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斟酌，方案还是只能写个大概。还必须再和宋校长商量商量。问题的根本就是股份制，然后明确到具体谁占多少股。因为涉及到个人的核心利益，这样的事做起来当然很难。
胡增泉往宋校长的办公室跑了几趟，宋校长都没有空谈。等到快下班，宋校长才打来电话，要他过去商量。
农副产品深加工系列研究课题已经结束三年了，研究过后，留下了一个肉食品加工厂和一个蔬菜综合加工厂。两个实验加工厂的生产规模不算小，目前的产值已经有六千多万，仅固定资产，也有三千多万，远远超过了当初拨给的一千三百万的科研经费。也就是说，工厂已经由原来的科研实验转变为生产经营。这么大的生产厂，当然应该有一整套科学的管理和经营体系。宋校长早就让胡增泉拿一个详细的方案出来，但胡增泉提出的股份制，还是让宋振兴校长有点吃不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厂是由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建成的，申请这个研究项目和经费时，上面就明确写明研究成果和财产的所有权归国家。国家拨款建成的工厂却要给个人分股份，是不是私分国有财产，这必须要搞得清清楚楚。胡增泉说，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也向相关法律界的朋友做了咨询，他们说按目前国有企业的管理规定，只要能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股份制承包制等许多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许多国有企业也改成了股份制。另一方面，不改股份制，责权利等都不够明确，经营就没有活力，工厂也难以快速发展。
道理可能是对的。宋振兴深思一阵，问打算怎么分股。胡增泉说，当年国家总共给了我们一千三百万科研经费，这一千三百万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支付了劳务等费用，我们还是假设这一千三百万都买成了工厂的固定设备。那么工厂的国有资产就是一千三百万元。但目前的固定资产扩大到了三千多万，这其中的增值部分就是我们的劳动创造的，应该归我们全体参与劳动的人员所有。但我还是觉得再拿出七百万划分到国有资产里面，然后把三千万固定资产分为三万股，这样国家应该占两万股，个人占一万股。国家股归学校所有，个人股分给个人。这样划分了，以后就按这个股份来共同分摊责任和利润。
宋振兴说，但我总是有点担心，明明是国家出钱建的厂，我们却要分股份，如果拿了钱，心里肯定不踏实。
胡增泉笑着说，宋校长和我一样，思想还是一时从旧观念中转变不过来。国家是出了钱，但这钱通过我们让它增了值，增值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理应分享，但我们没有独享，而是把国家的投资也算成股，按股分成。我觉得这样就很科学很公平，这样既能使国家的投资增值，也照顾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又让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然后对整个社会作出贡献。这样的好事，也符合实事求是，也符合三个有利于。
宋振兴不住地点头，胡增泉明白这是对他的话表示赞同。胡增泉觉得没必要再做解释再说什么。但宋振兴还是担心地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再拿一份股份，你还要查一查，看这样合适不合适，有没有法律或者政策的依据。
胡增泉明白了，他觉得宋校长也是想搞股份制的，就是心里不踏实，怕违反了规定或者不合法弄成贪污什么的。胡增泉说，我早就查过了，上面有这方面的政策，允许企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兼职办企业。你是科学家，虽然是校长，也是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从哪方面说，都允许你兼第二职业。我认识一位院士，人家在三四个科研项目上兼职，也兼了几个大学的名誉教授，一年拿的报酬，最少也有一百多万。
宋振兴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按你的想法去办。胡增泉又请示个人的股份具体怎么分，问宋振兴有没有个大概的设想。宋振兴说，这个权力也归你，由你去办，到时列个表给我看看就行。
胡增泉拿出一张表，说，我想了个大概的方案，就是把我们这些参与者按不同情况分成四个等级。你是这个科研项目的主持人，你下来就是我们几个第二主持人，然后是现在厂里的厂长，再后就是工厂的主要管理者。至于级差拉多大，我的想法是自然数的倍数。
宋振兴看一眼表，然后想想说，等级不要分那么多，最多分为三级，我和你们划一个等级。别的事，你看着办。
事情终于还是按他的想法办了，而且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他，这让胡增泉很是高兴。本来他还要说说升任副校长的事，但话到嘴边还是说不出口。犹豫半天，还是觉得像宋校长这样思想守旧的人，如果亲自说，说不定人家还对你有看法。不如找个人，让别人敲敲边鼓探探口气。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股份制的事，宋校长还是满意的，虽然听起来好像宋校长不感兴趣，但没有不需要钱的人，不是说宋校长要钱有多大的用处，而是钱在某种程度上能体现一个人的成就和价值。胡增泉有个预感，宋校长以后得了股得了钱，肯定比现在还要高兴。宋校长高兴，对他的印象就会更好，副校长的推荐，就对他更加有利。这样一想，胡增泉又觉得推荐副校长的事没必要再找宋校长明说。宋校长也是聪明人，他如此巴结他死心塌地为他服务，他需要什么他不会不知道。心知肚明的事，何必要去说穿呢。
