“当然不是，我现在还爱你。”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她平静地说，“我感觉得出来，你现在早就不爱我了。”
“那我为什么现在还和你在一起？”
“那是你怕伤我，怕我出事，这说明你还是爱过我的。”
“……”“我不会总缠着你。”她隔了一会儿又说，“放心，我只要你再给我三年，把你最好的三年给我，三年之后我就让你走，跟你离婚。”“别胡说了。什么事都没有净瞎琢磨。”
“三年，就三年，有三年我就知足了。”她喃喃低语。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潘佑军离婚了。
那天，我和杜梅从我父母家做客出来，顺道去看看他们，杜梅借佑军妻子的一本美容书还要还她。
到了他们楼门口，就看见路边停了辆卡车，有几个男人从楼里抬出家具、电器往车上搬。
上了楼，才发现那些家具是从他们家搬出来的。潘佑军和他老婆都在，潘佑军还叮嘱工人：“别动冰箱，冰箱是我的。”
看见我们，他迎了上来。我问他是不是要搬家。他说“哪儿呵，离了，我们离婚了。”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先还不信。他说真是离了。还扭头叫他老婆证实“是不是离了？”
那女人回头看见我们，证明道：“是离了。”还朝杜梅一笑。虽然我对这女人有看法，但还是感到突然。
“怎么说离就离了？”“可不说离就离了。我们不像那些俗人，还得打几年。”潘佑军无所谓地说，“你不是也挺瞧不惯她？我更瞧不惯她。”接着又补充一句：“她早在外边有人。”
这时，那女人走过来问潘佑军：“我那大瓶法国香水呢？”
“不知道，”潘佑军摇头，“没看见。”
“卑鄙！”那女人横潘佑军一眼，扭身走开。
潘佑军笑着对我说：“偷了她好几件东西，回头她还有不见的玩艺儿呢。”那女人和杜梅说话，给她写了她的电话和新住址、让杜梅以后找她玩去。那本美容书就送杜梅了。
潘佑军对我说：“以后你也来找我玩吧，这儿清静了。结婚没劲，现在我逮谁跟谁说。
幸亏当时没要小孩，现在看来这点还是比较英明的。“他又跟我开玩笑：”你也离了得了，回头再劝肖超英也离了，咱们几个光棍住在一起多乐儿。“
看到杜梅转过身来，他又改了口气，诚恳地说：“别听我的，能不离还是不离，能凑和就凑和。你可不知道离回婚多伤身子骨，虽然咱们都是想得开的人。”
回到家，我一直没说话，杜梅也懒懒的不开腔。看得出来，她受惊的程度比我严重。
第二天，我正站在窗前边抽烟边看着外面几个小女孩在扔沙包玩。她在一旁开口道：
“特羡慕吧？”我看她一眼，没理她。
“特羡慕人家说离就能离了，是不是觉得我特赖，没潘佑军老婆那么好说话？”“你知道个屁。潘佑军老婆早在外头有人了。”
“你是不是也就差在外边有人了？”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吵呵？别没事找事。”
“有话别不敢直说，蹩在心里再蹩坏了。瞧人潘佑军，多男子汉，敢做敢当。”“没精神跟你吵架。”我离开窗口，坐到沙发上。
她又跟了过来：“瞅着我烦是么？连吵架都不爱跟我吵了。留着精神跟别人使去。”
“你存心找荐儿怎么着？潘佑军俩口子离婚你冲我撒什么气呀？”“你们都是一路货，都不是好东西！”杜梅愤然道，“早看穿了，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
“你才知道呵。”我冷笑。
“对，才知道，晚么？”她往我对面一坐，疾言厉色：“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离婚？”
“你真想离？”“真想。”“可我没想跟你离。”我把头一扭。
“那你就对我好点！”她挺胸发怒道，“别一天到晚不阴不阳，死人似的，做这副委屈样给谁看？”
“你叫什么叫？你撒什么野？你还想把家再砸一遍么？”
“那也没什么难的。”她眼圈红红地指着我，“告你小子，别惹我。我为你哭的次数太多了，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哭过——就为了你！”“你真有本事，快赶上三岁小孩了。你这副样子太不可爱了，照照镜子去，你看你都成什么了。”
“别气我，别气我，你听见了没有？”她嘴唇哆嗦，脸颊的肌肉也哆嚎，忽然弯腰使劲冲我没头没脑地狂叫一声：“你别气我！”“你折磨我，故意折磨我，对我进行精神摧残！”
“霸道，你就是这么霸道！你所做一切都是强加于人，而我不吃这一套！”那天夜里我们翻江倒海地吵了一夜，激烈地互相指责。把所有陈芝麻烂谷子都抖落了出来，连平时开玩笑的话也说出来用以攻击对方，唯恐话语不恶毒，不能刺伤对方。“我只爱过你一个人，可我发现，我爱错了！”
“是只我一个人么？不止把？吴林栋也得算一个吧，不提那些我也知道。”“你在认识我之前十足就是个流氓！”
