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平逼退清帝 史上四百万两优待费耍噱头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历时268年的大清王朝在这125天里土崩瓦解,轰然倒塌。这期间,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清军压制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养“敌”自重威胁清廷,最终逼清帝退位,坐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然而,袁世凯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和平”逼退清帝?这个过程中清廷内部又有怎样不同的应对态度?“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的文献和史料,为读者呈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当时,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见大势不佳,重新起用拥有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的袁世凯,在1911年10月14日诏授他为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最初,袁世凯称疾不就,向清廷提出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10月27日,清廷又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还拨内帑100万两济武汉军事。接着,清军在汉口击败民军,清廷看到袁世凯是可以扭转乾坤的惟一人物,便于11月1日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诏他来京,组织内阁。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正式成立,自此便独揽了清廷的军政大权。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3000人。当时冯国璋打算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世凯却亲自拨打长途电话授意冯国璋停止攻打。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完全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12月28日,隆裕太后听从袁世凯的进谏,下懿旨召集国会,以决定国体。《绍英日记》中记录了袁世凯面见隆裕太后时的一番对话:

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

袁对云:“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

绍英时任署度支部大臣,长期位居清廷核心的他亲身经历了晚清的动荡,并记述在日记中。《绍英日记》由绍英的儿子马士良保存研究,今通过绍英之孙马延玉修复并转予国家图书馆,在“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首次展出。

在《袁氏当国》一书中,作者唐德刚把袁世凯的政治方略解读为三步,即养敌、逼宫和摊牌,“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

对于隆裕太后,袁世凯首要一步就是以军费无着为借口,上来便把太后的私房钱,逼掉一百万两,等到太后以为内帑花光,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袁世凯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四百万两,足可安度晚年。

而清朝宗室方面,主和派、主战派则争论不休、斗争激烈,庆亲王奕劻力保袁世凯出山,是主和派。载洵、载涛属于不发言者。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蒙古王那彦图、满族中之升允、铁良、良弼等人则属于主战派。对于当时袁世凯停战言和,主战一派非常不满。在马士良早年手抄收录的《恭亲王溥伟日记》中,记录了1912年1月15日,恭亲王溥伟在内阁会议上与袁世凯派去的赵秉钧、梁士诒进行的激辩:

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公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话,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宣言之。”

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余曰:“朝廷以慰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

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

余曰:“以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庭耶?”梁、赵语塞。

面对气势汹汹的主战派,袁世凯自有手段。当时袁世凯以军饷缺乏为由,说动隆裕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清廷无奈,只好下谕:“著宗人府传知各王公等,将存放私有财产,尽力购置国债。”以号召皇族全力购买国债,支援军用。可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实际上在京城内,皇族没有几个人响应。经袁世凯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

此时的清廷早已奄奄一息,而待到孙中山做出清帝退位后辞职的承诺后,袁世凯才决定把清廷推翻。1月16日,袁世凯内阁全体成员联名上“合词密奏”,袁世凯亲自出马说服隆裕太后,请求清帝退位。1月17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王公大臣,举行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议清帝退位的事情。此时的隆裕太后摇摆不定,尽显软弱,《恭亲王溥伟日记》记录下了当天太后同王公大臣们的对话:

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太后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两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

醇王对曰:“是。”

臣伟对曰:“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

那彦图奏曰:“既是太后知他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

臣伟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

太后问载泽:“有这事否?”

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

太后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

臣伟碰头奏曰:“库款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兵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1月26日,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的激进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北京的王公大臣为之大震,纷纷逃亡,隆裕太后恳求袁世凯保其母子性命。就在当天,段祺瑞等清将领50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电文意思明确,那就是清帝退位,设立共和制的政体,并由袁世凯组织新政府。此时,受到重重打击的隆裕太后已经彻底地放弃希望,不再等召集国会,决定先自让政权。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清朝至此正式结束。随后,孙中山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此时,袁世凯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这样表达,袁世凯发起的“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未可厚非”,以和平的方式逼退清帝总比“火光四起,尸横街巷”要好。但是,与千万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民族使命相比,袁世凯所争的重点更多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

在马士良1981年发表的《清廷退位前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反映的是袁世凯在逼帝退位后立刻“翻脸”,而隆裕太后则恍然大悟却又万般无奈。当时,袁世凯派张謇拟定好逊位诏,并催促清廷加盖玉玺。次日早朝,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秉告民国对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两,并哭着说:“请皇太后好好教皇上念书,将来还有还政之一日。” 出殿时,声犹哽咽。隆裕太后回宫后对近侍说:“袁世凯真是忠臣。”第二天早晨,太后冠服整肃等待早朝,可到10点钟还不见军机王大臣上朝,于是隆裕太后传奏事处上来回话,她万万没想到得到的回答竟是:“袁世凯昨日临行时言语,从此不来矣。” 太后听后,目瞪口呆,半天才缓过神来,说道:“难道大清国我把它断送耶?”(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屈菡)

《袁世凯》