出了宋校长办公室，胡增泉才想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说。他不由得懊恼地在自己的脑袋上拍一掌。最近的记忆力是越来越差了，许多时候丢三落四，想好的事情有时就忘了。这样不行。再急忙返回宋校长的办公室，胡增泉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倒忘了。你说要把肉食品加工厂和蔬菜综合加工厂合起来管理，我也觉得这样最好，必须得这样做。但两个厂合起来管理后，就得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班子。对班子的人选，我也初步考虑了一下。我觉得由你来挂帅当总经理，我算一个副总经理，还得一个懂业务会管理的人负责具体的工作。我想来想去，觉得食品科学系的马长有倒能胜任这个工作。马长有你可能不大了解，这个人特别能钻研，这些年研究了许多国内外食品生产方面的资料，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对食品加工生产管理都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我觉得让他当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研究和技术方面的事情，把生产工艺和技术改进等方面的工作抓一抓，因为我们的工厂必须靠科技来盈利，必须得有人带头刻苦钻研，然后才能不断有新产品上市。
对马长有，宋振兴还是了解的，虽然没具体打过交道，但他听说过马长有的不少趣闻轶事，也知道这个人刻苦钻研同时善良耿直。宋振兴表示同意。但他说，我当总经理不行，主要是没时间。你看这样好不好，总经理让经贸系的叶天闻来当。因为咱们厂的技术和工艺是先进的，暂时还不急于更新技术，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和任务就是开拓市场。只有有了市场，工厂才能生产生存。叶天闻这些年研究的就是市场经济，很有一套办法，而且当了这么多年的系主任，管理方面也是难得的人才。
宋振兴的话让胡增泉既意外又吃惊，他万万没想到宋振兴会提出让叶天闻出任总经理。按他的想法，宋振兴挂个总经理的名，实际工作就由他来负责。但他有科研处长和校长助理这两个行政职务，再具体负责没有时间宋振兴也会反对，所以他才提议让马长有担任工程师兼副总。让马长有担任副总，马长有当然就会听他的，实际的权力还在他的手里，马长有只能是他的助手。如果让叶天闻当总经理，一切就彻底地发生了变化，别说他这个副总经理要听人家的，凭叶天闻的精明干练，即使给他一个平级的党委书记，他也无法和叶天闻抗衡。他不知宋振兴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是对他已经不再信任？难道宋振兴和叶天闻有特殊关系？这些都不得而知。但叶天闻只是个系主任，连校党委委员都不是，怎么能让他这个校长助理党委委员给叶天闻当副手？难道是宋振兴一时没考虑这些？如果是宋振兴考虑不周，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如何提醒宋校长，胡增泉一时想不到既委婉又清楚的话语。但事关命运，不说不行。可是越急，越想不出得体的话。只好直说。胡增泉涨红了脸说，叶天闻只是个系主任，能力和威信都还差一点。我觉得总经理必须让威信很高的人担任才合适，像我这样的都不行，叶天闻就更成问题。我觉得还是你当总经理最好，一是有号召力，二是也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工厂经营并不容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协调不起来，乱七八糟的，亏损了那就麻烦了。
宋振兴说，这些我都考虑了，也征求了叶天闻的意见，他很有信心，也很有想法，各方面我都觉得很合适。
竟然是考虑成熟的意见。竟然没考虑他的地位。看来宋振兴是铁了心不当这个总经理，铁了心只吃肉不杀生，只拿股份不沾手工厂了。你铁了心不沾工厂也罢，但为什么要让叶天闻来当总经理。胡增泉几乎要失控。一股说不清哪里来的气体，鼓动得他胸腔急剧地不停起伏。他知道这不行只好站起身，然后假借给宋校长倒水，努力控制半天，才控制住了自己。将水放到宋校长的桌上，胡增泉还是悲哀失声地说，那么我怎么办，如果他当总经理，我是不是还要给他当副职。
这事还真让宋振兴为难，他也不忍心再看胡增泉极度失望极度悲伤的脸。但他还是觉得不好让步，也不能让步。宋振兴和气地问胡增泉，你说怎么办。胡增泉一时无法回答，但胸中的气又不打一处来。这个农副产品加工研究项目，从策划到申请，都是他一手操作的，申请到手后，又是他组织实施的，宋振兴虽然是主持人，但具体的工作，他什么都没干。老实说，建起这两个厂到两个厂有今天这样的规模，这里面倾注了他的多少心血。现在树栽好了，桃子结出来了，从没参与过这个项目的人不但要来摘取桃子，而且连桃树也要归于人家。这是哪家的道理！卸磨杀驴，也不能这么残忍。胡增泉想奋力抗争，但马上意识到这是下策。这样做得罪了宋振兴，搞僵了关系，不但工厂的事挽不回来，连校长助理的乌纱帽也得丢掉。能不能有个变通的办法。比如再设个平级的机构，比如再设个党委书记。不合适。比如再设个董事长。好主意。胡增泉努力换了平静的口气，说，宋校长，老实说，这两个厂，应该说是我一手拉扯大的，这些年和工厂一起摸爬滚打，我和工厂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这两个厂，就像是我的两个子女，让我离开这两个厂，我真的很难受。宋校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因为经营工厂涉及到非常复杂繁忙的事务，也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必须得有一个好的管理机制。按现代股份制企业管理的经验，一般还要设一个董事长，以此来代表股东，来维护股东的利益，同时也对经理实行监督。你如果认为需要一个董事会，就设立一个董事长，如果觉得我合适，我就自荐当这个董事长。
设立董事会也是应该的，但从胡增泉的口气里，不难听出对人事安排的不满和想把工厂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强烈愿望。对胡增泉这个人，他一直觉得是个干行政的好料，也是一个实干家，但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胡增泉的欲望太强太多，有时还有点霸道和独断专行。欲望太强容易自私，独断专行容易自以为是办错事情。宋振兴说，本来我是想让你当总经理的，但你兼了那么多的职务，理想也在行政事业上，就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企业上。办企业不容易，不投入极大的精力，根本不可能办好。所以说，总经理这个位子不是个官职，而是个一心一意去挣钱的当家人，是个商人，也是个苦差事。你现在提出设董事长，这我倒同意。董事长不需要对企业进行具体谋划，但对企业实行监督，确实不错，你当这个董事长也很合适。