“鱼找鱼，虾找虾，你也不干净。”
“你当年到广州倒过东西，到他妈公安局检举你去。
“你还在背后讲过国家领导人的笑话，告你们政治处就能定你个反革命。”“你什么东西？臭流氓一个！”
“你什么东西？小贱人……我要骂你就太难听了。”
吵到最后，我们什么都骂出来了，就像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互相太熟悉了，因而我们刺向对方的刀刃格外锋利，弹无虚发，沉重打击了对方。
杜梅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
我感到体无完肤。那天夜里最终的结果是：分居。我在长沙发上布置了一人铺位——我看也不要看她一眼！
我有一种深刻和失败感，我的荣誉，我的自尊荡然无存，就像一个被奴隶造反推下王位的小国寡君。
如果我压根对她没感情像一个囚犯对他的看守那倒也干脆。事实却不是这样，毋宁说我的感觉更像一个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企业老板，一想到真要和她分手，我就难过，就心酸。
“你这就叫懦弱，玩物丧志。”潘佑军对我说。“女人就像眼镜，度数不合适，继续戴着只会损坏视力——哪怕是金丝眼镜！”我现在经常和潘佑军在一起，成天泡在他家。我对他絮叨我的感情，这感情就像一封地址不详的信，屡投屡误，无论是挂号还是专递，最后总是又退回发信人的手中。
“砸手里了吧？”潘佑军抽着烟，对我高谈阔论，“说你像个诚实的寄信人不如说你更像个专门制造伪劣产品的乡镇企业家。用户不买你的账，说明你的产品质次价高。另外包装怎么样？广告做得如问？噢，闭着眼睛挨你坑呵？用户就是上帝你懂不懂？”“我……”我刚要分辩，他打断了我。
“得得得，你甭对我宣传，我也不买你的东西。我了解你老兄，你也就属于那种一次性商品，咱们都属于，可人家女的想买的是耐用消费品，所以矛盾就产生了。你瞧大凡人家有扔筷子扔碗的，没有扔彩电冰箱的就是这道理。”
“你别跟我胡扯了，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
“可不就是胡扯么？光棍在一起还不就是胡扯？”
“谁光棍？我还没离呢。”
“你呀，跟我两个月前一样，就是个怀有二心的丫环，一方面怨活儿累，一方面又贪恋这家给的钱多吃得好。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给人家干，要么去他妈的。这老婆我还有一比——记住，将来你要写小说，版权是我的——好比手里这烟。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皆因一口成瘾。除非你真有毅力，除非你得了肺癌。说戒也就戒了。”潘佑军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改抽白面了。”
我笑，望着他：“叫你一说，什么事都成扯蛋了。”“仔细一想不就是这么回事！”他又坐下，活动着十指。“你瞧我，活得比谁差了？刚离婚时也挺难受，可是哥哥挺过来了。
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他信心十足地望着我：“离了，趁早离了。这样老婆也要不得了。还想检举你，这是品质问题呵！你要张不开嘴，我去替你跟她谈。不离不行，想赖没门，咱上边还有各级人民法院呢。”现在和潘佑军四处去玩。没事就到开公司在饭店里包房的朋友那儿坐着，人家谈生意，我们就和朋友手下的姑娘穷逗，到吃饭时间就跟着一起下楼去吃。
打电话，给全国全世界认识的人不管熟不熟都敲电话，胡扯，开玩笑，要不就骗人家说有发财的生意给他做，弄得好几个远在美国和香港的朋友都急匆匆坐飞机赶回了国——电话通了，开口第一句总是：“你猜我是谁？”
有时我们自己在饭店里敞开了玩，游泳、洗桑拿、打保龄球，甚至在外汇商店买进口巧克力和洋酒，都用朋友的卡签单。朋友被闹得直求我们：“你们饶了我吧。”
“不饶！”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就你一人过得好呵？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干嘛？“
“唉，”朋友叹口气，“有两个离了婚的朋友顶上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了。”尽管吃得昂贵，玩得豪华，可我不快乐。也闹也笑，可笑完就像被别人笑了一场。
我每天都回去很晚，每天回去杜梅都没睡。一个人开着所有的灯，坐着听收音机。收听的节目十分芜杂，有时是歌曲有时是京剧有时是新闻。
雪亮耀目的灯光下，她像一个魂儿轻飘飘地没有质感。
