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

    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自己。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属于“作家”这个特殊类别。而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像,假如这不是矫情的说接,一定是心虚的表现。肯定是心虚。我心目中的作家不是我这样的,他们应该是具备非凡的心胸和头脑、博大的文化和修养的人、而我不具备这些,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个拘谨、怯懦、无能的人,沉迷于一些世俗而浅薄的乐趣中,譬如麻将、阅读流行小报杂志、到处觅取时髦衣物等等。有时候我痛恨自身顽固的庸俗习性,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这些“庸俗”,我对所有深奥的需要精力和智力的事物都感到恐惧,除却小说创作。
    除却小说创作,我想说我只对小说这个东西迷恋之至,而且多年来一往情深。这与那些虞诚的集邮迷、足球迷和XX收藏家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爱小说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培养的,这是上爸对我的一种怜悯,让我这个笨人具备一点“过人”之处?
    有些事情应该从头说起,我正好借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三十岁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下面的纪事年表式的东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没兴趣的读者就不必看了。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于我父母的家里。我父亲是个机关职员,母亲是工人。那天是南方人所谓的小年夜,已经临近春节了。我母亲准备去加夜班,加班有双份工资,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对于我们桔据的家庭经济是很可观的,但我恰恰这时候出生了。
    当然这些事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五车
    这一年本来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出生,但母亲没要那个腹中婴儿,母亲说,养不起,即使是你差点也不想要
    一九六六——九六八年
    我对“武斗”的印象是一阵枪声,我家后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厂的一座大窑,夜里有人在高高的窑顶打枪,子弹穿透了我家后门的门板,我有个印象,母亲深更半夜用棉被包住我,把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外婆房间里去睡。
    我家临街的墙上刷写着打倒xxx、xxx的标语,墨迹非常牢固,几年未褪,又过了几年,被打倒的xxx和xx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领导。
    一个干瘦的中年女人经常挂着纸牌在街上走来走去。现在我回家偶尔还看见她,脑子里立刻闪过“历史”这个沉重的字眼。
    一九六九年
    秋季入学,在一所旧教堂改建的小学校里。一群小孩按身高、性别排座位,我左边是个漂亮的穿红裙的小女孩,右边是一个很脏很难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让我跟那个拖鼻涕的同座,心里恨恨的,对此居然至今不能释怀,可见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向往着“美”。
    一九七二年
    患了很严重的肾炎,好像血液也有点问题,有段时间很危险。母亲常常哭,父亲每隔三天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
    我在一张竹榻躺着。自己在煤炉上熬中药喝,邻居都说这孩子乖,其实孩子也怕死,假如没有死的威胁,我就不会那么乖了。
    就这么躺了大半年时间,随手拿起姐浇借来的小说,居然能看个大概意思了,也许是最早的文学启蒙了。有了最早的文字创作,是模仿流行的农村小说罗列的一张人物表,人物有党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地主、富农,每个人物都有与其身份相称的革命或反动的名字。
    一九七五——九八0年
    中学时代了,那时我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据说是老气横秋的。
    当了学生干部却缺乏应有的能力。功课不错,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赏识,经常被推荐参加竞赛或展览什么的,使虚荣心得到满足。
    放学后开始写诗,吟诵我的家后窗外那条黑不溜秋的河。还写了一篇散文寄给报社,天天注意那家报纸,这样煎熬了半个月,散文被退回来了。
    一九八0年——九八四年
    八0年考上北京师大中文系,从此离开苏州这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那是真正的学院式的教育,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的行踪颇为自由浪漫,时间基本上全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
    每所大学的中业生对他们的母校都有一种真诚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样,怀念着北师大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词不达意,在教室和双层床上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学四年也完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青春期。
    中文系的学生起码有一半想当诗人或作家,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起初每天必须去教室写一首待,必须去无病呻吟一番才觉得充实。特别崇拜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位青年诗人。然后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时都是“邮资总付”,寄出去退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如此处于一种既渴望发表又害怕同学讥笑的尴尬的境地,后来通讯地址改成北京一个女同学家里,为的是怕让别人看到我的退稿。
    终于迎来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国各杂志的一堆小说和诗歌终于有了福音,这一年的《星星》诗刊和《飞天》分别发表了我的四首诗歌。然后《青春》和《百花园》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我狂喜万分,有一种找到光明前途无量的骄矜和自傲,从此确立了要当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称为我的处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小说,是遵循当时流行的小说套路,“改革”加“爱情”,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工厂起死回生,怎么会“诌”出这篇小说来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后来怎么会编出个“妻妄成群”的故事一样地荒唐。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质量,重要的是信心,“发表”给了我勇往直前继续“发表”的信心。
    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了五篇小说,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地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浆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性格有关。
    二十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诸种缺陷。有一次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决定暑假独自留在学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爱。为了躲避这份恩爱,我准备自讨苦吃。暑期的校园里除了蝉鸣,静静的空空荡档的,食堂的伙食异常简单难吃,我现在记不清那几天里干了什么,只记得有一天面对泡在温开水里的方便面,突然强烈地思念母亲做的红烧肉,当天就去西直门买火车票准备回家了。结果买的票是没有座位的,只好在火车上半倚半站着回到了苏州,到家发现腿都肿了,人累得半痴呆状,什么叫少年壮志、什么叫自作自受,我这是一个例子。