不让他当总经理竟然是他兼职太多，这倒让他没有想到。但工厂的事他这些年就兼着，宋振兴从来没说过他兼职过多。不过宋校长说得确实有道理，可能他就是这么考虑的，并没有喜欢谁不喜欢谁重用谁不重用谁的问题。当然，从宋校长的口气里，他也听出了对他的不满。早知如此，刚才哪里用得着去争，哪里用得着那么激动那么悲愤。胡增泉不由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他的心里还是高兴的。宋校长说你的理想在行政事业上，反映出宋校长的潜意识里就认为他是个搞行政的料，而且潜台词有可能是你还要当副校长，根本不可能有时间管理企业。但叶天闻的行政事务也比他少不了多少。叶天闻除了系主任，还是省经济顾问团的首席专家。这两个职务的担子并不比他胡增泉的轻，但宋校长却没说叶天闻兼职多，甚至是没考虑叶天闻兼职多，很显然，宋校长的潜意识里已经把他胡增泉当成了副校长或者当成了未来的副校长，这样兼职才能算多，才没有精力去管企业，当然管企业也不再合适。胡增泉突然想明白了。他当副校长的事，那天乔书记答应再和宋校长商量，看来说不定是商量妥了，至少也是宋校长妥协了，默认了提议让他当副校长。
能当副校长，别的一切职务当然不再重要了。胡增泉止不住又有点兴奋。他抬手看眼表，已经早过了下班时间，而且天已经黑了下来。胡增泉只好关切地说，今天太晚了，早过了吃饭时间。宋校长，今天我请你出去吃饭行不行，你想吃点什么，咱们就吃点什么。
宋振兴也看眼表，站起来收拾桌上的东西，然后边收拾边说，我不喜欢在外面吃，外面的东西不一定干净。家里已经习惯了我晚下班，饭也做得迟，但现在也做好了，我不回去也不好。
一同出了门，宋振兴又对胡增泉说，你和叶天闻工作分工协调方面的事，你去和叶天闻商量，我再不参与。你们的职务任命，学校也不上会研究，学校也不下发文件，更不张扬。至于怎么向工厂的职工宣布，你和叶天闻决定，最好是以工厂的名义下个文件，然后你到会上宣布一下。
一般来说，总经理要向董事长负责，那么董事长的地位就高一些。董事长有权召开股东大会任免总经理，而总经理也要向董事长汇报工作。宋校长让他去找叶天闻谈，看来宋校长也是知道这种上下级关系的。胡增泉突然又想起厂名还没和宋校长商量。两厂合并管理后得有一个总的名称。这个名称他已经想了几个方案。如果从突出科技这方面去考虑，就叫科创集团；如果从突出产品方面考虑，就叫精细加工集团；如果从突出大学办企业方面考虑，就叫奇才精品集团；如果从吉利或者喜庆方面考虑，就叫天财集团。宋校长沉吟一下，说，这你和叶天闻商量一下，最好是既好记，又响亮，又能突出我们的产品，又能有一点意思。最好是广泛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有个好名字，也是一个好的开头。
再商量，就是不满意他提出的任何一个。这要求也太高，但胡增泉知道，宋校长也是随口说说，究竟叫什么他更没底。反正是请示过了，到时叫成什么就算什么吧。但什么事都要他和叶天闻商量，他又感觉这里面有点问题，感觉宋校长的意思是要让叶天闻来决定。确实是有这么点意思。胡增泉突然觉得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很可能叶天闻和宋校长的关系不同一般。学校那么多人，仅在工厂挂职或参与过产品研究的就有四五个，他们也都是专家，也都有教授头衔。为什么不用他们而用一个从未参与过研究和工厂事务的叶天闻呢。看来确实是大有文章。这一点，必须得弄清楚。叶天闻是省经济顾问团的首席专家，虽然顾问团有七八位首席专家，首席专家也算不上个什么实权，但叶天闻认识省委书记，省委书记也比较赏识叶天闻，据说叶天闻当首席专家，也是省委书记提议的。说不定让叶天闻当总经理，也是上面有人打了招呼，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宋校长考虑了叶天闻的社会关系，认为叶天闻有关系有门路，能把企业办好。但不管怎么说，总应该把事情考虑得复杂一些才有余地。
回到家，老婆仍然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进入厨房，冷锅冷灶，连墙壁，都觉得冷冷清清。一股凄凉不禁又涌上心头。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家乡人常说的三大倒霉：漏雨的房子、塌底的锅、炕上躺个病老婆。刚要叹气，老婆却喊他过去，然后说想吃搓鱼子。
搓鱼子是当地的一种吃食。将面和好再掐成碎丁，然后再用指头搓成小鱼仔一样的细筒状。这种做法既费时又费事。胡增泉心里一下更加烦乱。工厂的事要和叶天闻商量，明天还有课要给研究生讲，当然还得跑医院，商量高洁化疗的事怎么办。吃饭他都没心思，更别说搓鱼子。一股恼怒不由得涌上心头。想发火，但连医生都说了，高洁没有多少日子了，想吃啥你就给她做点啥，想到哪里看看你就让她到哪里看看。胡增泉只好压下心里的火。但搓鱼子食堂又没有，饭店恐怕也不会做。他决定再把杜小春叫来。杜小春饭做得好，他也愿意让杜小春来。拿起电话，胡增泉又不好意思开口。犹豫一阵，他还是决定叫杜小春来。虽然老麻烦人家，但特殊时期，也没有别的办法。他相信杜小春也能理解，也愿意来做。打通杜小春的手机，胡增泉除了说做饭吃饭，还说有别的事，让他把马长有也叫了一同来。
放了电话，杜小春考虑半天，还是去问马长有去不去。马长有立即气呼呼地说，我去干什么，我又不会做饭，我也不求他不巴结他不欠他，我去了他也不高兴。
这个牛皮灯笼，里外都不明。气死我了。但杜小春还是努力克制住自己，说，人家说有事，让你我都去。
马长有说，我和他能有什么事，有事为什么不在电话里说，非要跑到人家家里。
杜小春还是火了，说，你这人怎么没一点人性。人家请你去吃饭，是看得起你抬举你，你不识抬举，还平白无故仇恨人家，你说你这人变态不变态。
马长有的火更大。他大了声说，我看你才变态，人家老婆还没死，你就急不可耐，取代了人家老婆的职务，现在又要取代人家做饭的义务，接下来，你还要取代人家的什么！如果等不及，你们两个干脆现在就合谋，把人家高洁捏死算了。
什么狗屁话，竟然这么难听这么狠毒，听了都让人头皮发麻。杜小春不知该如何反击，只能骂几句脏话，然后愤怒地穿好衣服，独自一人出了门。
只杜小春一个人来，胡增泉问马老师怎么没来。杜小春只好编造说马长有有事来不了。胡增泉说，如果事情不重要，还是让他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他商量。
原以为让马长有来，只是礼节性地说说，还真的有事。杜小春问有什么事。胡增泉说，我想让他到食品加工厂任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还是我给他打电话吧。