她什么也不说，我一回来她就立刻上床睡觉。我知道她畏惧黑夜，每天洗完脸洗完脚就等着屋里再有一个人，才敢上床睡觉。每当看到她这副样子，我心里就有某种坚硬的东西在融化，某种被压抑的东西在复苏。我想对她温柔一点，起码和气一点，可她对我那种不搭不理的态度，又使我望而却步，无从表达。我给过她一个笑脸，可她视而不见。
那天，我们在歌厅认识一两个打扮得很过分的年轻姑娘。她们似乎很为我和潘佑军的风采与口若悬河所吸引。我们坐在一桌喝酒，聊得很放肆。潘佑军公然挑逗她们，她们不以为然，反觉得很刺激。后来我们出门叫了一辆车，把她们带到了潘佑军家。我那个姑娘很温驯，又很会制造气氛，讨男人欢心，正是我想像中的那种令人心满意足的效果。
我甚至对她产生了一点怜借之情。
我不感到羞愧，只是一种沮丧，一份没精打采，连占了点小便宜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无聊，像吃了很多又都吐光了之后那种空虚。第二天早晨，潘佑军和两个姑娘又是留电话又是留地址，约时间再来。我一个人趴在床上，脑子空空如也。后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认为自己是够卑鄙的。
下班后我没再去找潘佑军，直接回家了。
门锁着，杜梅不在家。
我开了门进去，随便弄了点东西吃，坐下看电视。我很久没有真正在这个家呆上一会儿了。我边吃边打量这个家。看着看着发现有些异样，也说不上变化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和我熟悉的那个家不同了，陌生了。我放下盘子仔细瞅了半天，蓦地发现是那些小织物小绣垫没有了。所有家具、器皿都赤裸裸摆在原处。露出原有的质地、纹路、迭痕和污垢，旧了，粗糙了，狰狞了。这发现使我触目惊心。
“新闻联播”完了，杜梅仍未回来。我坐不住了，出门去院里溜达。天已经暗了，灯光球场开着灯，警卫排的战士在和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队打篮球，球场边围着很多人在看。
我走过去，在人群中发现贾玲。她扭脸看见我，便出了人群向我走来。“看见杜梅了么？”我问她。
“她一下班就出去了，会不会去她姨家了？”她的脸在暮色中带有几分忧伤。“哪儿和哪儿赛？”“你们怎么了？”她看着我。
“没事，挺好。”“何必闹成这样呢？原来不是挺好？多不容易呀，能凑到一起。”我心中一动，不禁感触，要是杜梅能像贾玲这么善解人意，哪怕脾性随和点，我又何至于……
我无言地看她一眼，低头走开。
她又回去看球。将近10点钟，杜梅回来了，大概她在外边看见屋里亮着灯，知道我在家，所以一进屋就是满脸凛然之色。
“回来了？”她没理我。“我觉得，我想了又想，咱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她拿了脸盆毛巾和牙具就出了门，把门“哐”地带上，到水房洗漱去了。我耐心地等她。片刻，她端了半盆凉水回来，放在地上，我拿起暖瓶，她一把夺过去，把半暖瓶热水倒进盆里，自己坐在床上，拘起裤腿，开始脱袜子。“你不想跟我谈谈么？”
两只丝袜一前一后扔到我旁边的沙发上。
“你不要认为我对现在这种样子无动于衷无所谓。”
她两只脚把水撩得哗哗响。
“这是干嘛呢？离又不离，谈又不离，谈又不谈，就打算这么耗到哪天耗一辈子么？”
我蓦地立起，喉头一阵哽咽。
这时，她擦着腿慢悠悠地说话了：“噢，你着急了。你怎么不出去玩了？出去玩多开心呀？何必回来跟我着急？”
“你别用这种口气，我今天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她站起来，一步跨过洗脚盆：“这不是你惯用的口气？”
她端起脚盆往外走，我把她拦住。“你就不急？你觉得这样挺好，挺舒服？”
“我觉得这样挺好，谁也不管谁，爱干吗干吗，也用不着一天老吵架了。”她出门把水泼在走廊里。
“算了算了。”我站在原地对自己烦躁道，“离了算了，这样也没意思。哎，杜梅，我们还是离了吧。”
杜梅拎着盆进来，把盆“咣朗”一声扔进一摞盆里：“不离，你有本事就让法院判吧。”
你这是折磨谁呢？这么做你自己能得什么好处？“我跟着她的走动转身。”好玩。“她说，上床铺开被子拉到肩膀上躺下去。”就想看你难受。“她躺下后忽地又坐起，冲我大声说：”这回你甭想让我向你认错！“说完蒙头大睡。”喊——“我哭笑不得地走到沙发前脱衣：”不谈算了。“
第二天晚上，我正躺在长沙发上就着台灯看书，她下床主动走过来对我说：“我想谈。”
我连忙和下书，坐起来，眉开眼笑：“想谈好呵，坐吧。”
她坐到一边的单沙发上，垂着眼睛问我：“你说咱们的感情还能维持么？”“照目前这个样子，我觉得没必要维持。这些天，我也很痛苦……”我伸手拿了一支烟，看到她诧异的目的，不由尴尬。“呵，我说的是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
