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反正狗不咬你这条腿也白长在你身上,百年之后仍要变成一根本白骨。创伤都在肉上,而肉总要烂的,与其活生生腐烂,不如喂狗。再去找一个嘛。你瞧人家潘佑军两口了,离就离了,没什么痛苦,现在都有新人了。感情是不变的,对象可以替代,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此路淤塞,改选而行,反正我总是要向东流。”
  杜梅含泪道:“有人可以不爱谁了,或人家不爱她了,再去爱一个,我不行。”“你可以的,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吴……”我犹豫了一下,吞回了下半句话。“我没爱过他!”杜梅尖厉地说。“我跟人睡过觉也不代表我就爱他——我只爱你!”
  “你太执著了,这样对你不好。”我对杜梅说,“我们都一样,总是把最新一这一个当作最爱的这一个。
  “不是这么回事。”“不争这个问题,睡觉,已经不早了,抓紧时间还能睡两个小时。”我在长沙发上躺下,对杜梅开了句玩笑:“再见吧,来世再见。”她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坐在那只沙发上动也不动,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我再三劝她去睡,她就是不肯,只是说,“你睡吧,我再坐会儿。”
  她想一会儿,眼角就沁出泪花,于是用手背抹去,又想。
  她对我说:“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条:你玩够我了。”
  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也没听清,嗯嗯地点头。
  那盏台灯很刺眼,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她又在那边说话,似在感叹。我听到长长的叹气声,我很快睡着了。我再次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房间里有些朦胧的光线,台灯仍旧开着,台灯猩黄夺目。
  杜梅俯脸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深究的意味。“你干嘛?”看到我睁眼开口,她后退了一步,这时我看到她手里拿着那把锋利的菜刀。“你干嘛!”我顿时全醒了,挣身欲起,这时才发现我的手脚都被她用晾衣绳捆住了。我奋力挣扎,她上前一把按住我,将菜刀横在我脖子上。
  我大怒,高叫:“你放开我,放开我!我看你敢杀我!”
  我的下巴碰到了冰凉锋利的菜刀刀刃,声音顿时低下来,转而威胁她:“你要考虑一下法律的后果。”
  她平静地说:“不考虑。”
  “你要干嘛?”我软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么。”
  “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听你说句真话。”“可是我在屠刀下是不回答回题的。”我趁她一松,再次奋起,再次被她刀架着脖子躺下去。
  “你还挺坚强。”她莞尔一笑。
  “那是。”我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待发现自己的处境,又火冒三丈:“你等着。”“你看不看我?”“别演戏,说真的,你一生都在撒谎,死到临头就说句真话。”“不爱不爱——不爱!”“你爱过我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时,一道晨曦从窗帘缝中射进来,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脸被照亮了。我魂飞魄散,那是一张陌生的脸,用冷酷生硬的线条和痉挛的肌肉构成的脸。
  “说你看我。”她命令道。
  “我被割破了。”“说你爱我!”惨忍和疯狂在她大睁的双眼中像水底礁石露出,赫然醒目。“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
  有人“咚咚”敲门。“救……”我的喉咙咕噜响了一下。
  “你要叫,咱们就死在一起。”
  她把刀背在身后去开门,露出一道缝问:“什么事?”
  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陈医生叫你马上去,八床昏迷了,问你昨天怎么给的药。”“糟了,我忘了给药。”
  “你马上去吧,陈医生都火了。”
  “好好,我马上去。”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
  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70多针。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好吧。”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杜梅点点头。“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溜过,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
  “看这种书干吗?”“没事,看着玩。”“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你瞧我不是挺好?”好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不喝。”我说。“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蹩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人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份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我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
  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已。”我没说话。“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过把瘾就死是么?”
  “过把瘾就死!”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过把瘾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