打通马长有家里的电话，胡增泉开口便报自己的姓名，这也是他这些年打电话的习惯。马长有却很不客气，开口便问有什么事。胡增泉只好开门见山说让他当副总经理的事，然后说，我已经和宋校长商量过了，你现在就过来，还有许多事咱们还得商量。
这让马长有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两个加工厂，可以说是学校规模最大的两个厂。农副产品加工研究，也是学校最显赫的一个研究。让他到这两个厂任总工程师主持日常研究并且当副总经理，不但意味着他有研究不完的课题，干不完的事业，而且一下就成了领导，而且一下就进入了全校的核心上层，而且一下就有条件有机会干自己想干的事业，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马长有有点眩晕。但很快清醒了过来，一切的不愉快都不知一下跑到了哪里，全身每根毛细血管里，涌动的都是激动和感激。当胡增泉要他快点过来时，他响亮地答应一声，然后说，我立即就到。
马长有到来时，胡增泉已经准备好了茅台酒，而且让杜小春拌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鸡蛋。胡增泉说，我今天也不知是高兴还是苦闷，反正就想喝几盅。
用这么好的酒招待，马长有感觉今天有点不大一般。招待规格不一般，关系自然就不一般。但他和他的关系，怎么想都是一般，严格地说，他还是他的下级，他完全没必要这么隆重这么郑重。这样的招待当然是虚张声势人为做作。马长有的心里一下有点不是滋味。按一般的常识，张三要想让李四的老婆长期做他的情人，就必然要安抚好李四，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给李四官职，给李四好处，用官帽和好处遮住李四的眼睛，让李四睁眼如同闭眼，然后让李四自觉自愿高高兴兴戴上绿帽子。做你的大头梦吧，这一切，在我马长有这里行不通。我马长有无权无势无钱，但我马长有绝对是一条汉子。如果杜小春愿意做你胡增泉的情人，我不但绝不拦她，而且立即成全了她，两人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马长有不善喝酒，也没喝过茅台酒，但喝到嘴里，感觉一样的苦涩。马长有一言不发。胡增泉说，我推荐你当总工和副总，就是觉得你是个人才。你研究了这么多年国内外的资料，我想你肯定有不少的想法，工厂的未来，宋校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我和叶天闻都是兼职，只有你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工厂上，所以工厂还得主要靠你，你要主动担负起研究和管理的责任。我希望你大胆地干，大胆地设想，大胆地实验，大胆地工作。工厂实行股份制，咱们都是股东，过后我给你一份方案你看看。
许多情况马长有还不清楚，特别是股份制。究竟怎么分配股份，究竟怎么划分管理权限，他都想知道。但他不想问他。他知道，这些都不用问，如果真让他当副总，一切会有详细的安排。再说，胡增泉要对杜小春好，也会对他马长有好，而且决不会让他吃亏。马长有仍然一言不发。
胡增泉说，因为是我竭力推荐了你，也在宋校长面前说了你许多好话，说你能力特别强，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干好。我的想法是你先好好想一想，再到工厂去实际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拿出一个前瞻性的发展计划，计划先详细写一个五年的，这个计划要切实可行，然后再写一个十年规划，这个规划可以简单，有个大原则就行。
马长有还是点头。胡增泉问他有没有困难。马长有说，我觉得不仅要有一个计划，而且有些产品可能也得重新考虑。比如脱水蔬菜，这已经是个没落产业。现在各种蔬菜贮存技术不断发展，许多菜根本不用脱水保存，而且脱水保存损失的营养太多。
胡增泉表示同意，然后鼓励说，这就很好，要大胆地干，大胆地想，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你放不开手脚。现在就好，不要怕，有什么事和我商量，商量好了，你就坚决地去贯彻执行。
马长有这里没有一点问题了，然后就应该把叶天闻也叫到一起，三个人一起商量一下眼前的事情。眼下有太多的实际问题必须得马上解决。比如公司叫什么名称，总公司办公室设在哪里，下面工厂的负责人如何任命调整，这次总公司领导的任命用什么方式宣布。这一切都得尽快定下来。吃过饭，胡增泉给叶天闻打电话，问叶天闻有没有空，如果有空，就一起到逸仙茶楼坐一坐，商量一下工厂的具体工作。
听到胡增泉的声音，叶天闻心里就不大愉快。工厂的事本来宋校长告诉他，由他来全面负责，他也向宋校长做了保证，保证三年内让产值翻两番。但半路突然杀出个胡增泉，而且宋校长告诉他，胡增泉一定要任董事长，他也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可这董事长无疑是突然在他的头上戴了一个紧箍咒。如果这个董事长是别人他还能够接受，但胡增泉却让他心里别扭。这个人事事都要逞能要强，又喜欢指手画脚，又是校长助理，别说一起共事，见到他就是一肚子无名火。宋校长告诉他胡增泉要任董事长时，他就表示坚决反对，但宋校长说这事不能更改。不能更改的理由有多条，每一条理由都正正当当势在必行。但他确实不能容忍胡增泉，他仍然想坚持他的意见。最后宋校长显然是不高兴了。宋校长郑重地告诉他，任何时候担任任何职务，都不要谋求一手遮天一人说了算，因为一手遮天是放纵自己骄奢淫逸的祸根，独断专行是走向失败和灭亡的开始。如果当领导不能约束自己和接受别人的约束，看起来很自在很得意，其实那是在一步步走向监狱和死亡。宋校长的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况且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无话可说。过后细想，他又理解了宋校长。觉得让胡增泉任董事长可能也是宋校长的意思，目的就是怕他犯错误，因为是掌管经济大权，稍不约束自己，就可能掉进金钱的泥坑。宋校长当然也是为了他好，这些好意他也能明白。他又主动给宋校长打电话，表示完全同意宋校长的安排。但他也是有言在先：监督权监管权他胡增泉可以行使，但工厂生产经营方面的事，他不要过多地干涉。宋校长说那是当然，一切按各自的职责办事。可现在还没正式上任工作，他胡增泉就喧宾夺主，要商量工厂的具体工作。难道具体的工作也是你董事长要管的吗？不由得不让人来气。叶天闻压住不愉快说，我在外面，我还有点事。话出口，叶天闻才一下意识到穿帮穿大了。明明接的是家里的固定电话，怎么能说在外面。他只好改口说，我马上要到外面去，有一个急事我得出去处理一下。工厂的事，明天抽个空我找你商量。