她拽过我被子上的毯子盖住自己。“怎么搞到这一步的？”我问她。
她摇头：“不知道。”“当初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我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就会变成今天这种样子，当初我以为是个……幸福美满的结局。”说到这里，我动了点感情，眼睛也湿润了。
杜梅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向我投来忧郁的一眼。
“我也是。”我接着往下说：“为什么我们总是争吵？为一点小事就吵？和那些平等关系的人我们都不这样，都比较客气，善于容忍。偏偏我们反而互不容忍。”
“不知道，不知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什么哪怕冷嘲热讽我都不生气，就对你，我不能容忍你对我一点不好。”
“可在一开始，你什么都能忍。”
“那不一样，那不同。不单是我，你在那时对我也不像现在这样。那会儿你……那会儿你很温柔。”
“我一直就是这样，并没有这会儿和那会儿的区别。我以为你那会儿很欣赏我这点。”
“你的意思又是说责任在我了？”她怒气冲冲地反问。
“不是，我是说我们都有责任。”
“谁的责任更大一点呢？哪会儿你对我什么样？现在你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我想和你亲热点，可你毫无反应。”
“我不愿意结婚后两个人还老是那么酸溜溜的。我有我的感情表达方式。你非逼我那么做我别扭。我有自己的好恶，我有权利按我自己的意愿处事为人，你不能强迫我，这也不代表我一定对你怀有反感。”“可你过去不这样。”她坚持道，“我们刚好的时候，你每天都亲我、抱我，就愿意一天到晚和我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干，光呆着。那时候你说想我爱我一点都不难为情，张嘴就来，为什么你现在就觉得这一套酸了？”
“根本没有‘那时候’！这一切都是你的幻想！”我尖酸刻薄地指出，“你对现实失望，就躲入过去，没有一个过去，你就制造一个过去，在梦呓中把过去想像得无比辉煌，无比灿烂，一方面降以自慰，一方面借此指责我——自欺欺人！”
“你连事实都不承认？”
“好啦好啦，不争了，再急我们就又吵起来了，就算过去有……”“不是就算，而是就是有！”
“就算有，难道你现在还想让我像过去那样：每天对你表忠心，痛哭流涕地跪在你面前，一天八百遍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你烦不烦呀？”
“我也没有非说要把这搞成仪式，形成制度。事实是你现在根本不爱我了，不是形，是从心里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这不是事实。”“就是事实，别以为别人都是傻瓜，看不出来，我对你还不够好？伺候你你伺候你喝，每天把一切都给你弄得好好的，家里的大小事不都是我在忙，用你操过一点心么？瞧你都胖了，还不满足？你满世界打听打听去，上哪儿找我这么贤慧又能干的老婆？急不得人家说男人全是人家好——你找个潘佑军那样的老婆试试，就你这样的一天和她也过不下去。”“我没有否定你的丰功伟绩，我承担你做了很多事情。话又说回来了，这不是都是你该干的？你是主妇呵，在这个位置上你要不干，每天好吃懒做，走东家串西家，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你不能把应该做的算成恩德，你得算丑表功吧？”
“我不是想给自己评功摆好。我做这些事是应该，我为你做我也愿意，再苦再累也心甘。人家图什么？不就图你念个好儿，别做了跟没看见一样。可是你呢？倒成冤家了——我寒心！”我倒一下给她说愣了，没词了，一肚子要和她好好理论一番的想法都被风扬了。我只是说：“这是你的逻辑，典型你的逻辑……”“甭管谁逻辑，对不对呀？你不是说说：服从真理。我今天也不是要跟人算账的，目的还是想把这个家维持下去。从你刚才说的话来看，你还是爱我的，对我有感情的，我没说错吧？”“是，当然有感情，这么长时间了。可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想了一下，尽管这个话很难说，但我还是决定开诚布公，不要最后又糊涂了事。“我看没什么复杂的。”杜梅又说，“只要感情还在，我们双方又都能从今天起从头做起，重新做起，就不会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杜梅又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总说‘双方’、‘双方’，好像是在谈判，其实我们是一家人。”
