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苏州家中。是小年夜的夜里。那夜我母亲原来准备去厂里上夜班的，仓促间把我生在一只木盆里。这当然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童年视角”、“童年记忆”，这肯定是些幼稚单薄的东西，不好意思。
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话，有一年我生了病，很严重的肾炎，医生不让我吃盐，我就听医生的话，将近半年时间没沾一粒盐。到了现在，我也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朋友的话。有一位朋友建议我去买一台微波炉，我就去买了，结果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微波炉。我妻子说，不需要你就再卖给别人吧，便宜一点也行，于是我就把它降价卖给了别人。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我喜爱它并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受到过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二姐喜欢文学，她经常把许多文学名著带回家中，那是她向别人借的。借期往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轮到我看。我有时候在一个下午读完《复活》或者《红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着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也许因为这些书，使我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我总是静坐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精神。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小说，还投稿了，结果当然是退。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从来没再翻阅过，但我珍惜它们。
一九八０年我考上北师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苏州城。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1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八三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中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在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相信。一九八九年二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这样平淡地生活。
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