放了电话，叶天闻的心情却突然有点烦乱。那天和宋校长一起去省委开会，会后省委吕书记把他和宋校长叫到办公室，说你俩是全省知名的专家，一个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研究多年，一个是经济界的权威，所以我请你俩来，就是要集中一下你俩的智慧，让你俩对全省的发展做一个全盘的考虑，然后提出一个书面建议或者方案，最好能抓住要点，然后总结概括成响亮的一句话几个字。见他俩摸不着头脑，吕书记解释说，我在A省当省长时，我就根据A省的实际情况，抓住关键，分析要点，突出特点，最后凝聚成一点，就是四个字：远洋A省。有了这四个字，全省齐动员，上下一条心，全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概括起来又是两句话，走出去，引进来。你别看这一进一出，没几年，全省的经济一下活了，一年上一个新台阶。所以，我来你们省，也要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也要概括出一个要点，然后干出一个亮点。但我对全省的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所以要你们来，让你们提出一个发展的思路，再概括出这样一个要点，然后形成一句能够叫得响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不仅能影响全省，激活全省，还要能在全国造成一个影响，甚至推广到全国。当时他和宋校长都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好的，作为领导，每个时期都要有每个时期的理论，都要有每个时期的口号。没有理论，什么也留不下，干了等于白干，更别说名垂青史。没有口号，步调不能一致，上下也不能协调。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当时确实很兴奋，几乎都有点眩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很困难。因为这里和A省的情况大不相同。A省沿海沿边，上溯几辈子就有大批的人出海谋生，到现在已经形成了气候，形成了主流。而这里地域广大，地形地貌气候条件以及经济情况都多种多样，且发展条件也大不相同，很难概括出一个特点，更没法凝聚成一句话一个口号。宋校长当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为此他已经绞尽脑汁想了几天几夜，也和宋校长商量了几回，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如果从自然资源方面说，B省山多川少，应该发展山区经济。但矿产资源也不富有，更不占绝对优势，不像有些省，可以概括成一黑（煤）一白（羊）。自然资源不行，国民经济也没特点，轻工业重工业农林牧渔业，都没形成拳头，都没成为优势产业。最后宋校长的意思是概括模糊一点，比如说成绿色B省、能源B省。但他觉得也太牵强。如果说绿色，B省最大的特点是荒山荒漠。如果说能源，突出的也就是风大。但风能目前还不算什么有经济效益大规模开发的现实能源。如果提得不准确不合适，还不如不提。当然，吕书记那里也通不过。宋校长说绿色的意思是向绿色方向发展，使之成为主攻方向。他觉得还是不妥。绿色已经是全国的共识，再说绿色也不赚钱，更不能直接让全省的经济快速发展，而且有点老套过时，更不可能在全国叫响，吕书记也不是这个意思。宋校长竟然生了气，然后霸道地说，想不出来也得想，如果一个人想不出来，就组织全系教职工讨论，然后想出一个目标，概括出一个口号。他觉得宋校长也是糊涂，这不是想出来想不出来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这样一个特点的问题。但他知道不能再和宋校长争辩。他清楚，宋校长也是精明人，但领导让提口号，他也不得不提，况且据他所知，宋校长有当副省长的意思，外界也有这样的传言。这样，宋校长就更不能不重视这个口号了。只能大家都装糊涂。叶天闻叹一声，再给自己泡杯茶，然后躺在沙发上，想看看电视放松放松。但眼睛盯着画面，却呆坐在那里，电视里的画面一个也没进脑海。突然有了一个奇特的想法：B省特点多样，何不多用几个数字。比如三个什么，四个什么。但真要想出三个什么四个什么，他觉得一时也不可能。
他觉得只能按宋校长说的，集中大家的智慧，让全系教职工讨论讨论了。
思绪又回到胡增泉的电话上。这让他的情绪更加沮丧。让胡增泉当董事长，他还是无法想通。按常规，董事长就是经理的老板，经理向董事长负责，也由董事长聘任，甚至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就是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不知宋校长考虑到这一点了没有。也许宋校长还不懂得这些，更不知道股份制，以为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平级。他想给宋校长打个电话，再说说工厂的事，也讲清楚这些情况。拿起电话，又觉得现在说不合适。赤裸裸地直接去争权，去计较权力的大小，不仅他张不开口，宋校长也会笑话他，误解他，甚至看不起他。再说，目前的情况也不同于一般的公司，胡增泉当了董事长，他也不可能凌驾于他的头上，他胡增泉也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条件，而且他也不可能向胡增泉这个董事长负责，他叶天闻只向宋校长负责也就够了，他胡增泉能把他怎么样，能把宋校长怎么样。他想，宋校长可能也是这个意思。但过后有机会，他还得委婉地和宋校长谈谈。
再换几个电视频道，叶天闻又觉得将来的事情还是麻烦。他知道，胡增泉也有胡增泉的门路，胡增泉和宋校长的关系也不一般。叶天闻再叹一声。觉得先没必要斤斤计较，先干起来再说。如果在工作中胡增泉横加干涉或者配合不到一起，到那时看情况再说。