“你还爱我对么？你还爱我对么？”她反复盯着我问。
我发觉当我面对她时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和坦诚。忽然，我的思路顺了。“这与感情无关，这是两回事，虽然我还爱你但我照样无法忍受。你别打断我听我说完！我承认你对我生活上照顾得很好。给我吃给我跑，婚后比婚前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这我不抱怨，瞧，我都胖了。但，我说了你别生气呵，但我不是一个衣食无忧就完事大吉的人。和你在一起，老实说，我精神上感到压抑。”我停下不说了，喝水。
她说：“可是我并没有从精神上管制你，我还是想方设法想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的，没事我们不也常去看电影，听音乐会？”“这是两回事。”“怎么是两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你觉得我在思想上不关心你？”“不是！”我直接大声道，“我觉得你在思想上太关心我了！都快把我关心疯了！一天到晚就怕我不爱你，盯贼似地盯着我思想上的一举一动。稍有情绪变化，就疑虑重重，捕风捉影，旁敲侧击，公然发难，穷原间委，醍醐灌顶，寸草不生，一网打尽。杜小姐，你不是对我不好，你是对我太好了！你对我好得简直人粉身碎骨无以回报，而你又不是一个不要求回报的人！”“我没听明白，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夸你呢！说你好！你对我情重如山而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是高山仰止。你对我的‘好’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不客气地讲，你用你的‘爱’就象人们用道德杀寡妇一样奴役了我！我那么在乎每天下班回来能捏着小酒盅啃猪蹄子你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指着我？
我那么在乎冬穿皮夏穿纱那么在乎被窝里有个热身子？向往的是想心所想，为心所为，不赔不嫌，平安周到。“”我明白了，你是怨我没有给你乱搞的自由。“
“我操……好，好，你要非往这庸俗下流去想我也没办法。唉——有时候真是还不如和没心肝的人混在一起来得痛快。”
“我觉得人有点变态。对我好还不行？非得对你恶狠狠的一天打着骂着你才舒坦？”
“两回事，不说了。”“我看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不通嘛。”
“好吧，还是用你可以理解的词句说吧，我不爱你了，我不愿意这么过下去了。”
“……”“你别激动。”“我不激动，我没事，眼泪早哭干了。我不相信你的话，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不是。”“是！你现在这样已经不能激起我真挚的感情了。”
“可你当时选择了我，不能才过了几天就变卦。”
“我当然可以变，因为人，你我都在变。”
“你认为你当初选中了我就是错的？”
“当初选你是对的，现在不选你也是对的。我没卖给你。你不能像……你是什么呀？信仰、国籍、姓名？你给我说一个不能变的东西？性别都不是一成不变了。”
“我们的结合是有婚姻做保证的。”
“婚姻可以解除，协议可以撕毁，承诺可以推翻。我不喜欢不中意了，一切纸上的东西都是一纸空文。”
“就是说，你下决心了，不计后果了？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可挽回了？”“我觉得，我确实觉得，我们目前还是分开的好。我们不合适，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从根本儿上，我们是两种人，继续绑在一起，分歧不但不会缓和，矛盾还会愈演愈烈，最终才是真正的无可挽回。也许分开后，我们冷静了，有了更多的比较和思考，没准将来还会走到一起，起码会成好朋友，人生知己。人生不过百年，最后仍要分手，永世不见，我们不过是提前了5分钟而已。这一生能认识你，我也很幸运，我会到死都想着你的。使我一生中的一段时间有过快乐。能被你这样优秀的姑娘爱过我觉得没白活，很好。希望你对我印象也别太坏，权当是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说着说着我的语气就开始变得无耻，我完全没料到就象今天晚上我开始谈时根本没想要和她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