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多少美妙故事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记忆的不可靠性。记忆筛下什么，滤去什么，是由人的阅历，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变化而决定的。而记忆强调什么，忽略什么，更是一个人价值观、审美观的体现。我读过几本有关旧金山历史的书籍，即使是写同一个事件，由于作者的历史观不同、时代不同、人种不同，读起来竟像不同的事件。同样的人物，五十年前与五十年后写出来的就可能会是正、反面人物的区别。因为五十年中，社会在成长，对于种族、文化的认识在进步，原有的是非好恶也就改变了。
记忆和人的关系更妙。据说人的记忆有下意识的保护机制（弗洛伊德的所谓DefenseMechanisms），它会替人的记忆做出取舍。所取的，都是有利于人心理健康、精神快乐的记忆，舍去的，自然是创伤性的、不堪回想的记忆。换句话来说，一个对不愉快的事健忘的人，是个相对快乐而心理健康的人。正因为保护机制存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它对于记忆的取舍选择是不为我们知觉的。这就是人类心理学中重大的疑谜。“Represion”（抑制现象：把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抑制到彻底忘却程度的现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次我见到一位童年朋友，应该说也是“拖鞋大队”一员，她说她曾经给了我一个大耳光，问我还记不记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此生我没挨过什么大耳光，除了父母极偶然地捧错了地方。假如我当众挨一个耳光，按说不可能忘。我偏偏忘得干净彻底。据说我当时大叫我外婆，哭着跑了。据说我当时十岁左右。或许是我潜意识中的保护机制替我把这个不够光彩的细节储进了记忆的黑暗深处，以使我和这个朋友的友情的创伤尽快愈合。因为我的潜意识明白那时的我需要她的友情，任何友情对于十岁的我都是“适者生活”的必须。
假如说弗洛伊德创立的学说在我童年女朋友这儿得到一点验证的话，我应该算是一个保护机制很健全的人，一个生存本能很强的人。我们的民族充满这样的健全人，因而越是创伤累累，越是生机勃勃，健忘带来的宽容让我们积极于重建、新生，“向前看”。因而便有“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于不了了之”的深奥哲学。我们的群体记忆在国内因为政治需要而不可避免地受了影响，而在海外的中国人也没有几个记得当年排华的历史创伤。
《拖鞋大队》和其他此类小说将会集入我的《穗子的故事》。这是以我童年、少年时期一生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我想看看对于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我的记忆能否从群体记忆中独立出来。我的个体记忆又是什么样的。它离传统理解的记忆已相差很远，因为它已大大变形，印象的而绝非实写的。既然记忆不可能客观、不可能准确，印象地表现它似乎更负责任。比如我小说中提到的那个女厕所，里面堆满巨大的石膏像。大部分是残破的。它曾经是我们一群女孩的活动中心，熄了灯之后，白色的头颅、面孔、肢体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营造出的恐怖和神秘便是我那段生活的基调。这个空间在我记忆里演变了几十年，或许已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一种形势上的存在了。
我若在十几年前写这篇小说，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人物事件相同。那时我尚未出国，美国的“性征危机”等概念还未进入我的意识。在美国这样一种给所有东西命名的文化中，想不要概念是不可能的。对《拖鞋大队》中耿获这样的女孩，他们会把她命名为有“性征危机”的人。我讨厌一个社会理性到这种程度，不给人一点蒙昧的快乐。人在缺乏概念时，可以浑然地享受许多东西，比如一些无法界定的情感与关系。但反过来看，也正是美国的“性征危机”概念把我点醒，使我这段记忆复活，也使我看到它的意味。那些曾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过的女孩，因为千年不遇的“文革”和我们相遇了。我们已失去了对一切大是大非的评判资格，人性中的忠、奸、良、诱在一夜间混淆颠倒，耿获身上的雌雄是非是唯一可由我们来裁决的。我们绝不放过这个裁决权力，无论这裁决手段多么残忍，后果多么两败俱伤。耿获其实是我们的敌人，是在我们落难时对立阶级的一个施舍者，一个优越于我们许多倍的“占领军”的女儿。我们要裁决她的雌雄，在一定意义上是要推翻历史对我们父辈及我们的尊与卑的原判。我们失去了一个珍贵的朋友。尽管这朋友品性高贵，她却从来不肯放下优越，和我们一块儿卑贱到底，卑贱到赤裸裸交代出她的或雌或雄的本色。
我想这个人物的真实名字我的童年朋友一定都还记得，但每人的阅历对记忆的干涉，或许会使她在我们心里活得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