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那天省委刘副秘书长主动找他谈话，说省委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先搞点调研和试点，总结出经验，然后再指导全省的新农村建设。刘秘书长说吕书记的意思是他不再担任副秘书长，改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具体负责组建然后负责这方面的日常工作。刘秘书长说，吕书记已经要他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和计划。他的想法是领导小组既要有各有关部门的一把手，又要有经济方面的专家教授。刘秘书长说他的意思是多设几个副组长，让他这个经济学教授也参与进来，也担任一个副职，将来主要负责新农村建设方面的研究论证工作。现在算算，半个月过去了，也不知有没有进展。如果能在新农村领导小组任个职，不仅能有个副厅级的官帽，也可以获得足够的研究经费搞些研究，工厂的事干不干也不要紧了。他决定给刘秘书长打个电话，向他讨教一下吕书记要的那个口号究竟该怎么提，从哪方面提合适，然后看刘秘书长提不提新农村领导小组的事。如果提，那就有希望；如果不提，就是没戏了。
刘秘书长也是奇大毕业的学生，叶天闻虽然没给刘秘书长上过课，但刘秘书长上学时，叶天闻就是系里的助教，怎么说也算刘秘书长的老师，见面时，刘秘书长也是这么称呼他的。电话打通，刘秘书长却问他有没有空，能不能来他办公室坐一坐喝杯茶，顺便谈一些工作上的事。
叶天闻看看表，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但刘秘书长也是夜猫子，对他来说，并不算晚。系里虽然有车，但还得打电话叫司机，倒不如打出租车来得快。叶天闻急忙穿好衣服，提了包便出了门。
省委门口仍然站着两位武警。因为走得急没带有效证件，他只好给刘秘书长打电话。好在到了办公室，发现刘秘书长不但泡好了茶，还倒好了红酒。等叶天闻坐定，刘秘书长说，你看这茶叶怎么样，正宗的黄山毛峰。这茶虽然名气不大，但这是当地一个领导特意挑选的，所以倒比那些一般的名茶要好。
刘秘书长把两个单人沙发摆成了面对面，中间放了一个小文件桌，这样的摆设，虽然不是茶楼，但也有茶楼的情趣，更比茶楼安静宽敞。叶天闻不吸烟也不善喝酒，但他喜欢喝茶，而且对茶有一定的研究。叶天闻端起茶杯看看闻闻，感觉确实是不错。喝一点，果然清香醇厚。叶天闻开玩笑恭维说，行啊，到底是领导，有品位，好东西都让你们占了。
刘秘书长说，其实我今天喝好茶只担了个虚名，好东西都是给你们客人准备的，我一个人是舍不得享受的，这就叫为人民服务，只要人民群众享受了，我们也就高兴了。
把他也称为人民群众，这称呼虽然没错，但这称呼感觉就像是普通百姓。已经好多年没人这么称呼他了。这些年，在学校人们称呼他主任，在外面人们称呼他教授。这些称呼听起来都好听舒服，都让人感觉很有成就，至少不是普通人，他也早就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了。更大的问题是，刘秘书长说过要他在新农村领导小组任个副职，但现在又说他是人民群众，很有可能副组长的事不成，或者根本进不了领导小组。叶天闻想问，又觉得刚坐下就问，显得太急迫太沉不住气。叶天闻说，我来也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学校的博士生招生报名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其中要招不少在职博士。我觉得你应该拿个博士学位，不管怎么说，领导有博士学位的还是不多。
刘秘书长却并不太热心，甚至有点冷淡。叶天闻还以为这是一个大礼要送给刘秘书长，谁知人家并不领情。叶天闻解释说，其实如果想读，读起来并不费劲，像你们一直做社会工作，积累了不少的社会知识，拿个经济学博士，不但不费力，以后用处也很大。
刘秘书长说，道理是对的，可中国的国情不同，什么东西一值钱，就一窝蜂地上，很快就搞烂了，很快就搞臭了，我倒不想赶这个时髦。再说，人家明明知道我是个搞行政的，明明知道我不是个学者，如果拿个博士文凭，人家反倒觉得我这人会投机取巧，而且也不诚实，而且野心很大，而且人民群众也会骂我腐败。如果为了学知识，我现在的岗位，整天忙得鬼催命，根本没时间去专门学习。其实我倒想真的读个博士，然后像你一样当个教授当个博导，自由自在，更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但现在看来没可能，我不可能放下工作去专门读书。
他竟然羡慕教书，真是得不到什么爱什么。教书容易吗？如果教书不带长，不但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管你训你，如果教不好，学生都可以批评你甚至砸你的饭碗。但叶天闻敏感地意识到，刘秘书长不接受他的美意，很可能是新农村建设小组的组建有了麻烦，或者是他不能进领导小组，今天特意请他来就是表示一下歉意的。叶天闻心里一下觉得发凉。这个草包秘书长，这么点事都办不成。叶天闻肚里的气不打一处来。他用半讽刺半玩笑的口气说，如果你不想当官想当教授，那你就犯个生活小错误，比如公开包个二奶找个情人什么的，然后就会把你下放到学校教书。因为生活问题对教授倒没什么影响，才子风流么。但我觉得你更应该珍惜现在的职位。秘书长全省有几个？教授全省有多少？恐怕得用推土机去推。
刘秘书长没说什么。也许他也是这么想的。刘秘书长举起酒杯，要和叶天闻碰杯。叶天闻说，我觉得喝茶不应该同时喝酒，喝了酒，就不可能再喝出茶的清香，多好的茶也糟蹋了。
刘秘书长说，你看看，还说当教授不好。当教授多有情调，我们当领导的，整天忙得疲于奔命，一辈子都养不出这种闲情逸致。
叶天闻说，你看看，口口声声说人民公仆，却处处透露出优越感，要处处都比别人优秀，小小的一点不如别人，就感觉不舒服。
刘秘书长也笑了，然后说，你说得也对，我也常常想当一个实实在在亲民没架子的领导，但骨子里还是透着领导的优越，看来，这还真是个没办法的事情。
话题再回到读在职博士上。这个话题也是刘秘书长提起。刘秘书长问怎么考试，考试能不能过关。叶天闻说，博士入学考试由学校组织，考题也由学校来出。因为招博士生主要看他的研究能力，对考分要求倒不严格，你是领导，我和学校领导说说，只要你考得差不多，保证优先录取你。
刘秘书长喝一口茶想半天，说，还是算了吧。如果像高考那样只凭分数，我倒觉得可以考一考，考上了是我的真本事，考不上也就算我无能。现在谁都知道考试不是硬条件，那还算什么博士。还是算了，免得让人说我是混文凭，如果再扣一个以权谋私，那就更不合算了。
叶天闻觉得刘秘书长也有点虚伪，明明想读，又患得患失。叶天闻理解刘秘书长的心情，他是想拿文凭，又觉得现在这样拿文凭的领导不少，文凭的含金量不高，大家也不看重这个文凭，拿和没拿区别不大，白忙活几年又没什么用。但如果真的凭分数考，你能考上吗？既想吃肉又不沾腥，能有这么好的事吗？不读也罢，真要读，也是麻烦。叶天闻沉默了专心喝一阵茶，然后商量提口号的事。