    八四年我中业分配到一所艺术学院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比这所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年龄还小一些。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形状像盆地的学校,我喜欢那些穿衣服穿得标新立异常常在路上引流高歌的学生,要知道我是个崇尚艺术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这里是个局外人,别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却每天在做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什么?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主要是为学生领取助学金,召集卫生清扫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调查一个女学生的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夜里写得太迟,第二天就爬不起来,去办公室总是迟到,而且经常级着拖鞋,手里夹着劣质香烟。起初我的上司还要我写入党申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发现那是不现实的。他们后来就习惯于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阴视我了。
    我写了一堆小说,拼命塞给南京的一些文学编辑看,希望他们赏识并发现我,另一方面我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也一直隆隆运行着,无弦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丁。伊登,我比他更加渴望成为作家。
    初到南京,开始挣工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起来,通过其中的几位朋友我朝文学圈子里试试探探地伸入一只脚,与文学圈发生联系使我非常激动,我总在暗暗地想他们快要赏识我了,他们已经开始赏识我了,他们在谈论我的小说了。
    这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桑园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说。
    一九八五——九八六年
    八五年年底,我离开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做了编辑,这个称心如意的职业来之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帮忙,二是靠我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我离开学校是狠灰溜溜的,学校的领导在我欲调未调时期,总是用很关怀的口气问我,小童,什么时候调啊?
    我自认是个善良的好人,尽管小节上有些缺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讨人喜欢。
    《钟山》编辑部周围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在这里每天所干的事所遇见的人都与文学有关,还经常坐飞机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阳光。
    但是我的小说稿依然像放养的家鸽飞回案头,这使我很沮丧,直到八六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组稿,看到刚出版的《十月》杂志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立刻买了杂志在火车站候车室看了起来,看自己的四千多字的短篇,自怜自爱地看了好几遍,差点误了火车。
    又过了两个月,《收获》杂志也发表了我的另一个短篇。我觉得希望之门已经向我开启了。
    无数个夜晚我睡在编辑部的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的稿纸,冬天升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我的小说。每隔一个月就回苏州看看我的父母,并和一个邻居姑娘谈了恋爱。
    那样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有野心。因为我看见那扇希望之门已经可以容我侧身通过了。
    一九八七年——九八八年
    我记得八七年二月是我的好运月,当时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在二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没有谁来阻扰我的强烈的发表欲望了,那些周游全国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自此上帝开始保佑我这个被文学所折磨的苦孩子。
    这年《收获》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获》杂志从此成为我最理想的投稿阵地,后来他们每年都以重要的版面登载我的作品,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我觉得我应该结婚了,于是我和我妻子就结婚了,现在翻开我的结婚照,一副肥头大耳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劲头,过早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八八年一年我发表了无数作品,其中许多是八六年前的作品。开始有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我偷偷地屏住气看那些评论,然后对朋友说,我不看评论家的东西,他评他的,我写我的。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我不必从头细说。我只记得我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化太大了。
    我女儿天米是这年二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对于妻子和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个人在南京过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过大祸,那是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脸盆里的半盆血。但我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我妻子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牲?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性从此有所好转了。
    八九年国庆节前夕。我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拖着病体带了四个孙子、孙女、外孙女,她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当知道了癌症结果时,我们一家人都陷人了一种绝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于现代医疗技术,但心里已经有一块可怕的阴影挥之不去。
    我母亲动手术后的某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面登载了后来给我带来了好运的《妻妻成群》,现在我常常想起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想想就不敢想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当我在我的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在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
    我记得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之前,医生已经宣布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了,我记得我当时想掐住医生的喉咙,不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最终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一九九0年炎夏之际,我抱着牙蜒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边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
    七月母亲去世,她才五十六岁。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
    这段时间近在咫尺;我的生活似乎非常平淡,我和妻子女儿住在南京市中心一栋破旧的阁楼上过我的日子,窗外汽车喇叭声不断,窗内就是我生活最重要的空间,白天读书、会友、搓麻将,夜里写到深更半夜,不常出门,做了江苏作协的专业作家,不必天天去上班了。我喜欢这种平淡随便的生活。
    假如有更好的生活在召唤,我就等着,假如没有更好的,这样也不错,我就这样生活下去吧。

《纸上的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