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记忆是嗅觉的。我童年的早晨都是以浓茶的气味开始的。那是外公和外婆钟爱的一种茶，叫做“瓜片”，是外公的乡亲从六安老家捎来的，年年春天都捎。早晨闻上去是清香的、微苦的，随着渐渐过去的时间茶味结束，转让给檀香的气味。外婆从早到晚都点着檀香，它让我现在想到，外婆或许有很多未了的秘密心愿。外婆是个多病的、命运波折的女人，她口述的中国近代史生动而荒诞，对我的世界观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午间和傍晚的气味在我记忆中最为浓烈：外公烧一个缸瓦灶，用的多半是松柴。烟出去了，松木的香气却留在厨房里，不仅是松木气息，还有米饭上蒸腊货的香味。即便只有一条腊鸭脚，外公也是尽我一人吃的。
记忆也是听觉的。只要我想到外公，马上会想到他桌子上七八个破半导体，抬杠似的一齐说或唱。我还会想到他鞋跟上的铁掌。他在布鞋跟上都钉了这样的铁掌。他希望别人听出他的步子是军人的。有人怕他，他扬扬得意。他在一百米外人们就能听见他了，不仅鞋掌，还有他裤腰带上的几十把钥匙。外公什么都上锁，米柜、柴棚、煤箱、鸡窝都锁。但他的钥匙还是比他的锁多得多。一些钥匙是他曾经当军队司务长时留下的，一些大概是土改时缴获的。外公一生都是地位卑微的人，一大把钥匙或许给他掌权的错觉。外公会从一大把钥匙里抖出一把，打开抽屉，拿出一盒削得很漂亮的铅笔头（全是我丢掉的短铅笔）或一本手工装钉的写字簿（也全是我用的废簿子中的纸钉成），或者，一样民间玩具。在我的不屑和嫌弃中，他始终以这方式给我一些额外的关爱。
当然，我对童年的记忆，更是视觉的。坎尼塞·克拉克（KenncthClark，英国著名艺术历史学者、散文家、评论家）在他的《视象时刻》（Momentsofuision）中讲到一种“神性的骚动”，它使一些视觉物体从记忆中脱离，成为强烈的印象。在这里，克拉克区别了记忆和印象：前者为习惯性的储藏，而后者带有一种不可诠释的象征意义和不能马上看透的重要性。克拉克说：“在我们成年后，我们也许不会常常体验这些启示性的时刻，但在我们的童年，它却频频发生。这样的时候是最接近艺术创作者所必需的神性的骚动。”
我童年的夏天，从西窗看出去，是外公种的两棵桑树；往南，有一片茂盛的蓖麻；往北，有几棵红色的月季花。十几只鸡享受着外公的特权，得以在“禁养家禽”的城市有一块租界。我常常坐在窗前，这些景物也就成了我白日梦的固定背景。后来外公失去了特权，鸡群消失了，墙头下出现了一列腌腊鸡腿、鸡翅，常常有两三只野猫在墙头上走来走去。在这个时候，正如克拉克所说：“此类视象时刻化为一些细节，出现时当事人对它们的冲击力尚无意识。”但突然在某一刻，也许很久以后，“这些早已固定在我们记忆中的景物在心灵中再现了。”它们已脱离了它们的自然背景，成了独立的印象，传达着对当事人同样隐晦的深沉意义。作家要写，画家要画，不是因为明白了每个“视象时刻”的隐秘意义，而是知道那意义的存在，却不能完全地懂得它。艺术家对于形象的意义追问，以及那永远似是而非的追问结果，形成了艺术。
昆德拉后期作品的失败，在于他自以为已先有了形象的意义，或者，没形象也可以有意义。
我常觉得“纪实小说”的说法很矛盾。所以我首先要否定我这篇小说是“纪实”的。只是记忆中一些画面和细节自己在存活和演变，我把它们写出来，想看看我是否能寻出它们的意义。
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Newman，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神学者和哲学家）在写到他在牛津大学生活时，似乎有些突兀地提到一种植物：“……在我大学一年级宿舍的对面，有大丛大丛的金鱼草……”可以想象他曾坐在窗前读书，几百天如一日，对这些寻常小花视若无睹，漫不经意地出神。而在他写到牛津给他的教益、温情、友情时，他却不期地想起了这些白色、紫色的花草。这些花脱离了常规记忆，完成了升华，演变成了某种象征。但这段关于金鱼草的印象又说明什么呢？它不随岁月淡去的意义何在呢？纽曼在写它时，或许并不明白。但我相信，纽曼肯定知道那花的印象中含有他不能解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