刘秘书长说，如果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我看绿色B省也行。绿色的意思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山水绿化，我觉得绿色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词，它应该包括山清水秀，无污染，环保，食品质量可靠，生态环境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绿色也有一路畅通的意思，这个畅通可以理解为政路畅通，干群关系畅通，党心民心畅通，人们的精神面貌畅通，经济发展畅通等等。再说，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绿色也有和谐的意思。如果真能建成这样一个省，那就是一个最好最理想的省了。
但叶天闻心里总觉得有点牵强，况且这绿色人家早就提了，也不新鲜。他总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合适更恰当的提法，但这个提法却迟迟找不出来。他想，还是按宋校长的想法，开一个全系大会，让大家都提点建议，说不定能提出一个更响亮更合适的。如果提不出，那就只能用绿色B省了。
叶天闻不喝酒，刘秘书长只能一个人喝。一连喝三杯后，刘秘书长说，今天吕书记又找我谈了，要我写一个成立新农村领导小组的报告，然后正式上常委会讨论。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一下报告怎么写合适，比如工作范围工作职责工作目标等等，你是经济专家，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提法。
想法是有不少，对这件事他不仅充分地想过，也做了不少的思考和研究，他也等待着省委能向他征求意见。但原来说成立领导小组是确定的，怎么到现在才写报告。刘秘书长说，这你就不懂了，事情往往是先协商确定了，才正式写报告上会讨论。说穿了，写报告只是一个书面形式，也是用书面的形式确认一下，至于上常委会，也是一个法定的程序，事先都商量过了，通不过的可能性也不大。
既然是确定了，那么领导人选也肯定确定了。如果副组长里有他叶天闻，刘秘书长肯定会当好消息提前告诉他。现在不告诉不提，肯定是没戏了。但让他当副组长的事事先说过，没什么变化人家就不再提也说不定。叶天闻再也压不住急迫，只好直接问领导小组的人选确定了没有。叶天闻心虚了解释说，这件事确定下来，才好确定工作计划。
刘秘书长说，也基本确定了，吕书记挂名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兼领导小组秘书长具体负责，还有六七个有关部门的厅长兼了副组长，你也是副组长，负责一些研究工作。
还终于落实了。叶天闻止不住一阵兴奋。只是副组长太多了。龙多不下雨，神多也不显灵。但别的副组长都是厅长，级别当然是正厅。刘秘书长是副秘书长，也是副厅级，这回可能要升成正厅。如果是这样，别人都是正厅，他这个副组长最少也应该给个副厅级，这样就和学校的副校长平级了，也可以算做高干了。真是天降喜事。叶天闻真想在地上打几个滚，然后疯跑着发泄一下。但他还是努力压住了狂喜。他猛然端起酒杯，一口喝下。再自己倒一杯，起身主动和刘秘书长碰杯，然后又一口喝下。坐下后，又兴奋地将两个杯子倒满，再举起杯，说，这回你肯定高升了，来，为你升为正厅级干一杯。
将杯里的酒喝干，刘秘书长才说，我是可能要升，可你的事情我没办好。本来我提出至少也给你一个副厅待遇，但书记说你是教授，已经相当于副厅了，就没必要再要那个待遇，再说也没有了编制。我想想也是，就没好意思再争取。
犹如迎头泼了一盆冰水，叶天闻猛然从头冷到了脚，喝下去的酒，也仿佛一下变成了凉水，刚才还热辣辣的肚子也仿佛一下变成了冰箱。但他的脸却涨得通红，全身的血也一下涌到了脸上。他再也顾不得矜持，脱口争辩说，教授怎么能相当于副厅？教授只是一个职称，而副厅是职务。搞研究得往各地市跑，我没有职务，下去人家谁会理我，我怎么来开展工作。
刘秘书长解释说，副组长就是职务，至于级别，那只是一个工资待遇，你的待遇已经相当于副厅了，再重复那样一个待遇，工资也不会重复，所以也没意思。
叶天闻说那不一样。叶天闻说，组长没大小，可以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权倾朝野；也可以是工厂的小组长，只管几个人。正因为副组长没有级别，我下去搞调研人家谁知道我是个什么领导，如果人家问起我来，我怎么回答。
虽然也知道官职的重要，但原以为教授会很清高，很矜持，没想到叶天闻会这样看重这个副厅级。这让刘秘书长感到吃惊。给你个副厅级又能怎么样，同样只是个待遇或者荣誉，同样无权无势，和教授这个职称也差不多。这样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人，还算什么教授，还哪里来的心思去搞研究。刘秘书长对叶天闻的敬重一下一扫而空。刘秘书长不高兴地说，你将来主要负责搞调查研究。搞研究人家看重的是你的教授身份，如果说你是个副厅级副组长，人家会把你当成领导，你还怎么再搞研究。
话是对的，道理也是正确的。这点叶天闻也清楚。但就是心里不舒服，就是感到心里难受。都是副组长，凭什么你们都是厅级独我还是学校里任命的正处级系主任，生生差了两级。再猛喝一杯酒，觉得还是应该解释一下，要不然他还以为我是个官迷，或者以为副厅级真的对我来说可有可无。如果他是这样认为，他当然不再为我争取这个副厅级了。低头想想，叶天闻说，有些话本来我不好意思说，但你是最关心我的领导，也是我最敬重的朋友，我觉得还是说清楚的好。在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一直是官本位，是否进步是否成才成功，都是以官职的大小来衡量的，比如过去的那些翰林学士，也要被定为几品几级。没有这样一个划分，就很难区分成就的高低。比如大家都是教授，如果你是系领导校领导，人们当然就会认为你水平很高，而且校领导的水平要高于系领导；如果你什么都不是，不管你学问有多大，人们也会认为你一般，要不然怎么什么都不是呢。所以，从古到今都是学而优则仕。我们刻苦学习努力到今天，从大的方面说，是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努力，从小的方面说，还是想生活得更好一些，作为更大一些。地位越高，提供的舞台就越大，能够施展才能的空间就越大，你的作为才越大。另一方面，你知道，下面那些人就认职务，其他什么职称，他们一概不认。如果没有职务，我怕的是下去没人接待不说，就连起码的情况数据，人家都懒得向我提供，更别说主动汇报主动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了。
现实情况确实也如此。刘秘书长想想说，你的情况我再向吕书记说说，把你的想法和理由也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有个转机。
既然是这样，那就希望多多美言几句了。叶天闻再次端起酒杯，连敬刘秘书长几杯。当刘秘书长坚决不再喝，他才罢休。
本想再品茶，但也许是喝了酒，也许是心里烦，叶天闻根本感觉不出茶是什么味道。叶天闻觉得时间不早了，应该告辞回去了。当他提出要走时，刘秘书长拿出一沓打印文件，说，这是我草拟的新农村建设工作计划，你给提点意见修改修改。希望你不要受草稿的约束，你认为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认为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重新写一个也行。
他本想现在就大概看看，看看是从哪些方面写的。但心里却像有另一个叶天闻，而且这个叶天闻一遍遍地在肚里发牢骚：凭什么你们就只当领导，却让我只出主意不享受待遇。我又不是二等公民也不是罪犯，这样公平吗？！叶天闻想回去后再说，但刘秘书长看眼表，说时间还早，先大概看看，再讨论商量一下，大概框框定下来，回去再细改。
叶天闻还是耐心看完了草稿。感觉成立领导小组的理由部分写得太细太多，对新农村建设这一决定的赞美也太长太繁琐。刘秘书长却不这么认为。他解释说，理由不充分不行，理由不实事求是更不行。中国革命靠的是农民，革命胜利后首先解决了土地问题，就是要让最广大的农民过上好日子。可是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的落后成为制约富裕的首要问题。为了迎头赶上去，不得不优先发展工业。而比例失衡国家遇到困难时，又不得不把困难转嫁到农民头上。比如1960年困难时期，城市居民还有一点保障，而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因饥饿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后来干脆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又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再后来城市就业困难，又把大批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但这都是国家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我们国家终于有实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新农村建设，确实是伟大英明的决定。所以成立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必须。如果理由不充分，就体现不出这个必须。
道理是对的，可这些道理全国人民都知道，而且已经形成了共识。而写报告应该简洁明了，写这么多大家都知道的理由没有必要。但叶天闻不想和他争，他也知道说服不了他，因为一般来说领导都比较自信，比较容易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一股悲伤又不由得涌了上来。原以为自己是专家，对农村经济很有研究，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大有作为，现在看来也未必。因为这帮领导自以为是惯了，别人的意见他们也未必能听得进去，如果和他们的想法相悖，那就不但不可能实行，甚至会被他们批评然后弃之不用。这样看来，让他进领导小组，弄不好也就是个摆设，连个军师谋士都算不上，充其量也只是个花瓶的角色。叶天闻的情绪一下又跌到了冰点。他又一下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幼稚。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你不掌握实权，你就没有决策权，甚至你就没有话语权，更不可能按你的想法来办了。
当刘秘书长再一次就工作设想这一段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简单地说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新农村，所以不应该只关注看得见的物质的东西，比如建多少新房买多少机器，更应该关注那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比如怎么提高农民的素质，怎么让他们享受到精神生活，怎么能让他们享受到社会保障、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等等。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体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比如建多少文化娱乐设施，建多少体育场馆，建多少医疗保健机构等等。
刘秘书长说，这些具体的问题，还得咱们在以后的工作中研究解决。在报告中，咱们只写个工作方向，不必写得太具体。太具体了，将来实施起来就不能适应情况的变化，就会陷入被动。
既然是这样，那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两人的观点恰好相反，根本就没有商量的基础，当然也无法商量。叶天闻再不说什么。但来时的满心欢喜和一腔宏伟抱负，已经变成了一肚子的伤心。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里远不是他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地方，这里也根本不需要他。需要他的地方，仍然是那个狭小的奇才大学。叶天闻专心喝一阵茶，心情平静了一些。他觉得也罢，自己已经担任了总经理，这个舞台也不算太小，职务也不算太低，也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那么，以后就应该把精力放在工厂的事上，这里的事，只能挂个副组长然后按人家的指示给人家打打工了。
有了对策，叶天闻看看表，时间真的不早了。叶天闻态度坚决地说明天还有课要上，然后起身告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